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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有同事问我，作家，听说镇里要组织一批工作人员去韶关扶贫，你不去申请吗？都知道我有驻点写作的意愿。然而，若我真的去了，最紧要的事情可能还不是写作。我真心想看一看当下在中国大地上眼睛、耳朵根本无法绕开的，这个被冠以“空前绝后”“伟大壮举”“志在必得”的大事件。我深知，在每天浩瀚的信息潮中，人们更倾向于去了解那些被遮蔽的部分。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偏见，人们深信被遮蔽的一定就是黑暗。在我看来，光明除了会遮蔽黑暗，也会遮蔽另一种光明。如果我真能参与这个大事件，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不是作为有其他动机地参与其间，而是作为一名真正的扶贫工作者，去做扶贫这个工作，那么，它一定比我写一部让人夸赞的文学作品要有力量得多。然而，我却被告知没有资格申请去扶贫，因为政策要求第一必须是党员，第二必须是在编人员。我瞬间就懂得了这个要求的严谨和一种觉悟上的高度。
关于扶贫的话题，在微博上跟人杠了几回，被呛，大意是说我没有亲临现场，没有资格说一些不明就里的话，正准备相关截图回复过去，不料却被对方拉黑。经常看到那些相互争辩的观点延绵至几千条几万条，但却没见谁能说服谁。信息本身呈现的是一个个属于它们自己的案例，带着它们自身的真实与谎言、局限与预见。一个大事件，真，也会各不相同;假，那更是千差万别。我突然发现，即使没能真正成为一名扶贫工作者，但如果我拥有属于自己的文本，关于这个大事件的写作文本，那么至少，在写作的立场上我没有成为一个局外人。即使只是写出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真实，即使我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某种局限，即使它只是这个大事件中的沧海一粟，但我还是对这个大事件在心中荡起的热血与激情感到一种久违的振奋。因为，关于贫穷，关于困顿，在我年少的記忆里，它们是梦魇一般地存在于命格之中，无处可逃，无法挣脱，绞索般套着父辈们和我们的脖子，那种难以启齿的窘迫与饥饿，那种不堪回首的种种羞耻与怯懦，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们——太了解贫穷了。这记忆的黑洞。如今，面对这个大事件，一种被唤醒的激情流遍全身，像一种壮丽的合唱在胸中燃起。对我来说，它是不该被这样轻易辜负的。
一、入住江尾
不去预设要写什么，不去定义主题，我就带着一颗对这件事一片空白的赤诚之心走向了那片土地：韶关市翁源县。一路的绿灯，一路的祝福。在去韶关的高铁上，我打开手机百度了那个地方：翁源。客家文化，广东名果山华李的故乡。中国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余者，皆印象不深。大体以农林业为主，是一个完全没有被工业污染的纯天然的农耕之乡，有山有水。它是我们镇定点扶贫地区。说到贫困，那只是广东定的标准，而非国家标准。镇里第二拨派驻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他们被称为“第一书记”。我看了一下名单，十二个人，来自长安镇不同的工作领域。但有一个熟悉的名字进入视线：聂秀梅。她是我们镇文化系统的文化专员，歌唱家。印象中，她美丽时尚，都市白领。我跟她素无交集，这么精致的女人居然跑到那穷乡僻壤的地方去扶贫是我没有想到的，寻思了一会，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有趣的理由。队长叫王毅轩，长安医院的药剂师，八〇后，长安本地人，看照片，他笑起来有少年的青涩感。这十二个党员入驻翁源县的三个镇十二个村。他们全都住在村委会。
韶关作协的荣笑雨老师开车把我送到翁源。我们在江尾镇找了一家名叫“幸运福”的招待所，等我办完入住手续，荣老师送给我一些鹰嘴桃，说是本地朋友刚送过来的。我拿起一个桃看了看，青绿色，长着一个鹰钩嘴，覆一层白绒毛，捏着很硬，像是没熟。我一看觉得奇怪，忙问，这桃都是生的怎么就摘下了？荣老师笑着说你尝尝就知道了。洗净后我就咬了一口，清甜，脆脆的，嚼着没有一点渣子，见核处是丝血样的红络，还有一股浓郁的蜜香。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口味的桃，很是惊异，放眼看窗外的景，有莲塘，开败的荷花和密密匝匝低举着的莲蓬，一大片绿茵茵的花生地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黑蔗林。这是夏末，夏季稻已经收割入了仓。我想着，这土地，这丰沛的阳光和水，能长出如此香甜的桃，即使在这产地也要卖到十块钱一斤，可见这片大地的慷慨和大自然的馈赠。想到扶贫，眼前所见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底。
下午一个人打车去县城转了转。举头，碧桂园的房地产赫然在目，据说，房子也要卖到六千一平方米。县城看上去跟一般内地三线城市差不多，地下超市，步行街，美食街，购物广场，体育馆，环湖路，公园。年轻人穿梭其间，衣着步调跟广州、深圳并无二致。县城似乎没什么可看的，无非复制、模仿着我们见惯的大都市。打车回江尾，司机一眼看出我是外地人，搭讪道，老板娘可是在翁源做什么大生意啊？我正色回他，我是东莞派驻这里的扶贫干部。那人一听急了。他跟我急了：扶贫？翁源需要扶贫？我们翁源可不穷啊。果然，被人扶贫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情。我只得小心翼翼地说，翁源是不穷，但有几个村子……他打断我，哪里都有穷一点的地方啦，我们翁源可不穷啊。我抿嘴笑了。好吧，我们翁源不穷。
招待所的老板娘告诉我，房间已经被请来摘鹰嘴桃的劳工住满了，要过两天才能给我腾出单人间，我现在住的是标间，稍稍贵了一点点。房间的设施一应俱全，采光很好，提供的茶叶包是本地的红茶，浴室有吹风机，网速也很快。因为长期住，我让她给我拿了一套全新的被褥枕套。她刚生了二胎，敞着衣领扣子给婴儿喂奶。我们加了微信，她有点羞涩地问我，是不是从东莞过来帮我们扶贫的？我说是的。她执意不收我的住房押金。傍晚，她敲门端过来一碗红豆砂糖水，并邀请我吃晚餐。我答应了。
一路下来的感觉都让人心里盈满温柔。不论是滴滴司机还是幸运福的老板娘，这两个翁源人给我渗过来了一种“翁源是我们最好的家园”这样的切肤感。他们很爱这片土地。
睡得很好，一觉醒来，刚好是周六，扶贫队员们昨天下午都回了长安与家人团聚，他们要到下周一上午才能赶过来。我一个人在翁源的江尾镇，正好可以四下走走。碰巧逢到市集日，我带上相机，顺着老板娘给我指的路线，去集上看看。如果不累，还可以去参观江尾著名的客家围楼。
集市不大，也就一条二十米的窄巷子。两边是附近的农民把自家种的小菜码在路边。我看到多年未曾见到的小茄子和长相丑陋的绿苦瓜，红苋菜水灵灵的，长豆角捆着头子，眼见有虫眼，大冬瓜披一身霜蹲在卖菜人的脚边。大体都是家常的蔬菜，可能还是没有改良的旧品种。用的是杆秤，碎币交易。如果你一定要用微信支付，他们就会把你拉到旁边一个卖肉的摊前，让你扫肉摊的码，然后他们自己再找赎。几乎没见到年轻人，目之所及，都是中老年人，妇女居多。很多是特别老的老人，佝偻着身子，浑浊的眼，颤颤巍巍，手抖，满脸沟壑，手背全是老年斑，拿着脏旧的毛票。老妪们背着幼童或推着童车在这窄窄的巷子里慢行。有卖治跌打损伤药酒的，卖菜刀砧板的，卖蔬菜种子的，还有卖锄头镰刀铁锹农具的，整个集市无人吆喝，人虽然多，但却有一种清朗的宁和味道。湿湿的路面，人们卖东西买东西，安安静静的。我拍过的乡村集市极多，像江尾这样的集市还真不少见。我非常清楚，乡村这个“穷”字，是因为年壮的劳力都在外面打工了。我一度认为乡村的没落由来已久，已成难以挽回的定局，但从来不知道一种全新的变化已酝酿其中。 旁边的几个肉案快要收摊了，我问了价，肉要卖到三十块一斤，这个价格跟东莞没有差别。往前走，看到卖新鲜莲蓬的，蹲下来捡了十来个饱满的，称好，提在手中。小小集市，上午十一点差不多就结束了，最后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老人、一地菜叶、几摊污水。我曾拍了几千张这类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乡村的寂寥与落寞，巨大的沉默像一大片的空白，一如那撂荒已久的空旷土地。队长王毅轩告诉过我，凡是有人在外面打工的家庭都不会是贫困户，然而不贫困就足够了吗？没有劳力，人没有从城市回到乡村，乡村要怎么振兴呢？如果不是因为亲自来到这里，我恐怕还停留在过往的印象里。
在市集旁边的小吃店里应付了午餐。叫了一碗云吞，很大一颗，肉馅饱满。汤里放了紫菜，一股特殊的海腥味，然而味道却极鲜美，一碗八个竟没有吃饱，又叫了一个糯米饭团，干荷叶包着的，糯米饭捏成，拌了胡萝卜丝、肉末和黑木耳，很紧，很结实，重重的一坨。咬开，有糯米饭和干荷的清香。谁知这饭团很耐饿，当晚我没能吃下饭，直到晚上九点才烧水泡了碗方便面。这客家饭食，就像个老实人，诚不欺我。关于客家菜，我后面会专门讲到。那种顺手拈来，就地取材的做派，让人觉得他们是生活在这天地间最自然的生灵。
一路走到江尾湖心坝客家围屋，直直的柏油路，车非常少。跑到仁川河上的古耕桥，那儿的风敞亮，直把人的衣裳吹起头发吹乱，对着河水大声喊，对着桥两边广袤的田地、阡陌、村庄喊，明晃晃的河水急急的湍流像是给了我热烈的回应。湖心坝围屋建于明代，巷子铺的鹅卵石，红麻石做的井，大部分主体结构依然保持着原貌，外墙是斑驳的黑斑印，那是风雨蚀过的痕迹，但依稀可见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一些生命力极强的野蕨扎根在墙缝里。跟国内大部分的客家围屋一样，这里也将打造客家旅游文化，休闲观光。新建的民俗馆，湖心坝人家美食街，客家风情民宿，绿色蔬菜园已落成，只是游客稀少，毕竟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初境里。我参观过太多的客家围屋，大体上差别不大，幽深的门厅，庭院长满荒草，小木格子窗，屋子仿佛住满了古老的灵魂，散发着潮湿的霉味，还有进门的石天井和肃穆的祭祀台，阴气阵阵，没有人作陪，我不敢一个人走进那些无人的屋子。几处断壁残垣映着夕阳，有寂烈的美，走出长长的甬道，突然柳暗花明，釉彩般的阳光打在人脸上，像是飞了金。迎面看到几个来自广州画院的学生在这里写生，他们支起画架，用水彩描摹这古老的围屋，一栋跟另一栋之间隔着蓝天，巷道里有人负禾而过;他们用水墨描出墙体层次丰富的斑影，用墨绿把几棵木瓜树表现得蓊郁苍翠。上前问话，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回答说，我们老师是这个镇上的人。又问，常来吗？回答说，常来。少有的秘境，等将来成了旅游热点就不好玩了。
围屋已没有人居住了。这个村的人全部搬进了新盖的楼房。这是江尾的南塘村，派驻到这里的长安扶贫干部姓时，我第一个观摩的就是时天永书记定点扶贫的村子。南塘太美了，新楼房那边规划得井然有序，街道、屋舍干净得如同洗过一般。大片大片的蔬菜种植园，荷塘千亩，它们把居民楼围在中央，如果航拍一定非常壮观。就我目前了解的信息来看，所有精准扶贫的对象都已脱贫，五保户、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残疾人都有政府兜底的保障，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产业扶持都有明确的标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种植、养殖方面都能申请到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由政府贴补利息。特困人员、孤儿人均一年至少有一万多块的收入。那些更细的政策、条款几乎使得各种原因致贫的家庭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我看了一下，教育扶贫的力度让人惊讶，生活费补贴，中小学，一个孩子补三千块一年，大专以上七千块一年，学杂费几乎全免。我一时陷入了困惑，不知道此行到底还能收获到什么？然而，我们的扶贫队员不是每一天都在忙碌地工作着吗？他们手中的一桩桩一件件不就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吗？脱贫还要致富，致富还要振兴乡村，还要美丽乡村、特色乡村，我忽然觉得这并不是一种短暂的规划，这是一条永无止境，永远充满创新的探索之路。我为之前对所谓扶贫的狭隘理解感到羞愧，包括对贫困的程度有一种可悲的猎奇心态。
正如此刻，我眼中所见，就是主题，我行之所至，就是我想。
星期一中午，王毅轩队长说让我跟队员们相互认识一下，约在湖心坝人家餐厅。他把车开到幸运福招待所门口，我远远地看见一辆东莞粤S的车开过来，莫名地，一阵鼻酸，心里涌起一种特别的感动。我们长安人来了，来接我了。只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了三天，突然见到一个长安人就如同见到自家人一般，如果来的是聂秀梅，我想，我一定上前紧紧拥抱她。
