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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刘锡庆老师!您在哪儿?天上吗?
人说您走了,2017年1月15日离去,可是,我不相信,不、相、信!
一切恍如昨日……
那是1974年吧,我在读大二,全班受命去门头沟军庄公社进行调研,返校后,我写了篇调查报告。没想到,在中北楼小组会议上,您盛赞此文。那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文革时代,我被视为“白专典型”,从系团总支委员位置落地,正经历着被疏离的无奈。记得您的神态,温文尔雅,镜片后面的目光智慧和善,全不在乎当时的风向。人的本性里,深埋着被社会吸收的渴望,我心底被迫掩藏的那股追求浪潮,就在此时,突然澎湃!那天,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刘锡庆;也记住了您的声音,那个略带沙哑而饱含激情的嗓音。
那之后,我发现,北师大篮球场上常有您奔跑的身影。您正值中年,健壮魁梧、肤色黝黑,男生都说您三步上篮的动作很优美。
没想到,接下来的急转弯,使我顿生窝火。
那年,我们七三级学生组成小分队,到北京郊区开门办学,我被分到顺义维尼纶厂,您作为教师编入这个团队。我按照要求,尽心尽力地写了一篇稿子,本想再度收获称赞,可是笑嘻嘻的同学带来一个坏消息:刘老师枪毙了你的稿子!那是不许读书的年代,作业成绩好坏全无关系,可是我受不了,自恃插队时发过几篇小文,不知天高地厚,一听“枪毙”这个词,就满心怨恼!
再见到您时,已经是1981年,我早已毕业,被北师大老师找回,送进北师大分校,我选择了写作学科任教,再度与您相逢,准确地说,是做了您和齐大卫老师的学生。你们讲课,我每课必听,我们的话题多起来。您说,咱们不是典型师生关系,不是课堂里的师与生。我说,那也是师生!咱们聊起来,方知您与我母同籍,您生于河南滑县牛屯,您家族的一位长者正是我母老师!呵呵,您笑道:“咱们具有师生渊源啊!”您出身于教授之家,生有一股书卷贵气,我很难相信您在北师大有过月底揭不开锅的时日,您也很难想象我插队时经受过的屈辱。我们庆幸一生中的黑暗日子已经过去,您思维敏捷,滔滔不绝。突然,您打断我说:“唉,你不要老是您呀您的好不好?”哦,您惯于平等,不愿意我用尊称。我试了试,总觉得用“你”失礼,于是人前背后仍旧以师相敬,以“您”相称,您笑笑,不再为难我。
不知命运搭上哪根弦,让眼前的路突然闪烁出一片光彩。您带我走进中国写作学会,那是全国高校写作教师的学术团体,作为新兵能够参与学会初创工作,有多么荣幸!学会秘书处征得会长吴伯箫同意,派我担任会长秘书,协助处理日常会务。您是副会长,我跟随您为中国写作学会的繁荣奔波。忙碌是一种幸福,我承受过太多光阴飞逝的失落,承受过太多强权威压的愤懑,现在,只渴望为自己喜欢的事业奉献激情。记得学会的全国第一期高校写作教师培训班,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举办,您牵头拟定了当时最知名的作家讲课名单,我与中央电大李维国老师分头邀请。在那个初夏,我装好父亲的七八封手书,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奔跑,到三里屯邀请刘宾雁,到前三门邀请王蒙,到府右街邀请刘绍棠,到劲松邀请理由……那个年头私宅极少有电话,无法预约,所幸敲开哪家宅门,主人都在。那是知识分子渴求知识的年代,是教师抢救时光的年代,是人人都为成功拼搏的年代,全民昂扬向上!一次次讲座轰动,一场场座位爆满!那时,您、李维国和我坐在礼堂后排,记得您是那么兴奋,镜片后面的目光熠熠闪亮。
我们经历了中国写作学会最艰难的日子。1981年11月,会长吴伯箫自英国访问归来,体检结果惊人,“晚期食道癌”!1982年7月,吴老因咯血第三次住进医院,之后并发肺炎,昏迷,直到8月永别人世。遗体告别仪式由吴老所在单位中国文研所主持,那是8月16日上午,天空飘着小雨,周扬、陈荒煤及许多作家赶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厅送行。您、李维国、政法学院的高潮先生和我,代表中国写作学会,向我们尊敬的已故会长吴伯箫作了最后告别。那之后,中国写作学会命途多舛,您与几位副会长、秘书长多次协商,还到我父亲家征求意见,最后由我父亲出面联系臧克家,由臧老出任第二届会长,学会工作才继续朝前走。
