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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5年拿了5个冠军,已经证明了我自己。我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
在公益电影《海洋天堂》中,李连杰扮演了一位慈父,确切地说,是一位充满了焦虑的慈父。他那位患有孤独症的儿子,送到养老院太小,送到孤儿院太大,送到残疾人福利院也不太合适,怎么办呢?——简短的电影台词,却给公益事业留下了长久的思考。
“公益是一个太大的事业,不仅仅需要有一颗慈善的心,还需要科学的研究,社会化的规范。”李连杰说这番话,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成立仪式上。
他身着印有壹基金标志的黑色T恤,身材也不如想象中那般高大。
时刻颔胸垂首,一副感恩的姿态。
武术冠军、电影明星——三年前,这无疑是外界最熟悉的李连杰。而如今,他已失去了大屏幕上的神采奕奕,只剩下疲惫的面容、焦虑的眼神,还有鬓角的白发。一切都是因为他身上的另一个头衔——社会企业家,而这一头衔让他投入了二十年来积累的能量。
让李连杰感到疲惫而焦虑的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虽然成就斐然,但面临的矛盾正日益凸显。“经济快速发展与公益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公众公益热情高涨与公益理念相对单一,公益组织的快速增长与专业人才相对匮乏等问题都亟待回应和解决。”李连杰说。
《新经济导刊》:做壹基金这么长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认为中国的慈善和公益从业者最缺的素质是什么?您最希望研究院输送什么样的人才,行业最迫切地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李连杰:我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就像改革开放,大家要下海做生意,但怎么改、怎么变,大家都很模糊,探索经验后,才会出现珠海、深圳等特区。
在公益事业,经济发展之后,大家已经关注到,很多企业个人都愿意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但怎么叫公益,怎么做慈善,怎样能够可持续发展,专业的人才在哪里,怎样培养未来几十年的人才?我们用30年走完人家百年走过的路,经济能够创造,公益事业同样能够如此。
将来有很多的公益组织,如果没有人才,资金的重叠,人才的浪费,资源没有办法整合等问题如何解决?汶川地震后,一个学校里有五十家企业在争着捐,而旁边那个山的老百姓还睡在帐篷里却没有人过问的。信息不够透明,资源不够整合,资源配置重叠严重,媒体曝光越大的事情,关注越多。这些问题都要共同驾驭,共同引导社会,包括怎样捐款,来运作整个的社会资源,以达到未来的梦想。我有很多梦想,但具体怎样做?我们希望搭建一个平台,把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老师、最好的企业碰撞在一起,共同来商讨改变人类未来的社会。
《新经济导刊》: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是在壹基金成立时的规划,还是后来在操作过程中,发现人才特别奇缺,所以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
李连杰:创立公益研究院始于2005年1月2日,因为海啸刚结束,被救了回来,去了香港,要创壹基金。发现到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到今天,每次都重复着20年前的做法,灾难来了,媒体报道,死得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公众人物就出来呼吁社会捐钱,经过良性的运作,10天就筹到钱,但这个钱给谁还不清楚。其实,灾民救命最宝贵的72小时已经结束了,基本上筹到的钱都是用于灾后重建,而这笔资金给谁了,去哪了,透明与否,都是一笔糊涂账,所以要创建壹基金。在此后两年内,我两年没动,其实,我是在全世界洛克菲勒基金、国际红十字会到处跑,到处学习:怎样好心而又合法。
西方有很多文明、很多先进的经验,不能全盘地搬进来。在美国,非牟利的科目大约占人口比例的10%。所以当时预备着将来一定要自办公益研究院,未来要自办公益学院,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应该有10所这样的大学,才符合公益大国的发展趋势,必须要有这样的量、这样的专业人才才能支撑。破冰之旅是很难的,我会努力去破冰,去走向未来,这也是我的梦想。
《新经济导刊》:您在很早以前就有做公益研究院的想法,但为什么挑北京师范大学来合作,而不是其他更著名的大学?