我意识到每一个扶贫工作人员的不易。他们半月回家一次是常有的事。他们入驻在各自的村子里，平常也不太聚会。每一个人，都是去到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地方。
十二位书记都到齐了。一群年轻人，大多是八〇后，他们来自长安镇各个领域，在原单位都是得力的人。正值暑假，让孩子体验一下乡村的景致，认识一些农作物也是好的，孩子们熟门熟路地在餐厅外面的小花园嬉闹。我正拉着聂秀梅说话，得知她驻在龙仙镇的河口村。她听说我住江尾招待所，就邀请我住她那里，但我考虑到江尾的位置相对处于中心地段，去别的村镇似乎更方便，只得婉拒了她。她点点头表示赞同。聂书记化着淡妆，精心打理过发型，衣服包包品位不俗，还做了水晶美甲。我笑着问她，你这个样子去拜访贫困户会不会让他们有距离感？她愣了一下，然后正色告诉我说，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很清晰地意识到我是一名党员，漂亮的党员。这个认知太有意思了，如果她有女性的视角，那么，她一定会融入工作中去。关于这一点，我在后来的接触中得到了印证。
上菜了。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拿干枯的黑色空莲房做汤，大大的白瓷汤盆端上来，两只莲房浮在淡赭的汤汁里，浅浅地尝了一下，应该是鸡汤做的底，有干莲房的药香，汤很浊，好像有淮山的细渣沫，口感绵厚，有实物感，是一种能填饱肚子的汤。还有一道清炒桑叶尖。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桑葉是可以吃的，而且它可以长得这么肥嫩，一片桑叶有巴掌大。这应该是一道可以洗肠子的菜，只搁了油跟盐，白盘里，碧翠养眼。我疑心吃完是不是就可以吐丝了。焖莲藕也让人印象深刻，没见过这么做莲藕的，切成大坨，焖熟，这么厚实，盐居然入了味，咬开，甜糯香软，有粉晶晶的细珠子，莹亮亮的，这是藕淀粉。没有丝，没有筋，一整坨细腻的甜糯疙瘩，容易一口气连吃几坨不抬头。本地莲藕，比我们平常见到的要小很多，小小一节，鼓胀圆实，观之可爱。这个菜是上爱村的第一书记洪建武五岁的儿子吵着要点的，看来小家伙并不是第一次吃到。这顿饭吃完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客家人面对做菜这件事，在“饱”字上做足文章。光是吃菜，它就要让你饱。这应该是农耕文化由来已久的旧习。 我其实非常熟悉这样的菜。我的出生地，湖北的一个小乡村，很多年前，在这一点上跟翁源毫无二致，一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一类人的灵魂。那么滚烫，我的父老乡亲。
跟江尾南塘村第一书记时天永聊起这两天所见。我问他，南塘看不出一丝贫困的痕迹，你让我写什么呀？他笑着说，现在已经在做乡村振兴的工作啊。贫困户都已有保障，我们在努力不让他们重新返贫，引进产业。见服务员过来收拾盆碗，我说，安排贫困户来这餐厅就业，或者去民宿那里打工不就可以了吗？时书记一听这话就急了，他说，塞老师，你这个思路不对，很不对啊。
我疑惑地站起来。
我们南塘将来打造的客家文化休闲旅游项目是要打开门对外做生意的，需要的是专业的、有职业素养的工作人员，不能因为要照顾贫困户就把他们硬塞进去，你要知道，大多数贫困户他们连普通话都讲不好……他做了大幅度的手势来强调我的想法是荒谬的。
这回我被呛得心服口服，果然凡事不能想当然。于是我做了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来缓解尴尬。先前就听闻时书记能力超群，他所在的南塘村是翁源扶贫成果的牌面，省领导来参观调研，来得最多的就是南塘村了。我问他，那你跟贫困户打交道一定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吧？
他沉吟了一会，果真讲了一个。
南塘有位六十多岁的残疾老人叫沈慈良，他在四十多岁时遇到车祸，折了一条腿，从此就失去了劳动能力。他打了一辈子光棍，到六十岁时却无法申请五保。原因是，法律上他竟有一个儿子。原来沈慈良年轻时被一个女人骗了婚，那女人先怀了身孕，骗人接盘只等生一个合法的孩子。一纸婚书到手，人就走了。时书记觉得只要拿到DNA亲子鉴定书，这个五保是能够申办下来的。他说，个中沟通颇为复杂，费了些周折，最终他自己掏了三千块去帮老人做了亲子鉴定，沈慈良也成功申请到了五保。如今，他在湖心坝人家这里看门，天天乐呵呵的，无忧无虑，“一看到我嘴角就咧到耳后根”。
这个故事所透露的信息太具有爆炸性，他却说得如此平淡无味，我想，他可能只是想淡化自己的功劳，或者说，羞于去浓墨重彩地讲述它。我却两眼发光，恳求他说得更细致一些。他冲我翻了个白眼：文学家的臭毛病！就知道你兴奋的点在于骗婚那一段。偏不讲。
这顿饭吃下来，我对十二位书记所驻的村子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中坝仔镇的芙蓉村和上洞村似乎很有特点，因为时间的紧，我不可能深入到十二个村子里去。至于聂秀梅，她太耀眼了，走近这个人，是我此行的重大收获。芙蓉村的第一书记叫王国华，胖胖的，人很有想法。上洞村的卢兆川书记是一个沉稳寡言的人，但只要一开口，他的话全是有效的实在内容。王国华书记跟我说，塞作家，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是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是当兵，第二个就是来翁源扶贫。
仿佛在一堆乱麻中找到了方向，思绪清晰起来。我原先还以为，此时来翁源很不凑巧呢，山华李过季了，水稻已入了仓，连鹰嘴桃也到了尾声，毕竟快入秋了。那些在新闻上看到的农业丰收的景象以及水果在树上长势喜人的画面我是见不到了，我着实还遗憾了一阵子，如今看来，是我狭隘了。
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应该被辜负
王毅轩队长第一次带我去拜访的是坝仔镇的芙蓉村，第一书记也姓王，所以大家都叫他芙蓉王。长安驻坝仔镇有六个村子。车开得很慢，沿途可见成片的桉树林。已经加工好的人造板、细木板成捆成捆地码在地里。白皮蔗和黑皮蔗裸露着白霜的粗壮枝干立在夏末的骄阳下。空气纯净，视野空旷无碍。大片大片的山华李树蔫头耷脑地长在公路两边，叶子打着卷，憔悴得像刚刚生育的产妇，甜玉米已收了一茬，地已翻新，正在吸水，还有一些未拔尽的禾桩，零星的农人戴着尖顶斗笠在地里劳作。忽然听得瀑声，王队说芙蓉村到了。眼见一方矮瀑急流入一潭碧水，这里没有一家工厂企业，潭水可以直接用手掬捧入口畅饮。满眼绿畦，蔬菜瓜果自顾自地长着，蜻蜓乱舞，撞着车窗。一两头牛卧在地边，缓慢地咀嚼。
王队长在车上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年前的一个晚上，驻坝仔镇的四个第一书记在江尾镇开完会后返回坝仔，四人同车，突然开车的柯书记说，兄弟们，路边好像死了个人。车继续开着，大家都把头探到车窗外，果真看到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路边，距离白实线大约二十厘米处。
车已经开过三四百米了。众人一致认为应该掉回去看看。虽然当时有点担心怕被讹上，但还是掉头了。四人到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跟前，给120、110打电话，芙蓉王来自卫生系统，对急救有些经验，于是对病人胸部进行按压。大概三分钟的时候，病人呆滞的眼睛终于有了反应，随后120和110都到了，病人被抬走。
原本有情有义的一个好故事被他讲得干巴巴的，索然无味。也许他认为，作家此次前来不就需要这方面的素材吗？遇到这种事情，我们的扶贫队员不可能熟视无睹啊。如果讲得声情并茂，文采斐然反而会显得很奇怪吧。我忍不住笑，心里想，这个人真可爱。
关于此人的可爱，后面还会有一些。
芙蓉王在村口候着我们。翁源每一个村委会几乎都是一样的装修。铁门进去是一个小院子，水泥地面干干净净。两层楼，屋顶顶着红色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牌子。文化宣传栏，组织架构栏，电动车棚，专门设了个第一书记办公室，配了一个本地助手。
我说王书记，这照片上你没有那么胖啊，他笑着说，为了能够迅速融入本地人的生活，我跟他们一起喝一种高度数的土泡酒，天天喝，这酒特别上头。他还告诉我，要敢喝他们的酒，放開情怀跟他一起大醉几场，客家人才会把你当朋友。这才有可能聊到后面的事情。我说，别人扶贫都累瘦了，你倒好，在这里长一身膘。芙蓉王一听不乐意了，哎，塞老师，我来之前可没那么胖的，这身肉要算我工伤。
芙蓉村引进了一家大型的蔬菜种植公司——美青农业公司。流转了七百亩土地，主要种植甜玉米，每亩一年给农户八百块租金，雇本地农户干活，每小时十块钱。这是坝仔镇通过土地流转引进产业最成功的一个村子。芙蓉王是这个项目的引渡者。他说，他尝试了很多项目都流产了，以芙蓉村的资源和条件将来可以开发很多项目，比如矿泉水、蛋鸡养殖、酱油厂，这些都是有资源的，但受限于种种外在的因素，所以没能达成。 当天，美青公司的阮老板也在村委会。他是美籍华人，在美国从事了十几年的农业种植，有专业的团队种植经验，全套的现代化设备，无人机喷药，拖拉机收割。在韶关始兴县有两千多亩的种植规模，除了蔬菜还有水稻。阮老板说一口难懂的广普，五十多岁的样子，一脸褶子，生得矮小，不多话，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此次来的目的是要求村委会尽快解决花地的问题。
什么叫花地？原来土地流转也有钉子户。这些人的地间或插在这七百亩地的中间，美青的种植要求七百亩要形成一块整体，否则在喷药、施肥、排灌的时候容易与钉子户引起纷争。村干部正在想方设法拿更好的耕地去换掉那些农户的花地，但都失败了。
我心里想，这是一件多么头疼的事情啊。对方的话已经摆在桌面上。要知道任何地方的钉子户都是最难啃的骨头。村支书刘锦太发话了，说是让阮老板放一百个心，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我忙低声问芙蓉王，支书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他笑着说，在客家文化里，乡绅说话往往比村支书更有分量。只要村委会做通了钉子户家族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太爷的工作，晓之以理，拿着省里的红头文件去跟他说，扶贫是国家的大事，我们不要去做拖后腿的人，更不要去做家族的罪人，一般来讲，乡绅是讲道理的，要知道千百年来，正是乡绅维系着乡村的伦理、道德与某种社会秩序。
这件事忽然抹上了异样的地域文化色彩，很是让我好奇，忽然很想见见那位讲道理的乡绅，印象中的乡绅还停留在戴瓜皮帽、着黑马褂，叼着烟斗的胖老头这个刻板造型上。
正说着话，一位老妇探着头进来，用客家话说，家里的电视没有信号，让村干部派人去看一下。村支书走到门外喊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会工夫，从二楼跑下来一个小伙子带着老妇离开了。
“这样的小事村干部也要管吗？”我问。
全面覆盖电视网络是扶贫的一个指标，当然要管。
我还是有一些问题没弄明白。因为在我看来，土地流转是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农民怎么会把手中的土地租出去二十年？土地是命根子，是他们紧攥在手中的命根子，我无法想象没有了土地的农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土地流转政策是强制性的……铁腕行为吗？满腹疑窦，不好明说。我只好怯怯地问道：
土地流转给农户每亩八百块一年会不会太吃亏了？
村支书刘锦太给我斟上茶，说这茶是后山上的野生茶，产量极少，手工炒的。那山顶常年有雾，光照强，是少有的高品质茶。我端着茶盅看，质地似红酒，呷一口，沉郁的药香。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了，土地没有人种荒了太可惜，租给别人种一年才两三百块一亩。刘支书说，流转的只是耕地，农户手里还有山地呢，水田呢，就只有老人们在家，他们哪里种得过来？
美青公司看中了我们村的地，肥沃，平整，灌溉便利，他们给出了翁源县土地流转最高价格，一亩八百块一年。我们专门组织了村民去始兴县考察，人家在那里有两千多亩的规模，而且是干了十几年的大公司，他们有成熟的销售网络和专业技术团队。回来后，村委会干部反复讨论，这件事如果能谈下来，村子怎么都不亏啊，就算对方失信不干了，跑了，这土地他们能带走不？他们建的设施能带走不？
没有规模的种植，单打独斗，没有产量，土地出不了效益，没有专业稳定的销售網络，市场不明，农民种地就是赌博，甚至会血本无归。可是你想让农民把土地放出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甚至是难以解释的根深蒂固的情怀，明知种不了，甚至宁愿看着它荒废，也觉得土地攥在手里有一份安稳和保障，这可是几千年来农民相依为命的东西。一旦要租出去二十年，大家难免有点迟疑和不安。