我们走过悲哀,也经历欢乐。记得有一次到桂林开会,北京的三位代表,您、李维国和我,始终相守。李维国和我很快发现,您识路能力不强,于是我俩算计捉弄您。第二天散会归来,李维国昂首走在前面,路过我们下榻的宾馆,仍旧往前走,紧随李维国的您停下来,看看宾馆,回头问我:这里是不是咱们住的地方啊?我走在最后,顾自唱着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此时停了唱,忍着乐答道:前面!您很虚心,放弃自己的意见,一副老实敦厚的样子,接着往前走。李维国和我再也忍不住,一下笑弯了腰!您明白了,宽厚地笑道:“好啊,你们欺负我记性不好!”
1983年,我在北师大分校已经立足,主持分校写作教研室工作,进入系委会,与学生融洽得难解难分,和他们郊游,为每份作文面批,刚好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很快被北师大老师看好。您作出决定,邀我到北师大讲授写作课。记得我第一次給中文系本科生在阶梯教室授课时,您和两位77级留校教师一直坐在后排,其中一位,就是后来与我同教一班、保持了半生友谊的桂青山。
我成为北师大写作教研室不在编的成员。那些年,我们一起编书,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写作教材;我们一起教学,每年我和桂青山把着一个班,老桂称这是我俩辛勤耕耘的实验田,而当时,您就是我们这个“帝国”的掌舵人。我忘记劳累,同时经营着本校、分校教学,两边奔波,忙得很投入、很快乐,废寝忘食。
大约80年代中期吧,有一天,您告诉我,北师大系委会给本科学生发卷,对各科教师教学质量进行民意测验,其中票数最高的是两位,您顿了一下,告诉我:“是你和刘××!”您笑起来:“你看,统计的高票数中,没有我们啊!”您的眼睛在镜片后闪亮。
我被派往中南海业大主讲写作,派往中央警卫局作高自考辅导,派往劳动人民文化宫科技馆作高自考辅导,一连三年如是。 您对我说,听到了各方面学生反馈,对我的教学工作满意,但是,您诚恳地说:不要忘记创作!那是你的事业!
其实,不论教学多忙,我都不曾忘记创作,那时,我对钟爱的报告文学创作已经作了一份生命投入,可还是不能突破自己。我的状态,正像后来在个人论著《文学的思考》序言里写的那样:“文学之海如此宏大,我立于它面前,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愚笨。每逢我将自己的竹篮沉入海中,期冀汲上很多水以垫厚我的艺术底蕴时,心里便涌上一片惭愧。”
您把自己编著的一本本著作送给我,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讲给我,促我提高。那时,您在“写作学”研究上已经处于全国领头位置,先后出版了《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基础写作学》等著作,在高校教师那一辈中,您属于最早用新方法治学的人。您激励我:一流的人才搞创作,如果你有一天不思创作了,那你的光亮就消失啦。
在那些焦灼的日子里,师恩就是一盏灯,有光亮、有温暖,一点点渗透进我的骨髓。
1985年,我终于挣脱苦闷,找到突破口,在采访李立三夫人李莎后,我将电影蒙太奇、小说意识流、诗歌节奏等诸种文艺手段运用到报告文学创作中,1985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这篇题为《從那片国土到这片国土》的散文化报告文学。之后,《新闻联播》播报消息,《散文选刊》《青年文摘》……转载,电视台配乐播出,并入围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我在教学之余,倾心写作,有创作,也有评论。其中占据半版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面面观》(《文艺报》1988年1月2日),引起您的关注,您指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概念,是郭冬首先提出并首倡……”多年后,我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会上与副会长丁晓原相逢,他惊讶道:“我不知道是您第一个提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个称谓,以后要更正之前的说法。”后来,他看到原文,果然在《文艺报》一篇评论中作了更正。刘老师,您听完我的叙述笑起来,脸上掠过喜悦,那喜悦使我深为感动。
