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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到在互联网平台上播出的《和陌生人说话》，过去的15年，陈晓楠一直在做一件事——和各种各样的普通人、边缘人、陌生人聊天，而这些“人”也让她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职业“和陌生人说话”的人——这是陈晓楠给自己的定义。
2000年，她離开中央电视台进入凤凰卫视，成为国际新闻主播。曾同声传译“911事件”，亲眼看着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还直播见证“北京申奥”、“伊拉克战争”等历史性时刻。也曾赴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等战地，拍下战争中人们的面孔。
2003年开始，她在凤凰卫视主持一档周播纪实节目《冷暖人生》。和她聊过天的人有抗战老兵、台湾特务、艾滋村村民、同性恋者、吸毒者、性工作者。今年，她离开凤凰卫视加盟腾讯，制作了一档专门和普通人聊天的新节目——《和陌生人说话》。
整个职业生涯至今，她共听900多名陌生人说过他们的故事。她总结自己和陌生人说话的15年：“听过越多跌宕起伏的人生，越觉得自己无话可说。”
以下是陈晓楠的自述——
我刚去凤凰卫视时，编了好多花样，写了一大堆方案，还想做一档谈话节目。节目还没想好，就接到“更重要的任务”，被派去伊拉克。那是伊拉克战争前夕，我天天播报伊拉克新闻，但“伊拉克人”在我心里是面目模糊的。
我们在伊拉克没有记者站，什么都不知道。和摄像师一行两人，一下飞机舷梯，就看到到处是“DOWN USA”（打倒美国）标语。接着，我们的通讯设备被海关全部没收，和外界断了联系，除睡觉外一直被人跟着。
但在伊拉克，我们拍下了战争前夕普通人的面孔。游乐场里有人用废弃的汽车零件做了一个大摩天轮，小孩还在玩，一个伊拉克大学的老学者，没钱生活，在卖旧书，2000本杂志换了20美金。我发现，多大的事，背后都是一个个人，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面孔和命运构成的。
我回国没多久就开战了。2003年3月20日开战当天，我记得早上8点就坐上了直播台，做同声传译。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开记者会，就说了一句话：“现在我们向伊拉克开战。”然后走了出去，没回答任何问题。
我直播了好多场“震撼式袭击”，炸弹咣咣咣扔下来，势如破竹。我就想，那一个个和我聊过天的伊拉克人，现在怎么样了？如果没去伊拉克，战争对我来说就是时间地点人物，坐台上看二手资料，局势一分析，“震撼式袭击”，一翻译，就完了。
我第一次发现，相比于新闻，我更关心新闻中的人。后来凤凰卫视做了一系列纪录片，我又去了战争中的伊朗、黎巴嫩，还有核泄漏20年后的切尔诺贝利，见到了更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人”。
切尔诺贝利小城一个人都没有，时间就跟定格在那儿一样。当年核电站爆炸36小时后，居民被要求2小时内打包行李撤走，没想到再也没回来。靠近辐射中心方圆30公里的隔离区被圈起来了，门口有个很大的检测器，工作人员拿个黑色的大刷子在我们身上来回刷，挺吓人的。
我们很紧张，拍了两三个小时，抓起机器赶紧就想跑了。我随口问了一句：“这儿还有没有居民啊？”向导说里面住着唯一的居民，一个80岁的老太太。我当时就想：“我得去找她。”我抑制不住想和她聊聊的冲动。
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辐射区，两个儿子和丈夫都因为辐射得了癌症，死了。周围居民也被疏散了，她自己一个人又回来了，在后院开了一块地，种萝卜白菜，自己吃。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走啊？”她指着周围：“我在这儿出生的。我从哪儿来，就从哪儿走。你看这里多美啊。”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是很美，风和日丽的，也看不到辐射。她请我们喝了白兰地、吃了巧克力，祝我们健康，她说，“生命交给老天，不去想这个。”
在主播台做国际新闻，你总想打仗哪一方有道理。但当他们站到你面前，就不只是一个标签，一个新闻事件中出现的名字了。黎巴嫩小孩爱父母和以色列小孩爱父母，没有任何差别。我想去找超越阶层、地域外壳后，存在于人类的共通的东西。
