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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孤儿宛若从瓦砾中幸存的小树苗，既脆弱又坚强，在忧伤中勇敢地长大。当初，许多台湾社工并没有创伤辅导的经验，只因看见孩子孤单的眼神，就在心底许下承诺：“孩子，虽然我不知道可以为你做什么，但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路陪伴你长大!”下面这组实例，记录了台湾9·21地震孤儿们的坚强以及社工们的反省和思索。
在台湾9·21地震中，计有2400多人不幸罹难，留下了134名孤儿。在这134名孩子之中，年纪最小的尚未满1岁，最大的刚满18岁，其中“0岁至6岁”的幼儿计有22名，“6岁至12岁”的孩童有34名，“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共有77名，超过全数的一半以上。震后灾区满目疮痍，然而为孩子们找到新家，却是刻不容缓的要务。
为了让不同年龄层的孩子都能够尽快过上安稳的生活，台湾地区政府在20∞年1月通过对于监护权认定的修改，并介入孩童亲戚间的协调，决定出最适当的照顾者，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让孩子妥善安置在新的家庭中。虽然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及社福团体都对失依孩子的处境极为关心，积极联系收养家庭，不过，多数罹者的亲戚都不忍家族的孩子流落在外，有九成以上的孩子都由亲属接回自己家中抚养。
调查显示，约有1/3的孩童在灾后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城市，作远距离的迁徙。这些孩子需要适应的不只是新的家庭、新的共同生活者，还有新的居住环境，就学空间，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必须重新建立。
适应新家庭
在适应初期，有些被安排到亲戚家住的弦子，过去和这家亲属往来并不算密切，也不是那么熟悉，加上新家庭的管教方式和以前父母的做法有很大差别，这加剧了孩子的困惑、不适和压力。孩子和抚养人双方在适应的过程中都相当辛苦，而抚养人对待孩子的态度和他们自身的情绪状态，不论多小年纪的孩子都能感受到，并因此体味着酸甜苦辣。
案例 5岁的小天以前在家里用餐的习惯，是吃饭配着舒跑，扒两口饭以后，还可以离开餐桌随意走动，想到了再回来吃几口，或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端着碗到处跑也没关系，尤其是从来没有喝汤的习惯。但是在抚养家庭用餐时一定要坐在餐桌前，直到吃完了才能离开，而且餐餐都备有热汤，姑姑认为熬煮的汤汁尤具营养。
小天在新家里年纪最小，按照家中规矩，开饭前要去喊爷爷、奶奶、叔叔等长辈来吃饭，等全家人都到齐了，才可以一起坐下用餐，规矩非常清楚。刚开始的时候，小天只吃几口饭就想跑，汤则连碰都不愿碰一下。姑姑对这孩子又心疼又生气，气的是孩子不听话，不愿乖乖吃饭，又心疼孩子的父母过世。这是哥哥唯一留下的孩子，心里更觉得教小天规矩一些。是她不能逃避的责任。
小天的姑姑非常有耐心，在几经思考后决定从喝一口汤开始，劝哄着喂小天：“只要喝一口就好了。”就这样一口一口，慢慢地又劝又哄。在众多抚养人当中，小天的姑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例子，愿意花时间和心力，慢慢调整小天的行为习惯，其他家庭的抚养人大多还是以责骂的方式来表达，孩子难以承受便反抗，大人又气又伤心，想说“这样管你都是为你好呀，为什么不知好歹呢?”孩子也会想起以前父母对待的方式，忍不住将两者拿来比较，不满和埋怨积压下来，如果双方一直缺乏适当有效的沟通，这种隔阂将愈来愈深。
事实上，地震孤儿面对失去父母的忧伤失落，对抚养人尚未建立感情与信赖关系，当遇见较以往更多的限制或要求时，不一定能够默默接受。
案例2 小文和小利是一对姊妹，由叔叔婶婶接下抚养她们的工作。叔叔对她们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但担任专职家庭主妇的婶婶。对她们的生活习惯、日常举止有较多的要求，例如一定要做完功课才能看电视，不能边看电视边吃饭，平时要帮忙洗碗、扫地等。
因为管得比较严，而且婶婶的表达方式很直接，甚至会当着孩子们的面说出不太留情的话，“哎呀，以前她们家就很脏，就算当时她们的爸妈在，我都不太想去她们家……”
听到这样的话后，两个女孩生气之余，更怀念以前的生活了，想念妈妈对她们的好。“虽然以前的家比较小也比较穷，可是只要是想吃的东西，告诉妈妈，妈妈就一定会为我们准备……”小文说妈妈的爱总是无微不至，在家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没有那么多规定。
