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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未名湖以北，三面水系环绕出一处别致的园子，名朗润园。温和润泽，大概是这所园子的命名者——清咸丰恭亲王奕?为此地冠名“朗润园”的缘由，也暗合了这里日后作为治学之所该有的清朗和蕴藉。
如今，这里更为人知晓的名字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有人说这里是很多经济改革的思想策源地，有人说这里是足以影响中南海的经济学家“特区”，也有人把这里看成是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扇窗口。
21年前，当林毅夫、易纲、海闻和张维迎等“六君子”在未名湖畔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发院的前身）时，最初的期望就不止于做一个普通的学术机构，而政策研究则一直是其核心竞争力。
当国家智库的概念逐渐浮出水面，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群几乎清一色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教育的海归们，却不约而同地聚焦现实中国：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2008年10月25日，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
2012年的冬天，姚洋接替期满卸任的周其仁，成为国发院的第三任院长。
“回顾起来，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今天的NSD（国家发展研究院）有两个渊源，一个是发展所和体改所，另一个是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周其仁、黄益平和沈明高是发展所的，宋国青和张维迎是体改所的;易纲和海闻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其后加入CCER或NSD的陈平、张晓波、刘国恩和林双林也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姚洋总结，CCER和NSD的性格，也是由这两个渊源决定的。
“发展所的传统是很明显的，就是奠定了我们关注中国问题的着眼点，特别是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等老一批学者，对后来年轻学者在这个方向的传承有很深的影响。姚洋认为，至于大部分成员都有海外留学背景，这一点却并非刻意，“以后没有海外背景的学者也会越来越多。”
在过去的20年中，国发院几乎参与了中国的每一次改革进程，前瞻性地提出了众多重大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的农村土地改革，老鼠仓的揭露，再到国企改革、电信改革，再到如今的医改、城镇化方案等。
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等人在各自领域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核心参与者。
在姚洋看来，立足现实研究现实问题，再回归学术，形成系统性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引领改革话题，是国发院最核心的优势所在。
“我们是高校里的智库，做的研究和其他智库，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交流中心不同，他们是直接服务于政府，而且要提出很多明确的建议，政策性建议。”姚洋认为，国发院以学者为主，特长不在于提出很明确的政策建议，而是要提出长期性、理念性的问题。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摄影/董洁旭
学者的政策主张不能得到决策者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书生不了解“真实世界”，提出来的观点往往脱离实际、可操作性差。
黄益平在国发院出版的新书《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的序言中谈到，朗润园就没有这个问题，一些著名教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和张维迎，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在改革初期就已经开始从事政策分析。赵耀辉、张晓波等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组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或者深入基层调研，把脉实体经济状况。在资深教授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年轻教授们积极参与基层调研和政策分析。
至于研究的方向，姚洋始终强调，“完全是各位学者自己的兴趣”。尽管国发院每年要承担很多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命题作文”，但多数时间，国发院更偏向于自己的独立研究。学者通过自主的调查、取证、研究，为中央提供报告与建议，以便相应政策做出及时调整。这种自主研究不一定抓取当前热点，但会成为接下来五年的热点。
智库需要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才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决策。有人认为，“关系就是一切”。如果智库专家不能进入政府的会议室、见不到决策者，其影响力肯定会打折扣。
以美国智库为例，绝大多数成功的智库都在华盛顿，智库聘任政府或国际组织离任官员的现象也很普遍，布鲁金斯学会就是一个著名的“旋转门”。
黄益平目前在国发院主持智库工作，在他看来，国内的情形也一样。人们经常会在媒体上看到，朗润园的教授们通过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经常与非经常的渠道向决策者们提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并提出政策主张，他们也频繁地受邀参加总书记、总理和各部门包括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等召集的专家座谈会。