后来,我不再到北师大任教,管自忙,直到有一天,接到您夫人田大姐的电话。田大姐说您病了,想和我商量一件事。我火烧火燎地赶往府上,您已经不能在有风景的窗口下写作,躺在床上,血压高,头晕。您说:“有一篇讲稿要写,可是我坐不起来,我口述,你帮助整理成文好不好?”我一口答应。那天,田大姐留我吃饭,我拗不过,留下,帮忙做了一个汤,是西红柿鸡蛋汤,我的做法有点特别,当场被您命名为“郭冬汤”。田大姐是个利落人,说笑间就掌握了做法,后来听说它成了刘府保留菜谱。
跟此事相关的另一件事,就不可思议了。有一天,田大姐打电话给我,我赶了去,见到您。您说,那篇讲稿发表了,要给我稿费,田大姐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我,我当然不收。过了几天,您问:“那天的稿费放在你大衣口袋里,看到了吧?”我愣住了,您问:“没有?”我老老实实答:“没有。”再问:“坐公共汽车?”答:“是,公共汽车。晚间,车上只有几个人。”您长叹一声:“天意如此!”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常常听到这声沉重的叹息!那是困难年代,人人工资不高,您素常为人大方,我知道信封里的钱肯定不少!
一直相遇,也一直告别。80年代中后期,您告诉我,已经离开北师大写作室,主持当代文学室工作了。那之后,我们都不再参与中国写作学会事宜,您致力于散文教学与研究,带硕士带博士,不断出版论著,发表论文,很快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散文文论家。我们的会面少下来,可我常常从报刊上读到您的见识。
我知道,您具有先天才情,又有后天家学,您的评论风格独树一帜,堪称“刘氏”风韵。您说过,自己的审美趣味偏于古典一脉。我发现,纵使是评论,也带有浓郁的文学味道,您那齐整的语句,好像谱成了曲子,可诵可歌,朗朗上口,就连标点符号也晕染着思情。最值得我佩服的,是您敢于与主流观念相左,特别是在文坛盛行挞伐之风否定一切时,您对杨朔、刘白羽等老一辈散文家的评述,高屋建瓴,指出《荔枝蜜》“梦”的结局,“使学步者竞相模拟而落入窠臼,自然不是作者应负的责任”,鲜明提出了“杨朔现象给我们教益”的主题(《当代艺术散文精选》)!您对艺术散文概念的界定,对散文至今还只是“文类”而非“文体”的阐述,对散文“自觉”“完整”理论建设刻不容缓的呼吁(《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对后起之秀的赞赏奖掖,使您蜚声国内外学界与文坛。不管我们是否相见,我都相信,我们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
逝者如斯,时光在一个点上胶着。1997年夏,我正在北师大程正民先生门下做文学理论访问学者,您约我来到中文系办公室。在场的还有一位老师,我认识,写作教研室主任李保初。李教授向我说明意图,明白了,他面临退休,想找到一位合适人选接替写作室负责工作,您推荐了我。那时,我还只是副教授,正在程正民先生指导下,准备资料申报正高,因而心生犹豫。您看出我的心思,劝说道:“你到师大来,利于你的发展,师大的确强手如林,可是你晚几年,总能够评上教授,还是离开分校过来吧。”为了调我进师大,您和李教授做了很多工作,找系领导沟通,找校人事处商谈调动程序……虽然后来事情卡在了一个意外环节,可是,我终生感激您的知遇之恩。
花开花落,转眼到了次年。1998年,我的正高职称批下来了,咱们自然会来一场聚会。