就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已经显现出叛逆的性格，读小学6年级的小文和念4年级的小利有时会故意跟婶婶唱反调。家中规定是这样就偏偏不遵守，和婶婶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有时甚至当面说出顶撞的话，和婶婶正面冲突起来。
相处一年多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婶婶说家里孩子太多，她照应不来，希望只留下姊妹其中之一就好，最后决定送即将升上国中的小文到育幼院去，小利则单独留在家中。也许是姐姐不在身边的缘故，小利觉得势单力薄，在家里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变得柔顺许多，乖乖地遵守规定。
离开叔叔家的小文，在适应育幼院团体生活的过程中，想法也变得成熟了。小文说，在育幼院生活后才知道自己是幸运的，“至少我拥有父母美好的回忆……”，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被父母早早遗弃。她开始珍惜仅有的关系，看待生命中的其他人也宽容许多放假回到家的时候，她也愿意配合一下婶婶的规定，不再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
在灾后初期曾有许多心理专家建议，照顾丧亲儿童的基本生活固然重要，也要顾及孩子处理灾后伤痛、惊吓等心理情绪，不可贸然将孩子从现场带走，送到另一座城市，否则对孩子以后的身心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即使后来再进行心理复健辅导，也恐怕错过了时机。
心的出口
案例3 “爸爸、妈妈在天上，没有我在旁边，他们都看不见我，会不会一直想哭?”7岁的阿芳有一次这样问外婆。外婆明白，阿劳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当她想到爸妈时，会忍不住哭起来。
在9·21地震之后，阿芳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刚开始的时候阿芳常常哭泣，遇到余震发生、半夜从梦里惊醒时，还有在许多大人也不明白的时候，阿芳常常自己哭了起来，样子似乎非常害怕和不安。
灾后一段时间，社工去家访，阿芳总是害怕地跑回房里，躲在床上，不肯出来。外婆难过地说：“我们阿芳以前不是这样的。”阿芳的父母和姐姐在地震中离开人世，救难队员发现她时。阿芳被妈妈紧紧抱在怀中，是妈妈用身体挡住了倒塌的墙壁，保护了她。阿芳告诉外婆，妈妈那时一直对她说：“别怕，妈妈在你身边……”
阿芳后来常常在半夜醒来，总是忍不住呼喊着妈妈。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不敢一个人睡觉，不敢关灯，不论走到哪里，都需要外婆在身边。
经历大地撼动的恐怖后。在惊吓之中。孩子们同时面临了父母突然“消失”的失落悲伤、过去安稳生活骤然改变的不安，以及失去父母照护支持的无助。尚未学会如何明确表达自己感受的幼小孩子和少年，可 能以哭泣、吵闹、害怕等退缩的反应，或是过于安静懂事，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行为举措表现出来。
不论孩子的行为表现是否有改变，许多心理学者都一致认为，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是对于灾害遽变的伤痛感受及承受的压力，是和大人一样强烈且巨大的，他们并不是还小就什么都不知道。
心理学者进一步指出，不论是何种年龄阶层，当人因经历失落的伤痛所引发的内在反应，都不只有一种单一情绪，而是多种感受纠结、非常复杂的情绪：从一开始的否认、不愿接受，因惊吓呈现近乎麻木的感觉，之后感到恐惧、悲伤、不安、无助、失望，也很可能感到愤怒、自我谴责，甚至也会有逃避、幻想、对未来不抱期望，与沉湎于过去的倾向。
如此情绪起伏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是正常的，不过对孩子们采说，这段走过失落和伤痛的过程，仿佛是一条望不见尽头的漫漫长路。
案例4 有时候缘于环境类似的微量刺激，像轻微的余震、日光灯闪烁、卡车驶过造成的震动，也可能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引发出大地震的恐怖记忆——大地摇晃、房屋倒塌、地面裂开、亲人死亡的影像，好像又出现在眼前，使人做出惊恐慌乱的行为举止。他们非常害怕类似的灾难会再发生。
“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神经病，晚上都很难入睡，常常担心屋顶会不会倒下来，没开灯我就没法安心入睡，我永远记得地震那天，爸妈的声音没多久就消失了，然而那天义发生地震的时候，我甚至不想逃了……”19岁的小敏说。