不过，黄益平认为，智库和决策者幕僚有根本的区别，“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
即使是官方智库，也总有独立的声音发出，黄益平举例，官方智库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余永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世锦等，都独立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主张。
“政府关系仅仅只是一块敲门砖，智库的影响力最终还得取决于政策研究的质量。”在黄益平看来，智库研究报告既要求学术严谨性，也需要政策可操作性。学术素养和政策经验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政策建议的渠道则多种多样。姚洋介绍，“有非常制度化的渠道，比如中办下任务到学校让我们写东西，还有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些研究安排，还有相对更直接一点的，比如林毅夫目前是国务院参事，负责宏观经济，每个季度要给总理写报告。” 国发院的学者，还被请进中南海，成为“中南海讲师”，李玲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2003年，在美国工作十年的李玲回国，成为国发院的第二代青年学者。李玲回国后，面对的是新一届政府已经展开一轮的医改方案;而非典的突袭，更是将她推上了医改方案的前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直是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重要智库，进入中心仅三年时间，李玲便收到了政府抛来的“绣球”，受邀给国家领导人讲课。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始于2002 年12 月26 日。自此以后，不时会有各领域领军的专家学者被邀请进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上课。
2006年10月23日，李玲走进了中南海，给领导们讲了40多分钟。她事后回忆，那个“课堂”里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领导人围坐一桌，像学生一样准备好了笔和笔记本，讲课由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没有人交头接耳，只听见唰唰记笔记的声音。
而另一个更特殊的例子，则是学者“学而优则仕”，直接进入决策层，或者近距离为决策机构提供政策咨询，这一点在国发院尤其明显。
2008年，林毅夫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受聘为国务院参事。海闻先后当上了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易纲走上了仕途，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后升任副行长。2015年，黄益平入选中央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国恩和李玲教授是国务院医疗改革政策的重要咨询专家，卢锋教授主持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也长年为财政部提供G20峰会的学术支持。
国发院究竟是怎么发挥政策影响力的？黄益平曾有一个总结：对上报告，对外研讨。对上报告，就是教授跟决策者直接交流;对外研讨，则是就重大问题公开研讨。
“老百姓可能会有误解，作为智库，主要工作是跟高层领导谈话、呈递报告，但这其实不是我们主要做的，最主要的还是影响公众，参与公共讨论。”姚洋认为，多数智库都应该有这种思维，不要总把方式局限在“提一个政策建议就被政府采纳”，“这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领导做决策，也要权衡利弊，看大家如何讨论的，支持和反对的观点分别有什么”。
这种公共讨论的方式影响决策，最近让外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围绕交通部“专车新规”的激辩。
2015年10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新的“出租车指导意见”和 “专车新规”，其中，“专车新规”引发的争议极大，尤其在学界，声讨之声不绝于耳。10月15日晚，国发院的薛兆丰教授牵头主办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政策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在前期并未对外公开，也并未邀请交通部主政官员，但让组织方意想不到的是，《暂行办法》制定部门的两位负责人，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刘小明，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出租车管理处处长王秀春捕捉到研讨会的信息之后，也主动前来参会。
研讨会上，观点交锋十分激烈。作为法规的起草者，王秀春在现场表示，“今天来听会本来是听取专家意见的，没想到意见都如此尖锐，自己如同站到了审判台上。”
“交通部官员来之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和我们观点的分歧所在。”姚洋坦言，学者们的思维方式还是让官员感到震惊，“最重要的不是观念之别，而是思维方式的不同，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不一定全对，但给政府官员提供了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
这样的论争，经过媒体的报道和放大，变成了“北大专家深夜‘痛批’专车新规，交通部官员不请自来”在网上广为传播，很快成为舆论热点，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很大压力。“学者通常不会考虑传播的效果，他就是觉得‘专车新规’出来后，实在想要发表一下观点，我们应该开个会，就这么简单。”姚洋坦言，作为院长，如果由他来策划这个活动，他会考虑社会效果，但由学者来组织，则绝对不会考虑，“这也是学者的好处，他愿意做自己的事情，最后影响了公众。”
通过公共政策辩论影响决策层，同时起到很好的公众教育与启蒙作用，从而间接地影响决策和国家发展。
在姚洋看来，这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一种影响决策的方式，“如果反过来，学者们说，我们写个报告或者给总理写封信，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总理有可能会重视他们的观点，但达不到这个效果。”