不知道啥时开始,您、齐大卫老师、桂青山和我,形成了一个“群”。咱们平时各自东西,有项目时合作,比如齐老师、桂青山与我合作撰写电视专题片,您与我合作到新闻学院、自来水公司等单位授课;无项目时找个餐厅聚一聚。咱们几乎每年一聚,见面时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时局新闻、家事稿件,想啥说啥。有时四个人都齐,有时少了一两位,但陆续坚持多年,也把北师大周边的好餐厅吃遍了。
1998年那场聚会在北师大对门的同春园,我做东,感谢两位恩师多年指教。席间,咱们交换了各自新近出版的书,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咱们热火朝天聊的,仍旧是科研、教学、创作。您也关心时政,总是对我说:你给我发的邮件,我都看,别忘了寄给我!那年代没有微信,我转给您的非主流媒体资料,您看得很仔细,只是打字慢,会偶尔给我回复,谈谈看法。那天,从我的晋升职称,谈到高校职称评审,你们素常轻声慢语、淡定温和,此刻却神情激越,滔滔评述,认为圈内积弊日久,怪事形形色色,使身陷其中者无奈。我只是听,不搭话。几年后,当我成为北京市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时,就是从你们当年的对话中,懂得了恪守公正的意义,因而一连5年,都兢兢业业坚守职责,没有收受过一文礼金。 我们的故事,在岁月里一级一级地延伸,越积越多。
2013年,在北太平庄一家餐厅相聚时,就只剩下了您和我。桂青山忙,是博导,正任珠海分校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而齐老师,在外地一家医院经历了肾衰、心衰、心梗的生死抢救后,于2011年3月病故。我们极力回避齐老师离世这一事实,可餐桌上仍旧弥漫着清冷,好久不散。我想起一个话题,就问,“刘老师,您是否记得1974年在维尼纶厂‘枪毙’过我的作文?”您微笑了,这时的您已经发福,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您反问:“有这事?”可不,40多年前的小事,谁记得住?您的嗓音依旧沙哑:“嗯,那个时候嘛,我们常用‘枪毙’这个词……”您开始把话往回找:“不过,我不会轻易枪毙学生作文,你看我当时的意见是不是有道理呀?”这是商量的口吻啦,我连忙说:“当然当然,肯定有道理!”在我多年任教的过程中,已经知道,阅读作文水平的高下,正是一个人评论能力的高下。依我当年的水平看,顶多是个没入门的文学青年,逢您指导,是我的荣幸哩!那天,咱们东拉西扯,慢慢咀嚼着那些渐行渐远的时光。记得您说,有时好像听见你唱歌。我反问,我唱歌?您说,是呀,在桂林唱的那支歌。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想笑,可却感到心中漫过一片伤感。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我与您最后一次相约。之后的2014年至2016年,我两度赴西藏采访,于2016年秋出版了一个长篇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我本当在两书出版后去探望您,可由于足部手术,只是与您通了电话。您的略微沙哑的聲音至今还流淌在我的记忆里,您说:“别太拼了,咱们都保重!”问您的身体,您像以往一样,告诉我,搭桥后心脏很稳定,没事儿。在我印象里,您并未重疴在身,我们还有的是时间相谈!您的思维活跃,距离不能写和不能走动的时候还很远!
可是,我错了!总以为一切来得及,其实一切正在过去!总以为拥有无尽相聚的时光,可缺少的恰恰是对您生命极限的预知!
刘老师、刘老师!此一去山高水远,您在哪儿?我、我呀,急哭的我,应该到哪里到哪里呀,与您再度相逢?
我突然想起您早年对我说过的话:“我的心灵是孤独的。”
那时,您把一支带着过滤嘴的香烟掰成了两半,缓缓地吸。我没有问,至今也不知晓,您为什么孤独呢?是这个世界不够大,不能够容纳您激越澎湃的思绪?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不够深沉,搭不上您厚重浩博的思考?
哦,刘老师!我看见的,分明是一颗不甘孤独的高傲灵魂!
下辈子,如果在横七纵八的街角上相遇,我敢说,我们能够一下认出彼此。那时,您还是师,我还是生!
