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为何『 』
　　晚清名臣沈葆桢是曾国藩拔擢的。咸丰五年（1856年）一月，沈葆桢被任命为九江知府，当时的九江城被太平军控制，沈葆桢无法赴任，是曾国藩延他入营，直到次年，沈葆桢被重新任命为广信知府。八月，面对太平军一支万人军队的进攻，沈葆桢七战七捷，又是曾国藩第一时间向朝廷推荐他担任广饶九南道。咸丰十年，清廷的江南大营一溃千里，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再次向朝廷举荐沈葆桢，并用了“该道器识才具，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之类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于是沈葆桢被派往曾国藩营中。同治元年（1862年），沈葆桢被提拔为江西巡抚，进入正二品大员的行列。
　　曾国藩对沈葆桢有知遇之恩，按照过去官场的“潜规则”，沈葆桢自然得“报答”曾国藩。有意思的是，沈葆桢成为江西巡抚的那年十月，就扣下了给湘军的江西漕折钱五万两，又截留了九江的关洋税。同治二年，湘军缺饷，只能煮粥度日，曾国藩给九江关道寄了封私信，让他送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正在围困天京的湘军。谁知款项刚送了一半即被沈葆桢叫停，沈葆桢还要求九江关道将已经送去的款項追回，否则将撤掉其道员职务。曾国藩不得不将到手的银子退还。
　　原来，曾国藩的湘军不是朝廷正规军，清廷不给固定经费，其军饷必须自筹。湘军有很长一段时间驻扎在江西，为了筹饷，曾国藩不得不置关设卡，抽取漕折、厘金。到咸丰十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更将江西漕折、厘金等全部充作军饷。曾国藩提拔沈葆桢，一方面是因沈葆桢确实才具不凡，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是想在饷源地安插一个“自己人”，以确保“后院”安全。曾国藩没想到这个“自己人”偏偏不给自己面子，不仅拒绝为湘军供饷，连部下供饷也不允许。千里马对自己这个伯乐“忘恩負义”，曾国藩的恼怒可想而知。自此，曾国藩和沈葆桢的关系渐行渐远，数年不通音讯。
　　沈葆桢当然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他之所以拒绝曾国藩调款，和他个人素质有关，也和他的官场理想有关。沈葆桢为官清正廉洁，做巡抚时，家里居然雇不起下人，身为名门闺秀的妻子只能亲自下厨；长子想买房子，他也不肯答应，说家里“力所不及”；他逝世时，布被旧衣，官囊空空，不名一文。他廉洁奉公，自然不肯让曾国藩过分动用江西的财力。
　　江西是个传统的农业省，工商业极不发达，湘军拿去的份额那么多，当地官府的财源早已变得极其枯竭。以前，湘军主力在江西，江西人出钱也算师出有名；现在，战争焦点移到天京，湘军主力已转到江浙一带，江西防务更多需要江西人自己负责，朝廷也有意让江西组建地方兵勇，加之朝廷调兵入赣，江西的勇丁一时猛增至三万多人，粮饷开支浩大，沈葆桢不愿再额外增加民众的负担，而且还得保证当地官府的正常运转，他也确实没有能力对湘军有求必应，只能以强硬的口吻拒绝。
　　曾国藩逝世三年后，沈葆桢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为保护当地民生，不惜和自己的伯乐、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闹僵，这或许是沈葆桢甘愿戴上“忘恩负义”帽子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