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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袁隆平，但很少人知道庄巧生，前者是“杂交水稻之父”，后者是“小麦育种之父”。
回顾自己的一生，庄巧生说：“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育成十来个优良小麦品种在生产上应用；二是编几本与小麦或育种有关的专著，仅此而已，微不足道。”然而，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就是一件造福中国农业的大事。
辗转求进取
庄巧生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跌宕起伏的革命时期。他的求学之路，可谓几经辗转。
1916年8月5日，庄巧生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旗山南麓的一个小山村。4 岁时，一家人投奔在南洋的父亲，这也使得他在苏门答腊的荒岛上度过了孤寂而苦涩的童年。回到国内，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庄巧生勤奋学习，上中学时还因为成绩优异被校方免了几个学期的学费。
虽然并不是出身农民的背景促使他日后选择农业这个领域，但早年的艰难经历的确磨练了庄巧生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为他以后从事繁杂的育种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1934 年夏，福建省教育厅提供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理、工、农、医各领域均仅有2 个名额，这让家境贫寒、无力升学的庄巧生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决意报考农科，结果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南京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录取。
大学的学习氛围与人文气息，使庄巧生的视野日渐开阔，他也从内心萌生了要在农学领域继续研究的念头。然而，1937 年初夏，当他在齐鲁大学合作农场暑期实习即将结束之际，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七七事变”。11 月下旬，南京危在旦夕，学校决定西迁成都，他便随校紧急转移。一路上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但同时还得抓紧时间完成老师预先布置的自修课程，他过着流亡般的生活。
从进入大学起，庄巧生的学习成绩就很出色，特别是最后两年功课全优，在校内传为佳话。还没毕业他就被推荐到中央农业实验所贵州工作站工作。
那一时期，庄巧生把掌握的下乡调查资料和所内试验结果，整理成《贵州之小麦》一文，对该省小麦生态环境、生产概况、品种类型、种植技术和品种改良做了系统阐述。这是有关贵州省小麦的第一篇历史性文献。
1940 年8 月，庄巧生回到成都金陵大学农艺系，给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靳自重教授当助教。在两年半的助教生涯中，他协助靳先生完成了《蓝麦杂种后代的细胞学研究》和《马卡小麦杂种后代的细胞遗传学研究》两篇论文。这些工作在当时均属开拓性研究。
庄巧生辞去助教工作后，应戴松恩之邀到湖北省任鄂北农场场长。但面对场内人事磨擦，经费入不敷出、甚至弄虚作假等现象，他不甘心把自己的宝贵年华消磨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半年后便辞职了。
1944年冬天，正赶上国民政府通过考试遴选人才赴美进行学习，为期一年，期满回国服务。庄巧生应试后即被录取。在美国，他最初学习的是硬质小麦品质鉴定技术。后来，他还去美国北部小麦产区参观几个品种实验室。期间，他不忘仔细地了解美国小麦育种研究的情况，为回国后开展育种研究做准备。
北上展宏图
1949年2月1日，北平解放的第二天。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内，新来接任的所长陈凤桐严肃地喊道：“你们有想走的，现在还是可以走。愿意走的走，愿意留的留。你们要走的话我们欢送，要留的话我们欢迎。”
这番话于当时在试验场做研究员的庄巧生听来，有几分刺耳。据他回忆，试验场内几乎所有员工都在盼着解放，重新开展小麦研究工作，谁也未曾想过离开。
1946年8月，庄巧生从海外归国之后，就被当时的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派遣至北平。那时的北平农事试验场拥有1000多亩试验地，并建有实验室大楼和先进的设备，在当时可谓国内条件最好的农业科研机构。
年轻又单身的庄巧生，没有家庭的拖累，看到北平拥有这么好的科研条件，又地处小麦产区，自然欣然前往，想在此一展抱负。1946年10月，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北京魏公村附近的白祥庵报到。没想到这一待就是60多年。尽管北平试验场在历史大潮中经过政权更替、机构改名，但对于庄巧生和同事们来说，60多年来唯一不变的还是自己的研究工作。
金色麦田梦
1952年，苏联学者伊万诺夫访问中国，庄巧生负责接待。尽管当时两人彼此的学术观点不同，但伊万诺夫那句“要跌打滚爬在麦田中，学会同小麦对话”的肺腑之言，深深地刻印在庄巧生的心上，成为他科研道路上的座右铭。