我想，就是跟这些普通人聊天，让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从战场回来，我做了节目《冷暖人生》。
刚开始特失败。心想既然是普通人访谈，那故事就得特炸裂，追求《故事会》的效果，同时还想“这访谈必须比别人的更深刻”，心态跟掰腕子似的。
我们搞了一个华丽的摄影棚，我带着俩专家“中国首例三对一采访”，嘉宾席坐着个捡垃圾的老头。
老头当时80多岁，在广州美院捡垃圾。他是个退伍的志愿军老兵，在家乡河南超生了一堆孩子。他觉得自己不能拖累孩子，得出来赚钱。于是，他从河南一路捡垃圾捡到广州，最后到了美院。
他有一张刀刻一样的脸，长得就像一幅版画。学生请他去做人体模特。我见到他时，他甚至已经会给学生看画了。还指点他们：“你这光影不对，这线条不对。”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我不回去，在这儿能吃上肉就是幸福。”
我把他请到了演播室，灯光一打，四五台摄像机对着他。我和两个专家围着他坐着，特像在审问他。我抛出了以前采访财富巨子的那种问题，特华丽、带前缀、一下转几个弯：您经历了这个，后来经历了那个，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头蒙了，两分钟没说出话来。问什么都答：啊，对啊，是这样。我急得不行，脑子里一把剪刀已经开始剪辑了，“这句话能用，那一堆话没用。”后来又跟一个流浪歌手聊人生，他说着呢，我脑子里却在想，“下个问题我该问什么啊？”问不出来，我突然说：“停！我要上厕所。”当时我也是个有经验的主播了啊！完全回到幼儿班状态。 开始的半年，我一直找不到和陌生人聊天的感觉，节目越做越差。凤凰卫视特好的一点，就是看你很失败，也没人说你。我快抑郁症了，羡慕大街上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我不自信到每次采访前都要拉着人问：“我该怎么问？这主语是放前面还是放后面？”总担心这个人表达能力不行，我该怎么办。特别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只能扛着摄像机出演播室，去生活里找这些人。第一期走出演播室的节目叫《花祭》，上世纪90年代深圳玩具厂发生大火，许多女工被烧死烧伤，10年后，我们去她们的家乡重庆寻找她们。
女工们都来自重庆山沟里的一个小县城，要走三天三夜，换船换汽车换火车，才能到深圳。我们就沿着这条回乡路来到小县城，再走一两个小时路，扛着拍摄设备走过田埂和泥泞，去她们的小村庄。
迎面跑过来一个干瘦小老头，是在火灾中丧生的女孩小芳的父亲，怕我们不认识路，来接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一指，路边是他的地，里面有女儿小芳的墓。我说：“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我们就在田埂上坐下了，很自然地聊起来。
10年前，小芳要结婚，不想去打工了。可是弟弟结婚的钱还没有，父亲就劝她再打一年工，她很听话，就去了，工厂失火再也没回来。得知出事时，父亲正在给她油漆出嫁用的家具，这些家具直到现在都只漆了一半，摆在家里。
我不忍心打断他。他告诉我去拿了3万抚恤金，揣身上，左一半右一半，“像揣着女儿的命”。他把小芳葬在自己家地里，干活能一直看着她。最后他叹息说：“弟弟结婚是姐姐拿命换来的啊。”聊着聊着，天就黑了。我好像跟他一起经历了一次丧女之痛。
我突然就开窍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一下子找到自己和《冷暖人生》的魂儿了——我不喜欢也不擅长评述别人的命运，最后下个结论。跟他们聊天，我就把笔递到他手里，让他自己描画：那一天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三四个小时后，他进入回忆，往事会像拧水龙头一样，哗一下，就下来了。而我做的，就是坐在旁边听，陪他再走一遍，同时在心里惊叹命运的吊诡。
改变
有时候采访完一个人，我一两天都生活在他的情境里。
我们做过一个台湾老人的爱情故事。上世纪50年代，他20出头，是军情局的顶尖人才。正要去执行任务，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他打算和恋人私奔到大陆，执行完任务回来戴罪立功。他跟我描述，他和恋人欢欢喜喜拉着手过了罗湖海关，“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十小时”。
啥也没干就被捕了，被送去上海提篮桥监狱。他被判22年，恋人判5年。他告诉我，分开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有次从窗户看到恋人在放风，“不敢叫，心都要跳出来了”。
