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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成果表明，文化在职业教育发展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文化建设既是职业教育理念创新、目标创新、政策创新的基础与依据，也是职业教育制度建设、机制改革、模式变迁的主要推手与支撑。而以此为借鉴进行深远反思，期许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思维、开拓新的路径，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关键词】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文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C7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7）02-0084-04
本文尝试从新加坡的文化发展与职业教育之间关系的探析，揭示它所蕴涵的文化源流、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进而彰显文化在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价值、地位和作用，期冀为中国成人与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些许新思维。
一、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蕴意
1多元文化环境下的职业教育理念
新加坡政府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融合，全面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优势，包括先进技术、管理制度和成功经验的同时，又在坚守和发扬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上下气力，创造了特色的狮身鱼尾文化。新加坡政府还注重本土文化与他元文化的相统一。针对多种宗教（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在新加坡共存的状况，致力于本土文化与他元文化的同步发展。在升华本埠文化传统、文化风俗、文化习惯的基础上，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民风民俗，特别是注重本土文化要素（竞争观念、自由观念、价值观、法制观等）与其他文化观念的相统一。
多元文化融合为新加坡职业教育理念变革提供了前提与动源。一是把“人、人力、人才、人心”作为职业教育发展主要价值导向。不仅全面实行“先培训，后就业，未经培训不得就业”的制度，还在构建专业指导职业教育的政府机构、专门扶持职业教育的技能发展基金、专门促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阶梯式高职教育体系等方面匠心独具。二是实行不同源流的职业学校合并，打破以往存在的民族隔阂，平衡不同种族传统职业教育间的差异，特别是针对马来人等弱势族群进行必要的扶持，为多元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奠定基础。三是实施双语教学。为了尊重各民族的历史，弘扬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职业教育领域广泛实行英文与华文同步教学，这不仅有利于种族的同化、文化的认同、民族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还能在更宽阔的职业视野下，在更为丰富的语言层面上，培养职教学生各种外向型能力。
2儒家文化思想下的职业教育目标
新加坡政府针对年轻一代中出现的“奉献精神淡化，家庭观念淡薄，犯罪问题严重，远大理想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缺失”等现实问题，在全社会传播与推广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不仅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八德”，把培养君子风范和崇高正直品格作为公民首要准则，更以此为原点，衍化儒家教育文化思想中关于“修身、立德、励志、笃行”的理义，对中专以上阶段的学生培养提出了“能够灵活地接受多元文化，具有自知力、能明辨是非，敢于坚持真理，具有批判精神，有追求卓越的学习态度，学会合作，有团队精神，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和有感恩之心”等八个预期目标。
在儒家文化思想的滋润下，新加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展示出了更多的人文特征。一是以培养学生成为合格公民为首要目标。各类职教学生一入校就要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并贯穿于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二是把“构建重思考的学校，培养爱学习的人民”作为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各类职业学校都要成为培养学生终身学习习惯与品格的园地，不仅要让广大学生通过持续学习而紧跟世界现代技术潮流，拥有终身受雇能力，还要培养学生在今后人生中的不可预测环境下生存的心理与能力，经得住世事风霜的锻打。三是关注学生培养的国际化和专业化。不但为学生提供环球经济所需的技能、知识以及终身学习价值观的机会，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而且把人才培养的实用性放在重要位置，讲究实际、实效、实用，并且不断改进和提高，以期减少技术浪费，追求人才培养效果的最优化。
3共同价值观下的职业教育政策
上世纪70年代始，新加坡政府针对一些西方价值观和不良风气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和社会问题，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持久的反对全面西化的“文化再生”运动，力图在整合族群的价值观念、凝聚社会的普遍共识、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等方面，形成既捍卫亚洲传统价值观，又符合新加坡现代社会发展潮流，还能为全体新加坡人所接受的共同价值观体系。为此，新加坡政府在传承儒家道德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马来族、阿拉伯族、印度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借鉴了西方文明中的有益元素，有计划和有步骤地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建立一套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为主旨的社会共同价值观。
