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又开始高涨，各种版本的方案也应时而生，而猜测哪些方案是真正代表的中央意图，则成了时髦的“智力游戏”。
　　人们希望在一些事关改革的深水区议题或敏感议题上出现“突破”，是因为对某些领域的改革长期裹足不前的失望。然而，这种对于顶层设计的热盼，可能一方面会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好的蓝图并非第一次被写就；另一方面则会令人们轻忽构建改革可持续动力机制的扎实努力。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我们所缺的并不是方案，而是方案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以及使方案落地的上下合力。
　　有些方案对目标的描述过于宽泛，屡屡画出美好的彼岸，却没有指出过河的路径。有些则充斥谓语和宾语，而主语付之阙如。比如人们经常念兹在兹的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涉及主语缺失的问题：谁来厘清？政府主动厘清与市场的关系吗？市场主动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吗？上级政府替下级政府厘清吗？
　　历史经验表明，相对于大而无当拿目標当手段的方案，凡是主语比较明确的改革，一般进行得都比较顺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主语是中央，决心一定，一令风行。
　　有些方案有明确的主语，但问题在于如若主语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人们有什么反制的手段。比如涉及向民营经济开放投资领域的非公经济新老36条，主语很明确，就是相关部委办，然而相关配套细则一直迁延难产，各方也束手无策。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吁求的“壮士断腕”，则遭遇不少阻力，各“壮士”缩手亦不愿为，遑论“断腕”。
　　而有的改革涉及面较广，比如土地制度变革，牵涉的利益主体较多，一时找不到或不宜找到明确的主语，不妨预留一定的空间，让未来的主语能够成长。有时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而不限制人们做什么也同样重要。
　　眼下人们对改革号令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们思维的惰性，也更折射出面对改革停滞时人们的无能为力，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改革内生驱动力的不足。也因此，即便三中全会号令一出，也不意味着相关领域的改革就瓜熟蒂落。
　　归根结底，比推出改革方案更重要的是改革动力机制。历史上成功的改革模式值得我们再次翻检并借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比较成功的改革，有小岗村式农民自发承包土地和回城知青自发当个体户等自下而上，由群众发挥自己首创精神而后经高层加以事后确认的模式；也有自上而下由顶层设计和发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推进的国企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模式。
　　对比这两种路径，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既有自下而上自发性和自上而下主动性不足的主观层面的问题，也有为下者“敦促”相关部门推进改革的手段匮乏和为上者利用群众热情借势推进改革的能力不足的客观层面的问题。
　　当然，有论者认为无论是小岗村模式还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模式，都有着浓厚的危机倒逼的色彩，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当前改革动力不足是因为承平日久，各方危机意识不足。也有论者认为改革已超越帕累托改进阶段，很难形成共识，更难形成合力。
　　把改革动力过多归结于危机倒逼，或多或少失之偏颇，而且以危机状态倒逼改革终究不是可复制、不可持续的推动模式。我们需要研究的更多是如何在改革已告别普惠模式的常态下构建可持续的改革动力机制。
　　这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如何有效凝聚社会各阶层关于改革的主流共识，如何形成朝野上下的改革合力，如何形成有效的试错和纠偏机制，如何建立对不改革者的问责机制，如何在后帕累托改进阶段，让各利益相关方公平公开良性博弈，进而持续推进改革，等等。
　　如果不纠结于到底哪些版本曾“上达天听”的政治八卦情结，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各种版本的改革方案借各种平台的推出，是个令人耳目一新且欢欣鼓舞的政坛新现象。这一方面表明中央广开言路、兼听则明的决心，另一方面折射出我们汇聚民意、形成共识的平台日渐完善，渠道日趋畅通。
　　有了集思广益、汇聚民意的平台和保障人们参政议政的渠道，接下来要着力解决的是如何让顶层设计与草根自发形成合力。这既需要给地方政府和社会的首创性留出足够的空间和弹性，又需要一俟时机成熟，顶层应有排除阻力、锐意革新的决心和能力。
　　而壮大市场主体和民间社会，使之能够长缨在手，缚住“壮士”之腕，则不啻为顶层减负，是对改革最雄厚也最可依恃的助力，如此方可形成可持续的内生驱动的改革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