40多岁出狱时，“连马路都不会过了”。听说恋人在农场改造，他走了幾个农场去找她，他跟我描述：“几十里的路，鹅毛大雪，公交车也没了。站在冰天雪地里拦车，心里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恐惧。”我想，那真是电影一样的画面啊。
恋人等了他17年，熬不住了，年近半百嫁去了上海。他现在蜗居在上海郊区，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住在上海吗？这儿这么贵——现在我人生剩下来的唯一任务就是等她的先生死。”
很难说和一个老人的一次聊天，给了我什么具体的改变——我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发型不变、热爱土豆花生、只会做看起来特乡土的菜，但不知不觉，我对周围人带上了最真诚的好奇：我和湘菜馆的大姐聊天，知道她有个留守在家的孩子;当快递小哥送来东西时，我就想，他跟妈妈打电话是什么样的。
看多了别人生命里的风浪，我对生活也有一种看开了的感觉：“这就是生活，生活即苦，生活即乐。”活着还是要任性一点。所以我会做出一些特别出乎自己意料的决定，比如，今年离开凤凰卫视的舒适区，去完全不熟悉的互联网领域。
以前我老觉得关注互联网的只是一小撮年轻人，先不用理他们，他们还小。现在他们是“主流人群”，我需要了解他们在关心什么。我想，躺在原来的地方是不可以了，我要知道“人”变了吗？
这代人还需要《冷暖人生》吗？这是我刚到腾讯时，心里最大的疑问。公司的年轻人说现在不流行30分钟的《冷暖人生》了。碎片化时代，人们都在上下班地铁上看个几分钟，得短，得抓人注意力。
《和陌生人说话》每期15分钟，正谈在兴头上，就要朝陌生人甩出问卷，“你最恐惧的是什么？”“你在北京哭过吗？”我感觉自己多年的采访经验又被摧毁了。
最近我和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的选手毛不易聊。一开始我也是拒绝的，怯场，我想和20岁的小孩怎么聊啊，有代沟，又是聊唱歌这些我不懂的事。采访前，导演还在给我写的方案底下注明：“很难打开，估计这不会是一个成功的采访。”
我挺忐忑的。一见面我就说开了：“我是个老阿姨，你千万不要让这次采访成为我事业的滑铁卢啊。”毛不易就乐了：“不会不会。”我发现他不是不善言谈，是没有主动倾诉内心的欲望，这不代表他是虚伪的，他是非常真实的人。
他告诉我自己写了《203》那首歌。出租屋到期了，东西都收拾好了，“环顾四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冬天也盖着夏天的被，因为厚被子“有点贵”。他那时候正在医院实习，当男护士，“小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不同的孩子，长大后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同，那种泯然众人的感觉，有点不甘心”。
我发现这代年轻人，“有趣”、“不一样”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虽然看上去很懒很丧，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同的，在用自己的方式小小抗争平庸的生活。聊完我挺高兴的，觉得自己跟年轻人的代沟其实没那么大，能产生共鸣。
我一直在好奇，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的内心结构是否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有次看到马东说：“技术变化特别快，但人的生理结构可能是永恒的。”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就算是互联网时代，穿过猎奇外象，人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变化。微信发出去没人回的寂寞和收不到信的寂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撕标签的愿望越来越强，我想寻找一个人在被贴上各种标签以外，能让多数人产生共鸣的地方。就像很多时候，这些讲故事的人在我内心里，嗒，打开了一下，放进了一个表情、一个瞬间，甚至只是一段沉默，而这些东西让我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现在我觉得我的生活跟“和陌生人聊天”几乎合为一体了，后来甚至不觉得这是IT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而那些陌生人故事中的复杂，那种五味杂陈的滋味，那种说不清对错的滋味，我想，这大概就是人生。