在研究小麦新品种的40多年里，庄巧生一直坚持现场作业，每到小麦培育的关键时期，他总是起早贪黑在田间调查。有一年早春，工作人员在下班前没有给温室的小麦材料盖上草棚，到晚上10点，庄巧生突然听到大风降温的天气预报，便立即从家里赶到十几里以外的板井村，叫起工人师傅一同把草栅放下、盖好，回到家时已是午夜。
1972年，当庄巧生从“牛棚”走出来时，第一件事就是下地看麦苗。后来，看麦苗竟然成了庄巧生的一种生活习惯。在他的心中，似乎一直有一片金色的麦田。
然而，小麦遗传育种是一项见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一般来说，育种最快需要8年的时间，在试验田里进行检验要3年时间，一旦研究失败，十几年的光阴就浪费了。即使研究成功，在实际应用推广中又会有很大变数。因此，很多小麦研究者一生都难以选育出一个新品种。
1946年底，初到北平的庄巧生凭借扎实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育种经验，很快担任了小麦育种的牵头人。考虑到华北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庄巧生选定了抗旱、耐寒、耐瘠品种的研究方向。通过不懈努力，庄巧生和同事们在短短两年内就选育出“燕大1885”“北系3号”“北系11号”3个新品种，准备在周边地区试种推广。
而谁也想不到，1950年4月期间，几场绵绵细雨诱发了一次空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3个新品种由于严重患病全垮了。于是，研究不得不转向抗锈病品种。“小麦育种工作是个单调枯燥的活儿，年复一年。”庄巧生到现在还这么认为。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施肥水平不断提高，灌溉条件日益改善，生产上需要耐肥喜水、抗倒伏、抗锈病、增产潜力更大的新品种，庄巧生就开始思考选育新的替代品种。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搞育种工作的人，碰到外来的材料，总想拿来和本地的优良品种杂交一下，这样往往能收到不错的效果。庄巧生也不例外。1965年，育种学家蔡旭和李竞雄访问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带回59份材料，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种类未能得到重视和利用。直到70年代初，这些品种被庄巧生和同事们加以利用。经过十几年的实验，他们终于育成了以“丰抗8号”、“丰抗2号”为代表的丰产、抗倒伏、抗条锈病、抗白粉病和落黄好的丰抗号系列品种，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全国小麦增产立了大功。
回顾自己的一生，庄巧生说：“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育成十来个优良小麦品种在生产上应用；二是编几本与小麦或育种有关的专著，仅此而已，微不足道。”然而，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就是一件造福中国农业的大事。
辗转求进取
庄巧生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跌宕起伏的革命时期。他的求学之路，可谓几经辗转。
1916年8月5日，庄巧生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旗山南麓的一个小山村。4 岁时，一家人投奔在南洋的父亲，这也使得他在苏门答腊的荒岛上度过了孤寂而苦涩的童年。回到国内，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庄巧生勤奋学习，上中学时还因为成绩优异被校方免了几个学期的学费。
虽然并不是出身农民的背景促使他日后选择农业这个领域，但早年的艰难经历的确磨练了庄巧生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为他以后从事繁杂的育种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1934 年夏，福建省教育厅提供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理、工、农、医各领域均仅有2 个名额，这让家境贫寒、无力升学的庄巧生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决意报考农科，结果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南京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录取。
大学的学习氛围与人文气息，使庄巧生的视野日渐开阔，他也从内心萌生了要在农学领域继续研究的念头。然而，1937 年初夏，当他在齐鲁大学合作农场暑期实习即将结束之际，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七七事变”。11 月下旬，南京危在旦夕，学校决定西迁成都，他便随校紧急转移。一路上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但同时还得抓紧时间完成老师预先布置的自修课程，他过着流亡般的生活。
从进入大学起，庄巧生的学习成绩就很出色，特别是最后两年功课全优，在校内传为佳话。还没毕业他就被推荐到中央农业实验所贵州工作站工作。