地震时，小敏就快满18岁了，原本以为即将迈入新的人生阶段，生命将更开阔更有自信，可是骤然发生的灾变，破坏了她的家园，带走了她的父母和家人。地震发生时，小敏被压在倒塌的水泥块和瓦砾堆中，长达10多个小时以后才被发现。虽然逃过一劫，但是那个让她安心成长的世界已然崩毁。
小敏在9·21之后，持续将近半年的时间出现失眠、怕黑的情况，她不敢在晚上睡觉，天黑以后甚至连眼睛都不敢闭上，有时她会找同学、朋友来陪她，喝咖啡、喝茶，整夜一直撑着不睡。等到天亮，看见窗外天色渐渐明亮起来，才安心躺下来闭上眼睛睡去。小敏说，她害怕如果在晚上睡着时又发生地震的话，她真不知该怎么办。
孩子需要有人去注意、引导他们将恐惧、难过、不安和疑惑等种种复杂的情绪表达出来，给他们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可有些地震孤儿却无法说出自己的心情，有一段期间以疯狂的喝酒、飙车的刺激来麻痹自己，或是每天找朋友一起去KTV整夜狂吼乱叫，将无法说出口的情绪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发泄。
社工的介入
调查显示，灾后一年，地震孤儿的居住地已涵盖台湾14个县市，其中有近1/4的孩子自中部县市迁出，移入北部城市生活，孩童们的收养家庭，大部分都是像爷爷、外公或是叔伯、阿姨等近亲。
在灾难初期曾有许多心理专家建议，照顾丧亲儿童的基本生活固然重要，也要顾及孩子处理灾后伤痛、惊吓等心理情绪，不可贸然将孩子从现场带走，送到另一座城市，否则对孩子以后的身心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即使后来再进行心理复健辅导，也恐怕错过了时机。
不过一般人是无法理解如此微妙的心理机制，对于死亡和伤痛的处理，大多数成人的做法较倾向于保守，尽量避免提及。
经历9·21这样严重的灾难，尚未长大的孩子们失去了依靠和保护的屏障，就连重新建立新的支持系统都会有困难。而失去父母庇荫后，孩子们必须直接面对社会人际较为残酷现实的一面。
此时，社会工作者专业地介入，在孩子和抚养人的关系发展遇到阻碍时，可以给予双方情感的支持，从旁提醒适当的沟通管道，必要时引介其它的社会资源予以协助，并提供所需的信息。
不过，台湾儿童福利联盟的社工努力进入所有收养家庭的过程却遇上了各种软硬不同的钉子。据统计“个案本人不愿接受服务”的有28人，“收养家庭拒绝接受服务”的有22个家庭，“个案行踪不定，难以追踪”的有11人；而“访视时间与个案或收养家庭不易配合”的有44个大约占全数的1/3。
“有个家庭，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很不受欢迎，甚至曾经拿出名片，就被那家人的伯父顺手拿去掸灰尘了。”有社工回忆说。
案例5 小易刚开始见到社工其实是不理不睬的，他并不想认识这个阿姨，也没有什么话想跟她说。念小学3年级的他，认为假日和放学回家以后的时间非常珍贵，赶紧写好功课，他就要和堂哥们一起玩，哪有时间陪这个不认识的阿姨聊天呢?但是伯父的拜托他不能不答应，只好勉为其难，去跟社工阿姨见面，幸好一个月只有一次而已。不过他真的不知道该跟阿姨说什么。只是安静地坐着，真尴尬，赶快把薯条和汉堡吃完，就可以回家了。
孩子对每个月会定期来访的社工阿姨或姐姐，有什么感觉呢?大多数的孩子应该觉得迷惑。9·21发生之后，媒体记者、社会局等政府单位的公务阿姨、慈济妈妈或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义工姐姐，整个社会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大家来来去去，询问这个、访问那个，让填问卷、写表格，孩子一头雾水，已经习惯眼前入来人往，对前来嘘寒问暖的陌生人不再感到惊讶，也不会怀抱期待。
社工必须花时间、耐着性子，一次一次地跑去看他们，而且在一种不造成生活干扰的情境下进行才行。
对小易，社工阿姨不再约他去麦当劳吃饭了，只是安排许多“顺道”拜访的机会到小易的家，小易做什么，她就在旁边看，如果有话就聊，没话题就一起玩。有一次小易正和表弟玩计算机游戏，社工刚好也玩过，便问了小易一些过关秘诀，小易顿时觉得这个阿姨变得“有趣”多了从此跟小易聊起天来，就有一种“同一国”的伙伴气氛，体育、功课、学校生活、考试、电视卡通……什么话题小易都可以跟社工阿姨一起聊了。
案例6 不过，也有些孩子在一开始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热络，主动向社工寻求安慰。
在育幼院里生活的小弘，第一次见到社工姐姐，便走上前拉住她的手，向社工展示他刚刚画好的图，不等社工阿姨仔细看完，就急急地拉着阿姨往教室外走去，小弘说他吊单杠很厉害，还没说完话，他已经跳上单杠，问阿姨：“小弘是不是很厉害又棒?”