（刘辉荐自《看天下》）
职业“和陌生人说话”的人——这是陈晓楠给自己的定义。
2000年，她離开中央电视台进入凤凰卫视，成为国际新闻主播。曾同声传译“911事件”，亲眼看着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还直播见证“北京申奥”、“伊拉克战争”等历史性时刻。也曾赴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等战地，拍下战争中人们的面孔。
2003年开始，她在凤凰卫视主持一档周播纪实节目《冷暖人生》。和她聊过天的人有抗战老兵、台湾特务、艾滋村村民、同性恋者、吸毒者、性工作者。今年，她离开凤凰卫视加盟腾讯，制作了一档专门和普通人聊天的新节目——《和陌生人说话》。
整个职业生涯至今，她共听900多名陌生人说过他们的故事。她总结自己和陌生人说话的15年：“听过越多跌宕起伏的人生，越觉得自己无话可说。”
以下是陈晓楠的自述——
发现
我刚去凤凰卫视时，编了好多花样，写了一大堆方案，还想做一档谈话节目。节目还没想好，就接到“更重要的任务”，被派去伊拉克。那是伊拉克战争前夕，我天天播报伊拉克新闻，但“伊拉克人”在我心里是面目模糊的。
我们在伊拉克没有记者站，什么都不知道。和摄像师一行两人，一下飞机舷梯，就看到到处是“DOWN USA”（打倒美国）标语。接着，我们的通讯设备被海关全部没收，和外界断了联系，除睡觉外一直被人跟着。
但在伊拉克，我们拍下了战争前夕普通人的面孔。游乐场里有人用废弃的汽车零件做了一个大摩天轮，小孩还在玩，一个伊拉克大学的老学者，没钱生活，在卖旧书，2000本杂志换了20美金。我发现，多大的事，背后都是一个个人，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面孔和命运构成的。
我回国没多久就开战了。2003年3月20日开战当天，我记得早上8点就坐上了直播台，做同声传译。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开记者会，就说了一句话：“现在我们向伊拉克开战。”然后走了出去，没回答任何问题。
我直播了好多场“震撼式袭击”，炸弹咣咣咣扔下来，势如破竹。我就想，那一个个和我聊过天的伊拉克人，现在怎么样了？如果没去伊拉克，战争对我来说就是时间地点人物，坐台上看二手资料，局势一分析，“震撼式袭击”，一翻译，就完了。
我第一次发现，相比于新闻，我更关心新闻中的人。后来凤凰卫视做了一系列纪录片，我又去了战争中的伊朗、黎巴嫩，还有核泄漏20年后的切尔诺贝利，见到了更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人”。
切尔诺贝利小城一个人都没有，时间就跟定格在那儿一样。当年核电站爆炸36小时后，居民被要求2小时内打包行李撤走，没想到再也没回来。靠近辐射中心方圆30公里的隔离区被圈起来了，门口有个很大的检测器，工作人员拿个黑色的大刷子在我们身上来回刷，挺吓人的。
我们很紧张，拍了两三个小时，抓起机器赶紧就想跑了。我随口问了一句：“这儿还有没有居民啊？”向导说里面住着唯一的居民，一个80岁的老太太。我当时就想：“我得去找她。”我抑制不住想和她聊聊的冲动。
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辐射区，两个儿子和丈夫都因为辐射得了癌症，死了。周围居民也被疏散了，她自己一个人又回来了，在后院开了一块地，种萝卜白菜，自己吃。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走啊？”她指着周围：“我在这儿出生的。我从哪儿来，就从哪儿走。你看这里多美啊。”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是很美，风和日丽的，也看不到辐射。她请我们喝了白兰地、吃了巧克力，祝我们健康，她说，“生命交给老天，不去想这个。”
在主播台做国际新闻，你总想打仗哪一方有道理。但当他们站到你面前，就不只是一个标签，一个新闻事件中出现的名字了。黎巴嫩小孩爱父母和以色列小孩爱父母，没有任何差别。我想去找超越阶层、地域外壳后，存在于人类的共通的东西。
我想，就是跟这些普通人聊天，让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失败
从战场回来，我做了节目《冷暖人生》。
刚开始特失败。心想既然是普通人访谈，那故事就得特炸裂，追求《故事会》的效果，同时还想“这访谈必须比别人的更深刻”，心态跟掰腕子似的。