在共同价值观的导引下，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以“培养国家意识，冲淡民族歧异的观念；实施两种语文的教育；加速造就发展经济所需的大量科技人才”为主线的职业教育政策体系，在职教发展战略规划、职教培训形式拓宽、职教资源投入机制等顶层设计中给予了更多人文关怀。一是始终坚持“职业教育必须配合社会文化发展”的教育方针，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教学计划、入学模式、科研与发展都与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需求保持一致。二是政府保持对职业教育的适度干预，以便政府能够前瞻性地预见国际竞争中变化，最快速度地调整职业教育政策。三是政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強烈的职业教育发展意识，把职业教育投入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坚定性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期为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民众提供均等的职业教育机会。
二、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特色
1战略化的职业教育制度
战略性是新加坡职业教育制度最为鲜活的文化特色。一是以“和而不同”的文化意识，坚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分流。新加坡政府认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职业精英，不主张高等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的普及化，坚持职业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构建一种金字塔式结构的职业人才分流培养制度，使政府能根据本土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实际，有计划地培养各类的职业人才。比如，进入新世纪，政府又根据生物科技发展的要求，提高了职业院校与生物科学有关专业的学生人数。更重要的是，这种严格的职业教育人才分流制度，避免了为迎合市场的文凭需求而开设更多职业院校，结果导致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失衡，出现人为的职业人才过剩情况。 二是以“和气致祥”的文化情境，推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轨合流。新加坡政府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重普通教育而轻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为基准，配合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工业对职业人才的要求，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学制改革，把职业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正规教育范畴，建立了一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轨统一的教育制度。目前，新加坡职业教育不仅有专门的初级职业教育、中级职业教育和高级职业教育，而且在普通高等教育中有颁发专科层次文凭的职业教育，如各类工业教育学院和新加坡工艺学院；也有颁发本科层次文凭和学位的职业教育，如各理工学院和义安工艺学院；还有颁发研究生层次学位的职业教育，如国立新加坡大学及南洋理工大学。
2无界化的职业教育机制
新加坡政府进一步阐发“有教无类”的文化思想，把育人无界化、组织无界化、教学无界化、实践无界化、科研无界化作为职业教育的常态机制。这不仅极大改变了既往由于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各自为政、目标混杂、价值观冲突的状况。还通过对职业教育的整体规划，搭建各类社会化的平台，充分满足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新加坡政府把组织无界化摆在首位，认为职业教育的一项社会工程，必须由国家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职业教育进行社会化管理和战略性设计。1979年就成立“工业和职业训练局”，与经济发展局一起承担全国的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工作。它以全国职业教育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之姿态，对国家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包括政府与行业协会合作的、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政府或学校与海外合作的、国家之间联合的职业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等，进行全面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保证了新加坡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之相应，新加坡政府还认识到对职业教育资源无界化管理的极其重要性。1979年成立了国家层次的“技能发展基金会”，作为全国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进行无界化投入与调节的专门机构，无差别地面对全社会所有学校与行业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承担着为促进、发展和提高在职人员的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职业教育或培训；为重新训练各类下岗或再就业人员；为支持各种行业引进更精密和更新技能的操作方法等等的资源投入与支持，确保国家职业教育资源投入与调配落到实处。
3互动化的职业教育模式
新加坡政府发散了“知行合一”文化思想，在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的基础上，创立了职业教育的“产学合一”模式，把建立“教学工厂”或“教学企业”作为国家职业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基石，将现实的社会环境、企业环境、生产环境引入教学体系，实现教学与社会、教学与市场、教学与生产的完全融合。
一方面，它强调“知与行”的并重，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认为职业教育的主体是“人”，无论是“教学工厂”还是“教学企业”都必须围绕学生这个主体来进行。即职业院校与企业要把对学生的培养作为同共责任，学生既是企业员工又是在校学生，企业要将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岗位技术、职业规范引入学校，营建一个拥有现代企业基本雏形的校本教学语境和实训基地，不仅确保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和学生就业的无缝对接，更要使学生们能在一个相对真实的教学环境中，实现专业学习与实践环节的高度聚合，有效提升学生整体素质和能力。