二组组长带头签了土地流转合同。他把自家去年搭的吊瓜架子全拆了，损失六千多块，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美青公司在那个时候刚好在翁源成立了粤港澳蔬菜基地，是政府牵的头，我们把新闻给村民看，给他们吃定心丸，芙蓉王甚至想到让美青公司在村委会租一间办公室，让村民相信他们长驻村里。副支书在村民打牌的地方私下听取村民意见，反馈的信息是绝大部分村民同意土地流转。我们有了底，才正式跟美青公司谈合作。但最终还是有两家钉子户。
并没有用强制手段，村民是自愿的。也许荒废土地是一件特别罪恶的事情，这一点他们懂。
美青公司在今年年初就正式进来了，他们带来了专业的种植团队，第一茬玉米在七月初已经结束了，采收的时候，工人戴着头灯，从午夜掰到天明，清晨新鲜装货发车，五天工夫全部批出去了。他们租了农户的房子，农家乐也开起来了。村委会下一步要建仓储和冷冻库来租给美青公司。
阮总插了句话，其实专业掰玉米的，即使是黑夜都不需要头灯，一株玉米只保留一个棒子，所有的玉米都差不多长在同一位置，工人的手一路顺过去，丝毫不差，一个不漏。
芙蓉村的午餐，阮老板请客。此时他舒展了眉头，告诉我说，在翁源有了产业后，多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我原本是一个口舌很笨的人，不会讲话，可是，就因为有了这种锻炼的机会，我现在在镜头跟前很能说，也不怕对着镜头了。我其实在微信上看过那些新闻报道，说他是翁源的扶贫带头人。
我问，阮总为什么会看中翁源的土地？
他放下竹筷，清了清嗓子。仿佛是为了表现自己很能说才起的范。塞作家，你不知道吧，翁源是省重点扶贫县，进驻贫困村的产业、公司能申请到政府的项目补贴，还能享受一些优惠政策。可是呢，我并不是冲着这个来的，我是专业做农业的人，这是我的专长。翁源在韶关的南部，全年没有霜冻，作物生长期长，玉米可种两季。它靠近广州，物流便捷。它不靠海，又没有台风的风险。你不知道，我曾经在海边种植过玉米，台风一来，全部扑倒，一棵不留。农业，即使是如今高科技的时代依然要靠天吃饭。你看今年的山华李，在收获季节碰到雨季，雨连下半月不停，果子在树上爆掉了大半，果农损失惨重。
翁源是做农业最理想的地方，可谓黄金宝地，每一块土地都不应该被辜负。它没有工厂，土地、水、空气没有被污染，种出来的蔬菜、粮食是纯天然的，口感好，可以卖到好的价钱。你在当地雇用工人，他们会一心一意为你工作，不会分心，因为也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会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客家人，是最勤劳、最质朴的族群。 一席话听下来，条理清晰，果真是很能说啊。接着，他开始吹嘘他的玉米品质。我们测试过，在翁源，一颗玉米棒子可以长到一斤六两，我们的玉米大小非常平均，一颗在一斤半左右。有产量，有品质，我们就拥有市场的定价权。现在每亩的产量是一吨，芙蓉村的七百亩远远不够。他告诉我，在芙蓉王的极力引荐下，隔壁的梅村也将流转五百亩。
突然想起，我们从头到尾都未提及扶贫二字，但却囊括了它的全部。他笑着问我，作家，我种的金银水果甜玉米，一亩产量一吨，如果批发价一块钱一斤，我能挣多少钱？我说一季的毛利一百四十万。他哈哈一笑，你可千万别当我是来做你们扶贫的大善人啊，我是要来赚钱的。
我问阮总，可否让我去地里打一天工？我不要工钱。他把嘴朝芙蓉王一努：让王书记下午带你去吧。
回村委会午休。院子里无声无息，人皆散去。芙蓉王在对面二楼的窗前吹笛子。笛声悠远，寂寞。他跟我说，他是来翁源之后才学的笛子，一个人身处异地，时常睡不着，唯有这笛声聊以慰藉。
我沉默不语。任凭笛声哀怨袅袅，渐渐地，我在沙发上眯着了眼。
一见到广袤无边的土地，我心雀跃。带上相机，冲上田埂，脱了鞋，跳进地里。有四五十个妇女在播种，她们戴着花斗笠，蹲在地边。修整好的土地，土肉肥厚，踩进去竟深陷其中，松软得像沙地。芙蓉王在我身后，他老远就跟妇女们打招呼。
啊，王书记来了，快看，是王书记来了。妇女们停下手中的活，纷纷站起身，向芙蓉王问好。
我惊讶她们对他的尊敬，以及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王书记好。
玉米种子已育好，现在要把它放进这个黑色的塑胶模子里，一个坑放一个，然后用土轻轻盖住。芙蓉王把我拉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面前，跟我说，塞作家，这位是我的贫困户，她的腿不方便，但她可以干这种轻活，每天都来干几个小时，赚几十块钱呢。
老人看着我，这是一张我熟悉的脸。在我的家乡，在我去过的所有村庄，都能看到这样的一张脸，它备受岁月与命运的摧残，它有坚韧的沟壑，它有土地烙在上面的深深印记。她开口说话，却是一连声地谢谢王书记。我上前扶住她，只是扶住她，却说不出一句话。
我想，扶贫干部在长期与贫困户相处的日常里，有着点点滴滴的感人细节。即使她们什么都没说，但我却感受到了全部。
播种好了，一位健硕的妇女拿起水壶快速奔跑起来。她跑完一畦，就浇好了一畦，动作飘逸流畅，身子像是舞者那样轻盈。
在另一边，有两个中老年妇女在用细竹筛子筛土，边摇动手臂，边低声说着什么家常。我凑过去想试一下，她们笑着把竹筛递给我。我问这活每天有得干吗，她们说每月能干二十天左右吧，可以赚到一千多块，语气里甚是满足。突然，旁边那一块地，王书记跟妇女们因为一个什么笑话，一个个都笑得前俯后仰。
我似乎并不愿意把这一段写成一种田园式的伪浪漫。但是，我的确感受到这劳动中有某种藏不住的快乐。没有焦虑，没有腹诽抱怨，仿佛她们只把农活当成了一种消遣。这难道是雇工身份与农民身份的一种区别吗？
几声响雷在头顶隆隆而过，天要下雨了，刚回过神来，雨已经下来了，又大又急。而太阳依旧。我急得往田埂上跑，她们冲我喊，别跑啦，很快就过去啦。我一回头，一幅奇异的画面出现在眼前：她们穿上自带的塑料雨衣，一个个站在土地中央，一动不动，雕塑般地，像是长在那里。这场面太震撼了，它本身所带的那种宗教意味让人着迷，像聆听，像祈祷，对土地，对劳作有一种匍匐于地的敬畏。我仿佛看到我的父老乡亲也身在其中，他们也一样，对这土地的那份虔诚与深沉的爱。我不觉流下眼泪。抬头，一轮绚丽的彩虹悬在天边。
三、一股股汇聚着的力量
在江尾可以看到大片的桑园，矮矮的，一眼望去像是荨麻，风吹过，翻起阵阵碧浪。原来喂养蚕的桑叶并不是从大桑树上摘下来的。地里种的是桑树的幼苗，等到它长到两尺多高才是叶片最为肥嫩的时候，用镰刀成捆地割回家，然后直接撒在竹圃上，蚕会自己跑上去吃叶子。长和茧丝公司有一个车间专门烘烤生茧，在门口就能闻到蚕蛹的臭味。走进去，却发现这不是一股刺鼻的臭味，而是某种肉蛋白烤熟之后又坏掉了的一股腐腻体香。工人用铁铲把烘好的茧装进麻袋，他们似乎一点也不讨厌这个气味。而同行的几个年轻人跑到门外去疯狂呕吐。年少时，我们都有过用火柴盒养蚕的经历，目睹它羽化成蛾的整个过程。然而此次前来却发现，我对這小小的虫子知之甚少。桑蚕是翁源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像信达、长和这样的公司就是专门收购、浅加工蚕茧的商贸机构。
坝仔镇上洞村的贫困户就是以入股的形式与信达公司合作的。信达在上洞有桑园五百亩。桑园一般在山地，远离蔬菜耕地，因为蔬菜种植会喷农药，如果离得太近，难免会沾到桑叶，那样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我跟上洞的第一书记卢兆川讲，希望能够在一家贫困户里住两天。他安排妥当之后就休假去了。从江尾到上洞每天只有四趟车，我起了一个大早，赶上了早班车。到达上洞时，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上洞的老村支书许望祥迎接了我。他刚刚退了，现在任的是一位九〇后的新支书，叫刘文浩。
许老支书带我参观了上洞的七仙子茶园。六百亩茶园，是一位叫罗文的老先生七兄妹经营的，租了五十年。他们长期雇用村民除草、施肥、采摘。茶园在半山腰，气派的办公楼门前停着豪车。罗老先生让我们品了新茶，可惜我素来对红茶不感兴趣。听说这里也种植了广东名茶英红九号，于是提议去看茶园。几百米的百香果长廊，头顶缀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子，抬眼一望，仿佛星星的眼，有一些掉在地上，老先生俯身一一捡起，他递给我几个，说，别看皮皱了，没有坏。我笑着摆摆手。老先生步伐健朗，一路告诉我一些植物的名字，这叫红茶果，这是芭乐，这是杨桃……我们一直走到了山顶，在望茶亭，放眼层层的梯田，听着风涛吹着单枞茶林，仿佛听见树叶与树叶间的低语。一路上有工人在除草，他们蒙着脸，看不见表情，上前问话说为什么要戴网罩，回答说，割草的电动镰在舞动的时候，草茎容易飞溅，会打伤人脸和眼。老先生接着说，他准备修一个紫藤长廊，做生态旅游，开民宿和农家乐。我都不太听得进去。我深知这类人在城市赚了钱之后，跑到贫困山区包山头做世外散人的那种文艺追求，如果他开通直播，一定会成为网红。一问为何与茶结缘，果然是退休后想回归自然，喜欢田园山林的宁静与自在。末了，他告诉我，这些工人是村里的贫困户，专门照顾给他们工作的。有十二个人吧。 听了这话，我惭愧起来，就在刚才，我对罗老先生多少是有些许恶意的。没错，我也有一个田园梦，我也想成为山林之王，只不过，眼前这个人实现了，我泛起了点点酸醋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隐居山林的种茶人，他对中国脱贫这件事并没有置若罔闻。太多民间的力量，如同这细小的溪流汇入这个大事件的洪流中，太多的人和事，我们都没能记住。
下午我们去了猕猴桃种植基地。园子有五百亩，租了三十年。猕猴桃三百亩，百香果一百亩，水晶梨一百亩。许书记告诉我，他的前任老支书跟村里的几个人合伙承包了这片园子。我说，上洞真行啊，三代村支书奔在脱贫一线。刘老支书见我们来忙把我们迎进办公室，给我们拿了几个新鲜的猕猴桃和黄金百香果。我从未吃过这么甜的猕猴桃，翠绿的果肉，晶莹剔透，沙瓤，汁液沾到手上竟黏住了手指，张不开。我知道从超市买回来的果子是放熟的，自然比不了这里的甜。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红心、黄心猕猴桃并不是进口的，它们有可能全是土生土产的国货。黄金百香果，不用吃它，拿在手里只闻香就让人醉了。
刘老支书带我进了猕猴桃园。这猕猴桃树倒像是葡萄树，牵了钢丝网，是爬藤的，叶子也很像。此刻，它们累累硕果，一串紧挨着另一串，长得没羞没臊，滚圆赤裸，让人看着羞耻。老支书说这园子长期聘用了本村七个农民来打理，除草，施肥，喷药，浇灌，还要人工授粉，一百二十块钱一天。这猕猴桃树要三年才能结果，今年是挂果的第二年，但远未到结果的峰值。他指着百香果说，这东西太能结了，它不像别的果子结一季就完了，它是边开花边结果，一直结到冬天结不动了为止。
我吐了吐舌头。老书记真会说话。忙问这果子要怎么卖出去。老人回头，向山下看了看，说道，我们这果子啊是走电商的。小刘不知道来了没有，我不太懂，你一会去问他吧。
刘远清，回乡创业的年轻人。电商。一切都衔接起来了。熟悉的味道，这标准的脱贫新闻素材的人来了。他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头发异常蓬松，一笑咧着张大嘴。我问他話，他心不在焉，一个劲儿地问我手机里那些猕猴桃的照片是怎么拍的，还说，他们做宣传的产品照片没有我拍的好。
我只得告诉他秘诀：你只要镜头靠得够近就能拍好。其实这句话是摄影大师卡帕说的。他如获至宝，一口气跑进园子。不到一会工夫，他下来晃动手机里的猕猴桃照片兴奋地炫耀说，我拍得比你好。
真是一个欢脱的人啊。
说到正题，刘远清告诉我电商只是刚刚起步，但收益相当可观，因为目前猕猴桃的产量没跟上来，所以只限在广东省内售卖，物流距离短，他可以让果子在树上长得更熟一些，含糖量更高一些才采摘。他带着我去了冷藏仓库，那里还囤有水晶梨，估计想要囤一个好的价钱吧。前期的投入也有一百多万元，而猕猴桃却要三年才结果，个中压力可想而知。但他似乎从未担忧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他说，今年的果子还在树上，可是订单已经满了。
电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年轻人回乡创业的方向，我跟他说，你就是榜样，知道吗？他羞涩一笑。他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还没有学会面对媒体说一堆官方爱听的话。
许老支书把我安排住进了村委会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间有一张小床，洗手间的洗漱用品也一应俱全。他解释说，塞作家毕竟是我们的客人，贫困户家里的条件只怕是苦了你，我们怎么能安排让你住进去呢？
好像反驳不了，我不再坚持。第二天约了卢书记的助理去拜访两家贫困户。
天色还早，饭后，我走出村委会大门，一个人沿着湖边散步。路是水泥路，修得宽阔平坦，干净整洁。天边有淡血色的霞光，远山如黛。上洞村四周都是山，到了晚上，凉风习习，往上走，有一个小小的公园，可以上去坐坐。迎面走来几个扛着农具的人往下走，待走近，他们问我，你好啊，你是我们卢书记的家属吧？我一听误会了，忙纠正，我是你们卢书记的同事。对方哦了一声，叮嘱道，天黑了，小心蚊虫啊。我嗯了一声，道了谢径直往上走。心里暖暖的，被“我们卢书记”这五个字暖到了。