小弘因为失去父母、因为经历灾难，小小心灵的不安、恐惧和担心，在社工走进来的几分钟里，已经全部最露出来L小弘这么急于表现自己，只是想要赶紧抓住可以依赖的人和感情。他怕再度被人遗忘。在黑暗的夜里。
不论是排斥、冷漠的态度。或是过于热络、依赖的行为表现，社工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能看见孩子真切的需要——能够有人来陪他一段，走过生命中最辛苦、也是最重要的一段。
牵系与支持
父母、师长，朋友的照护、关心和支持，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是绝对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在这些生活中的人际 关系网络里，父母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钢筋梁柱，一旦失去，等于破坏了生活的支持系统。
失去双亲不但为孩子带来生活上巨大的变动，在余下的生命岁月里，孩子无法得到父母在情感上的主要支持，新的抚养人可能忙着适应加重的家庭及经济责任，无暇顾及孩子的情感需求。在学校里，丧亲的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这个特殊身份，必须面对过多的目光注意，以及无法了解他们经验和感受的同学，而倍感压力。可想而知，孩子们要站稳脚根重新展开生活，必定遭遇重重困难，而最大的困难并非来自他处，而是自己内在的伤痛，寂寞。
心灵的修护，像是重新埋人土壤的种子，等待发芽，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细心陪伴。在灾难发生之后，孩子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走得跌趺撞撞；脚步踉跄，因为回首太痛，还无法好好地回头看看过去，许多孩子在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里，经历着生活混乱、痛苦，麻木的状态，这段期间他们以生命的全部，悼念离逝的父母、至亲家人和过往岁月。
案例7 9·21地震那年惠惠只有6岁，应该对父母还存有记忆，但震灾过后，她被接到伯父、伯母家去，在新家庭里面生活了好一段时间。惠惠对爸爸妈妈的事一直绝口不提，每当大家问想不想念爸爸妈妈，她总是不回答。转开头兀自玩着玩具，有一次还对伯母说：“我不想他们，想你们就好了啊。”也许是震灾的记忆太吓人，和父母分离的伤痛太难以承受，不复记忆，也成了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当日子渐渐过去，惠惠已渐渐适应新家的生活，伯父、伯母和表哥。表姐们对她无微不至的呵护疼爱，使她渐渐有了安全感。当大人们不再询问过去，生活回到平常的轨道以后，以前的记忆，却以令人想象不到的方式自己回来了。
伯母说，大概是地震过后一年多的时候，那阵子惠惠一个人在房间里玩，其他人从房外经过，有时都会听见她说话的声音，那个声音很高兴，像在跟人热烈讨论什么事情一样，让人以为是她一个人玩扮家家太投入，正在自言自语。可是有一次，惠惠的表嫂又听见她在房里很大声地说话，还咯咯地笑着，以为她正和谁一起玩得这么高兴。
伯母便问惠惠之前在房里做什么，“怎么那么高兴呢?”
惠惠回答在玩计算机。
“那你在跟谁说话?”伯母继续问。
“和妈妈、爸爸呀。”惠惠回答得理所当然，“我在教爸爸计算机啦，我们一起玩计算机呀。”
大人听了都很惊讶，追问着刚才陪惠惠玩的妈妈、爸爸模样，惠惠描述着爸妈的样子、穿什么样的衣服，大人全都愣住了——那就和惠惠的爸妈出殡时身上的衣着相同。大人们相信是爸爸、妈妈回来看惠惠了。神秘的事物也许难以探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惠惠在这个家里的安然自在，让心底的思念无须压抑地流淌出来了。
继续生活的过程中，兄弟姊妹间的互相支持，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统计9·21震灾失依儿童中有73人是和兄弟姊妹共居，有超过一半比例的孩子并非独自被留下来，还有兄弟姊妹可以一起生活，一起长大，这为孩子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心理支持。
9·21地震发生时阿黎15岁，爸妈过世，家里只有他和弟妹3个1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3个人一起。伯父、伯母对他们很用心，不断地调整对待和教养的方式，尝试找到对阿黎兄妹3人最适当和最需要的。虽然家里空间不大，伯父、伯母也不会嫌孩子多，尽量想办法让一家人都聚在一起；他们3兄妹在一起总是笑嘻嘻地，似乎有说不完的笑话。
