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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太局势不断变化，特别是特朗普政权上台后美国调整其亚太政策的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战略性外交”也在经受冲击与考验。日本相当担忧日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的走势则充满警惕。
“四面出击”的安倍政府
今年以来，安倍政府的外交较为忙碌。除继续“稳固周边”、强化与东盟、印、澳等“地区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外，另一重点是与美国、欧盟等西方“盟友”加强协调，强化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的角色与作用。继2月访美、3月访欧后，在5月意大利G7峰会上，安倍又借机开展首脑外交，以加强G7团结为名“担负起沟通桥梁的角色”，谋求主导议程。在日本的推动下，G7会议公报除对朝鲜局势发表看法外，还对东海、南海局势表达“关切”，声称要“维护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域规则秩序”。日本还计划与意大利、德国和瑞典签署《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让协定》，进行武器装备联合开发。之前日本已与英、法签署了该协议，现在则试图扩大合作范围。对此《日本经济新闻》评论称，日本联合欧美在南海问题上发声，旨在牵制中国“以强力改变现状”的举动，而日本与欧洲强化军事合作，也有阻止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意图。
同时，安倍也对中、韩做出了一些“主动姿态”，通过所谓“特使外交”“亲笔信外交”，以实现首脑会谈为目标，寻求改善与中、韩两大邻国的关系。对华方面，日本官方将“一带一路”作为改善中日关系气氛的切入点。5月中旬，安倍委托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携其亲笔信访华，会见习近平主席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日，与安倍及其主要外交幕僚会谈。6月初，安倍在“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上表示，日方愿意“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与中国就“一带一路”进行合作。对韩方面，韩新总统文在寅上台后，安倍就与其通电话并在东京会见其特使。6月上旬，二阶俊博再次作为安倍特使，携其亲笔信率团访韩，受到文在寅接见。关于与中韩首脑的会谈，日本政府的“理想打算”是：首先在今年7月的德国G20峰会上安倍与中、韩领导人会面，然后安倍明年访问中国，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此基础上促成习近平主席明年下半年访日。
2017年6月12日，韩国首尔，韩国总统文在寅接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名为“平衡”，实为“附美”
日本的上述举措看似在寻求政策平衡，但实质上依然是“跟随美国方向前进”，实现“日美同步”。4月中旬，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参加日美经济对话。意大利G7峰会开幕前，安倍和特朗普再次举行首脑会谈，安倍还邀请特朗普今年秋天访日。同时，日本以更强的积极性与美国展开军事合作，力主将同盟一体化“做实”。5月初，日本“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首次执行了新安保法所允许的“美舰防护”任务。6月初，日美在日本海至冲绳以东海域联合训练。6月中旬，“出云”号等日舰还和美航母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做出联合干预南海问题的态势。
而从日本外交全局看，安倍政府的“四面出击”显然也受到了美国对外政策变化的牵引。由于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尚不明朗，日本近期在亚太的外交行动都带有“重新巩固立足点”的考虑。拉拢欧洲各国的目的之一，也是稳固日本自身在西方阵营地位，增加影响美国政策的底气和筹码。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微妙变化”让日本危机感增强，进而跟随美国“调整站位”。日本政府向“一带一路”示好，显然是看到4月“习特会”后特朗普对华态度缓和，于是开始借缓和日中关系为自己“买保险”和“留后路”。参考“历史教训”，日本最大的担忧莫过于在对华政策上再次被美国“越顶”。在日本看来，中美如果接近并“做起交易”，意味着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被边缘化。在此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向中国“靠近一步”，另一方面劝说美国与中国“保持距离”，试图确保中美日三边的“动态平衡”有利于日本。
一直以来，日本外交“附美”本色难改，而安倍政府则加剧了这一倾向。“战略性外交”看似扩大了日本的外交视野，但其焦点却依然集中在美国身上，而且“姿势”的平衡感实际上越来越差。尽管在对美外交上频繁出招，并为了美国大幅修改了上半年的外交日程，日本依然感到相当不安，认为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可能会放弃原则，和中国做危险的交易”，“相比中国这样不够透明、但又可以合作的对手，特朗普对于日本这样知根知底的盟国反而可能更严厉”。 这样的不安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自主意识，在“借同盟之力，而最终脱同盟而自立”的目标导引下，日本的“附美”行动体现为两个基本层次：一方面，紧密盯住美国的政策动向，据此不断调整日本的应对措施，避免可能的外交困局;另一方面，积极介入美国的地区战略，继续以对美国的支持换取美国的战略支持，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增强日本的自主外交与安保能力。