2017年清明于北京
责任编辑 王虹艳
人说您走了,2017年1月15日离去,可是,我不相信,不、相、信!
一切恍如昨日……
那是1974年吧,我在读大二,全班受命去门头沟军庄公社进行调研,返校后,我写了篇调查报告。没想到,在中北楼小组会议上,您盛赞此文。那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文革时代,我被视为“白专典型”,从系团总支委员位置落地,正经历着被疏离的无奈。记得您的神态,温文尔雅,镜片后面的目光智慧和善,全不在乎当时的风向。人的本性里,深埋着被社会吸收的渴望,我心底被迫掩藏的那股追求浪潮,就在此时,突然澎湃!那天,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刘锡庆;也记住了您的声音,那个略带沙哑而饱含激情的嗓音。
那之后,我发现,北师大篮球场上常有您奔跑的身影。您正值中年,健壮魁梧、肤色黝黑,男生都说您三步上篮的动作很优美。
没想到,接下来的急转弯,使我顿生窝火。
那年,我们七三级学生组成小分队,到北京郊区开门办学,我被分到顺义维尼纶厂,您作为教师编入这个团队。我按照要求,尽心尽力地写了一篇稿子,本想再度收获称赞,可是笑嘻嘻的同学带来一个坏消息:刘老师枪毙了你的稿子!那是不许读书的年代,作业成绩好坏全无关系,可是我受不了,自恃插队时发过几篇小文,不知天高地厚,一听“枪毙”这个词,就满心怨恼!
再见到您时,已经是1981年,我早已毕业,被北师大老师找回,送进北师大分校,我选择了写作学科任教,再度与您相逢,准确地说,是做了您和齐大卫老师的学生。你们讲课,我每课必听,我们的话题多起来。您说,咱们不是典型师生关系,不是课堂里的师与生。我说,那也是师生!咱们聊起来,方知您与我母同籍,您生于河南滑县牛屯,您家族的一位长者正是我母老师!呵呵,您笑道:“咱们具有师生渊源啊!”您出身于教授之家,生有一股书卷贵气,我很难相信您在北师大有过月底揭不开锅的时日,您也很难想象我插队时经受过的屈辱。我们庆幸一生中的黑暗日子已经过去,您思维敏捷,滔滔不绝。突然,您打断我说:“唉,你不要老是您呀您的好不好?”哦,您惯于平等,不愿意我用尊称。我试了试,总觉得用“你”失礼,于是人前背后仍旧以师相敬,以“您”相称,您笑笑,不再为难我。
不知命运搭上哪根弦,让眼前的路突然闪烁出一片光彩。您带我走进中国写作学会,那是全国高校写作教师的学术团体,作为新兵能够参与学会初创工作,有多么荣幸!学会秘书处征得会长吴伯箫同意,派我担任会长秘书,协助处理日常会务。您是副会长,我跟随您为中国写作学会的繁荣奔波。忙碌是一种幸福,我承受过太多光阴飞逝的失落,承受过太多强权威压的愤懑,现在,只渴望为自己喜欢的事业奉献激情。记得学会的全国第一期高校写作教师培训班,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举办,您牵头拟定了当时最知名的作家讲课名单,我与中央电大李维国老师分头邀请。在那个初夏,我装好父亲的七八封手书,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奔跑,到三里屯邀请刘宾雁,到前三门邀请王蒙,到府右街邀请刘绍棠,到劲松邀请理由……那个年头私宅极少有电话,无法预约,所幸敲开哪家宅门,主人都在。那是知识分子渴求知识的年代,是教师抢救时光的年代,是人人都为成功拼搏的年代,全民昂扬向上!一次次讲座轰动,一场场座位爆满!那时,您、李维国和我坐在礼堂后排,记得您是那么兴奋,镜片后面的目光熠熠闪亮。
我们经历了中国写作学会最艰难的日子。1981年11月,会长吴伯箫自英国访问归来,体检结果惊人,“晚期食道癌”!1982年7月,吴老因咯血第三次住进医院,之后并发肺炎,昏迷,直到8月永别人世。遗体告别仪式由吴老所在单位中国文研所主持,那是8月16日上午,天空飘着小雨,周扬、陈荒煤及许多作家赶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厅送行。您、李维国、政法学院的高潮先生和我,代表中国写作学会,向我们尊敬的已故会长吴伯箫作了最后告别。那之后,中国写作学会命途多舛,您与几位副会长、秘书长多次协商,还到我父亲家征求意见,最后由我父亲出面联系臧克家,由臧老出任第二届会长,学会工作才继续朝前走。
