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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中国第一家社会主义报业集团诞生。至今，经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成立的报业集团共有39家。其中，一些地方级的党报报业集团均以传统的行政级别来划分。它们借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在产业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从其组织结构的安排上可以略探一二。
一 中国地方党报报业集团组织结构特征分析
要了解报业集团目前的发展状况可以对其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因为传媒组织结构表达了一种活动和职位的安排。组织结构图首先是主要活动之间的关系图。其次，它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安排。笔者以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为例，分析现阶段中国地方党报报业集团的一些特征。因为哈报集团是中国地方报业集团中实行资本运作的领先者，其现行的组织结构既符合现行政策的规定，代表了目前地方党报报业集团的组成特点，也代表了集团化改革的一种趋势。
首先，报业集团始终把党对报业集团的领导放在首位，其权力机构是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从而保证报纸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效益。第二，哈报集团实行社委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社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第三，集团将采编与经营分开，集团各报刊采编部门如《新晚报》、《写字楼》杂志、哈尔滨出版社由编委会领导，集团经营系统各部门如印务系统、报达集团等报业经济体系和实业开发体系由经管委员会领导。而这种“两分开”是目前中国报业集团组织结构的一个总体框架。
二报业集团组建与发展的问题分析
虽然通过组建报业集团，中国报业改变了过去比较零散的局面，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但是这些报业集团大多是行政干预而非市场资源配置的产物。在制度环境尤其是政策的约束下，中国的报业集团，尤其是省级、市级的地方党报报业集团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1 “行政捏合”导致事业与企业并存下的发展矛盾
受我国计划经济和对传媒业传统的“宣传”定位的惯性影响，我国的报业集团是国家所有、政党领导，必须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有秩序、有纪律地发展。“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形式是我国报业集团起步阶段的主要政策。但是“集团”应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组织形式。我国的报业集团却用着企业的名字，有着事业的归属，挣扎地循着企业的发展路径。
事业以宣传为目标，企业以经营为目标，一个强调社会效益，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诉求。作为事业的报业集团，更加注重其内容生产所起到的政权维系、教化国民的作用，而通常把其经济效益放在其次。但是以利润追求为基础的企业化管理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的，这就与事业定性的组织产生了目标和行为动机上的矛盾。政治制度决定新闻媒体制度。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个改革的政策方针看，政府仍将报纸意识形态属性放在首位，强调报纸的喉舌功能，不放松对内容生产、主要人事、关键性战略运作的自主权，缺少作为企业法人的权利和责任，这就给企业化管理带来了困难。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政策逐步向市场倾斜。2009年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规定，要紧紧抓住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这个中心环节，加快推进出版发行单位转企改制和兼并重组，抓好党报党刊发行体制和广播电视节目制播分离改革，大力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是我国的传媒业始终是一个市场与行政双轨操作的产业。这样的改制仍然是人为地将事业与企业揉到一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者在发展中的矛盾。
无论是采取何种形式，党报事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会变，也意味着政府的政策控制不会减弱。即使报团整体已经为企业定性了，但它也只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参与主体。报纸内容上的“事业组织型”控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而报刊发行的状况直接由报纸的内容决定，这就给实际运作带来极大困难。这种长年积累下来的“事业性质”的隐疾必然会阻碍报业集团的市场化步伐。
2 制度环境的制约带来的同构压力影响了集团的市场化发展
组织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学派认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即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组织外部制度环境导致了组织之间的同构或相似。在合法性机制的压力下，组织不得不建立一些符合制度环境的结构。报业集团组建必须以党报为龙头，即使组织结构再怎样创新，也不可能把党报党刊分离出去。我国的报业集团不以竞争实力强劲的报纸为集团龙头，而是坚持选择各地的日报，体现了政策环境在组织建立中的压倒性强势。在集团初建时，政策规定报业集团旗下子报刊必须达到一定数量。而有些报业集团为了组建，不管兼并的子报刊是否有利于集团结构优势的发挥，只是先完成了数量上的硬性限制。而且，中国报纸退出机制不完善，报业集团不能自主地关闭经营不善的报纸，只能维持或改善，给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带来一定的困难。
