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新常态”经济的最大看点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这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来
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过去我们透支了“政策红利”。
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规模的中央财政投资、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以及银行信贷迅猛扩张等所引领的追求高速增长的时代，不仅无法维系下去，而且，它也透支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绩效并没有跟老百姓的实际收入联系起来，相反货币宽松的结果造成市场对货币未来购买力下降的担忧与日俱增，从而导致大众脱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财愿望越来越强烈，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都是由这种抗衡未来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理财行为而带来的资金成本上升的结果。本来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图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居民债务负担以提升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但结果反而是双双收到压抑，更增加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落差，严重拖累了经济的复苏的步伐。
第三，全力过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反而增加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滋生了以权谋私的贪污腐败现象。另一方面，资金软约束的问题又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度圈地、过度投资的问题，留下了“与民争利”的不良印象，从而让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目前，反腐倡廉的整顿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过度依赖地方政府投资模式所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从过去的“过度作为”退化到今天的“不作为”，使得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再发挥当年曾有过的提升地方经济活力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投资的范围有限，直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支持的企业，往往局限在少数资源型垄断行业和从事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大多数民营企业则受到海外金融危机的影响失去了很多关键性的商业订单，于是，它们将自己30多年打拼下来的产业资本转向了投资“稀缺资源”的金融资本。这种日趋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倾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后续的转型和创新的效果。
第五，追求GDP增长的粗放型投资方式也严重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在中国今天急需培育我们自己消费的环境下，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费群体，会因为空气严重污染问题而移居海外，这会导致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首先，“中国制造”的标准化规模生产模式要渐渐开始向“中国智造”的差异化服务业延伸。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学会用好人才的本领。要让大学生和海归人才充分利用好他们的语言驾驭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去开拓中国企业所需要的海外市场，避免国内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行为泛滥成灾。为了培育中国经济强国战略所需要的“人才红利”，今后我们更是需要依法治国，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好税收杠杆的激励机制，并创建更多像上海自贸区的商业平台，让年轻人的创业精神能够在上面更好地发挥出来。
其次，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以此替代出口红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资企业产能释放的压力，同时，为了提升我们自己财富管理的主导权和其安全性，中国的人民币也要伴之而行。这种新型的争取“全球化红利”的战略，也可以从习总书记和李总理最近频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国家首脑所签署的投资合作备忘录和人民币互换协议中体会到。显然，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思路基金等都是这种全球化红利的转变形式。为此，中国自身的金融开放也会加快推进，以配合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战略。
第三，中国经济已不再是过去解决就业作为主攻方向的格局，没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业都“养起来”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资源补贴。今天相反应该为淘汰落后产能而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未来，中国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破产将成为新常态，它预示着中国市场正在通过这种“资源配置红利”的释放，让胜出的企业和机构能够分享更多的资源（以前被劣质企业所占有和滥用），从而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这对改变今天中国股市的“政策市”格局，迎来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的“价值市”至关重要。
第四，中国“新常态”经济的最大看点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这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不缺位，就是指政府要着力投资民生工程，缓解大众的“后顾之忧”，让企业所创造出先进产能有一个强大的市场支撑。
不越位，就是指政府告别把市场准入大权牢牢捏在自己手中的做法，取而代之，让市场的公平竞争来过滤出好坏企业，而政府则应该做的是优化监管体系，依法治国，及时将劣质企业驱除出市场，结束过去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扭曲状态。
不错位，就是指政府不与民争利，及时做好市场参与者的各项合理的服务，从而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来
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过去我们透支了“政策红利”。
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规模的中央财政投资、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以及银行信贷迅猛扩张等所引领的追求高速增长的时代，不仅无法维系下去，而且，它也透支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绩效并没有跟老百姓的实际收入联系起来，相反货币宽松的结果造成市场对货币未来购买力下降的担忧与日俱增，从而导致大众脱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财愿望越来越强烈，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都是由这种抗衡未来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理财行为而带来的资金成本上升的结果。本来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图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居民债务负担以提升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但结果反而是双双收到压抑，更增加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落差，严重拖累了经济的复苏的步伐。
第三，全力过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反而增加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滋生了以权谋私的贪污腐败现象。另一方面，资金软约束的问题又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度圈地、过度投资的问题，留下了“与民争利”的不良印象，从而让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目前，反腐倡廉的整顿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过度依赖地方政府投资模式所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从过去的“过度作为”退化到今天的“不作为”，使得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再发挥当年曾有过的提升地方经济活力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投资的范围有限，直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支持的企业，往往局限在少数资源型垄断行业和从事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大多数民营企业则受到海外金融危机的影响失去了很多关键性的商业订单，于是，它们将自己30多年打拼下来的产业资本转向了投资“稀缺资源”的金融资本。这种日趋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倾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后续的转型和创新的效果。
第五，追求GDP增长的粗放型投资方式也严重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在中国今天急需培育我们自己消费的环境下，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费群体，会因为空气严重污染问题而移居海外，这会导致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首先，“中国制造”的标准化规模生产模式要渐渐开始向“中国智造”的差异化服务业延伸。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学会用好人才的本领。要让大学生和海归人才充分利用好他们的语言驾驭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去开拓中国企业所需要的海外市场，避免国内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行为泛滥成灾。为了培育中国经济强国战略所需要的“人才红利”，今后我们更是需要依法治国，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好税收杠杆的激励机制，并创建更多像上海自贸区的商业平台，让年轻人的创业精神能够在上面更好地发挥出来。
其次，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以此替代出口红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资企业产能释放的压力，同时，为了提升我们自己财富管理的主导权和其安全性，中国的人民币也要伴之而行。这种新型的争取“全球化红利”的战略，也可以从习总书记和李总理最近频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国家首脑所签署的投资合作备忘录和人民币互换协议中体会到。显然，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思路基金等都是这种全球化红利的转变形式。为此，中国自身的金融开放也会加快推进，以配合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战略。
第三，中国经济已不再是过去解决就业作为主攻方向的格局，没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业都“养起来”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资源补贴。今天相反应该为淘汰落后产能而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未来，中国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破产将成为新常态，它预示着中国市场正在通过这种“资源配置红利”的释放，让胜出的企业和机构能够分享更多的资源（以前被劣质企业所占有和滥用），从而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这对改变今天中国股市的“政策市”格局，迎来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的“价值市”至关重要。
第四，中国“新常态”经济的最大看点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这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不缺位，就是指政府要着力投资民生工程，缓解大众的“后顾之忧”，让企业所创造出先进产能有一个强大的市场支撑。
不越位，就是指政府告别把市场准入大权牢牢捏在自己手中的做法，取而代之，让市场的公平竞争来过滤出好坏企业，而政府则应该做的是优化监管体系，依法治国，及时将劣质企业驱除出市场，结束过去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扭曲状态。
不错位，就是指政府不与民争利，及时做好市场参与者的各项合理的服务，从而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