另一方面，它又注重“知与行”的互动，注重企业的客体作用。认为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不仅承担了职业教育的大部分经费，包括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的生活津贴和社会保险、专业技能教师的薪资和社会保险、培训设备和材料等费用，而且企业还是教学的重要客体。只有在企业这个现实平台上，通过知与行的互动与交流，才能促使职教学生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蜕化为多样化的从业能力、就业能力、岗位技术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成为一个既有一定专业知识又有较强实际能力的合格职业人才。
三、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反思
反思一：重铸文化脊梁是职业教育发展之本。
新加坡“文化兴教”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只有铸就文化脊梁，才能得到国家、社会和广大民众认同与尊重。而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内，人们对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矛盾，一味归结于政府对职业教育认识不足，社会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够，重普教轻职教现象普遍，相关政策和制度不配套等方面。却少有人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反思，意识到在历史进程中，社会、国家和人民只会对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者产生景仰与尊重，例如春秋时期的墨家职业教育，明代黄道婆的职业技术教育。而现实的中国职业教育既不是传统职业教育文化的传承者，也不是现代职业教育文化的推进者，更不是未来职业教育文化的创造者。要真正得到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应有尊重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重铸中国职业教育的文化脊梁，改变社会的职业教育观念极为紧迫，而践行“三个恪守”则是前提。其一，“恪守事业信仰”。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和从业人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把共产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实现中国梦的信仰融汇于职业教育事业之中，选择为党的职业教育事业奋斗终生而无怨无悔。其二，“恪守岗位信念”。要求广大从业人员以强烈的文化自信，准确把握职业教育的文化特征，让“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忠贞矢志国家使命、忠实履行社会责任”成为职业教育的岗位表达。其三，“恪守工作信心”。要求每一個职业教育工作者以鲜明的文化自强，去深度认知职业教育的文化使命，不仅要做文化的传承者、发展者和创造者，还要成为党和国家“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推进力量。
反思二：重构文化环境是职业教育发展之根。
新加坡 “以文促教、以教兴文”的成功案例，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发是重大的。长时期来，我国职业教育确实存在职业教育经费紧张，政府财政拨款不到位，行业和企业资助渠道不畅，办学设施简陋，普遍缺乏教学和实训设备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绝不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只能是职业教育文化环境建设的整体缺失。细而析之，中国职业教育既没有个性文化建设的辉煌成果，也没有行业精神塑造的广泛认同，更没有使命责任履行的历史庚续。尽管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但有意无意间，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还是把职业教育贬斥在社会主流文化圈之外，以至衍生出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观念陈旧等种种问题。 重建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环境是社会、政府、职业教育机构的共同责任。一是追溯中国传统职业教育文化源流，集“墨家文化”、“鲁班文化”，“梦溪文化”、“黄母文化”、“宋应星文化”等精华为一体，重建一种带有鲜明行业特征和行业烙印的个性文化，实现职业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对接与相和。二是以“时不我待”的气魄，去树立远大的职业教育理想，打造正确的职业教育态度，张扬鲜明的职业教育责任，在“敬业、勤业、创业”的文化精神引领下，去实现职业教育与民族复兴的文化价值对接。三是以“情至业兴”的襟怀，主动把职业教育融入文化强国的大潮之中，让每一个职业教育工作者不仅具有必要的职业认同感，强烈的职业荣誉感，还拥有“生命由于职业教育变得有力和崇高”的人文情怀，充分彰显职业教育作为党和国家“育人高地”的文化境意。
反思三：重塑文化行为是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新加坡关于“文教互动”的成功范式，对中国职业教育行为的重塑有着示范性意义。迄今为止，中国职业教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尤其是在课程体系设计、教学内容安排、实践环节实施等关键环节上，走得还是应试教育“课程、复习、考试”的老路，直接产生了重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轻专业知识与职业岗位的联系；重知识传授的艺术性和灌输性，轻能力与学生职业需求聯系等负面后果。也许问题产生于多种因素，但文化行为缺漏当是主要因果。简而言之，就是没有把“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做问”的传统文化精髓，默化于课程体系之内，贯穿于教学过程之始终，落实于人才培养之全面，以至职业教育行为短视而僵化。
中国职业教育要在“文化强国”战略中承担角色，一要推进教学行为向文化行为的转化。这不仅要求在课程设计上要以国家和地方颁布的职业分类条例和培训条例为依据，构建一种既符合行业趋势与企业实际，又要体现企业岗位的工作特点的模块化课程体系。还要注重“专业与职业、毕业与就业”的内在关联，使教学成为文化传承的平台。二要推进教育联合向文化共建转化。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战略的出台，职业教育联合已成为一种趋势，如深圳的职教与普教联合招生、天津的四年制高职教育改革试点、湖北的高等职业教育联盟等。但这种联合不能止步于联合办学或联合招生上，要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文化共建的职能，通过学术合作、教学合作、信息合作，将职业教育的办学思想、学术成果、发展思路等教育要素，融合为文化元素，使之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基本单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中国国际出版集团，2014.