在日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日本战略精英们目前的共识是：日本外交更需要“紧紧抓住美国”。4月初，包括田中明彦、北冈伸一、中西宽等对安倍有重要影响的外交智囊的“富士山会议”特别工作组发表题为《建立更稳固的同盟》的政策建议书，指出日美应确保在核心理念和原则方面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为应对“朝鲜威胁”共同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并积极构建日美韩、日美澳、日美印等三边安全框架。可以看出，日本外交当前的战略思考已经“深度依赖”美国及其战略，“强化同盟”成为破解一切问题的答案，其政策布局也必然围绕此展开。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日本外交将继续沿着“附美路线”而“四面出击”。
外交悬案难以解决
当前，安倍政府试图通过增强日本外交的主动性和“战略性”，拓展外交空间并“打破悬案”，并以此作为政权业绩。但事实上，现在的“战略性外交”已经有流于形式、陷入迷途的迹象。从近邻外交看，战略博弈仍将是中日关系的“主调”。考虑到日本仍利用南海等问题针对中国，并未放弃构筑“对华包围网”，中日之间将依然“保持微妙而确实的距离”。由于韩国新政权在慰安妇问题、争议领土问题上坚决捍卫自主利益，日韩分歧在短期内很难彻底弥合。由于美国的干预以及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安倍政府所寄予厚望的对俄外交，特别是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这一悬案的解决也陷入僵局。當然，还包括日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尽管日美同盟的强化是日本可依赖的外交“基本盘”，但基于日美在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上显而易见的分歧，双方的亚太政策很难同步，战略合作和摩擦将并存。因此，安倍政府想要“在各个方向都争取到外交成果”，显然并不容易。
日本外交的当前困境，根源在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站位”存在问题。正如美国《外交》杂志曾刊文指出，战后的日本外交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独立的一极，在亚洲和西方之间扮演桥梁角色，但它最终选择依附于霸权国，并以西方阵营一员自居，“国际体系中的位置选择决定了日本人关于国家方向的共识”。而到了现在，基于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与遏制冲动，在中美日三边中，日本更难以做到“站位”平衡，而是坚决“附美”，利用传统军事同盟作为后盾，并主动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我阵营”，以此作为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手段。一定程度上说，依附霸权与假想敌思维让日本丧失了战略独立的可能性。传统军事同盟中的盟国在利用同盟针对共同敌人的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理性选择的余地，甚至可能因共同敌人而首先内部分裂，这在日美同盟中已经有所体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以意识形态划线搞“价值观外交”，但安倍想要拉拢的特朗普，却让美国转向反全球化和反自由主义立场，让日本的政策面临尴尬;而原本被日本指责“反普世价值”的中国，则承担起了引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角色。因而也有评论指出，安倍原本打算用“价值观外交”构筑“对华包围网”，但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包围谁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四面出击”的安倍政府
今年以来，安倍政府的外交较为忙碌。除继续“稳固周边”、强化与东盟、印、澳等“地区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外，另一重点是与美国、欧盟等西方“盟友”加强协调，强化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的角色与作用。继2月访美、3月访欧后，在5月意大利G7峰会上，安倍又借机开展首脑外交，以加强G7团结为名“担负起沟通桥梁的角色”，谋求主导议程。在日本的推动下，G7会议公报除对朝鲜局势发表看法外，还对东海、南海局势表达“关切”，声称要“维护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域规则秩序”。日本还计划与意大利、德国和瑞典签署《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让协定》，进行武器装备联合开发。之前日本已与英、法签署了该协议，现在则试图扩大合作范围。对此《日本经济新闻》评论称，日本联合欧美在南海问题上发声，旨在牵制中国“以强力改变现状”的举动，而日本与欧洲强化军事合作，也有阻止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意图。
同时，安倍也对中、韩做出了一些“主动姿态”，通过所谓“特使外交”“亲笔信外交”，以实现首脑会谈为目标，寻求改善与中、韩两大邻国的关系。对华方面，日本官方将“一带一路”作为改善中日关系气氛的切入点。5月中旬，安倍委托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携其亲笔信访华，会见习近平主席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日，与安倍及其主要外交幕僚会谈。6月初，安倍在“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上表示，日方愿意“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与中国就“一带一路”进行合作。对韩方面，韩新总统文在寅上台后，安倍就与其通电话并在东京会见其特使。6月上旬，二阶俊博再次作为安倍特使，携其亲笔信率团访韩，受到文在寅接见。关于与中韩首脑的会谈，日本政府的“理想打算”是：首先在今年7月的德国G20峰会上安倍与中、韩领导人会面，然后安倍明年访问中国，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此基础上促成习近平主席明年下半年访日。
名为“平衡”，实为“附美”
日本的上述举措看似在寻求政策平衡，但实质上依然是“跟随美国方向前进”，实现“日美同步”。4月中旬，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参加日美经济对话。意大利G7峰会开幕前，安倍和特朗普再次举行首脑会谈，安倍还邀请特朗普今年秋天访日。同时，日本以更强的积极性与美国展开军事合作，力主将同盟一体化“做实”。5月初，日本“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首次执行了新安保法所允许的“美舰防护”任务。6月初，日美在日本海至冲绳以东海域联合训练。6月中旬，“出云”号等日舰还和美航母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做出联合干预南海问题的态势。