那一时期，庄巧生把掌握的下乡调查资料和所内试验结果，整理成《贵州之小麦》一文，对该省小麦生态环境、生产概况、品种类型、种植技术和品种改良做了系统阐述。这是有关贵州省小麦的第一篇历史性文献。
1940 年8 月，庄巧生回到成都金陵大学农艺系，给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靳自重教授当助教。在两年半的助教生涯中，他协助靳先生完成了《蓝麦杂种后代的细胞学研究》和《马卡小麦杂种后代的细胞遗传学研究》两篇论文。这些工作在当时均属开拓性研究。
庄巧生辞去助教工作后，应戴松恩之邀到湖北省任鄂北农场场长。但面对场内人事磨擦，经费入不敷出、甚至弄虚作假等现象，他不甘心把自己的宝贵年华消磨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半年后便辞职了。
1944年冬天，正赶上国民政府通过考试遴选人才赴美进行学习，为期一年，期满回国服务。庄巧生应试后即被录取。在美国，他最初学习的是硬质小麦品质鉴定技术。后来，他还去美国北部小麦产区参观几个品种实验室。期间，他不忘仔细地了解美国小麦育种研究的情况，为回国后开展育种研究做准备。
北上展宏图
1949年2月1日，北平解放的第二天。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内，新来接任的所长陈凤桐严肃地喊道：“你们有想走的，现在还是可以走。愿意走的走，愿意留的留。你们要走的话我们欢送，要留的话我们欢迎。”
这番话于当时在试验场做研究员的庄巧生听来，有几分刺耳。据他回忆，试验场内几乎所有员工都在盼着解放，重新开展小麦研究工作，谁也未曾想过离开。
1946年8月，庄巧生从海外归国之后，就被当时的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派遣至北平。那时的北平农事试验场拥有1000多亩试验地，并建有实验室大楼和先进的设备，在当时可谓国内条件最好的农业科研机构。
年轻又单身的庄巧生，没有家庭的拖累，看到北平拥有这么好的科研条件，又地处小麦产区，自然欣然前往，想在此一展抱负。1946年10月，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北京魏公村附近的白祥庵报到。没想到这一待就是60多年。尽管北平试验场在历史大潮中经过政权更替、机构改名，但对于庄巧生和同事们来说，60多年来唯一不变的还是自己的研究工作。
金色麦田梦
1952年，苏联学者伊万诺夫访问中国，庄巧生负责接待。尽管当时两人彼此的学术观点不同，但伊万诺夫那句“要跌打滚爬在麦田中，学会同小麦对话”的肺腑之言，深深地刻印在庄巧生的心上，成为他科研道路上的座右铭。
在研究小麦新品种的40多年里，庄巧生一直坚持现场作业，每到小麦培育的关键时期，他总是起早贪黑在田间调查。有一年早春，工作人员在下班前没有给温室的小麦材料盖上草棚，到晚上10点，庄巧生突然听到大风降温的天气预报，便立即从家里赶到十几里以外的板井村，叫起工人师傅一同把草栅放下、盖好，回到家时已是午夜。
1972年，当庄巧生从“牛棚”走出来时，第一件事就是下地看麦苗。后来，看麦苗竟然成了庄巧生的一种生活习惯。在他的心中，似乎一直有一片金色的麦田。
然而，小麦遗传育种是一项见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一般来说，育种最快需要8年的时间，在试验田里进行检验要3年时间，一旦研究失败，十几年的光阴就浪费了。即使研究成功，在实际应用推广中又会有很大变数。因此，很多小麦研究者一生都难以选育出一个新品种。
1946年底，初到北平的庄巧生凭借扎实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育种经验，很快担任了小麦育种的牵头人。考虑到华北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庄巧生选定了抗旱、耐寒、耐瘠品种的研究方向。通过不懈努力，庄巧生和同事们在短短两年内就选育出“燕大1885”“北系3号”“北系11号”3个新品种，准备在周边地区试种推广。
而谁也想不到，1950年4月期间，几场绵绵细雨诱发了一次空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3个新品种由于严重患病全垮了。于是，研究不得不转向抗锈病品种。“小麦育种工作是个单调枯燥的活儿，年复一年。”庄巧生到现在还这么认为。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施肥水平不断提高，灌溉条件日益改善，生产上需要耐肥喜水、抗倒伏、抗锈病、增产潜力更大的新品种，庄巧生就开始思考选育新的替代品种。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搞育种工作的人，碰到外来的材料，总想拿来和本地的优良品种杂交一下，这样往往能收到不错的效果。庄巧生也不例外。1965年，育种学家蔡旭和李竞雄访问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带回59份材料，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种类未能得到重视和利用。直到70年代初，这些品种被庄巧生和同事们加以利用。经过十几年的实验，他们终于育成了以“丰抗8号”、“丰抗2号”为代表的丰产、抗倒伏、抗条锈病、抗白粉病和落黄好的丰抗号系列品种，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全国小麦增产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