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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退散了70年，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从未停止。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战胜世界强国日本？是什么支撑着当时的人们迎着日军的炮火前赴后继地搏杀？我们又该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带着这些追问，本刊记者专程采访了《抗日战争》作者、著名作家王树增。
我们/我们中的一部分/提着脑袋/拎着性命/迎着直钻胸口窝的炮弹/冲/暴露着手背及胳膊上的青筋/冲入月光下的青纱帐/冲入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古老命题
——王久辛《蓝月上的黑石桥》
记者：您积毕生之功、费六年之力，创作了18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抗日战争》，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和思考。通过小说，您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王树增：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英勇的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永不言败的历史，见证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胆识和历史胸怀。《抗日战争》用历史的真实、用感人的故事，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个事实。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坚持这么认为。
首先，从政治上说，在日本对华北进攻之后，第一个提出“全民抗战”的就是中国共产党。1935年，鉴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现实，以及国民政府开始部署对日作战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曾提出的“反蒋抗日”的狭隘性，转变为“联蒋抗日”，首次提出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当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了一份《八一宣言》。该《宣言》指出：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变成亡国奴”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无论党派团体各界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便是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初蓝本。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时，毛泽东曾频繁地给国民党军将领写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下九封之多。他对华北将领宋哲元表示：“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挡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他致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更是不计前嫌，抛弃了党派之争，将民族大义高高托举，尽最大努力倡导和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政治保障。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让步，红军把军装和帽徽都换了，中共多次声明拥护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统一指挥。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最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害怕的。他们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只要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那绝对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其次，从精神层面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了民族气节，是中国抗战精神上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内有妥协派、投降派，就连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都跑到南京去了，投降日本人成立伪政府，令国民党颜面丢尽，有一百多万国民党的杂牌军投靠了南京伪政权，成了伪军。而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从来没有出现过哪怕一个连队以上的成建制的投敌行为。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同样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从军事战略上来说，受制于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的日本最大的心愿是“速胜”，因此日军最希望的就是利用优势兵力与中国精锐部队决战，以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标。而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与国民政府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超凡的视野和宏阔的韬略，在思想上、理论上、战略上、方针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持久战，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是继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做出的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的抗战史，证实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民战争，不仅是重要的政治概念，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概念。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其军事意义不容低估。因为后方是否稳固，对战争最终的结果有着重大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巨大作用。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使日军失去了后方。而没有后方，是当时日军最大的苦恼之一。当时的苏联《莫斯科新闻》刊文称：“日本在后方和前方，都有很大的困难。去年秋天，《泰晤士报》曾明显地称日本的‘占领’是‘名义上’的。到现在，这种事实，自认更真确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游击队，已经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
记者：正如您在书中所述，抗日战争打得非常惨烈，我们的前辈以血肉之躯反击日军的枪炮坦克，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能胜、日本终败？
王树增：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有这么一句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从小会唱的歌词：“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这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当我们回到真实的抗战岁月，才明白在那个年代，以弱敌强的中国人民，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面前，真的可以说除了“我们的血肉”，几乎一无所有。
