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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制造业指数、PMI采购经理指数以及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种种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急剧下滑”的势头正在减缓，我们有望在年末看到一个出现复苏迹象的美国经济，从而看到全球从这场经济危机的阴影走出的可能性。
伯南克忙着将此功劳算在美联储头上，后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持金融和信贷系统稳定性；奥巴马则更想将此归功于自己那总额高达7879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所有人都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奥巴马还是伯南克都没有正面回答一个问题：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该如何解决?或许，这才是美国经济如今深陷泥潭的根本所在。
《商务周刊》：目前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走向何方?在您看来，最坏的结果将会怎样?
张明：从全球，无论是从美国还是中国这两个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层面来讲，谁都不愿意进行结构调整，大家都寄希望于短期的经济稳定，仍然延续过去的增长模式，这样的做法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一旦失衡，矛盾就会爆发，全球经济调整将会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发生。我们认为，即使本轮经济调整可能带来经济的反弹，中长期内，垒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另外，从美国政府目前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看，全球存在的通胀危险很大。
我们从以下几个数据可以看出一些端倪：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已经达到了8500亿美元，去年年底，这个数字上升至2.3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今年3月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计划，今年下半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可能会突破3万亿美金。这一增长，可以说都是负债，基本金却没有变化。之所以美国目前看不到通货膨胀的迹象，关键在于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效应还没有结束，大量资金还在美国的国债市场上寻求安全的“避风港”，没有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可以说，目前美国的货币层数很低，即广义货币和基础货币的比例很低。一旦金融市场稳定，去杠杆化过程结束，这意味着银行又开始放贷，货币层数会突然上升，通缩的压力会马上转变为通胀压力，这必定会带来全球性的通胀。我们目前不担心的是美元对日元和欧元的贬值，更大的担心来自于美元对大宗商品的贬值。也就是说，美元一旦贬值，油价飙升，通胀压力随之也会到来。
对于目前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恢复，我想，中期来看，我们面临着新的调整；但长期来看，不会有一个可持续的增长。同时，垒球经济还面临着通胀压力，最悲观的预测则是：全球在不远的将来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
《商务周刊》：您是如何判断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能够带来预期的反弹?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存在着哪些潜在风险?
张明：目前从美国的金融市场来看，一些指标显示，美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情况好于预期。美国股市与其低谷时期相比上涨达20％-30％，整个经济有回暖的迹象。我们的判断是，如果没有突发事件，美国金融市场将逐渐趋稳，下半年或许能够恢复正常。当然，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包括美国商业票据市场的规模与危机前相比还比较小，以及美国商业银行对发放银行贷款的审核依然非常很严格。
从实体经济来看，无论从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来看，还是从美国ISM制造业指数和PMI指数来看，美国实体经济均表现出反弹的迹象。根据我们的判断，在今年下半年或到明年年初，美国经济将恢复GDP的正增长，下半年经济的降速将趋缓。当然，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实现的。
但有一点很重要，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美国经济存在着一个根本缺陷：从美国的消费部门来看，不论是失业率的上升，还是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我们都还没有看到显著变化。
《商务周刊》：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拯救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互联网成为了199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撑点，而在2007年以前，美国经济则主要依靠金融和房地产两个增长点。面临这场经济危机，在您看来，足以支撑美国经济复苏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张明：至少目前我们还没看到美国经济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新增长点的标志在于：它能否至少带来规模为1万亿美元的新增投资，另外，它能否带来新的就业。从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来看，他把新的增长点放在了新能源和医药两个行业。事实上，这两个行业的崛起尚需时间。目前，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的缺陷在于其并没有纠正美国经济结构性的失衡。而解决这一失衡的关键在于纠正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很低，这是不可持续的。
遗憾的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显著调整，它仍将重点放在了重新刺激信贷，这仍然延续了旧有的模式。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在短期内的阵痛是比较小，但长期来看，一旦失衡性的问题开始反弹，这个模式仍然需要调整。
基于此，美国目前实行了很宽松的信贷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向医疗、房产等环节，居民重新开始消费。但是，美国的内部失衡问题，包括居民过度消费、政府和居民过度借债以及外部失衡包括经常账户赤字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进一步恶化。最终的结果，这些问题会导致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因此，这一轮经济政策调整下，美国经济的反弹是暂时的，它缺乏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
《商务周刊》：中国呢?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
张明：中国政府目前采取了很多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我认为，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果的，在近期4万亿的投资方案中，其中80％用于基础设施，另外一个重点则是房地产，包括灾后重建和保障性住房两个方面。这两个方向的投资在短期内是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的，今年下半年其带来的拉动效果就能显现。
而从人民币的信贷来看，自去年第三季度央行再次调整货币基调以来，人民币信贷规模迅速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了4.58万亿元，这不仅超过了2006以及2007年总共3万亿元的规模，也已经接近了去年全年的4.8万亿元规模。第一季度的这个数字已经完成了全年信贷目标的80％，这种信贷的上涨如果都流向了固定资产融资方向，它起到的拉动作用在下半年和明年年初会充分显现。
