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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阎真的《曾在天涯》与《沧浪之水》在创作差异上有明显的表征，这种差异可用审“美”与审“智”来概括。《曾在天涯》凸现出抒情性、想象性、超越性等浪漫主义特征，它探讨的是宇宙、历史、时空等形而上的问题，给人一种博大与崇高的审美享受《沧浪之水》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并体现着现实主义风貌，另一方面又努力追问时间、价值、意义等人生哲学问题，具有很强的精神启迪性与哲理性。
一、《曾在天涯》：凭审“美”性取胜
当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具有审美性，不过这里的“美”是相对《沧》的审“智”性而言的。其审“美”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整部小说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抒情性是浪漫主义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实际是情感的河流。《曾》的“小说的引子部分即是～一首精美的抒情序曲，由此而下，抒情品性自始至终充盈贯注，作品在悲郁哀婉的抒情旋律中带出人物灵魂的伤痛和种种儿女情态”[1]。整部小说就像一曲感情乐章，每一章都有感情的高潮与回落，有张有弛，墓地想象是高力伟与林思文感情乐章的高潮，圣劳伦斯河畔遐想则是与张小禾感情乐章的高潮。
在小说中，形而上的生命追求与形而下的生存进取，对生存意义的悲观性透视与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一往无前的求索，都溶于一种拂之不去的悲剧情调和感伤气息中。“时间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它以无声的空虚残酷掩盖着抹杀着一切，使伟大的奋斗目标和剧烈的人生创痛，最后都归于虚无。”尤其是，小说主人公高力伟有一种传统文人式的浪漫气质。“我感到了意识到了时间的喜悦和悲哀，感到了世事在历史的瞬间无论怎样轰轰烈烈或凄凄切切，其意义在时间的背景中都将渐渐淡化，以至化到虚空一片中去。”这里体现的是屈原式的天问。屈原竭力想摆脱自己的困境，但他以文化理性为出发点进行精神追问注定没有答案，这使他又一次陷入困境。高力伟也以理性的办式追问时间。时间的无限性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我渺小及生命的有限。有限性不是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所能做出的选择，而是不论人们意愿如何都必须接受的生命结论。因此，小说从始至终都充溢着一种悲凉的情绪基调。时空的启蒙是理性主义者审视意义的情感动因。于是，高力伟进一步发起了对意义的追问：“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像无尽时间之流中的电光一闪，无法也没有必要去追寻最后的意义，那电光一闪的瞬间就是终极的意义。人不是为了承受苦难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苦难没有绝对的价值．苦难使苦难的意义化为乌有。在时间之流中每一个生命都那么微不足道，却又是生命者意义的全部”。“过去的日子，眼下的日子，未来的日子，都是活着的日子，如此而已。在时间后面，是一片浩渺的空空荡荡。”当形而上的生命意义无法确证，形而下的生存就成了唯一真实的意义。高力伟以理性眼光反思一切，透视一切，在反思与透视中无法认同那缥渺的一切，却又失去了可以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一切。屈原内心深处的文化理想知道他的问是不用回答的，只是他的感受迫使他不由自主地追问。高力伟以现代理性主义者的眼光否决了生命彼岸的超越性意义和价值，证实了这种价值和意义只是一种心灵虚设，但是对于具有神性的人类来说，对彼岸都有一种本能的向往。这就是为什么，高力伟强烈肯定现世生活的价值本体性时，却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悲凉。他的悲凉比屈原更胜一筹。因此，他想象死亡来满足自己对永恒的追求和向往。
另外，浪漫主义还追求神秘感。古典的浪漫主义作品，总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里。浪漫主义者认为“除了神秘的事物外，再没有什么美丽、动人、伟大的东西了”[2]。《曾》记叙了异域的留学生活，描写了加拿大圣约斯翰的城市风光、自然景色，多伦多的教堂，当地的节日习俗等，这些都具有神秘感，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
除了异域生活外，神秘感的获得还可以通过孤独这条途径。小说中，高力伟常常一个人面对墓碑，夕阳，大海进行内心省察和凝思。正是这种孤独，增强了作品的神秘色彩。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远远地坐在一块岩石上时，自然会有神秘感——远离的人总是神秘的。