我拜访了两家贫困户。一家是因学致贫。男子有残疾，四十多岁年纪，死了妻子，老母病重，需要人照顾，所以不能外出打工，有三个女儿在读书。他家是两层的楼房，客厅宽敞明亮，有沙发木几和茶台，还有大电视，厨房有冰箱。房间没有空调。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两面墙上全贴满了孩子的奖状。两面，几乎铺满，三个孩子的，有一百多张。他养了三个优秀的女儿。
教育补贴让孩子们的读书不再让家庭有压力。这人也在附近的屠宰场当搬运工，地也租了出去。老母的病也有农村医疗保障。孩子们缩在房间里怕见客。此前，我一直顾虑，这种拜访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种打扰，我围观了他们的贫困，还要让他们对我的造访表示感激。
但她们还是出来了，三个非常漂亮的少女，一个读高中，两个读小学。细腻白嫩，完全看不出是农村孩子，我非常清楚贫穷给一个人的童年带来的可怕阴影，它甚至需要一个人用一生去治愈它。贫穷，年幼丧母，父亲残疾，我不知道这样的成长环境能带给她们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她们允许我进了房间，墙上贴着蔡徐坤、王一博等偶像明星的写真画，房间收拾得很干净。我问，暑假作业做完了吗？早做完了。跟同学出去玩了吗？经常去，她们也经常来我们家里玩。我就笑了，她们放松戒备，咯咯咯笑成一团。原因是，我牛仔裤的拉链开了。
是开朗的孩子啊，我松了口气。成绩优秀，应该也是自信的吧。
临走，我想了想，还是坚持把一个红包塞在老奶奶的手中。
另一户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他娶了个智障的女人，女人生活不能自理。但这女人生了一儿一女。老人很木讷，见我们来，没说一句话，我也说不出一句话。女人尿湿了裤子，她坐在地上用浑浊、呆滞的眼睛看着我们。男孩见有人来，翻墙躲避去了。我越发觉得这样的拜访有失文明。女孩子长得黑瘦，两道野生眉下有一双深潭般的大眼睛，她抖动着长睫毛尽量不与我对视。她沉默着。我们全都沉默着。助理告诉我，女孩和她哥哥的成绩很好，相关扶贫的政策都落实到位，政府全部兜底，生活上没有问题。 我问不出任何话，塞了钱就走了。我听见女孩子低声说了句谢谢，在身后，在我无法投注更多关心的身后。真的，我为这样的造访感到羞耻，我能做什么呢？尽管脱贫不是问题，但是，那种“你母亲是智障”这样可怕的成长语境该如何规避？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要一触碰就是伤害。正一筹莫展中，心里寻思着是不是每一年定期给她寄去一些卫生巾呢？能做的实在有限。
临走前，我会了会年轻的支书刘文浩，他是翁源最年轻的村支书吧。小伙子长得结实，健壮，而且思路开阔，很有想法。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不太认同土地流转的做法，认为集体没有收入，而且农民收益太少。“我比较认同村民入股的方式，这样集体和个人都受益”，你看，信达这么大公司其实在翁源的投资并不多，但上洞却是最长久的一个，我们就是代种代收，村集体以百分之九个点的股份分红，贫困户是百分之八个点。村集体一年至少有四万元收入。
这三年来，村子变化太大了，道路、设施、引进的项目都让回家过年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他对我说，只有把村子建设好了，才能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今年村子里的柠檬收益非常好，明年还会扩大种植规模，还要想办法搭建电商平台，在网上卖农产品。
有很多产业想进驻我们村，但我想的是我们能不能让人家扎根下来赚到钱，这样才能让集体和村民受益，而不是圈了一波租金就不管不顾。
所有这些话语，早就不是处在脱贫的层面了。
从信达回来，我给卢书记发微信，我问他，上洞凭什么被列入贫困村啊？这不科学。信达年产蚕茧两万多斤、桑椹果一万多斤，一年收入一百多万元，光一个信达公司就让贫困户脱贫了。
四、唱起来，舞起来
我第一次去聂秀梅办公室的时候她在开会，办公室有一张桌子晾满了花生。她助理告诉我，这是贫困户自家种的花生，今年大丰收，特意送过来给聂书记尝鲜的。我莞尔一笑，这一路看过来，我们第一书记在村民心中是最亲爱的那个人了吧。
去了她的住处，原本是一間年久失修的旧房子。屋顶墙壁渗水，秀梅自己掏钱补了漏，还装修了一番。贴了暗绿纹的墙纸，买了大床。挂粉红色的蚊帐，大木衣柜，添置了小冰箱，里面放着她的化妆品和啤酒。 房间看上去性感、精致，不愧是聂秀梅啊，这事也只有她能干得出来。
她邀请我晚上住她那儿，跟她挤一张床，聊个通宵。能够发出这样的邀请，至少对我这个人是信任的。我问她，为什么会跑这儿来扶贫？想换个环境呗，她笑着，直觉告诉我，她可能是为了躲避某种东西才来到这里的。见我疑惑，她大笑起来，你对我有偏见，其实我就是想挑战一下吧。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感，只是混日子，人也很焦虑。现在，我非常庆幸来到了这里。
龙仙镇河口村的村支书是一位与秀梅年纪相仿的女性。我发现，她们两个人相处得极好。这一点是多么重要啊，秀梅说，跟她做事凡事有得商量，基本上都是支持她的工作。她神秘地跟我说，这位女支书受我的影响很大，以前做事她拖拖拉拉的，没什么决断，也没什么主见，现在，我在这里跟她比着了，所以她不敢落后。哦，鲇鱼效应，聂秀梅用在这里了。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党员起初可能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心里颇为瞧不起，我让他学普通话，他倔得要死，不听。可我实在听不懂他的客家方言。可是慢慢地，他看见秀梅带着党员、志愿者参与村里的大清扫，卷起裤腿，甩开膀子干，并不是个城里娇娘绣花枕头。疫情期间她周末都没有回长安，坚持值班。她提议让四名党员作为致富带头人，与贫困户结对子，一对一帮扶脱困，把老头也拉进来了。她说话做事，粉面含春威不露，有股子杀气在，不是个软柿子。秀梅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募得资金十四万元，她把这笔钱全部投给贫困户，给他们修房子。她还四处托人帮贫困户的女儿找到了工作。最终，那倔老头终于开始学习普通话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属于自我主场的感觉，这是人一生中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一种存在。聂书记来自大城市，能歌善舞，有想法有执行力，在他们这些人眼里是发着光的吧。
她是东莞著名的歌唱家，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去年5月驻村以来，翁源县很多镇的人都知道从东莞长安来了一个会唱歌的第一书记。秀梅在长安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她到河口村时就发现这里的文化工作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尽管文化工作并没有纳入扶贫工作的考核，但是秀梅还是想为此做点什么。
河口村毗邻翁源县城，每当夜幕降临，县城的人们都去广场休闲娱乐，跳广场舞。而河口村则是一片沉寂，人们早早熄灯睡觉，没有任何文化活动。先前，扶贫队就用引导资金在村里建了一个小广场，秀梅打定主意要把河口村的广场舞队组建起来。在这方面，她极有经验，曾策划主持过很多大型的晚会和舞蹈比赛。
于是她跟河口村“两委”商量此事，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她在村里发起倡议，没想到前来报名的妇女非常踊跃。
去年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翁源县组织了“我和我的祖国”全民健身广场舞展演，当时时间十分紧迫，秀梅手把手教会那些零舞蹈基础的妇女成功跳了一曲比较复杂的扇子舞。“她们每一个人都兴致极高，学得很认真，一遍一遍地重来，从不叫累。”秀梅回忆说，当她们穿上漂亮的服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每一个人的脸上笑意都特别真实，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秀梅组建了河口村第一支广场舞队，妇女们也是第一次登上备受关注的舞台。从无到有，这是一种跨越。那天晚上，我跟她去了小广场，音乐早早响起，女人们陆陆续续从家里来到这里，老头们则推着婴儿车在旁边观望，孩子们在嬉戏、追逐，我和聂书记也加入其中。
当晚我们兴致很高，回房间后还开了啤酒，她拿出纸笔，跟我说准备用引导资金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就在村委办公楼的隔壁，两层楼。她拿笔在纸上画着，一楼是图书阅览室，旁边弄一个小咖啡座，二楼是各种文艺培训班，舞蹈、钢琴、绘画，也可以办瑜伽班，后面可以弄一张乒乓球台……她正比画着，我说，楼上各种培训会不会太吵，会不会影响读书？她说不会啊，这不正是我们长安图书馆的结构吗？我怔住了。突然地，一阵莫名感动。 接下来，我跟这个女人因为这个活动中心的装修问题争吵不休。甚至连窗帘的颜色，地板的材质、门的造型以及墙上的挂画，我们竟没有一点是能够意见统一的。我还反对那个角落弄成咖啡座，我觉得在农村谁喝咖啡啊，还是茶的受众广，甚至弄成英语角也比那个强。最终她生气地把图纸揉成团扔向我。
我意识到，唯有在这里，秀梅才有可能谋划这样的大事。几天后，她发微信告诉我，项目批准了。我们俩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我知道，换作任何一个人来这个村子都不可能想要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
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就一定比引进一个能赚钱的项目差吗？当然不是。
紧接着，她说她写了一首歌词，需要我这个大作家帮她润色一下。但是，听她的口气，她对自己的歌词是颇为满意的。我拿到手，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赞美它。歌词如下：
相约河口村
来到龙仙桥，翘望滃江两岸，脱贫的春风迎面来，温暖河口幸福来，我们相约河口村，你我初相见，亲如一家人，长效机制兴河口，安康（河）同心奔小康。
走在龙仙桥，翘望滃江两岸，城乡融合大发展，美好生活你我他，我们相约河口村，客家笑容美，亲如一家人，长效机制兴河口，安康（河）同心奔小康。
老实讲，即使是假装哄哄她的那种奉承话我都说不出口。我先应着，想搪塞过去。哪知过了几天，她根本没问什么修改意见，却是已经叫人谱了曲了，还花了一万块钱。随即她还发了一段清唱过来，我顿时惊呆了。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原来一个人的声音可以让再烂的歌词起死回生。她的声音太美了，纯净，黄金般的金属质地，人说，莺之初啼就是形容这样的声音吧。
可是这人对别人赞美她的歌声早习以为常，我一通赞美后，她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告诉我，这歌准备录了。我在心里说，绝对，麻布袋绣花绝对也是一种美。我还能说什么呢，亲爱的聂书记，只有一点，我相信那绝对是真的，你的歌声配得上你对你这份工作的热情。
秀梅的常规工作一样非常出色，她尤其关注贫困中的女性。她帮助贫困户何丽瑾申报了公益性岗位：村保洁员。还通过自身的资源，在她的帮助下，长安音协长期资助两个贫困女生的生活，给每人每月八百块钱补贴。那晚在小广场，我们跳广场舞，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向她点头说了声：聂书记好。
聂书记好。我也轻轻说一声。
五、再见翁源
最后一次跟大家聚餐，我突然在桌上说了很多话。我说了南塘好，上洞好，芙蓉好，河口好，还重复了几遍，说这几个村的第一书记好。好像大家都喝了点酒，王毅轩队长过来跟我说，塞老师，你只说这几个村子的书记优秀，那别人会吃醋的哦，我说谁吃醋啊，我啊……
王队，我让你帮我借一辆小电动车代步，你居然给我借了一辆高大的男式跨档摩托车;我让你发一张全体队员的合影给我，可照片里却没有你自己;我跟芙蓉王因观点争论起来，你跟我使什么眼色啊，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怕我跟队员闹僵采访因此受阻。对了，我向你借了五百块钱，最后还了没有啊。
真的太感谢了。我多次无理地要求让你开车带我四处采访。真是一个令人如沐春风的人啊，总是跟我讲道理。