战争是交战双方国家综合实力的对决，即交战双方国力和军力的对决。1937年，是个什么状况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看看：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煤炭产量，日本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石油产量，日本169万吨，中国1.4万吨。经济数据差异背后是中日军力的差异。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重武器，大大低于日军的水平。在1942年之前，中国空军又几乎拼杀殆尽。他们的装备与日军的差距还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10年、20年的“代差”，他们有的甚至拿着上一个世纪的冷兵器，比如我们知道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不能苛求我们拿着劣质武器的前辈，还希望伤亡率是1∶1，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大炮、坦克、装甲车，要知道那时候日本已经有了航母。可想而知，那时的每一场战斗，对中国军人都是异常的惨烈。 但究竟是什么支持着他们迎着日军的炮火前赴后继地搏杀？是什么让他们胸中燃烧着怒火、义无反顾地为国赴死，以弱敌强？在悬殊那么大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打胜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华民族从近代饱尝屈辱以来，终于坚定地不惜一切地说了“不”字——我不低头、我不妥协、我不屈服！作为那段历史时期的政府首脑，蒋介石没有投降，尽管中国从国力和军力上都不是日本的对手，尽管全面战争爆发几个月后国民政府失去了首都南京，尽管一次次几十万军队参加的会战结果是一座座战略要地的失守……但蒋介石还是没有投降。再看残酷的敌后战场，我们的敌后抗日武装在还很弱小的时候就敢无畏无惧地打百团大战。中国人在那个历史时刻终于由一盘散沙聚为一体了，终于团结一致了，终于用自己的坚韧不屈的顽强血战赢得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我写这场战争从头到尾贯穿的也就是这种不屈服、骨头要硬的精神。
记者：有人提出，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更大，也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中“坐大”的，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树增：抗日战争呈现出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样式——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我用了几年时间研究抗日战争史，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玩命，正面战场早就垮了，顶不住的；反之，没有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敌后战场也不可能存在。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公允地看待历史，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站在整个民族立场之上，站在整个中国人的命运之上。偏废任何一个战场，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逻辑。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中“坐大”的，这个观点毫无逻辑。抗战全面爆发后，可以说，共产党所处的位置是最安全的。共产党如果要坐大，完全可以偏安中国西北一角，日军没有打到那里。然而，共产党把自己勉强编成的三个师，统统过了黄河，参加正面战场。第一场战役就是忻口战役，与日军的甲级师团作战。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要在敌后战场起作用，肯定要扩根据地，发展敌后武装，这是必须的，力量越大对战争越有利。
记者：您认为熟悉、铭记抗战历史，对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有哪些启示？
王树增：衡量一个民族是不是强大，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国库的丰厚，甚至不在于工业和科技等物质的指标，而在于一个国家政权的凝聚力、民众的向心力，在于他的领导人的胸怀和意志、军人乃至民众的血性和刚强。抗战的最终胜利，见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内心深处埋藏已久的血性。这血性，是我们温柔敦厚、吃苦耐劳的民族性中不容缺少的一部分。它视民族尊严为生命，士可杀，不可辱，更不可奴。
今天，中国正在强大。什么是真正的强大？就是让所有企图进犯你的人丧失“进入”的胆量。抗战前辈给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留下的这份血性、这份豪气、这份宝贵的不容践踏的自尊，是全体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写的虽然是历史，但永远是为当代中国读者、尤其是为当代中国青年所写的。老人读历史是回望自己，而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青年人，读到的是“家谱”。把“家谱”烂熟于心的人，会活得很踏实。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往何处去。在遇到生活挫折的时候，才会更坚强。
我们/我们中的一部分/提着脑袋/拎着性命/迎着直钻胸口窝的炮弹/冲/暴露着手背及胳膊上的青筋/冲入月光下的青纱帐/冲入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古老命题
——王久辛《蓝月上的黑石桥》
记者：您积毕生之功、费六年之力，创作了18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抗日战争》，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和思考。通过小说，您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王树增：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英勇的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永不言败的历史，见证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胆识和历史胸怀。《抗日战争》用历史的真实、用感人的故事，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个事实。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坚持这么认为。
首先，从政治上说，在日本对华北进攻之后，第一个提出“全民抗战”的就是中国共产党。1935年，鉴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现实，以及国民政府开始部署对日作战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曾提出的“反蒋抗日”的狭隘性，转变为“联蒋抗日”，首次提出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当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了一份《八一宣言》。该《宣言》指出：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变成亡国奴”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无论党派团体各界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便是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初蓝本。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时，毛泽东曾频繁地给国民党军将领写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下九封之多。他对华北将领宋哲元表示：“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挡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他致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更是不计前嫌，抛弃了党派之争，将民族大义高高托举，尽最大努力倡导和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政治保障。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让步，红军把军装和帽徽都换了，中共多次声明拥护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统一指挥。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最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害怕的。他们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只要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那绝对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其次，从精神层面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了民族气节，是中国抗战精神上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内有妥协派、投降派，就连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都跑到南京去了，投降日本人成立伪政府，令国民党颜面丢尽，有一百多万国民党的杂牌军投靠了南京伪政权，成了伪军。