所以说，基于如此宽松和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短期前景比较乐观。今年GDP8％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对于中国，我们的担心和美国一样。这其中包括我们的居民消费依然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其原因在于：首先，过去10年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其次，次贷危机开始影响我国居民对于未来支出和收入的预期，居民对于支出考虑审慎。
综合来说，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内发展是比较 乐观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推迟或者放弃了结构调整。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们持不乐观态度。可以说，中国的经济目前处于“w”型，我们正处于第一个反弹的位置。仅靠投资拉动经济，这一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今后几年，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消化这一轮投资带来的过剩产能。包括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投资飙升，很可能带来国内的产能过剩。如果注意到政府最近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可以发现，计划几乎全部集中在制造业上，包括钢铁这样产能已经过剩的产业。我们认为，这一轮投资带来新的过剩产能，会导致两个问题的出现：一是不良贷款的增加，二是通缩压力导致出口压力加大。
《商务周刊》：您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对于目前中国信贷规模迅速扩大的担忧，您的担忧主要基于什么原因?宽松的贷币信贷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张明：是的，我们一直对从去年到现在的信贷飙升感到担忧。首先，我们很担心目前信贷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我们不知道今年央行的信贷目标到底是多少，按现在的发展规模，可能会在年底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其次，尽管银监会已经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控制力度，但短期内发放这么多贷款，如何控制质量?最后，信贷资金的流向也颇令人担忧。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今年一季度的信贷增长并没有带来企业存款相应增长，与此同时，一季度的人民币信贷投放主要是通过票据投资。这表明：很大一部分资金并没有进入固定资产领域。我们不禁要问，钱去了哪里?如果我们注意到去年信贷飙升的同时股市也出现飙升，并且房地产回暖，我们由此猜测，这些信贷很可能又流向了股市和房市这两个领域，这在未来很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资产泡沫。
《商务周刊》：本轮经济危机以及国内的政策应对，还会给我们留下哪些不确定的遗产?
张明：事实上，本轮应对危机的过程，还是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过程。不论是4万亿，还是信贷飙升，最终受益的都是国有企业，不是民营企业。而此次受危机冲击最厉害的行业又恰恰是民营经济占主要地位的行业。因此很可能，民营企业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显然与我们改革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另外，为了确保中国目前经济在短期内持续较快增长，我们基本上放松了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价格在几年后开始反弹，很多地方存在的房地产泡沫依然存在。我们现在的作法只是在推迟泡沫破灭的时间。但日本的经验教训表明，越推迟，对经济的影响就会越大。
《商务周刊》：无论对于首当其冲的美国，还是被视为危机“拯救者”的中国，如何根本上尽早摆脱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您的建设性建议是什么?
张明：在美国，金融行业在未来增长的潜力已经很有限了。而奥巴马提到的绿色行业，包括节能环保、生物医药，都可能成为新的增长领域。对于美国来说，如何在未来再次建立经济的权威地位，这个制高点可能就在于绿色行业的发展。
对中国而言，增长点应该放在居民消费和服务业上。但目前来看这两个方向并不是政府的政策重点。其实，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我们应该做的，一是刺激居民消费，这包括两个层面：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包括政府针对居民减税，以及国有企业必须向政府分红，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将其还给居民。另外，政府还应该把更多的支出放在社会共同事业，包括教育、医疗等环节上，促使居民更多的消费。就如何扩大服务业而言，我认为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降低政府干预力度。
我们之前一直处在“制造业发达、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形势下，这导致了制造品相对于服务品的价格过低，因此造成过多资源从服务业流向制造业。我们要重新调整，将这种存在的价格扭曲调整过来。另外，我还建议政府要及时解除管制，解除包括金融、医疗、教育、电信、邮政等行业的政府管制，向民间资本适度开放。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为目前的中国经济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
《商务周刊》：经济衰退似乎总是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目前各国言行严重不一致的情况看，自由贸易是否要经受一轮非常严峻的考验?
张明：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任何国家做出维护自由贸易的承诺都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国会可以推翻所有关于自由贸易的政策和条款。另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世界经济恢复之前，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长期的现实，例如“购买美国货”条款等，都是这股逆流的冰山一角。未来我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中国尤其如此。因此，未来贸易的环境不太乐观。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也认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格局不会被此次经济危机根本毁坏。因为，基本所有的国家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的贸易战让大家仍然心有余悸，不可能在此时挑起新一轮的贸易战。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这次危机爆发之后，多哈回合可能会重新开启。经历了危机的冲击，各国会发现更多的共同利益。可能维护一个自由贸易的格局，比打自己的小算盘，更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另外，与1930年代相比，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其中斡旋，调节矛盾和分歧。
伯南克忙着将此功劳算在美联储头上，后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持金融和信贷系统稳定性；奥巴马则更想将此归功于自己那总额高达7879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所有人都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奥巴马还是伯南克都没有正面回答一个问题：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该如何解决?或许，这才是美国经济如今深陷泥潭的根本所在。
《商务周刊》：目前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走向何方?在您看来，最坏的结果将会怎样?