我们搞了一个华丽的摄影棚，我带着俩专家“中国首例三对一采访”，嘉宾席坐着个捡垃圾的老头。
老头当时80多岁，在广州美院捡垃圾。他是个退伍的志愿军老兵，在家乡河南超生了一堆孩子。他觉得自己不能拖累孩子，得出来赚钱。于是，他从河南一路捡垃圾捡到广州，最后到了美院。
他有一张刀刻一样的脸，长得就像一幅版画。学生请他去做人体模特。我见到他时，他甚至已经会给学生看画了。还指点他们：“你这光影不对，这线条不对。”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我不回去，在这儿能吃上肉就是幸福。”
我把他请到了演播室，灯光一打，四五台摄像机对着他。我和两个专家围着他坐着，特像在审问他。我抛出了以前采访财富巨子的那种问题，特华丽、带前缀、一下转几个弯：您经历了这个，后来经历了那个，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头蒙了，两分钟没说出话来。问什么都答：啊，对啊，是这样。我急得不行，脑子里一把剪刀已经开始剪辑了，“这句话能用，那一堆话没用。”后来又跟一个流浪歌手聊人生，他说着呢，我脑子里却在想，“下个问题我该问什么啊？”问不出来，我突然说：“停！我要上厕所。”当时我也是个有经验的主播了啊！完全回到幼儿班状态。 开始的半年，我一直找不到和陌生人聊天的感觉，节目越做越差。凤凰卫视特好的一点，就是看你很失败，也没人说你。我快抑郁症了，羡慕大街上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我不自信到每次采访前都要拉着人问：“我该怎么问？这主语是放前面还是放后面？”总担心这个人表达能力不行，我该怎么办。特别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只能扛着摄像机出演播室，去生活里找这些人。第一期走出演播室的节目叫《花祭》，上世纪90年代深圳玩具厂发生大火，许多女工被烧死烧伤，10年后，我们去她们的家乡重庆寻找她们。
女工们都来自重庆山沟里的一个小县城，要走三天三夜，换船换汽车换火车，才能到深圳。我们就沿着这条回乡路来到小县城，再走一两个小时路，扛着拍摄设备走过田埂和泥泞，去她们的小村庄。
迎面跑过来一个干瘦小老头，是在火灾中丧生的女孩小芳的父亲，怕我们不认识路，来接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一指，路边是他的地，里面有女儿小芳的墓。我说：“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我们就在田埂上坐下了，很自然地聊起来。
10年前，小芳要结婚，不想去打工了。可是弟弟结婚的钱还没有，父亲就劝她再打一年工，她很听话，就去了，工厂失火再也没回来。得知出事时，父亲正在给她油漆出嫁用的家具，这些家具直到现在都只漆了一半，摆在家里。
我不忍心打断他。他告诉我去拿了3万抚恤金，揣身上，左一半右一半，“像揣着女儿的命”。他把小芳葬在自己家地里，干活能一直看着她。最后他叹息说：“弟弟结婚是姐姐拿命换来的啊。”聊着聊着，天就黑了。我好像跟他一起经历了一次丧女之痛。
我突然就开窍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一下子找到自己和《冷暖人生》的魂儿了——我不喜欢也不擅长评述别人的命运，最后下个结论。跟他们聊天，我就把笔递到他手里，让他自己描画：那一天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三四个小时后，他进入回忆，往事会像拧水龙头一样，哗一下，就下来了。而我做的，就是坐在旁边听，陪他再走一遍，同时在心里惊叹命运的吊诡。
改变
有时候采访完一个人，我一两天都生活在他的情境里。
我们做过一个台湾老人的爱情故事。上世纪50年代，他20出头，是军情局的顶尖人才。正要去执行任务，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他打算和恋人私奔到大陆，执行完任务回来戴罪立功。他跟我描述，他和恋人欢欢喜喜拉着手过了罗湖海关，“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十小时”。
啥也没干就被捕了，被送去上海提篮桥监狱。他被判22年，恋人判5年。他告诉我，分开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有次从窗户看到恋人在放风，“不敢叫，心都要跳出来了”。
40多岁出狱时，“连马路都不会过了”。听说恋人在农场改造，他走了幾个农场去找她，他跟我描述：“几十里的路，鹅毛大雪，公交车也没了。站在冰天雪地里拦车，心里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恐惧。”我想，那真是电影一样的画面啊。