我想起了第一天来到这里时，一位出租车司机跟我较劲：我们翁源可不穷啊。诚然，翁源不穷。这片土地在这个时代遇到了这么好的时机、这么好的人民，还有这么可爱的第一书记，对于他们来说，处在这样的位置，共同做了这样一件事，见证了时代之伟大，是人生的大幸。我在这里看见了光，还有温暖，我身在其中，觉得自身像是历遍了千千万万的人，他们从贫穷中走出来，走进光里，融进光里。我替我苦难深重、悲凄流離的祖祖辈辈一一活过。向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祈祷致敬。
责编：李京春
关于扶贫的话题，在微博上跟人杠了几回，被呛，大意是说我没有亲临现场，没有资格说一些不明就里的话，正准备相关截图回复过去，不料却被对方拉黑。经常看到那些相互争辩的观点延绵至几千条几万条，但却没见谁能说服谁。信息本身呈现的是一个个属于它们自己的案例，带着它们自身的真实与谎言、局限与预见。一个大事件，真，也会各不相同;假，那更是千差万别。我突然发现，即使没能真正成为一名扶贫工作者，但如果我拥有属于自己的文本，关于这个大事件的写作文本，那么至少，在写作的立场上我没有成为一个局外人。即使只是写出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真实，即使我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某种局限，即使它只是这个大事件中的沧海一粟，但我还是对这个大事件在心中荡起的热血与激情感到一种久违的振奋。因为，关于贫穷，关于困顿，在我年少的記忆里，它们是梦魇一般地存在于命格之中，无处可逃，无法挣脱，绞索般套着父辈们和我们的脖子，那种难以启齿的窘迫与饥饿，那种不堪回首的种种羞耻与怯懦，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们——太了解贫穷了。这记忆的黑洞。如今，面对这个大事件，一种被唤醒的激情流遍全身，像一种壮丽的合唱在胸中燃起。对我来说，它是不该被这样轻易辜负的。
一、入住江尾
不去预设要写什么，不去定义主题，我就带着一颗对这件事一片空白的赤诚之心走向了那片土地：韶关市翁源县。一路的绿灯，一路的祝福。在去韶关的高铁上，我打开手机百度了那个地方：翁源。客家文化，广东名果山华李的故乡。中国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余者，皆印象不深。大体以农林业为主，是一个完全没有被工业污染的纯天然的农耕之乡，有山有水。它是我们镇定点扶贫地区。说到贫困，那只是广东定的标准，而非国家标准。镇里第二拨派驻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他们被称为“第一书记”。我看了一下名单，十二个人，来自长安镇不同的工作领域。但有一个熟悉的名字进入视线：聂秀梅。她是我们镇文化系统的文化专员，歌唱家。印象中，她美丽时尚，都市白领。我跟她素无交集，这么精致的女人居然跑到那穷乡僻壤的地方去扶贫是我没有想到的，寻思了一会，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有趣的理由。队长叫王毅轩，长安医院的药剂师，八〇后，长安本地人，看照片，他笑起来有少年的青涩感。这十二个党员入驻翁源县的三个镇十二个村。他们全都住在村委会。
韶关作协的荣笑雨老师开车把我送到翁源。我们在江尾镇找了一家名叫“幸运福”的招待所，等我办完入住手续，荣老师送给我一些鹰嘴桃，说是本地朋友刚送过来的。我拿起一个桃看了看，青绿色，长着一个鹰钩嘴，覆一层白绒毛，捏着很硬，像是没熟。我一看觉得奇怪，忙问，这桃都是生的怎么就摘下了？荣老师笑着说你尝尝就知道了。洗净后我就咬了一口，清甜，脆脆的，嚼着没有一点渣子，见核处是丝血样的红络，还有一股浓郁的蜜香。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口味的桃，很是惊异，放眼看窗外的景，有莲塘，开败的荷花和密密匝匝低举着的莲蓬，一大片绿茵茵的花生地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黑蔗林。这是夏末，夏季稻已经收割入了仓。我想着，这土地，这丰沛的阳光和水，能长出如此香甜的桃，即使在这产地也要卖到十块钱一斤，可见这片大地的慷慨和大自然的馈赠。想到扶贫，眼前所见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底。
下午一个人打车去县城转了转。举头，碧桂园的房地产赫然在目，据说，房子也要卖到六千一平方米。县城看上去跟一般内地三线城市差不多，地下超市，步行街，美食街，购物广场，体育馆，环湖路，公园。年轻人穿梭其间，衣着步调跟广州、深圳并无二致。县城似乎没什么可看的，无非复制、模仿着我们见惯的大都市。打车回江尾，司机一眼看出我是外地人，搭讪道，老板娘可是在翁源做什么大生意啊？我正色回他，我是东莞派驻这里的扶贫干部。那人一听急了。他跟我急了：扶贫？翁源需要扶贫？我们翁源可不穷啊。果然，被人扶贫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情。我只得小心翼翼地说，翁源是不穷，但有几个村子……他打断我，哪里都有穷一点的地方啦，我们翁源可不穷啊。我抿嘴笑了。好吧，我们翁源不穷。
招待所的老板娘告诉我，房间已经被请来摘鹰嘴桃的劳工住满了，要过两天才能给我腾出单人间，我现在住的是标间，稍稍贵了一点点。房间的设施一应俱全，采光很好，提供的茶叶包是本地的红茶，浴室有吹风机，网速也很快。因为长期住，我让她给我拿了一套全新的被褥枕套。她刚生了二胎，敞着衣领扣子给婴儿喂奶。我们加了微信，她有点羞涩地问我，是不是从东莞过来帮我们扶贫的？我说是的。她执意不收我的住房押金。傍晚，她敲门端过来一碗红豆砂糖水，并邀请我吃晚餐。我答应了。
一路下来的感觉都让人心里盈满温柔。不论是滴滴司机还是幸运福的老板娘，这两个翁源人给我渗过来了一种“翁源是我们最好的家园”这样的切肤感。他们很爱这片土地。
睡得很好，一觉醒来，刚好是周六，扶贫队员们昨天下午都回了长安与家人团聚，他们要到下周一上午才能赶过来。我一个人在翁源的江尾镇，正好可以四下走走。碰巧逢到市集日，我带上相机，顺着老板娘给我指的路线，去集上看看。如果不累，还可以去参观江尾著名的客家围楼。
集市不大，也就一条二十米的窄巷子。两边是附近的农民把自家种的小菜码在路边。我看到多年未曾见到的小茄子和长相丑陋的绿苦瓜，红苋菜水灵灵的，长豆角捆着头子，眼见有虫眼，大冬瓜披一身霜蹲在卖菜人的脚边。大体都是家常的蔬菜，可能还是没有改良的旧品种。用的是杆秤，碎币交易。如果你一定要用微信支付，他们就会把你拉到旁边一个卖肉的摊前，让你扫肉摊的码，然后他们自己再找赎。几乎没见到年轻人，目之所及，都是中老年人，妇女居多。很多是特别老的老人，佝偻着身子，浑浊的眼，颤颤巍巍，手抖，满脸沟壑，手背全是老年斑，拿着脏旧的毛票。老妪们背着幼童或推着童车在这窄窄的巷子里慢行。有卖治跌打损伤药酒的，卖菜刀砧板的，卖蔬菜种子的，还有卖锄头镰刀铁锹农具的，整个集市无人吆喝，人虽然多，但却有一种清朗的宁和味道。湿湿的路面，人们卖东西买东西，安安静静的。我拍过的乡村集市极多，像江尾这样的集市还真不少见。我非常清楚，乡村这个“穷”字，是因为年壮的劳力都在外面打工了。我一度认为乡村的没落由来已久，已成难以挽回的定局，但从来不知道一种全新的变化已酝酿其中。 旁边的几个肉案快要收摊了，我问了价，肉要卖到三十块一斤，这个价格跟东莞没有差别。往前走，看到卖新鲜莲蓬的，蹲下来捡了十来个饱满的，称好，提在手中。小小集市，上午十一点差不多就结束了，最后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老人、一地菜叶、几摊污水。我曾拍了几千张这类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乡村的寂寥与落寞，巨大的沉默像一大片的空白，一如那撂荒已久的空旷土地。队长王毅轩告诉过我，凡是有人在外面打工的家庭都不会是贫困户，然而不贫困就足够了吗？没有劳力，人没有从城市回到乡村，乡村要怎么振兴呢？如果不是因为亲自来到这里，我恐怕还停留在过往的印象里。
在市集旁边的小吃店里应付了午餐。叫了一碗云吞，很大一颗，肉馅饱满。汤里放了紫菜，一股特殊的海腥味，然而味道却极鲜美，一碗八个竟没有吃饱，又叫了一个糯米饭团，干荷叶包着的，糯米饭捏成，拌了胡萝卜丝、肉末和黑木耳，很紧，很结实，重重的一坨。咬开，有糯米饭和干荷的清香。谁知这饭团很耐饿，当晚我没能吃下饭，直到晚上九点才烧水泡了碗方便面。这客家饭食，就像个老实人，诚不欺我。关于客家菜，我后面会专门讲到。那种顺手拈来，就地取材的做派，让人觉得他们是生活在这天地间最自然的生灵。
一路走到江尾湖心坝客家围屋，直直的柏油路，车非常少。跑到仁川河上的古耕桥，那儿的风敞亮，直把人的衣裳吹起头发吹乱，对着河水大声喊，对着桥两边广袤的田地、阡陌、村庄喊，明晃晃的河水急急的湍流像是给了我热烈的回应。湖心坝围屋建于明代，巷子铺的鹅卵石，红麻石做的井，大部分主体结构依然保持着原貌，外墙是斑驳的黑斑印，那是风雨蚀过的痕迹，但依稀可见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一些生命力极强的野蕨扎根在墙缝里。跟国内大部分的客家围屋一样，这里也将打造客家旅游文化，休闲观光。新建的民俗馆，湖心坝人家美食街，客家风情民宿，绿色蔬菜园已落成，只是游客稀少，毕竟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初境里。我参观过太多的客家围屋，大体上差别不大，幽深的门厅，庭院长满荒草，小木格子窗，屋子仿佛住满了古老的灵魂，散发着潮湿的霉味，还有进门的石天井和肃穆的祭祀台，阴气阵阵，没有人作陪，我不敢一个人走进那些无人的屋子。几处断壁残垣映着夕阳，有寂烈的美，走出长长的甬道，突然柳暗花明，釉彩般的阳光打在人脸上，像是飞了金。迎面看到几个来自广州画院的学生在这里写生，他们支起画架，用水彩描摹这古老的围屋，一栋跟另一栋之间隔着蓝天，巷道里有人负禾而过;他们用水墨描出墙体层次丰富的斑影，用墨绿把几棵木瓜树表现得蓊郁苍翠。上前问话，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回答说，我们老师是这个镇上的人。又问，常来吗？回答说，常来。少有的秘境，等将来成了旅游热点就不好玩了。
围屋已没有人居住了。这个村的人全部搬进了新盖的楼房。这是江尾的南塘村，派驻到这里的长安扶贫干部姓时，我第一个观摩的就是时天永书记定点扶贫的村子。南塘太美了，新楼房那边规划得井然有序，街道、屋舍干净得如同洗过一般。大片大片的蔬菜种植园，荷塘千亩，它们把居民楼围在中央，如果航拍一定非常壮观。就我目前了解的信息来看，所有精准扶贫的对象都已脱贫，五保户、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残疾人都有政府兜底的保障，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产业扶持都有明确的标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种植、养殖方面都能申请到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由政府贴补利息。特困人员、孤儿人均一年至少有一万多块的收入。那些更细的政策、条款几乎使得各种原因致贫的家庭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我看了一下，教育扶贫的力度让人惊讶，生活费补贴，中小学，一个孩子补三千块一年，大专以上七千块一年，学杂费几乎全免。我一时陷入了困惑，不知道此行到底还能收获到什么？然而，我们的扶贫队员不是每一天都在忙碌地工作着吗？他们手中的一桩桩一件件不就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吗？脱贫还要致富，致富还要振兴乡村，还要美丽乡村、特色乡村，我忽然觉得这并不是一种短暂的规划，这是一条永无止境，永远充满创新的探索之路。我为之前对所谓扶贫的狭隘理解感到羞愧，包括对贫困的程度有一种可悲的猎奇心态。
正如此刻，我眼中所见，就是主题，我行之所至，就是我想。
星期一中午，王毅轩队长说让我跟队员们相互认识一下，约在湖心坝人家餐厅。他把车开到幸运福招待所门口，我远远地看见一辆东莞粤S的车开过来，莫名地，一阵鼻酸，心里涌起一种特别的感动。我们长安人来了，来接我了。只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了三天，突然见到一个长安人就如同见到自家人一般，如果来的是聂秀梅，我想，我一定上前紧紧拥抱她。
我意识到每一个扶贫工作人员的不易。他们半月回家一次是常有的事。他们入驻在各自的村子里，平常也不太聚会。每一个人，都是去到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地方。