其次，心灵的无限之旅带来的崇高美也是其审“美”之所在。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崇高的基本内涵就是人对有限和无限的体悟和超越，它直接和人的心灵意义联系在了一起。[3]美学家朗吉弩斯认为：“崇高有赖于心灵做出努力或反应来同气派宏大或力量无穷的气象展开某种竞争。在这种努力或反应中，主体觉得自身肯定有了比通常经历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4]基于此，首先进入崇高视域的就是生存境域：命运感和虚无感。人生于世，命运无常，而最使人无法逃脱的就是死亡，不管如何，生命消亡，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在艺术中就表现为强烈的命运感和虚无感。在崇高艺术中，人通过命运感和虚无的昭示，首先感悟到的是人作为自然的有限性，“一个人，就像这一派大河中一滴水，有什么可苦恼可忧伤的呢?”高力伟感悟到生命之短暂。因此，他追问时间，意义，价值，对永恒和无限进行追索。在有限和无限对立的张力中，真正的生命感悟出来了。正如康德所言：“崇高首先是一种生命力的阻滞，尔后伴随着的是生命力的勃发和肯定。”[5]
崇高的艺术不仅是呈现，更多的是反思。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中提出：“崇高的风格就是一颗伟大的心灵的回声。”在《曾》中，高力伟经常触景生情，对时空的移易，生死的转换发出追根究底的盘问，这些玄思构成了小说心灵对话的基本主题。情况往往是，人们面对艺术或自然时的一种瞬间的感悟，心灵通向存在，崇高亦即生成。高力伟在墓地，在圣劳伦斯河畔思考时空的无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充满了崇高美，使其审美性大大加强，进入审美的至境。诚如张世英先生所言：“审美意识的高级形态是崇高，是无限美，它不仅仅是愉悦，而且包含着严肃的责任感在内……”[6]
另外，《曾》的审“美”性还体现在超越性上。文学的超越性是指文学对现实的超越，即文学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羁绊，超越社会功利目的的制约，反映出入类生活和人的生命中最内在、最本质、最具有永恒性的东西。[7]超越意识渗透于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没有超越性也就没有文学艺术。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既具备现实性，又具备超越性的。
《曾》就具备这种超越性，它不满足于停留在对异域留学生活与曲折爱情的表层描写上，而是深入探讨有限性与无限性、理性与信仰、意识与价值、生存与死亡等永恒性的东西。它不像以往留学生题材创作的流水账的记叙，空洞苍白的感叹，而是从现实的时空中超越出来，从周围琐屑平凡的生活中超越出来，展开想象的翅膀，把社会与自然，今天和历史，现实和理想，咫尺与天涯联系起来，创造出了高远的艺术境界。 超越性也体现在充满象征色彩的意象上，它使小说的悲剧意味更为浓厚。比如“墓碑”，它使读者对时间中个人的渺小与生存的瞬息性的感受极为强烈：“面对这大片墓碑，生命的有限性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像墓碑的表面一样有着真实的质感”。再如“夕阳”，主人公“感到了一种召唤，想象着自己朝夕阳飘过去”。“迎着夕阳走过去，许多逝去的圣人的身影浮在夕阳那端”，但夕阳“那端是远古洪荒般的一片死寂”。它象征着生命的终极意义，成为生命的信仰，是彼岸目标，更是一颗无根之心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生命的意义在“走”的过程中产生，最终又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剩下的只是精神灵魂漂泊带来的死寂。
二、《沧浪之水》：以审“智”性见长
与《曾》比较，《沧》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诚如作者所言：“此书不但善讲故事，而且诉诸哲理，不但充满感性，而且注重智性。”[8]其审“智”性体现在下面几个层面：
其一，提出了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体现出作家深厚的忧患意识。小说讲述了池大为在官场上的升降沉浮，刻画了知识分子在自我定位中的精神裂变过程，呼应了整个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的确，当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精神遭遇了历史性的挑战并在现实中被证明意义虚无时，他们面临着在以世俗化、功利化为主导价值观念的社会中如何为自己定位的重大课题。作者也是如此：“我对生活有很多疑虑，无力解答，想通过小说提出来，向读者请教，如精神资源和人文理想问题。我的小说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为范式，为主人公池大为设计了精神背景。但我也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精神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能不能与现实发生有效联系?