到了青少年阶段的孩子，感情交往的对象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支持之一，成为他们生命复原很重要的动力。总之，家庭、朋友、社会各方面逐渐建立起的支持网络，让孩子们在新生活中重新找到可以紧密依存的关系。
(台北“心灵工坊”授权发表，摘编自《瓦砾中的小树——9·21失依藏子的故事》)
在台湾9·21地震中，计有2400多人不幸罹难，留下了134名孤儿。在这134名孩子之中，年纪最小的尚未满1岁，最大的刚满18岁，其中“0岁至6岁”的幼儿计有22名，“6岁至12岁”的孩童有34名，“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共有77名，超过全数的一半以上。震后灾区满目疮痍，然而为孩子们找到新家，却是刻不容缓的要务。
为了让不同年龄层的孩子都能够尽快过上安稳的生活，台湾地区政府在20∞年1月通过对于监护权认定的修改，并介入孩童亲戚间的协调，决定出最适当的照顾者，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让孩子妥善安置在新的家庭中。虽然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及社福团体都对失依孩子的处境极为关心，积极联系收养家庭，不过，多数罹者的亲戚都不忍家族的孩子流落在外，有九成以上的孩子都由亲属接回自己家中抚养。
调查显示，约有1/3的孩童在灾后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城市，作远距离的迁徙。这些孩子需要适应的不只是新的家庭、新的共同生活者，还有新的居住环境，就学空间，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必须重新建立。
适应新家庭
在适应初期，有些被安排到亲戚家住的弦子，过去和这家亲属往来并不算密切，也不是那么熟悉，加上新家庭的管教方式和以前父母的做法有很大差别，这加剧了孩子的困惑、不适和压力。孩子和抚养人双方在适应的过程中都相当辛苦，而抚养人对待孩子的态度和他们自身的情绪状态，不论多小年纪的孩子都能感受到，并因此体味着酸甜苦辣。
案例 5岁的小天以前在家里用餐的习惯，是吃饭配着舒跑，扒两口饭以后，还可以离开餐桌随意走动，想到了再回来吃几口，或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端着碗到处跑也没关系，尤其是从来没有喝汤的习惯。但是在抚养家庭用餐时一定要坐在餐桌前，直到吃完了才能离开，而且餐餐都备有热汤，姑姑认为熬煮的汤汁尤具营养。
小天在新家里年纪最小，按照家中规矩，开饭前要去喊爷爷、奶奶、叔叔等长辈来吃饭，等全家人都到齐了，才可以一起坐下用餐，规矩非常清楚。刚开始的时候，小天只吃几口饭就想跑，汤则连碰都不愿碰一下。姑姑对这孩子又心疼又生气，气的是孩子不听话，不愿乖乖吃饭，又心疼孩子的父母过世。这是哥哥唯一留下的孩子，心里更觉得教小天规矩一些。是她不能逃避的责任。
小天的姑姑非常有耐心，在几经思考后决定从喝一口汤开始，劝哄着喂小天：“只要喝一口就好了。”就这样一口一口，慢慢地又劝又哄。在众多抚养人当中，小天的姑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例子，愿意花时间和心力，慢慢调整小天的行为习惯，其他家庭的抚养人大多还是以责骂的方式来表达，孩子难以承受便反抗，大人又气又伤心，想说“这样管你都是为你好呀，为什么不知好歹呢?”孩子也会想起以前父母对待的方式，忍不住将两者拿来比较，不满和埋怨积压下来，如果双方一直缺乏适当有效的沟通，这种隔阂将愈来愈深。
事实上，地震孤儿面对失去父母的忧伤失落，对抚养人尚未建立感情与信赖关系，当遇见较以往更多的限制或要求时，不一定能够默默接受。
案例2 小文和小利是一对姊妹，由叔叔婶婶接下抚养她们的工作。叔叔对她们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但担任专职家庭主妇的婶婶。对她们的生活习惯、日常举止有较多的要求，例如一定要做完功课才能看电视，不能边看电视边吃饭，平时要帮忙洗碗、扫地等。
因为管得比较严，而且婶婶的表达方式很直接，甚至会当着孩子们的面说出不太留情的话，“哎呀，以前她们家就很脏，就算当时她们的爸妈在，我都不太想去她们家……”
听到这样的话后，两个女孩生气之余，更怀念以前的生活了，想念妈妈对她们的好。“虽然以前的家比较小也比较穷，可是只要是想吃的东西，告诉妈妈，妈妈就一定会为我们准备……”小文说妈妈的爱总是无微不至，在家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没有那么多规定。