李连杰:很多时候,事情是发展与社会趋势有个明显连带的关系,所以你听到我说要感谢政府,如果没有个在宏观层面对慈善、公益开放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壹基金在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壹基金也不会从中国红十字会下的一个专项行动,逐渐演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基金。
壹基金是个年轻的基金,只有三岁,而北师大是个超过百年的学府。我们之间有思想的碰撞,包括与学术委员会主任、校长、书记,其实什么是最著名的?到一定阶段,最著名的东西就变成一个反而不推动历史的东西。所有新鲜的东西,看起来都很生疏,却有生命力。
我们有梦想,我们希望我们的公益学子,用北师大的师资力量把他推成全球化,做成国际上的知名品牌。可能再过五年,再回头看会发现,北师大的公益研究院可能是在全国公益领域一个很知名的学府。不是过去出名,而是未来能为社会做什么。
《新经济导刊》:作为您的影迷,我们看到您在拍电影的时候,显得容光焕发,但在做壹基金公益事业的时候,显得焦虑而疲惫,您认为哪个比较难?
李连杰:我一直认为,不同的年龄段应该做不同的事。我希望不断地超越自己,我认为,生命中最大的困难是挑战自己。我练了10年武术,16岁转行的时候,全世界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是个浪费,我认为我用5年拿了5个冠军,已经证明了我自己。我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我去拍电影,也可以说是在顶峰的黄金时期,我觉得我要改变,我要为社会做些什么?40岁之前,李连杰为自己而活着,为自己达到很多梦想:40岁之后我要为社会活着,社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影迷虽然很遗憾,但社会的弱势群体会看到我帮他们说了话,做了事,所以不能满足社会的全面需求。我很感激你的关注,但我毕竟是我。
做演员到我这个程度,基本上就是贵族生活:专车、专机、总统套房、几十个保镖。但你做公益,就什么也不是,我说见人矮三分。有人说,李连杰装孙子,我说我不是装孙子,是真孙子,只有做孙子,才能一步步建立公信力。电影只是一个专业的行当,但做公益,需要和政府、企业、媒体等行业所有的人都要打交道。一年要开的会,一年要见的人,一年要求的人,你能够想象得到吧。三年里,可能是过去20年的能量的释放,我的甲亢很严重,但事情必须要去做。电影不拍没问题,有人拍,但公益如果不做就不行,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就必须负其公众人物的责任。什么时候你看到李连杰这三个字在壹基金里没有出现了,这就是我的梦想。
在公益电影《海洋天堂》中,李连杰扮演了一位慈父,确切地说,是一位充满了焦虑的慈父。他那位患有孤独症的儿子,送到养老院太小,送到孤儿院太大,送到残疾人福利院也不太合适,怎么办呢?——简短的电影台词,却给公益事业留下了长久的思考。
“公益是一个太大的事业,不仅仅需要有一颗慈善的心,还需要科学的研究,社会化的规范。”李连杰说这番话,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成立仪式上。
他身着印有壹基金标志的黑色T恤,身材也不如想象中那般高大。
时刻颔胸垂首,一副感恩的姿态。
武术冠军、电影明星——三年前,这无疑是外界最熟悉的李连杰。而如今,他已失去了大屏幕上的神采奕奕,只剩下疲惫的面容、焦虑的眼神,还有鬓角的白发。一切都是因为他身上的另一个头衔——社会企业家,而这一头衔让他投入了二十年来积累的能量。
让李连杰感到疲惫而焦虑的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虽然成就斐然,但面临的矛盾正日益凸显。“经济快速发展与公益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公众公益热情高涨与公益理念相对单一,公益组织的快速增长与专业人才相对匮乏等问题都亟待回应和解决。”李连杰说。
《新经济导刊》:做壹基金这么长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认为中国的慈善和公益从业者最缺的素质是什么?您最希望研究院输送什么样的人才,行业最迫切地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李连杰:我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就像改革开放,大家要下海做生意,但怎么改、怎么变,大家都很模糊,探索经验后,才会出现珠海、深圳等特区。
在公益事业,经济发展之后,大家已经关注到,很多企业个人都愿意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但怎么叫公益,怎么做慈善,怎样能够可持续发展,专业的人才在哪里,怎样培养未来几十年的人才?我们用30年走完人家百年走过的路,经济能够创造,公益事业同样能够如此。