而从日本外交全局看，安倍政府的“四面出击”显然也受到了美国对外政策变化的牵引。由于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尚不明朗，日本近期在亚太的外交行动都带有“重新巩固立足点”的考虑。拉拢欧洲各国的目的之一，也是稳固日本自身在西方阵营地位，增加影响美国政策的底气和筹码。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微妙变化”让日本危机感增强，进而跟随美国“调整站位”。日本政府向“一带一路”示好，显然是看到4月“习特会”后特朗普对华态度缓和，于是开始借缓和日中关系为自己“买保险”和“留后路”。参考“历史教训”，日本最大的担忧莫过于在对华政策上再次被美国“越顶”。在日本看来，中美如果接近并“做起交易”，意味着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被边缘化。在此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向中国“靠近一步”，另一方面劝说美国与中国“保持距离”，试图确保中美日三边的“动态平衡”有利于日本。
一直以来，日本外交“附美”本色难改，而安倍政府则加剧了这一倾向。“战略性外交”看似扩大了日本的外交视野，但其焦点却依然集中在美国身上，而且“姿势”的平衡感实际上越来越差。尽管在对美外交上频繁出招，并为了美国大幅修改了上半年的外交日程，日本依然感到相当不安，认为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可能会放弃原则，和中国做危险的交易”，“相比中国这样不够透明、但又可以合作的对手，特朗普对于日本这样知根知底的盟国反而可能更严厉”。 这样的不安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自主意识，在“借同盟之力，而最终脱同盟而自立”的目标导引下，日本的“附美”行动体现为两个基本层次：一方面，紧密盯住美国的政策动向，据此不断调整日本的应对措施，避免可能的外交困局;另一方面，积极介入美国的地区战略，继续以对美国的支持换取美国的战略支持，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增强日本的自主外交与安保能力。
在日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日本战略精英们目前的共识是：日本外交更需要“紧紧抓住美国”。4月初，包括田中明彦、北冈伸一、中西宽等对安倍有重要影响的外交智囊的“富士山会议”特别工作组发表题为《建立更稳固的同盟》的政策建议书，指出日美应确保在核心理念和原则方面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为应对“朝鲜威胁”共同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并积极构建日美韩、日美澳、日美印等三边安全框架。可以看出，日本外交当前的战略思考已经“深度依赖”美国及其战略，“强化同盟”成为破解一切问题的答案，其政策布局也必然围绕此展开。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日本外交将继续沿着“附美路线”而“四面出击”。
外交悬案难以解决
当前，安倍政府试图通过增强日本外交的主动性和“战略性”，拓展外交空间并“打破悬案”，并以此作为政权业绩。但事实上，现在的“战略性外交”已经有流于形式、陷入迷途的迹象。从近邻外交看，战略博弈仍将是中日关系的“主调”。考虑到日本仍利用南海等问题针对中国，并未放弃构筑“对华包围网”，中日之间将依然“保持微妙而确实的距离”。由于韩国新政权在慰安妇问题、争议领土问题上坚决捍卫自主利益，日韩分歧在短期内很难彻底弥合。由于美国的干预以及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安倍政府所寄予厚望的对俄外交，特别是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这一悬案的解决也陷入僵局。當然，还包括日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尽管日美同盟的强化是日本可依赖的外交“基本盘”，但基于日美在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上显而易见的分歧，双方的亚太政策很难同步，战略合作和摩擦将并存。因此，安倍政府想要“在各个方向都争取到外交成果”，显然并不容易。
日本外交的当前困境，根源在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站位”存在问题。正如美国《外交》杂志曾刊文指出，战后的日本外交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独立的一极，在亚洲和西方之间扮演桥梁角色，但它最终选择依附于霸权国，并以西方阵营一员自居，“国际体系中的位置选择决定了日本人关于国家方向的共识”。而到了现在，基于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与遏制冲动，在中美日三边中，日本更难以做到“站位”平衡，而是坚决“附美”，利用传统军事同盟作为后盾，并主动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我阵营”，以此作为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手段。一定程度上说，依附霸权与假想敌思维让日本丧失了战略独立的可能性。传统军事同盟中的盟国在利用同盟针对共同敌人的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理性选择的余地，甚至可能因共同敌人而首先内部分裂，这在日美同盟中已经有所体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以意识形态划线搞“价值观外交”，但安倍想要拉拢的特朗普，却让美国转向反全球化和反自由主义立场，让日本的政策面临尴尬;而原本被日本指责“反普世价值”的中国，则承担起了引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角色。因而也有评论指出，安倍原本打算用“价值观外交”构筑“对华包围网”，但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包围谁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