我们走过悲哀,也经历欢乐。记得有一次到桂林开会,北京的三位代表,您、李维国和我,始终相守。李维国和我很快发现,您识路能力不强,于是我俩算计捉弄您。第二天散会归来,李维国昂首走在前面,路过我们下榻的宾馆,仍旧往前走,紧随李维国的您停下来,看看宾馆,回头问我:这里是不是咱们住的地方啊?我走在最后,顾自唱着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此时停了唱,忍着乐答道:前面!您很虚心,放弃自己的意见,一副老实敦厚的样子,接着往前走。李维国和我再也忍不住,一下笑弯了腰!您明白了,宽厚地笑道:“好啊,你们欺负我记性不好!”
1983年,我在北师大分校已经立足,主持分校写作教研室工作,进入系委会,与学生融洽得难解难分,和他们郊游,为每份作文面批,刚好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很快被北师大老师看好。您作出决定,邀我到北师大讲授写作课。记得我第一次給中文系本科生在阶梯教室授课时,您和两位77级留校教师一直坐在后排,其中一位,就是后来与我同教一班、保持了半生友谊的桂青山。
我成为北师大写作教研室不在编的成员。那些年,我们一起编书,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写作教材;我们一起教学,每年我和桂青山把着一个班,老桂称这是我俩辛勤耕耘的实验田,而当时,您就是我们这个“帝国”的掌舵人。我忘记劳累,同时经营着本校、分校教学,两边奔波,忙得很投入、很快乐,废寝忘食。
大约80年代中期吧,有一天,您告诉我,北师大系委会给本科学生发卷,对各科教师教学质量进行民意测验,其中票数最高的是两位,您顿了一下,告诉我:“是你和刘××!”您笑起来:“你看,统计的高票数中,没有我们啊!”您的眼睛在镜片后闪亮。
我被派往中南海业大主讲写作,派往中央警卫局作高自考辅导,派往劳动人民文化宫科技馆作高自考辅导,一连三年如是。 您对我说,听到了各方面学生反馈,对我的教学工作满意,但是,您诚恳地说:不要忘记创作!那是你的事业!
其实,不论教学多忙,我都不曾忘记创作,那时,我对钟爱的报告文学创作已经作了一份生命投入,可还是不能突破自己。我的状态,正像后来在个人论著《文学的思考》序言里写的那样:“文学之海如此宏大,我立于它面前,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愚笨。每逢我将自己的竹篮沉入海中,期冀汲上很多水以垫厚我的艺术底蕴时,心里便涌上一片惭愧。”
您把自己编著的一本本著作送给我,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讲给我,促我提高。那时,您在“写作学”研究上已经处于全国领头位置,先后出版了《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基础写作学》等著作,在高校教师那一辈中,您属于最早用新方法治学的人。您激励我:一流的人才搞创作,如果你有一天不思创作了,那你的光亮就消失啦。
在那些焦灼的日子里,师恩就是一盏灯,有光亮、有温暖,一点点渗透进我的骨髓。
1985年,我终于挣脱苦闷,找到突破口,在采访李立三夫人李莎后,我将电影蒙太奇、小说意识流、诗歌节奏等诸种文艺手段运用到报告文学创作中,1985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这篇题为《從那片国土到这片国土》的散文化报告文学。之后,《新闻联播》播报消息,《散文选刊》《青年文摘》……转载,电视台配乐播出,并入围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我在教学之余,倾心写作,有创作,也有评论。其中占据半版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面面观》(《文艺报》1988年1月2日),引起您的关注,您指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概念,是郭冬首先提出并首倡……”多年后,我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会上与副会长丁晓原相逢,他惊讶道:“我不知道是您第一个提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个称谓,以后要更正之前的说法。”后来,他看到原文,果然在《文艺报》一篇评论中作了更正。刘老师,您听完我的叙述笑起来,脸上掠过喜悦,那喜悦使我深为感动。