池大为的精神坚守失败了，这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是不是无可抗拒的历史宿命?”[9]通过《沧》这部小说，作者提供了他自己就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作为一部追问人生意义的小说，答案并不重要，而提出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并使我们每个人都对问题进行真诚而深切的思考，才是作品的成功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可将此书看作是充满智性色彩的思想小说。
作品超出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格局，不靠故事情节取胜，而是以心理描写取胜，将笔触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去追询人物的精神状态。在结构上，它以心灵世界为基点，以人的情感流动、情绪飘游为线索。于是平静的描写变成了灵魂的感叹。小说中经常出现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做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超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听其言，见其心”我们仿佛看到了池大为那孤傲不屈而又矛盾、彷徨的灵魂。
其二，小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性。小说以池大为内心独自的方式，深刻拷问了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使整部小说呈现出深厚的哲学根柢，显示了作者对人生，生活，生命，文化，历史和宇宙的深刻的哲学思考。 首先是对生活的哲学探讨。“人究竟怎么个活法?”在《沧》中，池大为结合自己与他人的生活经历在思考着。人既然活着，便要追求成功，实现自身价值。但，什么叫成功?当权前的池大为认为，作为人，活着，他就应该奋斗。他不在乎这种奋斗可能给他带来什么非精神性的，令世人羡慕的实际结果。他看中的不是荣辱不定，带有极大偶然性的人的外部价值，而是干古不衰的人的内部价值，这与池大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因此，他本能地拒绝许小曼、屈文琴的功利主义的爱情，不假思索地放弃了与教授女儿结婚继而在首都发展的黄金机会。
老办事员晏之鹤的生活哲学与早期池大为相似。他与世无争，过着隐士般悠然自得的生活，但在生活与地位上毫无保障。在遇到一系列挫折后池大为开始思索自己的生活哲学了：是继续追求精神价值，还是放弃而转向功利化?选择坚守将意味着过晏之鹤那样的生活，除了精神高高在上，别的什么都没有。选择放弃则除了精神痛苦外，别的什么都有。池大为内心极度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放弃自己的精神信仰；另一方面，他必须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与义务，对妻儿负责。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他放弃了精神坚守，选择了世俗的生活方式。
其次是对做人的哲学思考。人活一辈子，是选择做“好人”还是选择做“坏人”，做“好人”还有无意义?池大为以前选择的是做“好人”，却常常引起了非议和领导的不满。池大为深感到：“这是个形而下的时代，要做一个好人真不容易。”他不能不反思那些从来都被视为当然的理念，他看到的是“好人”的无能、无用乃至凄惨命运。父亲是“好人”却一生屡遭不幸；厅里的戴妙良也是“好人”，深受农场群众的爱戴死时哭声载道，但他的人生是令人心酸的。池大为对此感到幻灭：“戴妙良的确是好人，可好人又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是我的原则，可意义已经渺茫。为什么做个好人，我找不到坚实的理由回答自己。”在中医学院碰壁后，池大为认定：“我觉得自己有了不做一个好人的勇气，也有了这种权利，说到底世界是以力量而不是善恶来评价一个人的。”为了权力和实利，池大为出卖了马垂章的对手舒少华。
池大为所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读者要面对的问题，读者在惊叹池大为深刻思考能力的同时，内心深处受到剧烈震荡。作者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引入道德与人性，思考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在这一层面上也体现出智性。
池大为以知识分子传统道德为基础形成自己的良知，以良知指导生活与做人。他同情赤脚医生，同情疫区人民，亲眼看见他们的贫困，而卫生厅用钱太奢侈。良心的声音呼唤他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良知和责任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荡着的一句话，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他使我有了一点血性之勇”。