在文化体制改革进程逐步加快的情况下，各报业集团下属的经济实体也是报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众多报业集团采取两分开思路对集团内部进行管理，政府还放宽了限制、允许这些经营性企业上市融资，但是集团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报等部门都是属于事业组织性质的，实际上是事业组织领导企业组织。企业组织的存在是为了盈利，得来的利润作为整个集团的总体利润来分配，这可以说是在“以企业养事业”，从而保证事业组织在整个传媒产业的主导地位。资本对核心领导者的影响是有限的，是通过制度安排使其行为有助于集团战略的实现。这种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痕迹还在报业集团的内部起着作用，影响了集团内部的公平。
“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机制给组织造成同构压力，而技术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往往要求组织遵循权变法则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组织形式。”报业集团正是在这种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矛盾中前行。报业集团在生产性上与一般企业并没有本质区别，差别在于报纸这一特殊的商品在社会整合、舆论引导、大众教化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政府对报业集团强化企业性质的最大的顾虑就在于此。高绩效的报业集团应是具有最能满足环境需要的结构的。然而报业集团一方面希望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时自主调整，又苦于政策方面的放不开。政府想让报业集团经历市场历练，又采取过多行政手段的干预、地域界限的束缚。报业集团在这样的环境制约下难以做强做大。
3 组织文化上的矛盾难调整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所共有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在报业集团的发展中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各报刊和经济实体被整合进同一个集团，容易产生组织文化冲突这个问题。而报业集团要想求稳定、求发展，必须对组织文化进行调整，形成一种大家都认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让组织内的员工“抱成 一个团”，而且能吸引有志之才、有识之士为集团效力。
组织文化的创建主要是组织的创始者对组织形成和运转的一些基本构想。报业集团是从党委机关报社转制而来，长期以来都被看做是中央或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机构，其领导干部归中央组织部或省委组织部管理。按照报业集团的实际建设者的意志，党报组织文化自然是成为集团内的主文化，其旗下的系列报刊与控股公司可以存在各自的亚文化。集团内的主文化实际上是以权力的维护为主。亚文化更多地是以市场为导向，兼有社会责任的新闻理想的文化。例如，《南方日报》作为全国改革比较早的党报，虽然市场化氛围相对较浓，但报纸中的要闻版、重点版、专题版等在注重读者需求的基础上，安排的多是与政府工作有关的内容。其旗下的报纸《南方周末》的宣传语为“从这里读懂中国”，近几年的报纸带有新自由主义的风格。两份报纸的文化差异较大，在员工、组织沟通等方面都有体现。
总体来说，集团内部的龙头党报是一种国家文化，在行动上更多保有意识形态宣传的特点；集团中的一些报刊坚持“社会公器”的定位，在行为上更多的是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供真实性和时效性强的消息；集团的下属企业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坚持效益至上。如何将集团内部多种文化协调在一起，是报业集团发展中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三报业集团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
1 报业集团在三力制衡下发展——以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为例
传媒业受着政权力、生产力、思想力这三个力的制约。所谓政权力，即执政党的执政权力，它代表着一种有着意识形态维持功能的国家权力，它决定传媒业的政治属性。生产力在此主要代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自然要求，它决定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思想力是由公民的力量和媒介的最基本的信息传播功能决定，它决定传媒业的公共属性。政权力提供了传媒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律承认和保障，生产力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发展动力，思想力提供了发展的需要。传媒产业在三力制衡下发展。
报业集团的三力呈正三角形的形状，政权力是顶角，占主导地位，思想力和经济力位于底角，其影响力居于政权力之下，形状恰与报业集团的组织结构相似。政权力对报业集团的控制和影响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减弱，并且随着报业集团的转企改制，逐渐由“明令管理”转为“垂帘听政”。从理论上讲，企业性质的报业集团是以资本为纽带构建的，国资委是报业集团资产的直接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进行资产经营授权，但事实上国资委对报业集团的管理相当薄弱。同时，作为党政机构，中宣部在产权上与报业集团没有直接联系，但在现实中却握有报业集团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权。这样的层层管理使报业集团还是处于原有的控制体系之下，政权力的主导作用没有因为体制改革而真正转变。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对传媒业的影响日益明显。在报业集团还在起步阶段时，报业集团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些经验做法。但由于政策的束缚，只能采取“边缘突破”的策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相对于生产力在约束下的尝试行为，思想力却始终都在政权力的压制之下不能释放。即使是在网络媒介兴起的今天，政府对报业的控制还是比其他大众传媒都多一些。这种政权力对其他二力的制约在组织结构中充分体现。以哈报集团为例，集团的最高决策组织始终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其下采取编委会领导各报刊、经管委领导报业经济和实体经济。对于报刊部分，都是在《哈尔滨日报》的名号下进行运作。这种按地区将报刊统筹进一个集团内的做法，便于党委管理和控制当地的舆论机构。但是对于经济实体，政府采取大力扶持政策，不仅允许独立出报刊部分，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政权力对这两部分的待遇有一定的差距。