就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已经显现出叛逆的性格，读小学6年级的小文和念4年级的小利有时会故意跟婶婶唱反调。家中规定是这样就偏偏不遵守，和婶婶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有时甚至当面说出顶撞的话，和婶婶正面冲突起来。
相处一年多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婶婶说家里孩子太多，她照应不来，希望只留下姊妹其中之一就好，最后决定送即将升上国中的小文到育幼院去，小利则单独留在家中。也许是姐姐不在身边的缘故，小利觉得势单力薄，在家里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变得柔顺许多，乖乖地遵守规定。
离开叔叔家的小文，在适应育幼院团体生活的过程中，想法也变得成熟了。小文说，在育幼院生活后才知道自己是幸运的，“至少我拥有父母美好的回忆……”，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被父母早早遗弃。她开始珍惜仅有的关系，看待生命中的其他人也宽容许多放假回到家的时候，她也愿意配合一下婶婶的规定，不再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
在灾后初期曾有许多心理专家建议，照顾丧亲儿童的基本生活固然重要，也要顾及孩子处理灾后伤痛、惊吓等心理情绪，不可贸然将孩子从现场带走，送到另一座城市，否则对孩子以后的身心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即使后来再进行心理复健辅导，也恐怕错过了时机。
心的出口
案例3 “爸爸、妈妈在天上，没有我在旁边，他们都看不见我，会不会一直想哭?”7岁的阿芳有一次这样问外婆。外婆明白，阿劳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当她想到爸妈时，会忍不住哭起来。
在9·21地震之后，阿芳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刚开始的时候阿芳常常哭泣，遇到余震发生、半夜从梦里惊醒时，还有在许多大人也不明白的时候，阿芳常常自己哭了起来，样子似乎非常害怕和不安。
灾后一段时间，社工去家访，阿芳总是害怕地跑回房里，躲在床上，不肯出来。外婆难过地说：“我们阿芳以前不是这样的。”阿芳的父母和姐姐在地震中离开人世，救难队员发现她时。阿芳被妈妈紧紧抱在怀中，是妈妈用身体挡住了倒塌的墙壁，保护了她。阿芳告诉外婆，妈妈那时一直对她说：“别怕，妈妈在你身边……”
阿芳后来常常在半夜醒来，总是忍不住呼喊着妈妈。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不敢一个人睡觉，不敢关灯，不论走到哪里，都需要外婆在身边。
经历大地撼动的恐怖后。在惊吓之中。孩子们同时面临了父母突然“消失”的失落悲伤、过去安稳生活骤然改变的不安，以及失去父母照护支持的无助。尚未学会如何明确表达自己感受的幼小孩子和少年，可 能以哭泣、吵闹、害怕等退缩的反应，或是过于安静懂事，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行为举措表现出来。
不论孩子的行为表现是否有改变，许多心理学者都一致认为，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是对于灾害遽变的伤痛感受及承受的压力，是和大人一样强烈且巨大的，他们并不是还小就什么都不知道。
心理学者进一步指出，不论是何种年龄阶层，当人因经历失落的伤痛所引发的内在反应，都不只有一种单一情绪，而是多种感受纠结、非常复杂的情绪：从一开始的否认、不愿接受，因惊吓呈现近乎麻木的感觉，之后感到恐惧、悲伤、不安、无助、失望，也很可能感到愤怒、自我谴责，甚至也会有逃避、幻想、对未来不抱期望，与沉湎于过去的倾向。
如此情绪起伏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是正常的，不过对孩子们采说，这段走过失落和伤痛的过程，仿佛是一条望不见尽头的漫漫长路。
案例4 有时候缘于环境类似的微量刺激，像轻微的余震、日光灯闪烁、卡车驶过造成的震动，也可能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引发出大地震的恐怖记忆——大地摇晃、房屋倒塌、地面裂开、亲人死亡的影像，好像又出现在眼前，使人做出惊恐慌乱的行为举止。他们非常害怕类似的灾难会再发生。
“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神经病，晚上都很难入睡，常常担心屋顶会不会倒下来，没开灯我就没法安心入睡，我永远记得地震那天，爸妈的声音没多久就消失了，然而那天义发生地震的时候，我甚至不想逃了……”19岁的小敏说。
