《党史上的“三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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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上的“三杰”
  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中的陶毅(又名陶斯咏)、向警予、蔡畅,人称“周南三杰”。她们毕业后加入了周南女校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后来,向警予、蔡畅参加革命,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随后陶毅也致力于女性教育,先后在上海、南京、长沙等地办女学。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皆是常州人,故被称为“常州三杰”。瞿秋白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张太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先生曾称赞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恽代英曾在《新青年》《端风》《青年进步》《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在他的鼓舞下,不计其数的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破译三杰”分别是中央红军中的密码破译专家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他们毕业于周恩来1929年在上海秘密举办的无线电人员培训班。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红军的侦察电台题词:一次题词内容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 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卓越贡献。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被称为“龙潭三杰”因为他们三人打入国民党情报机构,刺探军务情报,所以被周恩来誉为 “龙潭三杰”。他们的忍辱负重和对信仰的不懈坚持,为我党的情报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事迹铭刻史册、传承不断、激励后人。(摘自《学习时报》,黄瑾、程宏毅/文)
  “西安事变”之外的杨虎城
  杨虎城,1893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城东甘北村。民国陕军将领,刀客出身。他24岁赋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自护国起义以来,百战不屈。
  公元1908年,杨虎城的父亲杨怀福因参加反清组织“哥老会”,被清政府在西安绞杀。15岁的杨虎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忍痛安葬父亲。这位不满15岁的少年从此走上了反抗清王朝、匡扶社稷、拯救民族的革命道路。1910年,他以打富济贫为宗旨创立了中秋会,打富济贫,抗御暴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带领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虎城的民团加入陕西护国军;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杨虎城的部队加入了陕西革命党人建立的靖国军,响应护法号召。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亲自为杨虎城办理了入党手续。杨虎城从此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和捍卫者;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清党行动正式打响。杨虎城率部附蔣。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他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书》以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表示极度不满。(摘自《 陕西日报》,韩秀峰/文)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
  1932年12月中旬,徐向前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挥师解放川北。使这一地区的妇女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了翻身解放,大批妇女主动走出家门,踊跃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随后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该营共有100名妇女干部和300多名妇女积极分子,从此,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了。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原来的两个妇女独立团,共2500多人,在旺苍县王庙街整编为妇女独立师,下辖两个团,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
  1935年4月初,在攻打剑門关战役中,妇女独立师协助红四方面军快准狠地给敌军强有力的一击。5月中旬,妇女独立师在配合红三十军在攻打土门的战斗中,成功击溃了敌人马队。为此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1935年3月到1936年10月,在这一年中具体统计妇女独立师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协助红军主力部队打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胜仗,并凭借着坚忍的毅力完成长征之路。由于多次艰苦的战斗、妇女独立师减员严重,所以不得不改回团的建制。在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通过征兵以及集中其他渠道的人员扩充至1300人,并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而后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100天之后,最后仅剩不到300人返程。(摘自《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我评价四则
  作为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如何评价自己和自己的著作,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他曾经有过四次自评。
  《毛选》四卷是“血的著作”,“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毛泽东认为《毛泽东选集》“不是我的”,是斗争的产物,是在一次次实践中被逼出来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这样形容《毛泽东选集》,“自己并没有什么伟大,不过是从群众那里学了点东西。”
  “《实践论》,还有点用”。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时说:“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1971年下旬,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谈到“文革”后对他本人“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称谓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对“教员”“导师”称谓的看重,表明了他超越尘世功名、纵横历史长河的精神追求。
  “‘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1975年,毛泽东多次听读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当听到其中“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等句时,不禁失声恸哭。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尽管在“文革”期间被高唱“万寿无疆”,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在生理上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他还曾多次戏称,将来我死后你们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摘自《湘潮》,戚义明/文)
  红军大破剑门关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发生在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的战斗有两次,都称为剑门关战斗,一次发生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一次发生在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 其中1935年3月长征途中的战役尤为著名,攻克剑门关之战,成为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五大经典战役之一,谱写了红军战争史上“进攻战”的辉煌篇章。
  在此次战役中我军采取三个方面的战略部署:1.迅速推进。战斗开始前,选定了在苍溪附近至阆中以北的3个渡河点,并采用重点和多路相结合的突击战法,进行作战。2.巧取险关。剑门关是横亘剑阁县、昭化县之间的隘口,扼川陕大道,两旁是悬崖峭壁,是战略要地和敌江防的重要支撑点,山间仅有一条穿过主峰的小路相通。据此,王树声定下避开正面、打敌侧后方与奇兵突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并制定了三路进攻剑门关的作战计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剑门关关楼。3.攻克主峰。占领关楼之后,王树声随即指挥红军向主峰发起进攻,但由于主峰的敌人火力较猛,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面对敌人密集的工事和险要的地形,再次决定集中迫击炮和机枪火力,掩护突击队对敌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历时一个多月的剑门关战役终告结束,此次作战中,红军相继攻克嘉陵江以西的9座县城,控制了近400里的沿江地区,不仅从敌人手里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而且在剑门关获得了很多粮食物资,为以后的战役打下坚实基础。(摘自《人民政协报》,于文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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