2 政权力的行为逻辑
媒介是一个社会的信息沟通渠道，同时也是政治控制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传媒制度就是建立在把传媒权力的分配看成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样一个分析基础上的。而中国对传媒业的态度是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中国，维持政权统治是党及其政府最现实和坚持的目标之一。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关键有两点，一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要培养人民的忠诚度。这两点恰与经济与思想相对应。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政府把重点转移到传媒业的经济发展上，支持这些集团转企改制，既减轻了自身的经济负担，又暂时满足了传媒业的现阶段发展要求。虽然出让了部分权力和利益，但是能得到更有吸引力的利益：继续的舆论控制和部分经济利益。
政府集中力量发展传媒产业还转移了对媒介的思想内容生产控制的注意力。这种措施使得公众暂时重点关注传媒业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而弱化对其公共属性的注意力，即政权力利用生产力来控制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思想力。政府利用了经济发展这个契机，通过传媒集团继续地控制着公民的话语权。这就是为何国家在组建报业集团时坚持要以各党报为龙头，坚持在企业集团中保留事业单位组织，坚持报业集团多业发展。
传媒业的发展不是经济效益或政治权益的单极诉求，还应更多地兼顾公共利益。在这个权力的三角形中，政权力点消失，三角形依然稳定，但是如果思想力点和经济力点有任何一方缺失太多，三角形都有可能倒下。一个稳固的媒介系统应该是三者和谐相融。
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来看，集团化势在必行。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媒介又是一个历来被严格管理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带，所以改革既困难又复杂。当今中国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政府出面帮助媒体进行改革，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而当市场经济环境日渐成熟之时，政府是否能进行彻底的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在中国的环境下，只有兼顾了国家利益、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改革才可能真正将传媒业引上良性发展之路。
一 中国地方党报报业集团组织结构特征分析
要了解报业集团目前的发展状况可以对其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因为传媒组织结构表达了一种活动和职位的安排。组织结构图首先是主要活动之间的关系图。其次，它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安排。笔者以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为例，分析现阶段中国地方党报报业集团的一些特征。因为哈报集团是中国地方报业集团中实行资本运作的领先者，其现行的组织结构既符合现行政策的规定，代表了目前地方党报报业集团的组成特点，也代表了集团化改革的一种趋势。
首先，报业集团始终把党对报业集团的领导放在首位，其权力机构是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从而保证报纸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效益。第二，哈报集团实行社委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社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第三，集团将采编与经营分开，集团各报刊采编部门如《新晚报》、《写字楼》杂志、哈尔滨出版社由编委会领导，集团经营系统各部门如印务系统、报达集团等报业经济体系和实业开发体系由经管委员会领导。而这种“两分开”是目前中国报业集团组织结构的一个总体框架。
二报业集团组建与发展的问题分析
虽然通过组建报业集团，中国报业改变了过去比较零散的局面，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但是这些报业集团大多是行政干预而非市场资源配置的产物。在制度环境尤其是政策的约束下，中国的报业集团，尤其是省级、市级的地方党报报业集团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1 “行政捏合”导致事业与企业并存下的发展矛盾
受我国计划经济和对传媒业传统的“宣传”定位的惯性影响，我国的报业集团是国家所有、政党领导，必须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有秩序、有纪律地发展。“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形式是我国报业集团起步阶段的主要政策。但是“集团”应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组织形式。我国的报业集团却用着企业的名字，有着事业的归属，挣扎地循着企业的发展路径。