国发院每年还举行大量的公开性的学术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品牌。常规活动有“中国经济报告会”。另一个系列活动是“朗润格政”，由黄益平主持，主要讨论一些公共政策。最大规模的是“中国经济年会”，国发院代表中国智库，与美国相应的智库沟通交流，对两国问题进行探讨。
2008年，林毅夫即将离开中国经济中心赴任世界银行。在离开之前，他办了两件事，一是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更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心的发展已经不局限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中国，研究经济不可能不研究政治。第二件事，是要选择一位新院长，而周其仁是一致被看好的人选。为了说服周其仁，林毅夫最后找来杜润生和王岐山才做通了周的工作。
“北大的传统是，发表意见的人多，但做事的人少。”姚洋坦言，整个北大面临的问题就是选不出干部来。
2012年，经由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的三人小组推荐，姚洋成为了国发院的第三任院长。在姚洋看来，他们选择自己的理由是，“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做事，有点担当的人吧。”
经历了21年发展，国发院既有传承，也有变迁。“林毅夫是创始人，他最初的梦想是把国发院做成一个类似KDI（韩国国际政策大学院）这样的政府的咨询机构，以经济为主的智囊。但在高校不容易实现，但他设计了很多制度，一直传承下来。”姚洋说周其仁在任期间，为国发院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很多物质基础，例如承泽园新区的国家立项和拨款，在内部管理也进行了很多改革。
而姚洋接任后，则将智库建设提到了与教学科研并重的地步，明确提出，国发院未来的目标是建成类似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再加上即将创办的“南南学院”，“未来在人才培养上，要培养跨越政、商、学三界的人才。” 2015年12月，国家公布了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名单，共有25家智库入选，北大国发院成为首批高端智库之一。在姚洋看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肯定。此外，国家将在第一年给予1000万的资金资助，对国发院也是实际的支持。
而无论如何变迁，深度集成民主和包容理念的“教授治院”始终是朗润园最核心的制度灵魂。
姚洋举例，国发院有自己的章程，章程的制定和修改，都必须经过国发院全体教师的投票表决，还被很多地方拿去当成范本。所有大的发展方向，比如国发院要承办南南学院，也要由全体教师讨论。如果有很多反对意见，就不能做。学术委员会的权力也很大，所有关于学术的规章制度都由这个学术委员会来制定，包括课程的设置、学生的培养方案、教师的职称评定。
“这一点，和北大的理念是一致的，在北大，所谓的校长、书记、院长，都是服务的。在全国高校里，只有北大真正做到了。”姚洋以北大招人为例，由各院系将候选对象上报人才评估小组，小组的成员全都由教授组成，而且人员经常变更。他们的投票是最终决定，校长也无权更改结果。
“过于强调制度化，将迅速扼杀朗润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制度，朗润园将陷入混乱。在变革与连续之间持续平衡的艺术，是朗润园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国发院的汪丁丁教授曾经撰文如此评价。
“国发院从成立之初就是‘特区’，工资待遇和人事制度，都很特殊。例如，国发院所有进来的教师，从讲师开始，都可以带博士。”姚洋说，这些制度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后来在一些院系中推广，“在博士的师生比方面，我们这里是老师比学生多，每届只有14个博士生，但有带博士资格的老师有36人，主动权完全在学生这里。”
学者们的自主权也很大。“教授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方向，做得好会有一个小团队。比如刘国恩教授，他有一个二十多人的团队，在外面租了房子，有自己的经费支持，每年还需要向国发院上缴一定的经费。”姚洋说，在刘国恩离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时，清华也在同一时间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去组建一个学院。但刘国恩还是选择了国发院，因为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没有行政压力，“那些不想当官，只想做自己喜欢的学术，同时又能产生政策影响力，这样的人会选择国发院。”
薪火相传，朗润园关注中国问题和政策研究的学术取向也在深刻影响着新一批的年轻学者。“年轻学者，在当上正教授之前，仍然要做很好的学术研究，要证明自己。”姚洋坦言，国发院对年轻学者的要求很高，一定要在某一个领域有扎实的研究，要做到出类拔萃，在各自领域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在那个年龄段和领域里，至少要成为排名前五的人物，否则说话根本没有影响力。”
除此以外，国发院更鼓励年轻教师心里都要有一个现实关照，做的研究必须有意义，要跟中国现实高度相关，“年轻老师来这里，都必然接受这种理念”。
汪丁丁曾提出一个设问，二十年来，是一群有着怎样品格的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朗润园里营造着以精神共同体为理想形态的社会网络。他的答案是，“人品与学品兼顾、传统与创新兼顾、以公共政策基础为主要研究领域”是朗润园深厚的文化基因。
获奖理由
在过去的20年里，这所智库参与了几乎每一次的中国改革研讨，在国企改革、电信改革、股市治理、新农村建设、土地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一些政策建议更是直接被政府所采纳。这个机构既是科学研究的自然延伸，也是全体教师践行经世济民理念的体现。如今，它已经被公认为世界知名的智库之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前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周其仁先后担任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积极参与政策研讨，构建独立智库，以综合性的知识集结服务于中国改革发展和全球新秩序的建设。