而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从来没有出现过哪怕一个连队以上的成建制的投敌行为。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同样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从军事战略上来说，受制于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的日本最大的心愿是“速胜”，因此日军最希望的就是利用优势兵力与中国精锐部队决战，以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标。而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与国民政府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超凡的视野和宏阔的韬略，在思想上、理论上、战略上、方针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持久战，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是继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做出的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的抗战史，证实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民战争，不仅是重要的政治概念，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概念。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其军事意义不容低估。因为后方是否稳固，对战争最终的结果有着重大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巨大作用。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使日军失去了后方。而没有后方，是当时日军最大的苦恼之一。当时的苏联《莫斯科新闻》刊文称：“日本在后方和前方，都有很大的困难。去年秋天，《泰晤士报》曾明显地称日本的‘占领’是‘名义上’的。到现在，这种事实，自认更真确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游击队，已经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
记者：正如您在书中所述，抗日战争打得非常惨烈，我们的前辈以血肉之躯反击日军的枪炮坦克，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能胜、日本终败？
王树增：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有这么一句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从小会唱的歌词：“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这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当我们回到真实的抗战岁月，才明白在那个年代，以弱敌强的中国人民，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面前，真的可以说除了“我们的血肉”，几乎一无所有。
战争是交战双方国家综合实力的对决，即交战双方国力和军力的对决。1937年，是个什么状况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看看：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煤炭产量，日本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石油产量，日本169万吨，中国1.4万吨。经济数据差异背后是中日军力的差异。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重武器，大大低于日军的水平。在1942年之前，中国空军又几乎拼杀殆尽。他们的装备与日军的差距还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10年、20年的“代差”，他们有的甚至拿着上一个世纪的冷兵器，比如我们知道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不能苛求我们拿着劣质武器的前辈，还希望伤亡率是1∶1，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大炮、坦克、装甲车，要知道那时候日本已经有了航母。可想而知，那时的每一场战斗，对中国军人都是异常的惨烈。 但究竟是什么支持着他们迎着日军的炮火前赴后继地搏杀？是什么让他们胸中燃烧着怒火、义无反顾地为国赴死，以弱敌强？在悬殊那么大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打胜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华民族从近代饱尝屈辱以来，终于坚定地不惜一切地说了“不”字——我不低头、我不妥协、我不屈服！作为那段历史时期的政府首脑，蒋介石没有投降，尽管中国从国力和军力上都不是日本的对手，尽管全面战争爆发几个月后国民政府失去了首都南京，尽管一次次几十万军队参加的会战结果是一座座战略要地的失守……但蒋介石还是没有投降。再看残酷的敌后战场，我们的敌后抗日武装在还很弱小的时候就敢无畏无惧地打百团大战。中国人在那个历史时刻终于由一盘散沙聚为一体了，终于团结一致了，终于用自己的坚韧不屈的顽强血战赢得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我写这场战争从头到尾贯穿的也就是这种不屈服、骨头要硬的精神。
记者：有人提出，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更大，也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中“坐大”的，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树增：抗日战争呈现出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样式——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我用了几年时间研究抗日战争史，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玩命，正面战场早就垮了，顶不住的；反之，没有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敌后战场也不可能存在。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公允地看待历史，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站在整个民族立场之上，站在整个中国人的命运之上。偏废任何一个战场，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逻辑。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中“坐大”的，这个观点毫无逻辑。抗战全面爆发后，可以说，共产党所处的位置是最安全的。共产党如果要坐大，完全可以偏安中国西北一角，日军没有打到那里。然而，共产党把自己勉强编成的三个师，统统过了黄河，参加正面战场。第一场战役就是忻口战役，与日军的甲级师团作战。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要在敌后战场起作用，肯定要扩根据地，发展敌后武装，这是必须的，力量越大对战争越有利。
记者：您认为熟悉、铭记抗战历史，对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有哪些启示？
王树增：衡量一个民族是不是强大，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国库的丰厚，甚至不在于工业和科技等物质的指标，而在于一个国家政权的凝聚力、民众的向心力，在于他的领导人的胸怀和意志、军人乃至民众的血性和刚强。抗战的最终胜利，见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内心深处埋藏已久的血性。这血性，是我们温柔敦厚、吃苦耐劳的民族性中不容缺少的一部分。它视民族尊严为生命，士可杀，不可辱，更不可奴。
今天，中国正在强大。什么是真正的强大？就是让所有企图进犯你的人丧失“进入”的胆量。抗战前辈给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留下的这份血性、这份豪气、这份宝贵的不容践踏的自尊，是全体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写的虽然是历史，但永远是为当代中国读者、尤其是为当代中国青年所写的。老人读历史是回望自己，而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青年人，读到的是“家谱”。把“家谱”烂熟于心的人，会活得很踏实。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往何处去。在遇到生活挫折的时候，才会更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