事业以宣传为目标，企业以经营为目标，一个强调社会效益，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诉求。作为事业的报业集团，更加注重其内容生产所起到的政权维系、教化国民的作用，而通常把其经济效益放在其次。但是以利润追求为基础的企业化管理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的，这就与事业定性的组织产生了目标和行为动机上的矛盾。政治制度决定新闻媒体制度。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个改革的政策方针看，政府仍将报纸意识形态属性放在首位，强调报纸的喉舌功能，不放松对内容生产、主要人事、关键性战略运作的自主权，缺少作为企业法人的权利和责任，这就给企业化管理带来了困难。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政策逐步向市场倾斜。2009年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规定，要紧紧抓住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这个中心环节，加快推进出版发行单位转企改制和兼并重组，抓好党报党刊发行体制和广播电视节目制播分离改革，大力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是我国的传媒业始终是一个市场与行政双轨操作的产业。这样的改制仍然是人为地将事业与企业揉到一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者在发展中的矛盾。
无论是采取何种形式，党报事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会变，也意味着政府的政策控制不会减弱。即使报团整体已经为企业定性了，但它也只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参与主体。报纸内容上的“事业组织型”控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而报刊发行的状况直接由报纸的内容决定，这就给实际运作带来极大困难。这种长年积累下来的“事业性质”的隐疾必然会阻碍报业集团的市场化步伐。
2 制度环境的制约带来的同构压力影响了集团的市场化发展
组织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学派认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即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组织外部制度环境导致了组织之间的同构或相似。在合法性机制的压力下，组织不得不建立一些符合制度环境的结构。报业集团组建必须以党报为龙头，即使组织结构再怎样创新，也不可能把党报党刊分离出去。我国的报业集团不以竞争实力强劲的报纸为集团龙头，而是坚持选择各地的日报，体现了政策环境在组织建立中的压倒性强势。在集团初建时，政策规定报业集团旗下子报刊必须达到一定数量。而有些报业集团为了组建，不管兼并的子报刊是否有利于集团结构优势的发挥，只是先完成了数量上的硬性限制。而且，中国报纸退出机制不完善，报业集团不能自主地关闭经营不善的报纸，只能维持或改善，给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带来一定的困难。
在文化体制改革进程逐步加快的情况下，各报业集团下属的经济实体也是报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众多报业集团采取两分开思路对集团内部进行管理，政府还放宽了限制、允许这些经营性企业上市融资，但是集团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报等部门都是属于事业组织性质的，实际上是事业组织领导企业组织。企业组织的存在是为了盈利，得来的利润作为整个集团的总体利润来分配，这可以说是在“以企业养事业”，从而保证事业组织在整个传媒产业的主导地位。资本对核心领导者的影响是有限的，是通过制度安排使其行为有助于集团战略的实现。这种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痕迹还在报业集团的内部起着作用，影响了集团内部的公平。
“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机制给组织造成同构压力，而技术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往往要求组织遵循权变法则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组织形式。”报业集团正是在这种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矛盾中前行。报业集团在生产性上与一般企业并没有本质区别，差别在于报纸这一特殊的商品在社会整合、舆论引导、大众教化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政府对报业集团强化企业性质的最大的顾虑就在于此。高绩效的报业集团应是具有最能满足环境需要的结构的。然而报业集团一方面希望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时自主调整，又苦于政策方面的放不开。政府想让报业集团经历市场历练，又采取过多行政手段的干预、地域界限的束缚。报业集团在这样的环境制约下难以做强做大。
3 组织文化上的矛盾难调整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所共有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在报业集团的发展中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各报刊和经济实体被整合进同一个集团，容易产生组织文化冲突这个问题。而报业集团要想求稳定、求发展，必须对组织文化进行调整，形成一种大家都认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让组织内的员工“抱成 一个团”，而且能吸引有志之才、有识之士为集团效力。
组织文化的创建主要是组织的创始者对组织形成和运转的一些基本构想。报业集团是从党委机关报社转制而来，长期以来都被看做是中央或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机构，其领导干部归中央组织部或省委组织部管理。按照报业集团的实际建设者的意志，党报组织文化自然是成为集团内的主文化，其旗下的系列报刊与控股公司可以存在各自的亚文化。集团内的主文化实际上是以权力的维护为主。亚文化更多地是以市场为导向，兼有社会责任的新闻理想的文化。例如，《南方日报》作为全国改革比较早的党报，虽然市场化氛围相对较浓，但报纸中的要闻版、重点版、专题版等在注重读者需求的基础上，安排的多是与政府工作有关的内容。其旗下的报纸《南方周末》的宣传语为“从这里读懂中国”，近几年的报纸带有新自由主义的风格。两份报纸的文化差异较大，在员工、组织沟通等方面都有体现。