仁爱，固然是美好的德行，但是在“‘是浑浊而嫉贤，好蔽美而称恶’的现实社会中，仁爱德行的主体受到打击迫害，邪恶势力和无所不争的奸佞小人却总是占着上风，横行无忌”[10]。小说中的池大为在当权前，可谓是一个仁爱德行之人，遇事不争，先人后己，却一再受到丁小槐之类小人的排挤。读者不禁思索，坚守仁爱德行到底有无意义?传统的良知在今天还有无价值?对此，池大为也进行了深刻且痛苦的思考。“大人物的意志坚如磐石，你千万不能设想凭自己几句痛切之言就能使他有所触动。世界上没有比良心更靠不住的东西了。”晏之鹤的智慧是用一生的失败换来的。池大为凭良心而不可得，强大的现实力量使他无法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责，良知和责任感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凭良心?希望世界凭良心来运作，那就太可怕了。不凭良心又怎样?……在我的经验世界中，良心只是少数人的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人在不凭良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良心还是问题，个人的欲念和情感趋向已经把良心重重叠叠地遮蔽起来。”
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也许，我们要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仁爱德行，评价以往的良知观念。“闾巷之人，欲砥行名立者，非附青云之士，恶(何)能施于后世哉?”就仁德人格主体而言，如果用仁爱来消融情态，遇事不争，一味忍让，但事后又总觉不平，总觉吃力，总觉没有得到好报。从此以往，很容易形成一种“癌性”性格，陷入内心的自我折磨而不能自拔。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死守固有的东西不放只能使得僵化的思想在现实中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适当的改变是知识分子面临新的社会环境的必然选择。对于池大为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他的观点过于偏激。良知是一个道德范畴，在任何社会、任何阶段都有意义和价值，我们要改变的只是陈腐的德行观念。转变后的池大为虽然良知和责任找不到寄托，心灵找不到归宿．但还是有对高尚的追求，有忏悔之心。到这里，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故事升华到了审美的层次。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一、《曾在天涯》：凭审“美”性取胜
当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具有审美性，不过这里的“美”是相对《沧》的审“智”性而言的。其审“美”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整部小说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抒情性是浪漫主义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实际是情感的河流。《曾》的“小说的引子部分即是～一首精美的抒情序曲，由此而下，抒情品性自始至终充盈贯注，作品在悲郁哀婉的抒情旋律中带出人物灵魂的伤痛和种种儿女情态”[1]。整部小说就像一曲感情乐章，每一章都有感情的高潮与回落，有张有弛，墓地想象是高力伟与林思文感情乐章的高潮，圣劳伦斯河畔遐想则是与张小禾感情乐章的高潮。
在小说中，形而上的生命追求与形而下的生存进取，对生存意义的悲观性透视与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一往无前的求索，都溶于一种拂之不去的悲剧情调和感伤气息中。“时间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它以无声的空虚残酷掩盖着抹杀着一切，使伟大的奋斗目标和剧烈的人生创痛，最后都归于虚无。”尤其是，小说主人公高力伟有一种传统文人式的浪漫气质。“我感到了意识到了时间的喜悦和悲哀，感到了世事在历史的瞬间无论怎样轰轰烈烈或凄凄切切，其意义在时间的背景中都将渐渐淡化，以至化到虚空一片中去。”这里体现的是屈原式的天问。屈原竭力想摆脱自己的困境，但他以文化理性为出发点进行精神追问注定没有答案，这使他又一次陷入困境。高力伟也以理性的办式追问时间。时间的无限性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我渺小及生命的有限。有限性不是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所能做出的选择，而是不论人们意愿如何都必须接受的生命结论。因此，小说从始至终都充溢着一种悲凉的情绪基调。时空的启蒙是理性主义者审视意义的情感动因。