如今，这里更为人知晓的名字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有人说这里是很多经济改革的思想策源地，有人说这里是足以影响中南海的经济学家“特区”，也有人把这里看成是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扇窗口。
21年前，当林毅夫、易纲、海闻和张维迎等“六君子”在未名湖畔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发院的前身）时，最初的期望就不止于做一个普通的学术机构，而政策研究则一直是其核心竞争力。
当国家智库的概念逐渐浮出水面，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群几乎清一色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教育的海归们，却不约而同地聚焦现实中国：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引领改革话题
2008年10月25日，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
2012年的冬天，姚洋接替期满卸任的周其仁，成为国发院的第三任院长。
“回顾起来，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今天的NSD（国家发展研究院）有两个渊源，一个是发展所和体改所，另一个是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周其仁、黄益平和沈明高是发展所的，宋国青和张维迎是体改所的;易纲和海闻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其后加入CCER或NSD的陈平、张晓波、刘国恩和林双林也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姚洋总结，CCER和NSD的性格，也是由这两个渊源决定的。
“发展所的传统是很明显的，就是奠定了我们关注中国问题的着眼点，特别是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等老一批学者，对后来年轻学者在这个方向的传承有很深的影响。姚洋认为，至于大部分成员都有海外留学背景，这一点却并非刻意，“以后没有海外背景的学者也会越来越多。”
在过去的20年中，国发院几乎参与了中国的每一次改革进程，前瞻性地提出了众多重大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的农村土地改革，老鼠仓的揭露，再到国企改革、电信改革，再到如今的医改、城镇化方案等。
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等人在各自领域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核心参与者。
在姚洋看来，立足现实研究现实问题，再回归学术，形成系统性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引领改革话题，是国发院最核心的优势所在。
“我们是高校里的智库，做的研究和其他智库，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交流中心不同，他们是直接服务于政府，而且要提出很多明确的建议，政策性建议。”姚洋认为，国发院以学者为主，特长不在于提出很明确的政策建议，而是要提出长期性、理念性的问题。
学者的政策主张不能得到决策者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书生不了解“真实世界”，提出来的观点往往脱离实际、可操作性差。
黄益平在国发院出版的新书《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的序言中谈到，朗润园就没有这个问题，一些著名教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和张维迎，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在改革初期就已经开始从事政策分析。赵耀辉、张晓波等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组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或者深入基层调研，把脉实体经济状况。在资深教授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年轻教授们积极参与基层调研和政策分析。
至于研究的方向，姚洋始终强调，“完全是各位学者自己的兴趣”。尽管国发院每年要承担很多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命题作文”，但多数时间，国发院更偏向于自己的独立研究。学者通过自主的调查、取证、研究，为中央提供报告与建议，以便相应政策做出及时调整。这种自主研究不一定抓取当前热点，但会成为接下来五年的热点。
影响决策
智库需要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才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决策。有人认为，“关系就是一切”。如果智库专家不能进入政府的会议室、见不到决策者，其影响力肯定会打折扣。
以美国智库为例，绝大多数成功的智库都在华盛顿，智库聘任政府或国际组织离任官员的现象也很普遍，布鲁金斯学会就是一个著名的“旋转门”。
黄益平目前在国发院主持智库工作，在他看来，国内的情形也一样。人们经常会在媒体上看到，朗润园的教授们通过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经常与非经常的渠道向决策者们提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并提出政策主张，他们也频繁地受邀参加总书记、总理和各部门包括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等召集的专家座谈会。
不过，黄益平认为，智库和决策者幕僚有根本的区别，“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