将来有很多的公益组织,如果没有人才,资金的重叠,人才的浪费,资源没有办法整合等问题如何解决?汶川地震后,一个学校里有五十家企业在争着捐,而旁边那个山的老百姓还睡在帐篷里却没有人过问的。信息不够透明,资源不够整合,资源配置重叠严重,媒体曝光越大的事情,关注越多。这些问题都要共同驾驭,共同引导社会,包括怎样捐款,来运作整个的社会资源,以达到未来的梦想。我有很多梦想,但具体怎样做?我们希望搭建一个平台,把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老师、最好的企业碰撞在一起,共同来商讨改变人类未来的社会。
《新经济导刊》: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是在壹基金成立时的规划,还是后来在操作过程中,发现人才特别奇缺,所以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
李连杰:创立公益研究院始于2005年1月2日,因为海啸刚结束,被救了回来,去了香港,要创壹基金。发现到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到今天,每次都重复着20年前的做法,灾难来了,媒体报道,死得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公众人物就出来呼吁社会捐钱,经过良性的运作,10天就筹到钱,但这个钱给谁还不清楚。其实,灾民救命最宝贵的72小时已经结束了,基本上筹到的钱都是用于灾后重建,而这笔资金给谁了,去哪了,透明与否,都是一笔糊涂账,所以要创建壹基金。在此后两年内,我两年没动,其实,我是在全世界洛克菲勒基金、国际红十字会到处跑,到处学习:怎样好心而又合法。
西方有很多文明、很多先进的经验,不能全盘地搬进来。在美国,非牟利的科目大约占人口比例的10%。所以当时预备着将来一定要自办公益研究院,未来要自办公益学院,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应该有10所这样的大学,才符合公益大国的发展趋势,必须要有这样的量、这样的专业人才才能支撑。破冰之旅是很难的,我会努力去破冰,去走向未来,这也是我的梦想。
《新经济导刊》:您在很早以前就有做公益研究院的想法,但为什么挑北京师范大学来合作,而不是其他更著名的大学?
李连杰:很多时候,事情是发展与社会趋势有个明显连带的关系,所以你听到我说要感谢政府,如果没有个在宏观层面对慈善、公益开放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壹基金在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壹基金也不会从中国红十字会下的一个专项行动,逐渐演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基金。
壹基金是个年轻的基金,只有三岁,而北师大是个超过百年的学府。我们之间有思想的碰撞,包括与学术委员会主任、校长、书记,其实什么是最著名的?到一定阶段,最著名的东西就变成一个反而不推动历史的东西。所有新鲜的东西,看起来都很生疏,却有生命力。
我们有梦想,我们希望我们的公益学子,用北师大的师资力量把他推成全球化,做成国际上的知名品牌。可能再过五年,再回头看会发现,北师大的公益研究院可能是在全国公益领域一个很知名的学府。不是过去出名,而是未来能为社会做什么。
《新经济导刊》:作为您的影迷,我们看到您在拍电影的时候,显得容光焕发,但在做壹基金公益事业的时候,显得焦虑而疲惫,您认为哪个比较难?
李连杰:我一直认为,不同的年龄段应该做不同的事。我希望不断地超越自己,我认为,生命中最大的困难是挑战自己。我练了10年武术,16岁转行的时候,全世界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是个浪费,我认为我用5年拿了5个冠军,已经证明了我自己。我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我去拍电影,也可以说是在顶峰的黄金时期,我觉得我要改变,我要为社会做些什么?40岁之前,李连杰为自己而活着,为自己达到很多梦想:40岁之后我要为社会活着,社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影迷虽然很遗憾,但社会的弱势群体会看到我帮他们说了话,做了事,所以不能满足社会的全面需求。我很感激你的关注,但我毕竟是我。
做演员到我这个程度,基本上就是贵族生活:专车、专机、总统套房、几十个保镖。但你做公益,就什么也不是,我说见人矮三分。有人说,李连杰装孙子,我说我不是装孙子,是真孙子,只有做孙子,才能一步步建立公信力。电影只是一个专业的行当,但做公益,需要和政府、企业、媒体等行业所有的人都要打交道。一年要开的会,一年要见的人,一年要求的人,你能够想象得到吧。三年里,可能是过去20年的能量的释放,我的甲亢很严重,但事情必须要去做。电影不拍没问题,有人拍,但公益如果不做就不行,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就必须负其公众人物的责任。什么时候你看到李连杰这三个字在壹基金里没有出现了,这就是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