于是，高力伟进一步发起了对意义的追问：“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像无尽时间之流中的电光一闪，无法也没有必要去追寻最后的意义，那电光一闪的瞬间就是终极的意义。人不是为了承受苦难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苦难没有绝对的价值．苦难使苦难的意义化为乌有。在时间之流中每一个生命都那么微不足道，却又是生命者意义的全部”。“过去的日子，眼下的日子，未来的日子，都是活着的日子，如此而已。在时间后面，是一片浩渺的空空荡荡。”当形而上的生命意义无法确证，形而下的生存就成了唯一真实的意义。高力伟以理性眼光反思一切，透视一切，在反思与透视中无法认同那缥渺的一切，却又失去了可以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一切。屈原内心深处的文化理想知道他的问是不用回答的，只是他的感受迫使他不由自主地追问。高力伟以现代理性主义者的眼光否决了生命彼岸的超越性意义和价值，证实了这种价值和意义只是一种心灵虚设，但是对于具有神性的人类来说，对彼岸都有一种本能的向往。这就是为什么，高力伟强烈肯定现世生活的价值本体性时，却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悲凉。他的悲凉比屈原更胜一筹。因此，他想象死亡来满足自己对永恒的追求和向往。
另外，浪漫主义还追求神秘感。古典的浪漫主义作品，总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里。浪漫主义者认为“除了神秘的事物外，再没有什么美丽、动人、伟大的东西了”[2]。《曾》记叙了异域的留学生活，描写了加拿大圣约斯翰的城市风光、自然景色，多伦多的教堂，当地的节日习俗等，这些都具有神秘感，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
除了异域生活外，神秘感的获得还可以通过孤独这条途径。小说中，高力伟常常一个人面对墓碑，夕阳，大海进行内心省察和凝思。正是这种孤独，增强了作品的神秘色彩。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远远地坐在一块岩石上时，自然会有神秘感——远离的人总是神秘的。
其次，心灵的无限之旅带来的崇高美也是其审“美”之所在。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崇高的基本内涵就是人对有限和无限的体悟和超越，它直接和人的心灵意义联系在了一起。[3]美学家朗吉弩斯认为：“崇高有赖于心灵做出努力或反应来同气派宏大或力量无穷的气象展开某种竞争。在这种努力或反应中，主体觉得自身肯定有了比通常经历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4]基于此，首先进入崇高视域的就是生存境域：命运感和虚无感。人生于世，命运无常，而最使人无法逃脱的就是死亡，不管如何，生命消亡，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在艺术中就表现为强烈的命运感和虚无感。在崇高艺术中，人通过命运感和虚无的昭示，首先感悟到的是人作为自然的有限性，“一个人，就像这一派大河中一滴水，有什么可苦恼可忧伤的呢?”高力伟感悟到生命之短暂。因此，他追问时间，意义，价值，对永恒和无限进行追索。在有限和无限对立的张力中，真正的生命感悟出来了。正如康德所言：“崇高首先是一种生命力的阻滞，尔后伴随着的是生命力的勃发和肯定。”[5]
崇高的艺术不仅是呈现，更多的是反思。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中提出：“崇高的风格就是一颗伟大的心灵的回声。”在《曾》中，高力伟经常触景生情，对时空的移易，生死的转换发出追根究底的盘问，这些玄思构成了小说心灵对话的基本主题。情况往往是，人们面对艺术或自然时的一种瞬间的感悟，心灵通向存在，崇高亦即生成。高力伟在墓地，在圣劳伦斯河畔思考时空的无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充满了崇高美，使其审美性大大加强，进入审美的至境。诚如张世英先生所言：“审美意识的高级形态是崇高，是无限美，它不仅仅是愉悦，而且包含着严肃的责任感在内……”[6]
另外，《曾》的审“美”性还体现在超越性上。文学的超越性是指文学对现实的超越，即文学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羁绊，超越社会功利目的的制约，反映出入类生活和人的生命中最内在、最本质、最具有永恒性的东西。[7]超越意识渗透于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没有超越性也就没有文学艺术。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既具备现实性，又具备超越性的。