[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Z].
【关键词】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文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C7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7）02-0084-04
本文尝试从新加坡的文化发展与职业教育之间关系的探析，揭示它所蕴涵的文化源流、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进而彰显文化在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价值、地位和作用，期冀为中国成人与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些许新思维。
一、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蕴意
1多元文化环境下的职业教育理念
新加坡政府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融合，全面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优势，包括先进技术、管理制度和成功经验的同时，又在坚守和发扬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上下气力，创造了特色的狮身鱼尾文化。新加坡政府还注重本土文化与他元文化的相统一。针对多种宗教（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在新加坡共存的状况，致力于本土文化与他元文化的同步发展。在升华本埠文化传统、文化风俗、文化习惯的基础上，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民风民俗，特别是注重本土文化要素（竞争观念、自由观念、价值观、法制观等）与其他文化观念的相统一。
多元文化融合为新加坡职业教育理念变革提供了前提与动源。一是把“人、人力、人才、人心”作为职业教育发展主要价值导向。不仅全面实行“先培训，后就业，未经培训不得就业”的制度，还在构建专业指导职业教育的政府机构、专门扶持职业教育的技能发展基金、专门促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阶梯式高职教育体系等方面匠心独具。二是实行不同源流的职业学校合并，打破以往存在的民族隔阂，平衡不同种族传统职业教育间的差异，特别是针对马来人等弱势族群进行必要的扶持，为多元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奠定基础。三是实施双语教学。为了尊重各民族的历史，弘扬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职业教育领域广泛实行英文与华文同步教学，这不仅有利于种族的同化、文化的认同、民族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还能在更宽阔的职业视野下，在更为丰富的语言层面上，培养职教学生各种外向型能力。
2儒家文化思想下的职业教育目标
新加坡政府针对年轻一代中出现的“奉献精神淡化，家庭观念淡薄，犯罪问题严重，远大理想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缺失”等现实问题，在全社会传播与推广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不仅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八德”，把培养君子风范和崇高正直品格作为公民首要准则，更以此为原点，衍化儒家教育文化思想中关于“修身、立德、励志、笃行”的理义，对中专以上阶段的学生培养提出了“能够灵活地接受多元文化，具有自知力、能明辨是非，敢于坚持真理，具有批判精神，有追求卓越的学习态度，学会合作，有团队精神，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和有感恩之心”等八个预期目标。
在儒家文化思想的滋润下，新加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展示出了更多的人文特征。一是以培养学生成为合格公民为首要目标。各类职教学生一入校就要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并贯穿于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二是把“构建重思考的学校，培养爱学习的人民”作为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各类职业学校都要成为培养学生终身学习习惯与品格的园地，不仅要让广大学生通过持续学习而紧跟世界现代技术潮流，拥有终身受雇能力，还要培养学生在今后人生中的不可预测环境下生存的心理与能力，经得住世事风霜的锻打。三是关注学生培养的国际化和专业化。不但为学生提供环球经济所需的技能、知识以及终身学习价值观的机会，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而且把人才培养的实用性放在重要位置，讲究实际、实效、实用，并且不断改进和提高，以期减少技术浪费，追求人才培养效果的最优化。
3共同价值观下的职业教育政策
上世纪70年代始，新加坡政府针对一些西方价值观和不良风气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和社会问题，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持久的反对全面西化的“文化再生”运动，力图在整合族群的价值观念、凝聚社会的普遍共识、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等方面，形成既捍卫亚洲传统价值观，又符合新加坡现代社会发展潮流，还能为全体新加坡人所接受的共同价值观体系。为此，新加坡政府在传承儒家道德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马来族、阿拉伯族、印度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借鉴了西方文明中的有益元素，有计划和有步骤地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建立一套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为主旨的社会共同价值观。
在共同价值观的导引下，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以“培养国家意识，冲淡民族歧异的观念；实施两种语文的教育；加速造就发展经济所需的大量科技人才”为主线的职业教育政策体系，在职教发展战略规划、职教培训形式拓宽、职教资源投入机制等顶层设计中给予了更多人文关怀。一是始终坚持“职业教育必须配合社会文化发展”的教育方针，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教学计划、入学模式、科研与发展都与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需求保持一致。二是政府保持对职业教育的适度干预，以便政府能够前瞻性地预见国际竞争中变化，最快速度地调整职业教育政策。三是政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強烈的职业教育发展意识，把职业教育投入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坚定性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期为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民众提供均等的职业教育机会。