恋人等了他17年，熬不住了，年近半百嫁去了上海。他现在蜗居在上海郊区，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住在上海吗？这儿这么贵——现在我人生剩下来的唯一任务就是等她的先生死。”
很难说和一个老人的一次聊天，给了我什么具体的改变——我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发型不变、热爱土豆花生、只会做看起来特乡土的菜，但不知不觉，我对周围人带上了最真诚的好奇：我和湘菜馆的大姐聊天，知道她有个留守在家的孩子;当快递小哥送来东西时，我就想，他跟妈妈打电话是什么样的。
看多了别人生命里的风浪，我对生活也有一种看开了的感觉：“这就是生活，生活即苦，生活即乐。”活着还是要任性一点。所以我会做出一些特别出乎自己意料的决定，比如，今年离开凤凰卫视的舒适区，去完全不熟悉的互联网领域。
共鸣
以前我老觉得关注互联网的只是一小撮年轻人，先不用理他们，他们还小。现在他们是“主流人群”，我需要了解他们在关心什么。我想，躺在原来的地方是不可以了，我要知道“人”变了吗？
这代人还需要《冷暖人生》吗？这是我刚到腾讯时，心里最大的疑问。公司的年轻人说现在不流行30分钟的《冷暖人生》了。碎片化时代，人们都在上下班地铁上看个几分钟，得短，得抓人注意力。
《和陌生人说话》每期15分钟，正谈在兴头上，就要朝陌生人甩出问卷，“你最恐惧的是什么？”“你在北京哭过吗？”我感觉自己多年的采访经验又被摧毁了。
最近我和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的选手毛不易聊。一开始我也是拒绝的，怯场，我想和20岁的小孩怎么聊啊，有代沟，又是聊唱歌这些我不懂的事。采访前，导演还在给我写的方案底下注明：“很难打开，估计这不会是一个成功的采访。”
我挺忐忑的。一见面我就说开了：“我是个老阿姨，你千万不要让这次采访成为我事业的滑铁卢啊。”毛不易就乐了：“不会不会。”我发现他不是不善言谈，是没有主动倾诉内心的欲望，这不代表他是虚伪的，他是非常真实的人。
他告诉我自己写了《203》那首歌。出租屋到期了，东西都收拾好了，“环顾四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冬天也盖着夏天的被，因为厚被子“有点贵”。他那时候正在医院实习，当男护士，“小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不同的孩子，长大后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同，那种泯然众人的感觉，有点不甘心”。
我发现这代年轻人，“有趣”、“不一样”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虽然看上去很懒很丧，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同的，在用自己的方式小小抗争平庸的生活。聊完我挺高兴的，觉得自己跟年轻人的代沟其实没那么大，能产生共鸣。
我一直在好奇，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的内心结构是否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有次看到马东说：“技术变化特别快，但人的生理结构可能是永恒的。”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就算是互联网时代，穿过猎奇外象，人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变化。微信发出去没人回的寂寞和收不到信的寂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撕标签的愿望越来越强，我想寻找一个人在被贴上各种标签以外，能让多数人产生共鸣的地方。就像很多时候，这些讲故事的人在我内心里，嗒，打开了一下，放进了一个表情、一个瞬间，甚至只是一段沉默，而这些东西让我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现在我觉得我的生活跟“和陌生人聊天”几乎合为一体了，后来甚至不觉得这是IT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而那些陌生人故事中的复杂，那种五味杂陈的滋味，那种说不清对错的滋味，我想，这大概就是人生。
（刘辉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