地震时，小敏就快满18岁了，原本以为即将迈入新的人生阶段，生命将更开阔更有自信，可是骤然发生的灾变，破坏了她的家园，带走了她的父母和家人。地震发生时，小敏被压在倒塌的水泥块和瓦砾堆中，长达10多个小时以后才被发现。虽然逃过一劫，但是那个让她安心成长的世界已然崩毁。
小敏在9·21之后，持续将近半年的时间出现失眠、怕黑的情况，她不敢在晚上睡觉，天黑以后甚至连眼睛都不敢闭上，有时她会找同学、朋友来陪她，喝咖啡、喝茶，整夜一直撑着不睡。等到天亮，看见窗外天色渐渐明亮起来，才安心躺下来闭上眼睛睡去。小敏说，她害怕如果在晚上睡着时又发生地震的话，她真不知该怎么办。
孩子需要有人去注意、引导他们将恐惧、难过、不安和疑惑等种种复杂的情绪表达出来，给他们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可有些地震孤儿却无法说出自己的心情，有一段期间以疯狂的喝酒、飙车的刺激来麻痹自己，或是每天找朋友一起去KTV整夜狂吼乱叫，将无法说出口的情绪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发泄。
社工的介入
调查显示，灾后一年，地震孤儿的居住地已涵盖台湾14个县市，其中有近1/4的孩子自中部县市迁出，移入北部城市生活，孩童们的收养家庭，大部分都是像爷爷、外公或是叔伯、阿姨等近亲。
在灾难初期曾有许多心理专家建议，照顾丧亲儿童的基本生活固然重要，也要顾及孩子处理灾后伤痛、惊吓等心理情绪，不可贸然将孩子从现场带走，送到另一座城市，否则对孩子以后的身心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即使后来再进行心理复健辅导，也恐怕错过了时机。
不过一般人是无法理解如此微妙的心理机制，对于死亡和伤痛的处理，大多数成人的做法较倾向于保守，尽量避免提及。
经历9·21这样严重的灾难，尚未长大的孩子们失去了依靠和保护的屏障，就连重新建立新的支持系统都会有困难。而失去父母庇荫后，孩子们必须直接面对社会人际较为残酷现实的一面。
此时，社会工作者专业地介入，在孩子和抚养人的关系发展遇到阻碍时，可以给予双方情感的支持，从旁提醒适当的沟通管道，必要时引介其它的社会资源予以协助，并提供所需的信息。
不过，台湾儿童福利联盟的社工努力进入所有收养家庭的过程却遇上了各种软硬不同的钉子。据统计“个案本人不愿接受服务”的有28人，“收养家庭拒绝接受服务”的有22个家庭，“个案行踪不定，难以追踪”的有11人；而“访视时间与个案或收养家庭不易配合”的有44个大约占全数的1/3。
“有个家庭，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很不受欢迎，甚至曾经拿出名片，就被那家人的伯父顺手拿去掸灰尘了。”有社工回忆说。
案例5 小易刚开始见到社工其实是不理不睬的，他并不想认识这个阿姨，也没有什么话想跟她说。念小学3年级的他，认为假日和放学回家以后的时间非常珍贵，赶紧写好功课，他就要和堂哥们一起玩，哪有时间陪这个不认识的阿姨聊天呢?但是伯父的拜托他不能不答应，只好勉为其难，去跟社工阿姨见面，幸好一个月只有一次而已。不过他真的不知道该跟阿姨说什么。只是安静地坐着，真尴尬，赶快把薯条和汉堡吃完，就可以回家了。
孩子对每个月会定期来访的社工阿姨或姐姐，有什么感觉呢?大多数的孩子应该觉得迷惑。9·21发生之后，媒体记者、社会局等政府单位的公务阿姨、慈济妈妈或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义工姐姐，整个社会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大家来来去去，询问这个、访问那个，让填问卷、写表格，孩子一头雾水，已经习惯眼前入来人往，对前来嘘寒问暖的陌生人不再感到惊讶，也不会怀抱期待。
社工必须花时间、耐着性子，一次一次地跑去看他们，而且在一种不造成生活干扰的情境下进行才行。
对小易，社工阿姨不再约他去麦当劳吃饭了，只是安排许多“顺道”拜访的机会到小易的家，小易做什么，她就在旁边看，如果有话就聊，没话题就一起玩。有一次小易正和表弟玩计算机游戏，社工刚好也玩过，便问了小易一些过关秘诀，小易顿时觉得这个阿姨变得“有趣”多了从此跟小易聊起天来，就有一种“同一国”的伙伴气氛，体育、功课、学校生活、考试、电视卡通……什么话题小易都可以跟社工阿姨一起聊了。
案例6 不过，也有些孩子在一开始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热络，主动向社工寻求安慰。
在育幼院里生活的小弘，第一次见到社工姐姐，便走上前拉住她的手，向社工展示他刚刚画好的图，不等社工阿姨仔细看完，就急急地拉着阿姨往教室外走去，小弘说他吊单杠很厉害，还没说完话，他已经跳上单杠，问阿姨：“小弘是不是很厉害又棒?”