后来,我不再到北师大任教,管自忙,直到有一天,接到您夫人田大姐的电话。田大姐说您病了,想和我商量一件事。我火烧火燎地赶往府上,您已经不能在有风景的窗口下写作,躺在床上,血压高,头晕。您说:“有一篇讲稿要写,可是我坐不起来,我口述,你帮助整理成文好不好?”我一口答应。那天,田大姐留我吃饭,我拗不过,留下,帮忙做了一个汤,是西红柿鸡蛋汤,我的做法有点特别,当场被您命名为“郭冬汤”。田大姐是个利落人,说笑间就掌握了做法,后来听说它成了刘府保留菜谱。
跟此事相关的另一件事,就不可思议了。有一天,田大姐打电话给我,我赶了去,见到您。您说,那篇讲稿发表了,要给我稿费,田大姐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我,我当然不收。过了几天,您问:“那天的稿费放在你大衣口袋里,看到了吧?”我愣住了,您问:“没有?”我老老实实答:“没有。”再问:“坐公共汽车?”答:“是,公共汽车。晚间,车上只有几个人。”您长叹一声:“天意如此!”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常常听到这声沉重的叹息!那是困难年代,人人工资不高,您素常为人大方,我知道信封里的钱肯定不少!
一直相遇,也一直告别。80年代中后期,您告诉我,已经离开北师大写作室,主持当代文学室工作了。那之后,我们都不再参与中国写作学会事宜,您致力于散文教学与研究,带硕士带博士,不断出版论著,发表论文,很快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散文文论家。我们的会面少下来,可我常常从报刊上读到您的见识。
我知道,您具有先天才情,又有后天家学,您的评论风格独树一帜,堪称“刘氏”风韵。您说过,自己的审美趣味偏于古典一脉。我发现,纵使是评论,也带有浓郁的文学味道,您那齐整的语句,好像谱成了曲子,可诵可歌,朗朗上口,就连标点符号也晕染着思情。最值得我佩服的,是您敢于与主流观念相左,特别是在文坛盛行挞伐之风否定一切时,您对杨朔、刘白羽等老一辈散文家的评述,高屋建瓴,指出《荔枝蜜》“梦”的结局,“使学步者竞相模拟而落入窠臼,自然不是作者应负的责任”,鲜明提出了“杨朔现象给我们教益”的主题(《当代艺术散文精选》)!您对艺术散文概念的界定,对散文至今还只是“文类”而非“文体”的阐述,对散文“自觉”“完整”理论建设刻不容缓的呼吁(《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对后起之秀的赞赏奖掖,使您蜚声国内外学界与文坛。不管我们是否相见,我都相信,我们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
逝者如斯,时光在一个点上胶着。1997年夏,我正在北师大程正民先生门下做文学理论访问学者,您约我来到中文系办公室。在场的还有一位老师,我认识,写作教研室主任李保初。李教授向我说明意图,明白了,他面临退休,想找到一位合适人选接替写作室负责工作,您推荐了我。那时,我还只是副教授,正在程正民先生指导下,准备资料申报正高,因而心生犹豫。您看出我的心思,劝说道:“你到师大来,利于你的发展,师大的确强手如林,可是你晚几年,总能够评上教授,还是离开分校过来吧。”为了调我进师大,您和李教授做了很多工作,找系领导沟通,找校人事处商谈调动程序……虽然后来事情卡在了一个意外环节,可是,我终生感激您的知遇之恩。
花开花落,转眼到了次年。1998年,我的正高职称批下来了,咱们自然会来一场聚会。
不知道啥时开始,您、齐大卫老师、桂青山和我,形成了一个“群”。咱们平时各自东西,有项目时合作,比如齐老师、桂青山与我合作撰写电视专题片,您与我合作到新闻学院、自来水公司等单位授课;无项目时找个餐厅聚一聚。咱们几乎每年一聚,见面时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时局新闻、家事稿件,想啥说啥。有时四个人都齐,有时少了一两位,但陆续坚持多年,也把北师大周边的好餐厅吃遍了。