总体来说，集团内部的龙头党报是一种国家文化，在行动上更多保有意识形态宣传的特点；集团中的一些报刊坚持“社会公器”的定位，在行为上更多的是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供真实性和时效性强的消息；集团的下属企业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坚持效益至上。如何将集团内部多种文化协调在一起，是报业集团发展中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三报业集团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
1 报业集团在三力制衡下发展——以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为例
传媒业受着政权力、生产力、思想力这三个力的制约。所谓政权力，即执政党的执政权力，它代表着一种有着意识形态维持功能的国家权力，它决定传媒业的政治属性。生产力在此主要代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自然要求，它决定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思想力是由公民的力量和媒介的最基本的信息传播功能决定，它决定传媒业的公共属性。政权力提供了传媒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律承认和保障，生产力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发展动力，思想力提供了发展的需要。传媒产业在三力制衡下发展。
报业集团的三力呈正三角形的形状，政权力是顶角，占主导地位，思想力和经济力位于底角，其影响力居于政权力之下，形状恰与报业集团的组织结构相似。政权力对报业集团的控制和影响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减弱，并且随着报业集团的转企改制，逐渐由“明令管理”转为“垂帘听政”。从理论上讲，企业性质的报业集团是以资本为纽带构建的，国资委是报业集团资产的直接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进行资产经营授权，但事实上国资委对报业集团的管理相当薄弱。同时，作为党政机构，中宣部在产权上与报业集团没有直接联系，但在现实中却握有报业集团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权。这样的层层管理使报业集团还是处于原有的控制体系之下，政权力的主导作用没有因为体制改革而真正转变。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对传媒业的影响日益明显。在报业集团还在起步阶段时，报业集团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些经验做法。但由于政策的束缚，只能采取“边缘突破”的策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相对于生产力在约束下的尝试行为，思想力却始终都在政权力的压制之下不能释放。即使是在网络媒介兴起的今天，政府对报业的控制还是比其他大众传媒都多一些。这种政权力对其他二力的制约在组织结构中充分体现。以哈报集团为例，集团的最高决策组织始终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其下采取编委会领导各报刊、经管委领导报业经济和实体经济。对于报刊部分，都是在《哈尔滨日报》的名号下进行运作。这种按地区将报刊统筹进一个集团内的做法，便于党委管理和控制当地的舆论机构。但是对于经济实体，政府采取大力扶持政策，不仅允许独立出报刊部分，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政权力对这两部分的待遇有一定的差距。
2 政权力的行为逻辑
媒介是一个社会的信息沟通渠道，同时也是政治控制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传媒制度就是建立在把传媒权力的分配看成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样一个分析基础上的。而中国对传媒业的态度是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中国，维持政权统治是党及其政府最现实和坚持的目标之一。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关键有两点，一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要培养人民的忠诚度。这两点恰与经济与思想相对应。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政府把重点转移到传媒业的经济发展上，支持这些集团转企改制，既减轻了自身的经济负担，又暂时满足了传媒业的现阶段发展要求。虽然出让了部分权力和利益，但是能得到更有吸引力的利益：继续的舆论控制和部分经济利益。
政府集中力量发展传媒产业还转移了对媒介的思想内容生产控制的注意力。这种措施使得公众暂时重点关注传媒业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而弱化对其公共属性的注意力，即政权力利用生产力来控制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思想力。政府利用了经济发展这个契机，通过传媒集团继续地控制着公民的话语权。这就是为何国家在组建报业集团时坚持要以各党报为龙头，坚持在企业集团中保留事业单位组织，坚持报业集团多业发展。
传媒业的发展不是经济效益或政治权益的单极诉求，还应更多地兼顾公共利益。在这个权力的三角形中，政权力点消失，三角形依然稳定，但是如果思想力点和经济力点有任何一方缺失太多，三角形都有可能倒下。一个稳固的媒介系统应该是三者和谐相融。
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来看，集团化势在必行。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媒介又是一个历来被严格管理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带，所以改革既困难又复杂。当今中国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政府出面帮助媒体进行改革，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而当市场经济环境日渐成熟之时，政府是否能进行彻底的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在中国的环境下，只有兼顾了国家利益、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改革才可能真正将传媒业引上良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