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的嫂子，不幸与许多女性一样得了中国女性发病率很高的乳腺癌。她在厂里财务部门做了二十多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为不愿做假账而提前退休了。她的丈夫撑了几年后也离场了——对，看官们也看出来了，他们是同事，均属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没有花头的那个群体，工厂倒闭后就夫妻双双把家还了。如果没病没灾，两口子靠退休金生活也没问题，炒股输点小钱也不至于跳楼，行情好了也会去小饭店喝个一盅。可惜前两年查出了病，经过治疗稳定了一段日子，但前些天发现转移到肝区了。于是慕名来到一家大医院，希望与病魔作最后一搏，这心态也跟大多数癌症病人一样。但医生回绝得相当干脆：没有床位。但接着又“很坦白”地表示：“即使还有几张床位，我们也要留给能支付现金的人，他们一来就将现金打进来，不像你们吃医保的，卡上的钱转过来还挺麻烦的。”这话也许道出了医院的“难处”，我们家属也不想跟有钱人争，但住进去是火烧眉毛的事啊！病人家属早就听说这个医院通行潜规则，遂向门诊医生递上一只红包。那个医生说：“我不收的，你们可以给那个人。”那个人是谁？他向门外一指：是主治医生，好像他负责安排床位。家属寻过去，叩门，鞠躬，陪笑，那人“顺手”收了红包，说明天早上八点以前来看看吧。
　　第二天七点钟如约赶去，发现要求入住的病人堵在门口，那位主治医生也翻脸不认人了，态度很粗暴地将所有病人家属驱散：“没床位了！”
　　明天有没有？回答是不能保证。家属的心立时掉进冰窖里了，不能保证何以抽屉一拉，信封一撸？想不通，回家牛衣对泣，叹自己命不好。缓口气后改向另一家医院求救。
　　我们搞新闻的对潜规则也不陌生，但一听此事后感觉不大对劲。说白道吧，发扬革命人道主义，这一套今天似乎过时了。说黑道吧又不大靠谱，江湖上的规矩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现在你不能提供病床，那顺手一撸的东西总该交还吧。我跟妻子说，让你哥哥去跟医生接洽，先表示感谢，再好声解释改换医院了，那个东西能否还我们。我们不是大款，否则这钱就不来讨了。
　　那天我舅子是与小姨子一块去的，他们两个平时还算见过一点小世面的，想不到临阵一脚畏葸不前。他们听说有人交了五千还拿不到床位，还听说曾有人去要钱，结果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了。我一下子来气了，“试看今日之天下，是共产党的还是黑道的？你们去要，至少得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否则明天你们不去要床位，就说不清楚了。”
　　那边磨叽半天，还是不敢去，怕被呛回来，更怕被打，病人也觉得此刻保持一个好心情最重要，万一丈夫被打伤，床前连个喂饭递药的人也没了，这钱就算买药吧。我要他们将医生的姓名跟手机号码告诉我，我跟妻子一起去讨钱，他们也怕我吃亏，坚决不给。还说即使要回来了，因为病历卡上留下了姓名地址，怕他们找上门找麻烦。我跟他们说：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坏，前不久电视上还大力宣传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务界老前辈，他也及时发现并制止本院医生给病人开高价自费药呢。但到深夜我还是没有拿到手机号码。此时不能不想起鲁迅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更加明白近年来公交车上多次有歹徒殴打司乘人员，而乘客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了。
　　我甚至觉得，潜规则在中国已是一个相当坚硬，相当流行，也得到社会各阶层高度共识的客观存在，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如果公共资源被当作商品进入交易环节，如果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被一再削弱，那么潜规则必将潜得越来越深。更可怕的就是，在潜规则运行过程中屡遭损害的弱势群体，不懂得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反而阻吓同类，嘲笑同类，并以自己适应环境——非公正程序——的努力，为潜规则的“流行”挤出了更多更大、也更具“合理性”的空間。这才是我写这篇文章前痛心疾首的问题。在沉痛诅咒潜规则的同时，我们其实要加强自我反思，从法理上寻找支持自己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