即使是官方智库，也总有独立的声音发出，黄益平举例，官方智库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余永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世锦等，都独立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主张。
“政府关系仅仅只是一块敲门砖，智库的影响力最终还得取决于政策研究的质量。”在黄益平看来，智库研究报告既要求学术严谨性，也需要政策可操作性。学术素养和政策经验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政策建议的渠道则多种多样。姚洋介绍，“有非常制度化的渠道，比如中办下任务到学校让我们写东西，还有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些研究安排，还有相对更直接一点的，比如林毅夫目前是国务院参事，负责宏观经济，每个季度要给总理写报告。” 国发院的学者，还被请进中南海，成为“中南海讲师”，李玲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2003年，在美国工作十年的李玲回国，成为国发院的第二代青年学者。李玲回国后，面对的是新一届政府已经展开一轮的医改方案;而非典的突袭，更是将她推上了医改方案的前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直是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重要智库，进入中心仅三年时间，李玲便收到了政府抛来的“绣球”，受邀给国家领导人讲课。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始于2002 年12 月26 日。自此以后，不时会有各领域领军的专家学者被邀请进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上课。
2006年10月23日，李玲走进了中南海，给领导们讲了40多分钟。她事后回忆，那个“课堂”里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领导人围坐一桌，像学生一样准备好了笔和笔记本，讲课由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没有人交头接耳，只听见唰唰记笔记的声音。
而另一个更特殊的例子，则是学者“学而优则仕”，直接进入决策层，或者近距离为决策机构提供政策咨询，这一点在国发院尤其明显。
2008年，林毅夫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受聘为国务院参事。海闻先后当上了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易纲走上了仕途，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后升任副行长。2015年，黄益平入选中央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国恩和李玲教授是国务院医疗改革政策的重要咨询专家，卢锋教授主持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也长年为财政部提供G20峰会的学术支持。
公共讨论
国发院究竟是怎么发挥政策影响力的？黄益平曾有一个总结：对上报告，对外研讨。对上报告，就是教授跟决策者直接交流;对外研讨，则是就重大问题公开研讨。
“老百姓可能会有误解，作为智库，主要工作是跟高层领导谈话、呈递报告，但这其实不是我们主要做的，最主要的还是影响公众，参与公共讨论。”姚洋认为，多数智库都应该有这种思维，不要总把方式局限在“提一个政策建议就被政府采纳”，“这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领导做决策，也要权衡利弊，看大家如何讨论的，支持和反对的观点分别有什么”。
这种公共讨论的方式影响决策，最近让外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围绕交通部“专车新规”的激辩。
2015年10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新的“出租车指导意见”和 “专车新规”，其中，“专车新规”引发的争议极大，尤其在学界，声讨之声不绝于耳。10月15日晚，国发院的薛兆丰教授牵头主办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政策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在前期并未对外公开，也并未邀请交通部主政官员，但让组织方意想不到的是，《暂行办法》制定部门的两位负责人，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刘小明，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出租车管理处处长王秀春捕捉到研讨会的信息之后，也主动前来参会。
研讨会上，观点交锋十分激烈。作为法规的起草者，王秀春在现场表示，“今天来听会本来是听取专家意见的，没想到意见都如此尖锐，自己如同站到了审判台上。”
“交通部官员来之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和我们观点的分歧所在。”姚洋坦言，学者们的思维方式还是让官员感到震惊，“最重要的不是观念之别，而是思维方式的不同，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不一定全对，但给政府官员提供了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
这样的论争，经过媒体的报道和放大，变成了“北大专家深夜‘痛批’专车新规，交通部官员不请自来”在网上广为传播，很快成为舆论热点，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很大压力。“学者通常不会考虑传播的效果，他就是觉得‘专车新规’出来后，实在想要发表一下观点，我们应该开个会，就这么简单。”姚洋坦言，作为院长，如果由他来策划这个活动，他会考虑社会效果，但由学者来组织，则绝对不会考虑，“这也是学者的好处，他愿意做自己的事情，最后影响了公众。”
通过公共政策辩论影响决策层，同时起到很好的公众教育与启蒙作用，从而间接地影响决策和国家发展。
在姚洋看来，这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一种影响决策的方式，“如果反过来，学者们说，我们写个报告或者给总理写封信，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总理有可能会重视他们的观点，但达不到这个效果。”