二、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特色
1战略化的职业教育制度
战略性是新加坡职业教育制度最为鲜活的文化特色。一是以“和而不同”的文化意识，坚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分流。新加坡政府认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职业精英，不主张高等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的普及化，坚持职业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构建一种金字塔式结构的职业人才分流培养制度，使政府能根据本土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实际，有计划地培养各类的职业人才。比如，进入新世纪，政府又根据生物科技发展的要求，提高了职业院校与生物科学有关专业的学生人数。更重要的是，这种严格的职业教育人才分流制度，避免了为迎合市场的文凭需求而开设更多职业院校，结果导致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失衡，出现人为的职业人才过剩情况。 二是以“和气致祥”的文化情境，推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轨合流。新加坡政府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重普通教育而轻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为基准，配合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工业对职业人才的要求，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学制改革，把职业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正规教育范畴，建立了一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轨统一的教育制度。目前，新加坡职业教育不仅有专门的初级职业教育、中级职业教育和高级职业教育，而且在普通高等教育中有颁发专科层次文凭的职业教育，如各类工业教育学院和新加坡工艺学院；也有颁发本科层次文凭和学位的职业教育，如各理工学院和义安工艺学院；还有颁发研究生层次学位的职业教育，如国立新加坡大学及南洋理工大学。
2无界化的职业教育机制
新加坡政府进一步阐发“有教无类”的文化思想，把育人无界化、组织无界化、教学无界化、实践无界化、科研无界化作为职业教育的常态机制。这不仅极大改变了既往由于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各自为政、目标混杂、价值观冲突的状况。还通过对职业教育的整体规划，搭建各类社会化的平台，充分满足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新加坡政府把组织无界化摆在首位，认为职业教育的一项社会工程，必须由国家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职业教育进行社会化管理和战略性设计。1979年就成立“工业和职业训练局”，与经济发展局一起承担全国的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工作。它以全国职业教育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之姿态，对国家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包括政府与行业协会合作的、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政府或学校与海外合作的、国家之间联合的职业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等，进行全面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保证了新加坡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之相应，新加坡政府还认识到对职业教育资源无界化管理的极其重要性。1979年成立了国家层次的“技能发展基金会”，作为全国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进行无界化投入与调节的专门机构，无差别地面对全社会所有学校与行业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承担着为促进、发展和提高在职人员的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职业教育或培训；为重新训练各类下岗或再就业人员；为支持各种行业引进更精密和更新技能的操作方法等等的资源投入与支持，确保国家职业教育资源投入与调配落到实处。
3互动化的职业教育模式
新加坡政府发散了“知行合一”文化思想，在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的基础上，创立了职业教育的“产学合一”模式，把建立“教学工厂”或“教学企业”作为国家职业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基石，将现实的社会环境、企业环境、生产环境引入教学体系，实现教学与社会、教学与市场、教学与生产的完全融合。
一方面，它强调“知与行”的并重，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认为职业教育的主体是“人”，无论是“教学工厂”还是“教学企业”都必须围绕学生这个主体来进行。即职业院校与企业要把对学生的培养作为同共责任，学生既是企业员工又是在校学生，企业要将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岗位技术、职业规范引入学校，营建一个拥有现代企业基本雏形的校本教学语境和实训基地，不仅确保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和学生就业的无缝对接，更要使学生们能在一个相对真实的教学环境中，实现专业学习与实践环节的高度聚合，有效提升学生整体素质和能力。
另一方面，它又注重“知与行”的互动，注重企业的客体作用。认为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不仅承担了职业教育的大部分经费，包括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的生活津贴和社会保险、专业技能教师的薪资和社会保险、培训设备和材料等费用，而且企业还是教学的重要客体。只有在企业这个现实平台上，通过知与行的互动与交流，才能促使职教学生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蜕化为多样化的从业能力、就业能力、岗位技术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成为一个既有一定专业知识又有较强实际能力的合格职业人才。