十二位书记都到齐了。一群年轻人，大多是八〇后，他们来自长安镇各个领域，在原单位都是得力的人。正值暑假，让孩子体验一下乡村的景致，认识一些农作物也是好的，孩子们熟门熟路地在餐厅外面的小花园嬉闹。我正拉着聂秀梅说话，得知她驻在龙仙镇的河口村。她听说我住江尾招待所，就邀请我住她那里，但我考虑到江尾的位置相对处于中心地段，去别的村镇似乎更方便，只得婉拒了她。她点点头表示赞同。聂书记化着淡妆，精心打理过发型，衣服包包品位不俗，还做了水晶美甲。我笑着问她，你这个样子去拜访贫困户会不会让他们有距离感？她愣了一下，然后正色告诉我说，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很清晰地意识到我是一名党员，漂亮的党员。这个认知太有意思了，如果她有女性的视角，那么，她一定会融入工作中去。关于这一点，我在后来的接触中得到了印证。
上菜了。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拿干枯的黑色空莲房做汤，大大的白瓷汤盆端上来，两只莲房浮在淡赭的汤汁里，浅浅地尝了一下，应该是鸡汤做的底，有干莲房的药香，汤很浊，好像有淮山的细渣沫，口感绵厚，有实物感，是一种能填饱肚子的汤。还有一道清炒桑叶尖。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桑葉是可以吃的，而且它可以长得这么肥嫩，一片桑叶有巴掌大。这应该是一道可以洗肠子的菜，只搁了油跟盐，白盘里，碧翠养眼。我疑心吃完是不是就可以吐丝了。焖莲藕也让人印象深刻，没见过这么做莲藕的，切成大坨，焖熟，这么厚实，盐居然入了味，咬开，甜糯香软，有粉晶晶的细珠子，莹亮亮的，这是藕淀粉。没有丝，没有筋，一整坨细腻的甜糯疙瘩，容易一口气连吃几坨不抬头。本地莲藕，比我们平常见到的要小很多，小小一节，鼓胀圆实，观之可爱。这个菜是上爱村的第一书记洪建武五岁的儿子吵着要点的，看来小家伙并不是第一次吃到。这顿饭吃完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客家人面对做菜这件事，在“饱”字上做足文章。光是吃菜，它就要让你饱。这应该是农耕文化由来已久的旧习。 我其实非常熟悉这样的菜。我的出生地，湖北的一个小乡村，很多年前，在这一点上跟翁源毫无二致，一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一类人的灵魂。那么滚烫，我的父老乡亲。
跟江尾南塘村第一书记时天永聊起这两天所见。我问他，南塘看不出一丝贫困的痕迹，你让我写什么呀？他笑着说，现在已经在做乡村振兴的工作啊。贫困户都已有保障，我们在努力不让他们重新返贫，引进产业。见服务员过来收拾盆碗，我说，安排贫困户来这餐厅就业，或者去民宿那里打工不就可以了吗？时书记一听这话就急了，他说，塞老师，你这个思路不对，很不对啊。
我疑惑地站起来。
我们南塘将来打造的客家文化休闲旅游项目是要打开门对外做生意的，需要的是专业的、有职业素养的工作人员，不能因为要照顾贫困户就把他们硬塞进去，你要知道，大多数贫困户他们连普通话都讲不好……他做了大幅度的手势来强调我的想法是荒谬的。
这回我被呛得心服口服，果然凡事不能想当然。于是我做了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来缓解尴尬。先前就听闻时书记能力超群，他所在的南塘村是翁源扶贫成果的牌面，省领导来参观调研，来得最多的就是南塘村了。我问他，那你跟贫困户打交道一定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吧？
他沉吟了一会，果真讲了一个。
南塘有位六十多岁的残疾老人叫沈慈良，他在四十多岁时遇到车祸，折了一条腿，从此就失去了劳动能力。他打了一辈子光棍，到六十岁时却无法申请五保。原因是，法律上他竟有一个儿子。原来沈慈良年轻时被一个女人骗了婚，那女人先怀了身孕，骗人接盘只等生一个合法的孩子。一纸婚书到手，人就走了。时书记觉得只要拿到DNA亲子鉴定书，这个五保是能够申办下来的。他说，个中沟通颇为复杂，费了些周折，最终他自己掏了三千块去帮老人做了亲子鉴定，沈慈良也成功申请到了五保。如今，他在湖心坝人家这里看门，天天乐呵呵的，无忧无虑，“一看到我嘴角就咧到耳后根”。
这个故事所透露的信息太具有爆炸性，他却说得如此平淡无味，我想，他可能只是想淡化自己的功劳，或者说，羞于去浓墨重彩地讲述它。我却两眼发光，恳求他说得更细致一些。他冲我翻了个白眼：文学家的臭毛病！就知道你兴奋的点在于骗婚那一段。偏不讲。
这顿饭吃下来，我对十二位书记所驻的村子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中坝仔镇的芙蓉村和上洞村似乎很有特点，因为时间的紧，我不可能深入到十二个村子里去。至于聂秀梅，她太耀眼了，走近这个人，是我此行的重大收获。芙蓉村的第一书记叫王国华，胖胖的，人很有想法。上洞村的卢兆川书记是一个沉稳寡言的人，但只要一开口，他的话全是有效的实在内容。王国华书记跟我说，塞作家，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是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是当兵，第二个就是来翁源扶贫。
仿佛在一堆乱麻中找到了方向，思绪清晰起来。我原先还以为，此时来翁源很不凑巧呢，山华李过季了，水稻已入了仓，连鹰嘴桃也到了尾声，毕竟快入秋了。那些在新闻上看到的农业丰收的景象以及水果在树上长势喜人的画面我是见不到了，我着实还遗憾了一阵子，如今看来，是我狭隘了。
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应该被辜负
王毅轩队长第一次带我去拜访的是坝仔镇的芙蓉村，第一书记也姓王，所以大家都叫他芙蓉王。长安驻坝仔镇有六个村子。车开得很慢，沿途可见成片的桉树林。已经加工好的人造板、细木板成捆成捆地码在地里。白皮蔗和黑皮蔗裸露着白霜的粗壮枝干立在夏末的骄阳下。空气纯净，视野空旷无碍。大片大片的山华李树蔫头耷脑地长在公路两边，叶子打着卷，憔悴得像刚刚生育的产妇，甜玉米已收了一茬，地已翻新，正在吸水，还有一些未拔尽的禾桩，零星的农人戴着尖顶斗笠在地里劳作。忽然听得瀑声，王队说芙蓉村到了。眼见一方矮瀑急流入一潭碧水，这里没有一家工厂企业，潭水可以直接用手掬捧入口畅饮。满眼绿畦，蔬菜瓜果自顾自地长着，蜻蜓乱舞，撞着车窗。一两头牛卧在地边，缓慢地咀嚼。
王队长在车上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年前的一个晚上，驻坝仔镇的四个第一书记在江尾镇开完会后返回坝仔，四人同车，突然开车的柯书记说，兄弟们，路边好像死了个人。车继续开着，大家都把头探到车窗外，果真看到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路边，距离白实线大约二十厘米处。
车已经开过三四百米了。众人一致认为应该掉回去看看。虽然当时有点担心怕被讹上，但还是掉头了。四人到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跟前，给120、110打电话，芙蓉王来自卫生系统，对急救有些经验，于是对病人胸部进行按压。大概三分钟的时候，病人呆滞的眼睛终于有了反应，随后120和110都到了，病人被抬走。
原本有情有义的一个好故事被他讲得干巴巴的，索然无味。也许他认为，作家此次前来不就需要这方面的素材吗？遇到这种事情，我们的扶贫队员不可能熟视无睹啊。如果讲得声情并茂，文采斐然反而会显得很奇怪吧。我忍不住笑，心里想，这个人真可爱。
关于此人的可爱，后面还会有一些。
芙蓉王在村口候着我们。翁源每一个村委会几乎都是一样的装修。铁门进去是一个小院子，水泥地面干干净净。两层楼，屋顶顶着红色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牌子。文化宣传栏，组织架构栏，电动车棚，专门设了个第一书记办公室，配了一个本地助手。
我说王书记，这照片上你没有那么胖啊，他笑着说，为了能够迅速融入本地人的生活，我跟他们一起喝一种高度数的土泡酒，天天喝，这酒特别上头。他还告诉我，要敢喝他们的酒，放開情怀跟他一起大醉几场，客家人才会把你当朋友。这才有可能聊到后面的事情。我说，别人扶贫都累瘦了，你倒好，在这里长一身膘。芙蓉王一听不乐意了，哎，塞老师，我来之前可没那么胖的，这身肉要算我工伤。
芙蓉村引进了一家大型的蔬菜种植公司——美青农业公司。流转了七百亩土地，主要种植甜玉米，每亩一年给农户八百块租金，雇本地农户干活，每小时十块钱。这是坝仔镇通过土地流转引进产业最成功的一个村子。芙蓉王是这个项目的引渡者。他说，他尝试了很多项目都流产了，以芙蓉村的资源和条件将来可以开发很多项目，比如矿泉水、蛋鸡养殖、酱油厂，这些都是有资源的，但受限于种种外在的因素，所以没能达成。 当天，美青公司的阮老板也在村委会。他是美籍华人，在美国从事了十几年的农业种植，有专业的团队种植经验，全套的现代化设备，无人机喷药，拖拉机收割。在韶关始兴县有两千多亩的种植规模，除了蔬菜还有水稻。阮老板说一口难懂的广普，五十多岁的样子，一脸褶子，生得矮小，不多话，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此次来的目的是要求村委会尽快解决花地的问题。
什么叫花地？原来土地流转也有钉子户。这些人的地间或插在这七百亩地的中间，美青的种植要求七百亩要形成一块整体，否则在喷药、施肥、排灌的时候容易与钉子户引起纷争。村干部正在想方设法拿更好的耕地去换掉那些农户的花地，但都失败了。
我心里想，这是一件多么头疼的事情啊。对方的话已经摆在桌面上。要知道任何地方的钉子户都是最难啃的骨头。村支书刘锦太发话了，说是让阮老板放一百个心，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我忙低声问芙蓉王，支书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他笑着说，在客家文化里，乡绅说话往往比村支书更有分量。只要村委会做通了钉子户家族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太爷的工作，晓之以理，拿着省里的红头文件去跟他说，扶贫是国家的大事，我们不要去做拖后腿的人，更不要去做家族的罪人，一般来讲，乡绅是讲道理的，要知道千百年来，正是乡绅维系着乡村的伦理、道德与某种社会秩序。
这件事忽然抹上了异样的地域文化色彩，很是让我好奇，忽然很想见见那位讲道理的乡绅，印象中的乡绅还停留在戴瓜皮帽、着黑马褂，叼着烟斗的胖老头这个刻板造型上。
正说着话，一位老妇探着头进来，用客家话说，家里的电视没有信号，让村干部派人去看一下。村支书走到门外喊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会工夫，从二楼跑下来一个小伙子带着老妇离开了。
“这样的小事村干部也要管吗？”我问。
全面覆盖电视网络是扶贫的一个指标，当然要管。
我还是有一些问题没弄明白。因为在我看来，土地流转是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农民怎么会把手中的土地租出去二十年？土地是命根子，是他们紧攥在手中的命根子，我无法想象没有了土地的农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土地流转政策是强制性的……铁腕行为吗？满腹疑窦，不好明说。我只好怯怯地问道：
土地流转给农户每亩八百块一年会不会太吃亏了？
村支书刘锦太给我斟上茶，说这茶是后山上的野生茶，产量极少，手工炒的。那山顶常年有雾，光照强，是少有的高品质茶。我端着茶盅看，质地似红酒，呷一口，沉郁的药香。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了，土地没有人种荒了太可惜，租给别人种一年才两三百块一亩。刘支书说，流转的只是耕地，农户手里还有山地呢，水田呢，就只有老人们在家，他们哪里种得过来？
美青公司看中了我们村的地，肥沃，平整，灌溉便利，他们给出了翁源县土地流转最高价格，一亩八百块一年。我们专门组织了村民去始兴县考察，人家在那里有两千多亩的规模，而且是干了十几年的大公司，他们有成熟的销售网络和专业技术团队。回来后，村委会干部反复讨论，这件事如果能谈下来，村子怎么都不亏啊，就算对方失信不干了，跑了，这土地他们能带走不？他们建的设施能带走不？
没有规模的种植，单打独斗，没有产量，土地出不了效益，没有专业稳定的销售網络，市场不明，农民种地就是赌博，甚至会血本无归。可是你想让农民把土地放出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甚至是难以解释的根深蒂固的情怀，明知种不了，甚至宁愿看着它荒废，也觉得土地攥在手里有一份安稳和保障，这可是几千年来农民相依为命的东西。一旦要租出去二十年，大家难免有点迟疑和不安。
二组组长带头签了土地流转合同。他把自家去年搭的吊瓜架子全拆了，损失六千多块，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美青公司在那个时候刚好在翁源成立了粤港澳蔬菜基地，是政府牵的头，我们把新闻给村民看，给他们吃定心丸，芙蓉王甚至想到让美青公司在村委会租一间办公室，让村民相信他们长驻村里。副支书在村民打牌的地方私下听取村民意见，反馈的信息是绝大部分村民同意土地流转。我们有了底，才正式跟美青公司谈合作。但最终还是有两家钉子户。