《曾》就具备这种超越性，它不满足于停留在对异域留学生活与曲折爱情的表层描写上，而是深入探讨有限性与无限性、理性与信仰、意识与价值、生存与死亡等永恒性的东西。它不像以往留学生题材创作的流水账的记叙，空洞苍白的感叹，而是从现实的时空中超越出来，从周围琐屑平凡的生活中超越出来，展开想象的翅膀，把社会与自然，今天和历史，现实和理想，咫尺与天涯联系起来，创造出了高远的艺术境界。 超越性也体现在充满象征色彩的意象上，它使小说的悲剧意味更为浓厚。比如“墓碑”，它使读者对时间中个人的渺小与生存的瞬息性的感受极为强烈：“面对这大片墓碑，生命的有限性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像墓碑的表面一样有着真实的质感”。再如“夕阳”，主人公“感到了一种召唤，想象着自己朝夕阳飘过去”。“迎着夕阳走过去，许多逝去的圣人的身影浮在夕阳那端”，但夕阳“那端是远古洪荒般的一片死寂”。它象征着生命的终极意义，成为生命的信仰，是彼岸目标，更是一颗无根之心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生命的意义在“走”的过程中产生，最终又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剩下的只是精神灵魂漂泊带来的死寂。
二、《沧浪之水》：以审“智”性见长
与《曾》比较，《沧》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诚如作者所言：“此书不但善讲故事，而且诉诸哲理，不但充满感性，而且注重智性。”[8]其审“智”性体现在下面几个层面：
其一，提出了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体现出作家深厚的忧患意识。小说讲述了池大为在官场上的升降沉浮，刻画了知识分子在自我定位中的精神裂变过程，呼应了整个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的确，当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精神遭遇了历史性的挑战并在现实中被证明意义虚无时，他们面临着在以世俗化、功利化为主导价值观念的社会中如何为自己定位的重大课题。作者也是如此：“我对生活有很多疑虑，无力解答，想通过小说提出来，向读者请教，如精神资源和人文理想问题。我的小说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为范式，为主人公池大为设计了精神背景。但我也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精神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能不能与现实发生有效联系?池大为的精神坚守失败了，这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是不是无可抗拒的历史宿命?”[9]通过《沧》这部小说，作者提供了他自己就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作为一部追问人生意义的小说，答案并不重要，而提出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并使我们每个人都对问题进行真诚而深切的思考，才是作品的成功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可将此书看作是充满智性色彩的思想小说。
作品超出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格局，不靠故事情节取胜，而是以心理描写取胜，将笔触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去追询人物的精神状态。在结构上，它以心灵世界为基点，以人的情感流动、情绪飘游为线索。于是平静的描写变成了灵魂的感叹。小说中经常出现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做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超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听其言，见其心”我们仿佛看到了池大为那孤傲不屈而又矛盾、彷徨的灵魂。
其二，小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性。小说以池大为内心独自的方式，深刻拷问了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使整部小说呈现出深厚的哲学根柢，显示了作者对人生，生活，生命，文化，历史和宇宙的深刻的哲学思考。 首先是对生活的哲学探讨。“人究竟怎么个活法?”在《沧》中，池大为结合自己与他人的生活经历在思考着。人既然活着，便要追求成功，实现自身价值。但，什么叫成功?当权前的池大为认为，作为人，活着，他就应该奋斗。他不在乎这种奋斗可能给他带来什么非精神性的，令世人羡慕的实际结果。他看中的不是荣辱不定，带有极大偶然性的人的外部价值，而是干古不衰的人的内部价值，这与池大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因此，他本能地拒绝许小曼、屈文琴的功利主义的爱情，不假思索地放弃了与教授女儿结婚继而在首都发展的黄金机会。