张明：从全球，无论是从美国还是中国这两个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层面来讲，谁都不愿意进行结构调整，大家都寄希望于短期的经济稳定，仍然延续过去的增长模式，这样的做法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一旦失衡，矛盾就会爆发，全球经济调整将会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发生。我们认为，即使本轮经济调整可能带来经济的反弹，中长期内，垒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另外，从美国政府目前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看，全球存在的通胀危险很大。
我们从以下几个数据可以看出一些端倪：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已经达到了8500亿美元，去年年底，这个数字上升至2.3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今年3月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计划，今年下半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可能会突破3万亿美金。这一增长，可以说都是负债，基本金却没有变化。之所以美国目前看不到通货膨胀的迹象，关键在于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效应还没有结束，大量资金还在美国的国债市场上寻求安全的“避风港”，没有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可以说，目前美国的货币层数很低，即广义货币和基础货币的比例很低。一旦金融市场稳定，去杠杆化过程结束，这意味着银行又开始放贷，货币层数会突然上升，通缩的压力会马上转变为通胀压力，这必定会带来全球性的通胀。我们目前不担心的是美元对日元和欧元的贬值，更大的担心来自于美元对大宗商品的贬值。也就是说，美元一旦贬值，油价飙升，通胀压力随之也会到来。
对于目前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恢复，我想，中期来看，我们面临着新的调整；但长期来看，不会有一个可持续的增长。同时，垒球经济还面临着通胀压力，最悲观的预测则是：全球在不远的将来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
《商务周刊》：您是如何判断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能够带来预期的反弹?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存在着哪些潜在风险?
张明：目前从美国的金融市场来看，一些指标显示，美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情况好于预期。美国股市与其低谷时期相比上涨达20％-30％，整个经济有回暖的迹象。我们的判断是，如果没有突发事件，美国金融市场将逐渐趋稳，下半年或许能够恢复正常。当然，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包括美国商业票据市场的规模与危机前相比还比较小，以及美国商业银行对发放银行贷款的审核依然非常很严格。
从实体经济来看，无论从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来看，还是从美国ISM制造业指数和PMI指数来看，美国实体经济均表现出反弹的迹象。根据我们的判断，在今年下半年或到明年年初，美国经济将恢复GDP的正增长，下半年经济的降速将趋缓。当然，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实现的。
但有一点很重要，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美国经济存在着一个根本缺陷：从美国的消费部门来看，不论是失业率的上升，还是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我们都还没有看到显著变化。
《商务周刊》：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拯救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互联网成为了199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撑点，而在2007年以前，美国经济则主要依靠金融和房地产两个增长点。面临这场经济危机，在您看来，足以支撑美国经济复苏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张明：至少目前我们还没看到美国经济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新增长点的标志在于：它能否至少带来规模为1万亿美元的新增投资，另外，它能否带来新的就业。从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来看，他把新的增长点放在了新能源和医药两个行业。事实上，这两个行业的崛起尚需时间。目前，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的缺陷在于其并没有纠正美国经济结构性的失衡。而解决这一失衡的关键在于纠正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很低，这是不可持续的。
遗憾的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显著调整，它仍将重点放在了重新刺激信贷，这仍然延续了旧有的模式。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在短期内的阵痛是比较小，但长期来看，一旦失衡性的问题开始反弹，这个模式仍然需要调整。
基于此，美国目前实行了很宽松的信贷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向医疗、房产等环节，居民重新开始消费。但是，美国的内部失衡问题，包括居民过度消费、政府和居民过度借债以及外部失衡包括经常账户赤字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进一步恶化。最终的结果，这些问题会导致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因此，这一轮经济政策调整下，美国经济的反弹是暂时的，它缺乏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
《商务周刊》：中国呢?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
张明：中国政府目前采取了很多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我认为，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果的，在近期4万亿的投资方案中，其中80％用于基础设施，另外一个重点则是房地产，包括灾后重建和保障性住房两个方面。这两个方向的投资在短期内是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的，今年下半年其带来的拉动效果就能显现。
而从人民币的信贷来看，自去年第三季度央行再次调整货币基调以来，人民币信贷规模迅速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了4.58万亿元，这不仅超过了2006以及2007年总共3万亿元的规模，也已经接近了去年全年的4.8万亿元规模。第一季度的这个数字已经完成了全年信贷目标的80％，这种信贷的上涨如果都流向了固定资产融资方向，它起到的拉动作用在下半年和明年年初会充分显现。