国发院每年还举行大量的公开性的学术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品牌。常规活动有“中国经济报告会”。另一个系列活动是“朗润格政”，由黄益平主持，主要讨论一些公共政策。最大规模的是“中国经济年会”，国发院代表中国智库，与美国相应的智库沟通交流，对两国问题进行探讨。
学术特区
2008年，林毅夫即将离开中国经济中心赴任世界银行。在离开之前，他办了两件事，一是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更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心的发展已经不局限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中国，研究经济不可能不研究政治。第二件事，是要选择一位新院长，而周其仁是一致被看好的人选。为了说服周其仁，林毅夫最后找来杜润生和王岐山才做通了周的工作。
“北大的传统是，发表意见的人多，但做事的人少。”姚洋坦言，整个北大面临的问题就是选不出干部来。
2012年，经由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的三人小组推荐，姚洋成为了国发院的第三任院长。在姚洋看来，他们选择自己的理由是，“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做事，有点担当的人吧。”
经历了21年发展，国发院既有传承，也有变迁。“林毅夫是创始人，他最初的梦想是把国发院做成一个类似KDI（韩国国际政策大学院）这样的政府的咨询机构，以经济为主的智囊。但在高校不容易实现，但他设计了很多制度，一直传承下来。”姚洋说周其仁在任期间，为国发院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很多物质基础，例如承泽园新区的国家立项和拨款，在内部管理也进行了很多改革。
而姚洋接任后，则将智库建设提到了与教学科研并重的地步，明确提出，国发院未来的目标是建成类似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再加上即将创办的“南南学院”，“未来在人才培养上，要培养跨越政、商、学三界的人才。” 2015年12月，国家公布了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名单，共有25家智库入选，北大国发院成为首批高端智库之一。在姚洋看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肯定。此外，国家将在第一年给予1000万的资金资助，对国发院也是实际的支持。
而无论如何变迁，深度集成民主和包容理念的“教授治院”始终是朗润园最核心的制度灵魂。
姚洋举例，国发院有自己的章程，章程的制定和修改，都必须经过国发院全体教师的投票表决，还被很多地方拿去当成范本。所有大的发展方向，比如国发院要承办南南学院，也要由全体教师讨论。如果有很多反对意见，就不能做。学术委员会的权力也很大，所有关于学术的规章制度都由这个学术委员会来制定，包括课程的设置、学生的培养方案、教师的职称评定。
“这一点，和北大的理念是一致的，在北大，所谓的校长、书记、院长，都是服务的。在全国高校里，只有北大真正做到了。”姚洋以北大招人为例，由各院系将候选对象上报人才评估小组，小组的成员全都由教授组成，而且人员经常变更。他们的投票是最终决定，校长也无权更改结果。
“过于强调制度化，将迅速扼杀朗润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制度，朗润园将陷入混乱。在变革与连续之间持续平衡的艺术，是朗润园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国发院的汪丁丁教授曾经撰文如此评价。
“国发院从成立之初就是‘特区’，工资待遇和人事制度，都很特殊。例如，国发院所有进来的教师，从讲师开始，都可以带博士。”姚洋说，这些制度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后来在一些院系中推广，“在博士的师生比方面，我们这里是老师比学生多，每届只有14个博士生，但有带博士资格的老师有36人，主动权完全在学生这里。”
学者们的自主权也很大。“教授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方向，做得好会有一个小团队。比如刘国恩教授，他有一个二十多人的团队，在外面租了房子，有自己的经费支持，每年还需要向国发院上缴一定的经费。”姚洋说，在刘国恩离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时，清华也在同一时间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去组建一个学院。但刘国恩还是选择了国发院，因为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没有行政压力，“那些不想当官，只想做自己喜欢的学术，同时又能产生政策影响力，这样的人会选择国发院。”
薪火相传，朗润园关注中国问题和政策研究的学术取向也在深刻影响着新一批的年轻学者。“年轻学者，在当上正教授之前，仍然要做很好的学术研究，要证明自己。”姚洋坦言，国发院对年轻学者的要求很高，一定要在某一个领域有扎实的研究，要做到出类拔萃，在各自领域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在那个年龄段和领域里，至少要成为排名前五的人物，否则说话根本没有影响力。”
除此以外，国发院更鼓励年轻教师心里都要有一个现实关照，做的研究必须有意义，要跟中国现实高度相关，“年轻老师来这里，都必然接受这种理念”。
汪丁丁曾提出一个设问，二十年来，是一群有着怎样品格的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朗润园里营造着以精神共同体为理想形态的社会网络。他的答案是，“人品与学品兼顾、传统与创新兼顾、以公共政策基础为主要研究领域”是朗润园深厚的文化基因。
获奖理由
在过去的20年里，这所智库参与了几乎每一次的中国改革研讨，在国企改革、电信改革、股市治理、新农村建设、土地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一些政策建议更是直接被政府所采纳。这个机构既是科学研究的自然延伸，也是全体教师践行经世济民理念的体现。如今，它已经被公认为世界知名的智库之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前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周其仁先后担任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积极参与政策研讨，构建独立智库，以综合性的知识集结服务于中国改革发展和全球新秩序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