三、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反思
反思一：重铸文化脊梁是职业教育发展之本。
新加坡“文化兴教”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只有铸就文化脊梁，才能得到国家、社会和广大民众认同与尊重。而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内，人们对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矛盾，一味归结于政府对职业教育认识不足，社会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够，重普教轻职教现象普遍，相关政策和制度不配套等方面。却少有人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反思，意识到在历史进程中，社会、国家和人民只会对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者产生景仰与尊重，例如春秋时期的墨家职业教育，明代黄道婆的职业技术教育。而现实的中国职业教育既不是传统职业教育文化的传承者，也不是现代职业教育文化的推进者，更不是未来职业教育文化的创造者。要真正得到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应有尊重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重铸中国职业教育的文化脊梁，改变社会的职业教育观念极为紧迫，而践行“三个恪守”则是前提。其一，“恪守事业信仰”。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和从业人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把共产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实现中国梦的信仰融汇于职业教育事业之中，选择为党的职业教育事业奋斗终生而无怨无悔。其二，“恪守岗位信念”。要求广大从业人员以强烈的文化自信，准确把握职业教育的文化特征，让“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忠贞矢志国家使命、忠实履行社会责任”成为职业教育的岗位表达。其三，“恪守工作信心”。要求每一個职业教育工作者以鲜明的文化自强，去深度认知职业教育的文化使命，不仅要做文化的传承者、发展者和创造者，还要成为党和国家“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推进力量。
反思二：重构文化环境是职业教育发展之根。
新加坡 “以文促教、以教兴文”的成功案例，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发是重大的。长时期来，我国职业教育确实存在职业教育经费紧张，政府财政拨款不到位，行业和企业资助渠道不畅，办学设施简陋，普遍缺乏教学和实训设备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绝不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只能是职业教育文化环境建设的整体缺失。细而析之，中国职业教育既没有个性文化建设的辉煌成果，也没有行业精神塑造的广泛认同，更没有使命责任履行的历史庚续。尽管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但有意无意间，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还是把职业教育贬斥在社会主流文化圈之外，以至衍生出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观念陈旧等种种问题。 重建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环境是社会、政府、职业教育机构的共同责任。一是追溯中国传统职业教育文化源流，集“墨家文化”、“鲁班文化”，“梦溪文化”、“黄母文化”、“宋应星文化”等精华为一体，重建一种带有鲜明行业特征和行业烙印的个性文化，实现职业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对接与相和。二是以“时不我待”的气魄，去树立远大的职业教育理想，打造正确的职业教育态度，张扬鲜明的职业教育责任，在“敬业、勤业、创业”的文化精神引领下，去实现职业教育与民族复兴的文化价值对接。三是以“情至业兴”的襟怀，主动把职业教育融入文化强国的大潮之中，让每一个职业教育工作者不仅具有必要的职业认同感，强烈的职业荣誉感，还拥有“生命由于职业教育变得有力和崇高”的人文情怀，充分彰显职业教育作为党和国家“育人高地”的文化境意。
反思三：重塑文化行为是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新加坡关于“文教互动”的成功范式，对中国职业教育行为的重塑有着示范性意义。迄今为止，中国职业教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尤其是在课程体系设计、教学内容安排、实践环节实施等关键环节上，走得还是应试教育“课程、复习、考试”的老路，直接产生了重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轻专业知识与职业岗位的联系；重知识传授的艺术性和灌输性，轻能力与学生职业需求聯系等负面后果。也许问题产生于多种因素，但文化行为缺漏当是主要因果。简而言之，就是没有把“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做问”的传统文化精髓，默化于课程体系之内，贯穿于教学过程之始终，落实于人才培养之全面，以至职业教育行为短视而僵化。
中国职业教育要在“文化强国”战略中承担角色，一要推进教学行为向文化行为的转化。这不仅要求在课程设计上要以国家和地方颁布的职业分类条例和培训条例为依据，构建一种既符合行业趋势与企业实际，又要体现企业岗位的工作特点的模块化课程体系。还要注重“专业与职业、毕业与就业”的内在关联，使教学成为文化传承的平台。二要推进教育联合向文化共建转化。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战略的出台，职业教育联合已成为一种趋势，如深圳的职教与普教联合招生、天津的四年制高职教育改革试点、湖北的高等职业教育联盟等。但这种联合不能止步于联合办学或联合招生上，要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文化共建的职能，通过学术合作、教学合作、信息合作，将职业教育的办学思想、学术成果、发展思路等教育要素，融合为文化元素，使之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基本单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中国国际出版集团，2014.
[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