1998年那场聚会在北师大对门的同春园,我做东,感谢两位恩师多年指教。席间,咱们交换了各自新近出版的书,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咱们热火朝天聊的,仍旧是科研、教学、创作。您也关心时政,总是对我说:你给我发的邮件,我都看,别忘了寄给我!那年代没有微信,我转给您的非主流媒体资料,您看得很仔细,只是打字慢,会偶尔给我回复,谈谈看法。那天,从我的晋升职称,谈到高校职称评审,你们素常轻声慢语、淡定温和,此刻却神情激越,滔滔评述,认为圈内积弊日久,怪事形形色色,使身陷其中者无奈。我只是听,不搭话。几年后,当我成为北京市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时,就是从你们当年的对话中,懂得了恪守公正的意义,因而一连5年,都兢兢业业坚守职责,没有收受过一文礼金。 我们的故事,在岁月里一级一级地延伸,越积越多。
2013年,在北太平庄一家餐厅相聚时,就只剩下了您和我。桂青山忙,是博导,正任珠海分校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而齐老师,在外地一家医院经历了肾衰、心衰、心梗的生死抢救后,于2011年3月病故。我们极力回避齐老师离世这一事实,可餐桌上仍旧弥漫着清冷,好久不散。我想起一个话题,就问,“刘老师,您是否记得1974年在维尼纶厂‘枪毙’过我的作文?”您微笑了,这时的您已经发福,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您反问:“有这事?”可不,40多年前的小事,谁记得住?您的嗓音依旧沙哑:“嗯,那个时候嘛,我们常用‘枪毙’这个词……”您开始把话往回找:“不过,我不会轻易枪毙学生作文,你看我当时的意见是不是有道理呀?”这是商量的口吻啦,我连忙说:“当然当然,肯定有道理!”在我多年任教的过程中,已经知道,阅读作文水平的高下,正是一个人评论能力的高下。依我当年的水平看,顶多是个没入门的文学青年,逢您指导,是我的荣幸哩!那天,咱们东拉西扯,慢慢咀嚼着那些渐行渐远的时光。记得您说,有时好像听见你唱歌。我反问,我唱歌?您说,是呀,在桂林唱的那支歌。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想笑,可却感到心中漫过一片伤感。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我与您最后一次相约。之后的2014年至2016年,我两度赴西藏采访,于2016年秋出版了一个长篇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我本当在两书出版后去探望您,可由于足部手术,只是与您通了电话。您的略微沙哑的聲音至今还流淌在我的记忆里,您说:“别太拼了,咱们都保重!”问您的身体,您像以往一样,告诉我,搭桥后心脏很稳定,没事儿。在我印象里,您并未重疴在身,我们还有的是时间相谈!您的思维活跃,距离不能写和不能走动的时候还很远!
可是,我错了!总以为一切来得及,其实一切正在过去!总以为拥有无尽相聚的时光,可缺少的恰恰是对您生命极限的预知!
刘老师、刘老师!此一去山高水远,您在哪儿?我、我呀,急哭的我,应该到哪里到哪里呀,与您再度相逢?
我突然想起您早年对我说过的话:“我的心灵是孤独的。”
那时,您把一支带着过滤嘴的香烟掰成了两半,缓缓地吸。我没有问,至今也不知晓,您为什么孤独呢?是这个世界不够大,不能够容纳您激越澎湃的思绪?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不够深沉,搭不上您厚重浩博的思考?
哦,刘老师!我看见的,分明是一颗不甘孤独的高傲灵魂!
下辈子,如果在横七纵八的街角上相遇,我敢说,我们能够一下认出彼此。那时,您还是师,我还是生!
2017年清明于北京
责任编辑 王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