所以说，基于如此宽松和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短期前景比较乐观。今年GDP8％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对于中国，我们的担心和美国一样。这其中包括我们的居民消费依然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其原因在于：首先，过去10年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其次，次贷危机开始影响我国居民对于未来支出和收入的预期，居民对于支出考虑审慎。
综合来说，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内发展是比较 乐观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推迟或者放弃了结构调整。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们持不乐观态度。可以说，中国的经济目前处于“w”型，我们正处于第一个反弹的位置。仅靠投资拉动经济，这一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今后几年，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消化这一轮投资带来的过剩产能。包括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投资飙升，很可能带来国内的产能过剩。如果注意到政府最近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可以发现，计划几乎全部集中在制造业上，包括钢铁这样产能已经过剩的产业。我们认为，这一轮投资带来新的过剩产能，会导致两个问题的出现：一是不良贷款的增加，二是通缩压力导致出口压力加大。
《商务周刊》：您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对于目前中国信贷规模迅速扩大的担忧，您的担忧主要基于什么原因?宽松的贷币信贷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张明：是的，我们一直对从去年到现在的信贷飙升感到担忧。首先，我们很担心目前信贷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我们不知道今年央行的信贷目标到底是多少，按现在的发展规模，可能会在年底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其次，尽管银监会已经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控制力度，但短期内发放这么多贷款，如何控制质量?最后，信贷资金的流向也颇令人担忧。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今年一季度的信贷增长并没有带来企业存款相应增长，与此同时，一季度的人民币信贷投放主要是通过票据投资。这表明：很大一部分资金并没有进入固定资产领域。我们不禁要问，钱去了哪里?如果我们注意到去年信贷飙升的同时股市也出现飙升，并且房地产回暖，我们由此猜测，这些信贷很可能又流向了股市和房市这两个领域，这在未来很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资产泡沫。
《商务周刊》：本轮经济危机以及国内的政策应对，还会给我们留下哪些不确定的遗产?
张明：事实上，本轮应对危机的过程，还是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过程。不论是4万亿，还是信贷飙升，最终受益的都是国有企业，不是民营企业。而此次受危机冲击最厉害的行业又恰恰是民营经济占主要地位的行业。因此很可能，民营企业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显然与我们改革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另外，为了确保中国目前经济在短期内持续较快增长，我们基本上放松了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价格在几年后开始反弹，很多地方存在的房地产泡沫依然存在。我们现在的作法只是在推迟泡沫破灭的时间。但日本的经验教训表明，越推迟，对经济的影响就会越大。
《商务周刊》：无论对于首当其冲的美国，还是被视为危机“拯救者”的中国，如何根本上尽早摆脱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您的建设性建议是什么?
张明：在美国，金融行业在未来增长的潜力已经很有限了。而奥巴马提到的绿色行业，包括节能环保、生物医药，都可能成为新的增长领域。对于美国来说，如何在未来再次建立经济的权威地位，这个制高点可能就在于绿色行业的发展。
对中国而言，增长点应该放在居民消费和服务业上。但目前来看这两个方向并不是政府的政策重点。其实，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我们应该做的，一是刺激居民消费，这包括两个层面：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包括政府针对居民减税，以及国有企业必须向政府分红，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将其还给居民。另外，政府还应该把更多的支出放在社会共同事业，包括教育、医疗等环节上，促使居民更多的消费。就如何扩大服务业而言，我认为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降低政府干预力度。
我们之前一直处在“制造业发达、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形势下，这导致了制造品相对于服务品的价格过低，因此造成过多资源从服务业流向制造业。我们要重新调整，将这种存在的价格扭曲调整过来。另外，我还建议政府要及时解除管制，解除包括金融、医疗、教育、电信、邮政等行业的政府管制，向民间资本适度开放。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为目前的中国经济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
《商务周刊》：经济衰退似乎总是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目前各国言行严重不一致的情况看，自由贸易是否要经受一轮非常严峻的考验?
张明：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任何国家做出维护自由贸易的承诺都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国会可以推翻所有关于自由贸易的政策和条款。另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世界经济恢复之前，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长期的现实，例如“购买美国货”条款等，都是这股逆流的冰山一角。未来我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中国尤其如此。因此，未来贸易的环境不太乐观。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也认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格局不会被此次经济危机根本毁坏。因为，基本所有的国家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的贸易战让大家仍然心有余悸，不可能在此时挑起新一轮的贸易战。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这次危机爆发之后，多哈回合可能会重新开启。经历了危机的冲击，各国会发现更多的共同利益。可能维护一个自由贸易的格局，比打自己的小算盘，更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另外，与1930年代相比，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其中斡旋，调节矛盾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