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史记》的高度评价，老师们教学《陈涉世家》时常引用此语来激趣，但囿于时间和考试的压力，通常也不会引导学生去深入理解此语的含义。结果是很多学生记住了这句话，却并不理解这句话。笔者试图以《陈涉世家》和《隆中对》为例，谈谈对此语的理解。
　　“绝唱”者，指某方面达到了最高造诣或者最高水平也。“史家之绝唱”，就是指《史记》在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史记》之前，史学家书写历史，主要采用的是编年体和国别体体例。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纪传体。这种体例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来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所以，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
　　《陈涉世家》记述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就是以陈胜和吴广的语言和活动为中心，来记录这次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当时的社会情况，重点突出了陈涉在推翻秦朝过程中的突出作用，与以往编年体或者国别体的记史方式完全不同。
　　“无韵”者，散文也，这表明《史记》中的文章是散文不是韵文，“无韵之离骚”，意思是《史记》是没有韵律的《离骚》，是赞美它的文学成就很高。但是在我国灿若星河的诗歌长河中，文学成就很高的诗篇浩若烟海，鲁迅为什么不用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来做比，而要用《离骚》来做比呢？
　　首先，《史记》在内容上跟《离骚》很相似。《史记》是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叙述史事，《离骚》也是以屈原的生平所为为中心，追溯诗人的世系、品质、修养、在政治上的艰难追求和坎坷曲折，表达诗人上下求索、以死殉志的决心，形象地记录了屈原的生活历程，只不过它的记录是用诗歌写成的，如写成散文，就相当于《史记》中的《世家》或者《列传》，就是一部自传体史书。
　　更重要的是，《史记》蕴含的情感跟《离骚》何其相似。《离骚》不是用纯客观的笔触追溯自己的生活历程，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憎之情。司马迁写《史记》也不只是纯客观的记事，他把强烈的爱憎感情寓于叙事、描写之中，使《史记》成为了一部具有浓烈抒情性的史书。下面我们通过《隆中对》和《陈涉世家》的比较，品味《史记》浓农的“离骚”情。
　　一、叙事蕴情
　　请读下面这两段叙事文字：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
　　——《隆中对》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陈涉世家》
　　细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隆中对》的文字，是很客观的，冷冰冰的没有丝毫温度。“见”“器”“谓”这些词语，呈现出的是主与臣之间公事公办的冷漠关系。按照这样的写法，《陈涉世家》就应该这样写：“天大雨，道不通，已失期，法皆斩。”但司马迁没有这样写。他用一个“会”字表现出对这群人不幸遭遇的同情，重复使用“失期”一词，既反映了秦法的严苛，隐含愤懑之情，又流露出对这群“闾左”的深切担忧。
　　我们再看《隆中对》中其他的叙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亮答曰：……”，这些叙事，读来实在让人感叹先主和诸葛亮的冷静不是一般。两人好不容易见到了，却没有一点感情交集，就“屏人”冷冰冰的“曰”，丝毫看不到刘备对诸葛亮的渴求，也看不到诸葛亮在遇到明主之后的激动和喜悦。“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这句话则更像是在讲述隔壁邻居的事，冷静客观，给人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如果司马迁要写，他会这样写吗？我想，他会这样写：“先主曰：‘先生之言甚善。’于是与亮出则同车，坐则同席，诸事共议，情好日密。”可是这样充满情谊的话，陈寿是不会写的，因为他没有司马迁的遭遇，自然也没有司马迁的情怀，只是遵循史学家的所谓客观记述历史的准则，读来难免冰冷。
　　可是《陈涉世家》的叙事就不同了，“当时是，诸郡县苦秦吏者，杀之以应陈涉。”“苦”“杀之”“以应”短短几个词，包含了司马迁对秦王朝统治的不满，对起义的褒扬，对起义发展壮大的声援，情感何其丰富，何等强烈！
　　二、人物含情
　　司马迁塑造人物也跟《离骚》一样饱含感情。他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命运的变化中来体现人物的个性和神韵。比较一下两篇文章对人物的介绍：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
　　“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涉世家》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隆中对》
　　两位史学家对人物的介绍，情感迥然不同。司马迁对陈涉的介绍，可谓用心良苦。他完全可以按照史家惯用的笔法写：“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有志于富贵，耕者莫之许也！”但他不！他将陈涉置身于地位的贫贱和渴求改变贫贱的矛盾中，通过“怅恨久之”“苟富贵，无相忘”“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等神态和语言的描写，写出了陈涉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对处境的不甘和强烈渴望改变的心志，他用佣者对陈涉的嘲笑，对自身命运的俯首，反衬出陈涉远大的志向和雄心，一个有抱负而有热血的青年，昂然站立在我们面前，褒奖之情蕴含其间。
　　而从陈寿对诸葛亮的介绍中，我们看不到陈寿对诸葛亮的喜爱与赞美之情，伫立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没有温度和热度的冷冰冰的自诩很高的田间汉而已。
　　司马迁将陈涉放在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通过陈胜与吴广的对话、陈胜跟戍卒的对话再现人物的精神风貌。陈胜与吴广的对话，充满了勇创伟业的果敢：“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充满了对时局的了然：“天下苦秦久矣”；充满了智慧的筹谋和对起义取胜必成的信心：“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这些描写，无不蕴含着司马迁对陈涉的赞美，对秦王朝的憎恨。如果按照陈寿的叙史方式，写成这样：“陈胜吴广以为误期必死矣，乃谋起义，欲诈称扶苏项燕之师，为天下倡”，我们就见不到那个在生死面前敢放手一搏的热血男儿了。
　　同样，司马迁精心构思的陈胜与戍卒的对话，也饱含着作者浓烈的爱憎。司马迁并没有冷冰冰的写史：“陈涉召令徒属，言其误期必斩，召其举事，徒属俱应。”而是让陈涉发出了“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这呐喊震撼人心，喊出了底层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怒，更喊出了弱势群体反抗强权的迫切愿望，激励着后世无数的抗争者。司马迁描写的这位草根英雄，有热度，有强度，更有硬度！
　　这些对话，都不可能是陈涉的原话。陈胜吴广起义发生在公园前209年，司马迁写《史记》则在公元前104年，此时，参加陈胜吴广起义的人基本不在人世，即使司马迁在采访史迹的过程中千辛万苦找到了这些人的后人，但是恐怕能详细记得陈胜每句话的人已经没有。这些话显然是司马迁借陈涉之口发自己之声，抒胸中之情，这跟《离骚》何其相似！
　　在那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干载之下，仍然能使读者不知不觉跟着作者去爱、去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就是《史记》彪炳千古的离骚情！
　　作者单位：重庆110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