并没有用强制手段，村民是自愿的。也许荒废土地是一件特别罪恶的事情，这一点他们懂。
美青公司在今年年初就正式进来了，他们带来了专业的种植团队，第一茬玉米在七月初已经结束了，采收的时候，工人戴着头灯，从午夜掰到天明，清晨新鲜装货发车，五天工夫全部批出去了。他们租了农户的房子，农家乐也开起来了。村委会下一步要建仓储和冷冻库来租给美青公司。
阮总插了句话，其实专业掰玉米的，即使是黑夜都不需要头灯，一株玉米只保留一个棒子，所有的玉米都差不多长在同一位置，工人的手一路顺过去，丝毫不差，一个不漏。
芙蓉村的午餐，阮老板请客。此时他舒展了眉头，告诉我说，在翁源有了产业后，多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我原本是一个口舌很笨的人，不会讲话，可是，就因为有了这种锻炼的机会，我现在在镜头跟前很能说，也不怕对着镜头了。我其实在微信上看过那些新闻报道，说他是翁源的扶贫带头人。
我问，阮总为什么会看中翁源的土地？
他放下竹筷，清了清嗓子。仿佛是为了表现自己很能说才起的范。塞作家，你不知道吧，翁源是省重点扶贫县，进驻贫困村的产业、公司能申请到政府的项目补贴，还能享受一些优惠政策。可是呢，我并不是冲着这个来的，我是专业做农业的人，这是我的专长。翁源在韶关的南部，全年没有霜冻，作物生长期长，玉米可种两季。它靠近广州，物流便捷。它不靠海，又没有台风的风险。你不知道，我曾经在海边种植过玉米，台风一来，全部扑倒，一棵不留。农业，即使是如今高科技的时代依然要靠天吃饭。你看今年的山华李，在收获季节碰到雨季，雨连下半月不停，果子在树上爆掉了大半，果农损失惨重。
翁源是做农业最理想的地方，可谓黄金宝地，每一块土地都不应该被辜负。它没有工厂，土地、水、空气没有被污染，种出来的蔬菜、粮食是纯天然的，口感好，可以卖到好的价钱。你在当地雇用工人，他们会一心一意为你工作，不会分心，因为也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会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客家人，是最勤劳、最质朴的族群。 一席话听下来，条理清晰，果真是很能说啊。接着，他开始吹嘘他的玉米品质。我们测试过，在翁源，一颗玉米棒子可以长到一斤六两，我们的玉米大小非常平均，一颗在一斤半左右。有产量，有品质，我们就拥有市场的定价权。现在每亩的产量是一吨，芙蓉村的七百亩远远不够。他告诉我，在芙蓉王的极力引荐下，隔壁的梅村也将流转五百亩。
突然想起，我们从头到尾都未提及扶贫二字，但却囊括了它的全部。他笑着问我，作家，我种的金银水果甜玉米，一亩产量一吨，如果批发价一块钱一斤，我能挣多少钱？我说一季的毛利一百四十万。他哈哈一笑，你可千万别当我是来做你们扶贫的大善人啊，我是要来赚钱的。
我问阮总，可否让我去地里打一天工？我不要工钱。他把嘴朝芙蓉王一努：让王书记下午带你去吧。
回村委会午休。院子里无声无息，人皆散去。芙蓉王在对面二楼的窗前吹笛子。笛声悠远，寂寞。他跟我说，他是来翁源之后才学的笛子，一个人身处异地，时常睡不着，唯有这笛声聊以慰藉。
我沉默不语。任凭笛声哀怨袅袅，渐渐地，我在沙发上眯着了眼。
一见到广袤无边的土地，我心雀跃。带上相机，冲上田埂，脱了鞋，跳进地里。有四五十个妇女在播种，她们戴着花斗笠，蹲在地边。修整好的土地，土肉肥厚，踩进去竟深陷其中，松软得像沙地。芙蓉王在我身后，他老远就跟妇女们打招呼。
啊，王书记来了，快看，是王书记来了。妇女们停下手中的活，纷纷站起身，向芙蓉王问好。
我惊讶她们对他的尊敬，以及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王书记好。
玉米种子已育好，现在要把它放进这个黑色的塑胶模子里，一个坑放一个，然后用土轻轻盖住。芙蓉王把我拉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面前，跟我说，塞作家，这位是我的贫困户，她的腿不方便，但她可以干这种轻活，每天都来干几个小时，赚几十块钱呢。
老人看着我，这是一张我熟悉的脸。在我的家乡，在我去过的所有村庄，都能看到这样的一张脸，它备受岁月与命运的摧残，它有坚韧的沟壑，它有土地烙在上面的深深印记。她开口说话，却是一连声地谢谢王书记。我上前扶住她，只是扶住她，却说不出一句话。
我想，扶贫干部在长期与贫困户相处的日常里，有着点点滴滴的感人细节。即使她们什么都没说，但我却感受到了全部。
播种好了，一位健硕的妇女拿起水壶快速奔跑起来。她跑完一畦，就浇好了一畦，动作飘逸流畅，身子像是舞者那样轻盈。
在另一边，有两个中老年妇女在用细竹筛子筛土，边摇动手臂，边低声说着什么家常。我凑过去想试一下，她们笑着把竹筛递给我。我问这活每天有得干吗，她们说每月能干二十天左右吧，可以赚到一千多块，语气里甚是满足。突然，旁边那一块地，王书记跟妇女们因为一个什么笑话，一个个都笑得前俯后仰。
我似乎并不愿意把这一段写成一种田园式的伪浪漫。但是，我的确感受到这劳动中有某种藏不住的快乐。没有焦虑，没有腹诽抱怨，仿佛她们只把农活当成了一种消遣。这难道是雇工身份与农民身份的一种区别吗？
几声响雷在头顶隆隆而过，天要下雨了，刚回过神来，雨已经下来了，又大又急。而太阳依旧。我急得往田埂上跑，她们冲我喊，别跑啦，很快就过去啦。我一回头，一幅奇异的画面出现在眼前：她们穿上自带的塑料雨衣，一个个站在土地中央，一动不动，雕塑般地，像是长在那里。这场面太震撼了，它本身所带的那种宗教意味让人着迷，像聆听，像祈祷，对土地，对劳作有一种匍匐于地的敬畏。我仿佛看到我的父老乡亲也身在其中，他们也一样，对这土地的那份虔诚与深沉的爱。我不觉流下眼泪。抬头，一轮绚丽的彩虹悬在天边。
三、一股股汇聚着的力量
在江尾可以看到大片的桑园，矮矮的，一眼望去像是荨麻，风吹过，翻起阵阵碧浪。原来喂养蚕的桑叶并不是从大桑树上摘下来的。地里种的是桑树的幼苗，等到它长到两尺多高才是叶片最为肥嫩的时候，用镰刀成捆地割回家，然后直接撒在竹圃上，蚕会自己跑上去吃叶子。长和茧丝公司有一个车间专门烘烤生茧，在门口就能闻到蚕蛹的臭味。走进去，却发现这不是一股刺鼻的臭味，而是某种肉蛋白烤熟之后又坏掉了的一股腐腻体香。工人用铁铲把烘好的茧装进麻袋，他们似乎一点也不讨厌这个气味。而同行的几个年轻人跑到门外去疯狂呕吐。年少时，我们都有过用火柴盒养蚕的经历，目睹它羽化成蛾的整个过程。然而此次前来却发现，我对這小小的虫子知之甚少。桑蚕是翁源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像信达、长和这样的公司就是专门收购、浅加工蚕茧的商贸机构。
坝仔镇上洞村的贫困户就是以入股的形式与信达公司合作的。信达在上洞有桑园五百亩。桑园一般在山地，远离蔬菜耕地，因为蔬菜种植会喷农药，如果离得太近，难免会沾到桑叶，那样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我跟上洞的第一书记卢兆川讲，希望能够在一家贫困户里住两天。他安排妥当之后就休假去了。从江尾到上洞每天只有四趟车，我起了一个大早，赶上了早班车。到达上洞时，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上洞的老村支书许望祥迎接了我。他刚刚退了，现在任的是一位九〇后的新支书，叫刘文浩。
许老支书带我参观了上洞的七仙子茶园。六百亩茶园，是一位叫罗文的老先生七兄妹经营的，租了五十年。他们长期雇用村民除草、施肥、采摘。茶园在半山腰，气派的办公楼门前停着豪车。罗老先生让我们品了新茶，可惜我素来对红茶不感兴趣。听说这里也种植了广东名茶英红九号，于是提议去看茶园。几百米的百香果长廊，头顶缀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子，抬眼一望，仿佛星星的眼，有一些掉在地上，老先生俯身一一捡起，他递给我几个，说，别看皮皱了，没有坏。我笑着摆摆手。老先生步伐健朗，一路告诉我一些植物的名字，这叫红茶果，这是芭乐，这是杨桃……我们一直走到了山顶，在望茶亭，放眼层层的梯田，听着风涛吹着单枞茶林，仿佛听见树叶与树叶间的低语。一路上有工人在除草，他们蒙着脸，看不见表情，上前问话说为什么要戴网罩，回答说，割草的电动镰在舞动的时候，草茎容易飞溅，会打伤人脸和眼。老先生接着说，他准备修一个紫藤长廊，做生态旅游，开民宿和农家乐。我都不太听得进去。我深知这类人在城市赚了钱之后，跑到贫困山区包山头做世外散人的那种文艺追求，如果他开通直播，一定会成为网红。一问为何与茶结缘，果然是退休后想回归自然，喜欢田园山林的宁静与自在。末了，他告诉我，这些工人是村里的贫困户，专门照顾给他们工作的。有十二个人吧。 听了这话，我惭愧起来，就在刚才，我对罗老先生多少是有些许恶意的。没错，我也有一个田园梦，我也想成为山林之王，只不过，眼前这个人实现了，我泛起了点点酸醋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隐居山林的种茶人，他对中国脱贫这件事并没有置若罔闻。太多民间的力量，如同这细小的溪流汇入这个大事件的洪流中，太多的人和事，我们都没能记住。
下午我们去了猕猴桃种植基地。园子有五百亩，租了三十年。猕猴桃三百亩，百香果一百亩，水晶梨一百亩。许书记告诉我，他的前任老支书跟村里的几个人合伙承包了这片园子。我说，上洞真行啊，三代村支书奔在脱贫一线。刘老支书见我们来忙把我们迎进办公室，给我们拿了几个新鲜的猕猴桃和黄金百香果。我从未吃过这么甜的猕猴桃，翠绿的果肉，晶莹剔透，沙瓤，汁液沾到手上竟黏住了手指，张不开。我知道从超市买回来的果子是放熟的，自然比不了这里的甜。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红心、黄心猕猴桃并不是进口的，它们有可能全是土生土产的国货。黄金百香果，不用吃它，拿在手里只闻香就让人醉了。
刘老支书带我进了猕猴桃园。这猕猴桃树倒像是葡萄树，牵了钢丝网，是爬藤的，叶子也很像。此刻，它们累累硕果，一串紧挨着另一串，长得没羞没臊，滚圆赤裸，让人看着羞耻。老支书说这园子长期聘用了本村七个农民来打理，除草，施肥，喷药，浇灌，还要人工授粉，一百二十块钱一天。这猕猴桃树要三年才能结果，今年是挂果的第二年，但远未到结果的峰值。他指着百香果说，这东西太能结了，它不像别的果子结一季就完了，它是边开花边结果，一直结到冬天结不动了为止。
我吐了吐舌头。老书记真会说话。忙问这果子要怎么卖出去。老人回头，向山下看了看，说道，我们这果子啊是走电商的。小刘不知道来了没有，我不太懂，你一会去问他吧。
刘远清，回乡创业的年轻人。电商。一切都衔接起来了。熟悉的味道，这标准的脱贫新闻素材的人来了。他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头发异常蓬松，一笑咧着张大嘴。我问他話，他心不在焉，一个劲儿地问我手机里那些猕猴桃的照片是怎么拍的，还说，他们做宣传的产品照片没有我拍的好。
我只得告诉他秘诀：你只要镜头靠得够近就能拍好。其实这句话是摄影大师卡帕说的。他如获至宝，一口气跑进园子。不到一会工夫，他下来晃动手机里的猕猴桃照片兴奋地炫耀说，我拍得比你好。
真是一个欢脱的人啊。
说到正题，刘远清告诉我电商只是刚刚起步，但收益相当可观，因为目前猕猴桃的产量没跟上来，所以只限在广东省内售卖，物流距离短，他可以让果子在树上长得更熟一些，含糖量更高一些才采摘。他带着我去了冷藏仓库，那里还囤有水晶梨，估计想要囤一个好的价钱吧。前期的投入也有一百多万元，而猕猴桃却要三年才结果，个中压力可想而知。但他似乎从未担忧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他说，今年的果子还在树上，可是订单已经满了。
电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年轻人回乡创业的方向，我跟他说，你就是榜样，知道吗？他羞涩一笑。他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还没有学会面对媒体说一堆官方爱听的话。
许老支书把我安排住进了村委会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间有一张小床，洗手间的洗漱用品也一应俱全。他解释说，塞作家毕竟是我们的客人，贫困户家里的条件只怕是苦了你，我们怎么能安排让你住进去呢？
好像反驳不了，我不再坚持。第二天约了卢书记的助理去拜访两家贫困户。
天色还早，饭后，我走出村委会大门，一个人沿着湖边散步。路是水泥路，修得宽阔平坦，干净整洁。天边有淡血色的霞光，远山如黛。上洞村四周都是山，到了晚上，凉风习习，往上走，有一个小小的公园，可以上去坐坐。迎面走来几个扛着农具的人往下走，待走近，他们问我，你好啊，你是我们卢书记的家属吧？我一听误会了，忙纠正，我是你们卢书记的同事。对方哦了一声，叮嘱道，天黑了，小心蚊虫啊。我嗯了一声，道了谢径直往上走。心里暖暖的，被“我们卢书记”这五个字暖到了。
我拜访了两家贫困户。一家是因学致贫。男子有残疾，四十多岁年纪，死了妻子，老母病重，需要人照顾，所以不能外出打工，有三个女儿在读书。他家是两层的楼房，客厅宽敞明亮，有沙发木几和茶台，还有大电视，厨房有冰箱。房间没有空调。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两面墙上全贴满了孩子的奖状。两面，几乎铺满，三个孩子的，有一百多张。他养了三个优秀的女儿。