老办事员晏之鹤的生活哲学与早期池大为相似。他与世无争，过着隐士般悠然自得的生活，但在生活与地位上毫无保障。在遇到一系列挫折后池大为开始思索自己的生活哲学了：是继续追求精神价值，还是放弃而转向功利化?选择坚守将意味着过晏之鹤那样的生活，除了精神高高在上，别的什么都没有。选择放弃则除了精神痛苦外，别的什么都有。池大为内心极度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放弃自己的精神信仰；另一方面，他必须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与义务，对妻儿负责。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他放弃了精神坚守，选择了世俗的生活方式。
其次是对做人的哲学思考。人活一辈子，是选择做“好人”还是选择做“坏人”，做“好人”还有无意义?池大为以前选择的是做“好人”，却常常引起了非议和领导的不满。池大为深感到：“这是个形而下的时代，要做一个好人真不容易。”他不能不反思那些从来都被视为当然的理念，他看到的是“好人”的无能、无用乃至凄惨命运。父亲是“好人”却一生屡遭不幸；厅里的戴妙良也是“好人”，深受农场群众的爱戴死时哭声载道，但他的人生是令人心酸的。池大为对此感到幻灭：“戴妙良的确是好人，可好人又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是我的原则，可意义已经渺茫。为什么做个好人，我找不到坚实的理由回答自己。”在中医学院碰壁后，池大为认定：“我觉得自己有了不做一个好人的勇气，也有了这种权利，说到底世界是以力量而不是善恶来评价一个人的。”为了权力和实利，池大为出卖了马垂章的对手舒少华。
池大为所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读者要面对的问题，读者在惊叹池大为深刻思考能力的同时，内心深处受到剧烈震荡。作者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引入道德与人性，思考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在这一层面上也体现出智性。
池大为以知识分子传统道德为基础形成自己的良知，以良知指导生活与做人。他同情赤脚医生，同情疫区人民，亲眼看见他们的贫困，而卫生厅用钱太奢侈。良心的声音呼唤他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良知和责任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荡着的一句话，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他使我有了一点血性之勇”。
仁爱，固然是美好的德行，但是在“‘是浑浊而嫉贤，好蔽美而称恶’的现实社会中，仁爱德行的主体受到打击迫害，邪恶势力和无所不争的奸佞小人却总是占着上风，横行无忌”[10]。小说中的池大为在当权前，可谓是一个仁爱德行之人，遇事不争，先人后己，却一再受到丁小槐之类小人的排挤。读者不禁思索，坚守仁爱德行到底有无意义?传统的良知在今天还有无价值?对此，池大为也进行了深刻且痛苦的思考。“大人物的意志坚如磐石，你千万不能设想凭自己几句痛切之言就能使他有所触动。世界上没有比良心更靠不住的东西了。”晏之鹤的智慧是用一生的失败换来的。池大为凭良心而不可得，强大的现实力量使他无法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责，良知和责任感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凭良心?希望世界凭良心来运作，那就太可怕了。不凭良心又怎样?……在我的经验世界中，良心只是少数人的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人在不凭良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良心还是问题，个人的欲念和情感趋向已经把良心重重叠叠地遮蔽起来。”
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也许，我们要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仁爱德行，评价以往的良知观念。“闾巷之人，欲砥行名立者，非附青云之士，恶(何)能施于后世哉?”就仁德人格主体而言，如果用仁爱来消融情态，遇事不争，一味忍让，但事后又总觉不平，总觉吃力，总觉没有得到好报。从此以往，很容易形成一种“癌性”性格，陷入内心的自我折磨而不能自拔。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死守固有的东西不放只能使得僵化的思想在现实中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适当的改变是知识分子面临新的社会环境的必然选择。对于池大为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他的观点过于偏激。良知是一个道德范畴，在任何社会、任何阶段都有意义和价值，我们要改变的只是陈腐的德行观念。转变后的池大为虽然良知和责任找不到寄托，心灵找不到归宿．但还是有对高尚的追求，有忏悔之心。到这里，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故事升华到了审美的层次。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