小弘因为失去父母、因为经历灾难，小小心灵的不安、恐惧和担心，在社工走进来的几分钟里，已经全部最露出来L小弘这么急于表现自己，只是想要赶紧抓住可以依赖的人和感情。他怕再度被人遗忘。在黑暗的夜里。
不论是排斥、冷漠的态度。或是过于热络、依赖的行为表现，社工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能看见孩子真切的需要——能够有人来陪他一段，走过生命中最辛苦、也是最重要的一段。
牵系与支持
父母、师长，朋友的照护、关心和支持，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是绝对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在这些生活中的人际 关系网络里，父母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钢筋梁柱，一旦失去，等于破坏了生活的支持系统。
失去双亲不但为孩子带来生活上巨大的变动，在余下的生命岁月里，孩子无法得到父母在情感上的主要支持，新的抚养人可能忙着适应加重的家庭及经济责任，无暇顾及孩子的情感需求。在学校里，丧亲的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这个特殊身份，必须面对过多的目光注意，以及无法了解他们经验和感受的同学，而倍感压力。可想而知，孩子们要站稳脚根重新展开生活，必定遭遇重重困难，而最大的困难并非来自他处，而是自己内在的伤痛，寂寞。
心灵的修护，像是重新埋人土壤的种子，等待发芽，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细心陪伴。在灾难发生之后，孩子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走得跌趺撞撞；脚步踉跄，因为回首太痛，还无法好好地回头看看过去，许多孩子在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里，经历着生活混乱、痛苦，麻木的状态，这段期间他们以生命的全部，悼念离逝的父母、至亲家人和过往岁月。
案例7 9·21地震那年惠惠只有6岁，应该对父母还存有记忆，但震灾过后，她被接到伯父、伯母家去，在新家庭里面生活了好一段时间。惠惠对爸爸妈妈的事一直绝口不提，每当大家问想不想念爸爸妈妈，她总是不回答。转开头兀自玩着玩具，有一次还对伯母说：“我不想他们，想你们就好了啊。”也许是震灾的记忆太吓人，和父母分离的伤痛太难以承受，不复记忆，也成了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当日子渐渐过去，惠惠已渐渐适应新家的生活，伯父、伯母和表哥。表姐们对她无微不至的呵护疼爱，使她渐渐有了安全感。当大人们不再询问过去，生活回到平常的轨道以后，以前的记忆，却以令人想象不到的方式自己回来了。
伯母说，大概是地震过后一年多的时候，那阵子惠惠一个人在房间里玩，其他人从房外经过，有时都会听见她说话的声音，那个声音很高兴，像在跟人热烈讨论什么事情一样，让人以为是她一个人玩扮家家太投入，正在自言自语。可是有一次，惠惠的表嫂又听见她在房里很大声地说话，还咯咯地笑着，以为她正和谁一起玩得这么高兴。
伯母便问惠惠之前在房里做什么，“怎么那么高兴呢?”
惠惠回答在玩计算机。
“那你在跟谁说话?”伯母继续问。
“和妈妈、爸爸呀。”惠惠回答得理所当然，“我在教爸爸计算机啦，我们一起玩计算机呀。”
大人听了都很惊讶，追问着刚才陪惠惠玩的妈妈、爸爸模样，惠惠描述着爸妈的样子、穿什么样的衣服，大人全都愣住了——那就和惠惠的爸妈出殡时身上的衣着相同。大人们相信是爸爸、妈妈回来看惠惠了。神秘的事物也许难以探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惠惠在这个家里的安然自在，让心底的思念无须压抑地流淌出来了。
继续生活的过程中，兄弟姊妹间的互相支持，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统计9·21震灾失依儿童中有73人是和兄弟姊妹共居，有超过一半比例的孩子并非独自被留下来，还有兄弟姊妹可以一起生活，一起长大，这为孩子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心理支持。
9·21地震发生时阿黎15岁，爸妈过世，家里只有他和弟妹3个1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3个人一起。伯父、伯母对他们很用心，不断地调整对待和教养的方式，尝试找到对阿黎兄妹3人最适当和最需要的。虽然家里空间不大，伯父、伯母也不会嫌孩子多，尽量想办法让一家人都聚在一起；他们3兄妹在一起总是笑嘻嘻地，似乎有说不完的笑话。
到了青少年阶段的孩子，感情交往的对象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支持之一，成为他们生命复原很重要的动力。总之，家庭、朋友、社会各方面逐渐建立起的支持网络，让孩子们在新生活中重新找到可以紧密依存的关系。
(台北“心灵工坊”授权发表，摘编自《瓦砾中的小树——9·21失依藏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