教育补贴让孩子们的读书不再让家庭有压力。这人也在附近的屠宰场当搬运工，地也租了出去。老母的病也有农村医疗保障。孩子们缩在房间里怕见客。此前，我一直顾虑，这种拜访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种打扰，我围观了他们的贫困，还要让他们对我的造访表示感激。
但她们还是出来了，三个非常漂亮的少女，一个读高中，两个读小学。细腻白嫩，完全看不出是农村孩子，我非常清楚贫穷给一个人的童年带来的可怕阴影，它甚至需要一个人用一生去治愈它。贫穷，年幼丧母，父亲残疾，我不知道这样的成长环境能带给她们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她们允许我进了房间，墙上贴着蔡徐坤、王一博等偶像明星的写真画，房间收拾得很干净。我问，暑假作业做完了吗？早做完了。跟同学出去玩了吗？经常去，她们也经常来我们家里玩。我就笑了，她们放松戒备，咯咯咯笑成一团。原因是，我牛仔裤的拉链开了。
是开朗的孩子啊，我松了口气。成绩优秀，应该也是自信的吧。
临走，我想了想，还是坚持把一个红包塞在老奶奶的手中。
另一户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他娶了个智障的女人，女人生活不能自理。但这女人生了一儿一女。老人很木讷，见我们来，没说一句话，我也说不出一句话。女人尿湿了裤子，她坐在地上用浑浊、呆滞的眼睛看着我们。男孩见有人来，翻墙躲避去了。我越发觉得这样的拜访有失文明。女孩子长得黑瘦，两道野生眉下有一双深潭般的大眼睛，她抖动着长睫毛尽量不与我对视。她沉默着。我们全都沉默着。助理告诉我，女孩和她哥哥的成绩很好，相关扶贫的政策都落实到位，政府全部兜底，生活上没有问题。 我问不出任何话，塞了钱就走了。我听见女孩子低声说了句谢谢，在身后，在我无法投注更多关心的身后。真的，我为这样的造访感到羞耻，我能做什么呢？尽管脱贫不是问题，但是，那种“你母亲是智障”这样可怕的成长语境该如何规避？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要一触碰就是伤害。正一筹莫展中，心里寻思着是不是每一年定期给她寄去一些卫生巾呢？能做的实在有限。
临走前，我会了会年轻的支书刘文浩，他是翁源最年轻的村支书吧。小伙子长得结实，健壮，而且思路开阔，很有想法。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不太认同土地流转的做法，认为集体没有收入，而且农民收益太少。“我比较认同村民入股的方式，这样集体和个人都受益”，你看，信达这么大公司其实在翁源的投资并不多，但上洞却是最长久的一个，我们就是代种代收，村集体以百分之九个点的股份分红，贫困户是百分之八个点。村集体一年至少有四万元收入。
这三年来，村子变化太大了，道路、设施、引进的项目都让回家过年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他对我说，只有把村子建设好了，才能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今年村子里的柠檬收益非常好，明年还会扩大种植规模，还要想办法搭建电商平台，在网上卖农产品。
有很多产业想进驻我们村，但我想的是我们能不能让人家扎根下来赚到钱，这样才能让集体和村民受益，而不是圈了一波租金就不管不顾。
所有这些话语，早就不是处在脱贫的层面了。
从信达回来，我给卢书记发微信，我问他，上洞凭什么被列入贫困村啊？这不科学。信达年产蚕茧两万多斤、桑椹果一万多斤，一年收入一百多万元，光一个信达公司就让贫困户脱贫了。
四、唱起来，舞起来
我第一次去聂秀梅办公室的时候她在开会，办公室有一张桌子晾满了花生。她助理告诉我，这是贫困户自家种的花生，今年大丰收，特意送过来给聂书记尝鲜的。我莞尔一笑，这一路看过来，我们第一书记在村民心中是最亲爱的那个人了吧。
去了她的住处，原本是一間年久失修的旧房子。屋顶墙壁渗水，秀梅自己掏钱补了漏，还装修了一番。贴了暗绿纹的墙纸，买了大床。挂粉红色的蚊帐，大木衣柜，添置了小冰箱，里面放着她的化妆品和啤酒。 房间看上去性感、精致，不愧是聂秀梅啊，这事也只有她能干得出来。
她邀请我晚上住她那儿，跟她挤一张床，聊个通宵。能够发出这样的邀请，至少对我这个人是信任的。我问她，为什么会跑这儿来扶贫？想换个环境呗，她笑着，直觉告诉我，她可能是为了躲避某种东西才来到这里的。见我疑惑，她大笑起来，你对我有偏见，其实我就是想挑战一下吧。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感，只是混日子，人也很焦虑。现在，我非常庆幸来到了这里。
龙仙镇河口村的村支书是一位与秀梅年纪相仿的女性。我发现，她们两个人相处得极好。这一点是多么重要啊，秀梅说，跟她做事凡事有得商量，基本上都是支持她的工作。她神秘地跟我说，这位女支书受我的影响很大，以前做事她拖拖拉拉的，没什么决断，也没什么主见，现在，我在这里跟她比着了，所以她不敢落后。哦，鲇鱼效应，聂秀梅用在这里了。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党员起初可能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心里颇为瞧不起，我让他学普通话，他倔得要死，不听。可我实在听不懂他的客家方言。可是慢慢地，他看见秀梅带着党员、志愿者参与村里的大清扫，卷起裤腿，甩开膀子干，并不是个城里娇娘绣花枕头。疫情期间她周末都没有回长安，坚持值班。她提议让四名党员作为致富带头人，与贫困户结对子，一对一帮扶脱困，把老头也拉进来了。她说话做事，粉面含春威不露，有股子杀气在，不是个软柿子。秀梅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募得资金十四万元，她把这笔钱全部投给贫困户，给他们修房子。她还四处托人帮贫困户的女儿找到了工作。最终，那倔老头终于开始学习普通话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属于自我主场的感觉，这是人一生中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一种存在。聂书记来自大城市，能歌善舞，有想法有执行力，在他们这些人眼里是发着光的吧。
她是东莞著名的歌唱家，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去年5月驻村以来，翁源县很多镇的人都知道从东莞长安来了一个会唱歌的第一书记。秀梅在长安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她到河口村时就发现这里的文化工作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尽管文化工作并没有纳入扶贫工作的考核，但是秀梅还是想为此做点什么。
河口村毗邻翁源县城，每当夜幕降临，县城的人们都去广场休闲娱乐，跳广场舞。而河口村则是一片沉寂，人们早早熄灯睡觉，没有任何文化活动。先前，扶贫队就用引导资金在村里建了一个小广场，秀梅打定主意要把河口村的广场舞队组建起来。在这方面，她极有经验，曾策划主持过很多大型的晚会和舞蹈比赛。
于是她跟河口村“两委”商量此事，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她在村里发起倡议，没想到前来报名的妇女非常踊跃。
去年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翁源县组织了“我和我的祖国”全民健身广场舞展演，当时时间十分紧迫，秀梅手把手教会那些零舞蹈基础的妇女成功跳了一曲比较复杂的扇子舞。“她们每一个人都兴致极高，学得很认真，一遍一遍地重来，从不叫累。”秀梅回忆说，当她们穿上漂亮的服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每一个人的脸上笑意都特别真实，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秀梅组建了河口村第一支广场舞队，妇女们也是第一次登上备受关注的舞台。从无到有，这是一种跨越。那天晚上，我跟她去了小广场，音乐早早响起，女人们陆陆续续从家里来到这里，老头们则推着婴儿车在旁边观望，孩子们在嬉戏、追逐，我和聂书记也加入其中。
当晚我们兴致很高，回房间后还开了啤酒，她拿出纸笔，跟我说准备用引导资金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就在村委办公楼的隔壁，两层楼。她拿笔在纸上画着，一楼是图书阅览室，旁边弄一个小咖啡座，二楼是各种文艺培训班，舞蹈、钢琴、绘画，也可以办瑜伽班，后面可以弄一张乒乓球台……她正比画着，我说，楼上各种培训会不会太吵，会不会影响读书？她说不会啊，这不正是我们长安图书馆的结构吗？我怔住了。突然地，一阵莫名感动。 接下来，我跟这个女人因为这个活动中心的装修问题争吵不休。甚至连窗帘的颜色，地板的材质、门的造型以及墙上的挂画，我们竟没有一点是能够意见统一的。我还反对那个角落弄成咖啡座，我觉得在农村谁喝咖啡啊，还是茶的受众广，甚至弄成英语角也比那个强。最终她生气地把图纸揉成团扔向我。
我意识到，唯有在这里，秀梅才有可能谋划这样的大事。几天后，她发微信告诉我，项目批准了。我们俩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我知道，换作任何一个人来这个村子都不可能想要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
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就一定比引进一个能赚钱的项目差吗？当然不是。
紧接着，她说她写了一首歌词，需要我这个大作家帮她润色一下。但是，听她的口气，她对自己的歌词是颇为满意的。我拿到手，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赞美它。歌词如下：
相约河口村
来到龙仙桥，翘望滃江两岸，脱贫的春风迎面来，温暖河口幸福来，我们相约河口村，你我初相见，亲如一家人，长效机制兴河口，安康（河）同心奔小康。
走在龙仙桥，翘望滃江两岸，城乡融合大发展，美好生活你我他，我们相约河口村，客家笑容美，亲如一家人，长效机制兴河口，安康（河）同心奔小康。
老实讲，即使是假装哄哄她的那种奉承话我都说不出口。我先应着，想搪塞过去。哪知过了几天，她根本没问什么修改意见，却是已经叫人谱了曲了，还花了一万块钱。随即她还发了一段清唱过来，我顿时惊呆了。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原来一个人的声音可以让再烂的歌词起死回生。她的声音太美了，纯净，黄金般的金属质地，人说，莺之初啼就是形容这样的声音吧。
可是这人对别人赞美她的歌声早习以为常，我一通赞美后，她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告诉我，这歌准备录了。我在心里说，绝对，麻布袋绣花绝对也是一种美。我还能说什么呢，亲爱的聂书记，只有一点，我相信那绝对是真的，你的歌声配得上你对你这份工作的热情。
秀梅的常规工作一样非常出色，她尤其关注贫困中的女性。她帮助贫困户何丽瑾申报了公益性岗位：村保洁员。还通过自身的资源，在她的帮助下，长安音协长期资助两个贫困女生的生活，给每人每月八百块钱补贴。那晚在小广场，我们跳广场舞，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向她点头说了声：聂书记好。
聂书记好。我也轻轻说一声。
五、再见翁源
最后一次跟大家聚餐，我突然在桌上说了很多话。我说了南塘好，上洞好，芙蓉好，河口好，还重复了几遍，说这几个村的第一书记好。好像大家都喝了点酒，王毅轩队长过来跟我说，塞老师，你只说这几个村子的书记优秀，那别人会吃醋的哦，我说谁吃醋啊，我啊……
王队，我让你帮我借一辆小电动车代步，你居然给我借了一辆高大的男式跨档摩托车;我让你发一张全体队员的合影给我，可照片里却没有你自己;我跟芙蓉王因观点争论起来，你跟我使什么眼色啊，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怕我跟队员闹僵采访因此受阻。对了，我向你借了五百块钱，最后还了没有啊。
真的太感谢了。我多次无理地要求让你开车带我四处采访。真是一个令人如沐春风的人啊，总是跟我讲道理。
我想起了第一天来到这里时，一位出租车司机跟我较劲：我们翁源可不穷啊。诚然，翁源不穷。这片土地在这个时代遇到了这么好的时机、这么好的人民，还有这么可爱的第一书记，对于他们来说，处在这样的位置，共同做了这样一件事，见证了时代之伟大，是人生的大幸。我在这里看见了光，还有温暖，我身在其中，觉得自身像是历遍了千千万万的人，他们从贫穷中走出来，走进光里，融进光里。我替我苦难深重、悲凄流離的祖祖辈辈一一活过。向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祈祷致敬。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