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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这个浮夸的时代，大学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关键词：大学；习惯；心智阶梯
“大学无用论”是对还是错？我想从在大学可以学到什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参加过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比赛，但是却有不认识的人主动帮助我去宣传。当时我问了一句：如果我没有帮助过他们，他们还会帮助我吗？
最后我明白了：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核心在于自己能否帮助别人，似乎吃亏和成功之间有某种关系。
汪涵的早年经历诠释了它：加入电视台之后从杂工做起，每次干活都很主动，好几次给台长看见，就这样任劳任怨达两年之久。突然台里的节目“真情”缺少主持人，就这样汪涵得到了这个机会。
为什么他多次宁可身边的人回去休息，也愿意自己多干点？
这时我想起一个词“习惯”。汪涵的主动是一种快乐并成为了习惯。汪涵拥有了它，同样它也成就了汪涵。
汪涵是如此，那么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呢？
创建并拯救苹果的乔布斯，他的“极致精神”对员工来说是一种变态，但是这成为让他改变世界的一个砝码；雷军创造卓越网的“极致精神”也成为日后成功被亚马逊高价收购的一个砝码。随后这个砝码又成为雷军成功打造小米手机的砝码。惊人的是两人在发布会前的准备也出现了相同的砝码。
史玉柱做“脑白金”，花了好几年来调查中国的农村；做游戏“征途”，和几千名观众交流。做到了“冠军级的极致和聚焦”，最终都成功了。
一个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无不体现他的做事标准和习惯。曾经有人问褚时健为什么在“酒、糖、烟、橙”上为什么都这么成功，他却回答说我只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而已。褚時健已经把这种习惯深深印入心底。
然而又有多少人每次都这样做呢？
在这些企业家眼里，做事有了自身固有的好习惯，雷军和乔布斯是这样，史玉柱是这样，褚时健同样也是这样。他们已经习惯在不舒适的情况下自动完成，已然离不开这些“困难”
我一直以为只要努力就行，但是我错了。有一次看见人民日报夜读的一篇文章：想考研的学生A天天待在自习室，啃个面包加一杯水就是一餐，所有人都认为他能够考上理想的学校，但分数相差甚远；每天吃饭时间都紧张的工作者B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走，好几次被老板看到，但最后差点被辞。
原来努力是分低效和高效的，低效是一种勤奋式的懒惰，即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为什么会有低效和高效？每个人习惯不同导致的做事情方法不同。A抄笔记很有成就感，他的习惯就是抄笔记，所以绝大多数时间在抄笔记。A只是用这种坏习惯去盲目追求“一万小时理论”。B也出现了出奇的一致。
习惯不好，结果也会南辕北辙。
“心智阶梯”是与习惯有颇有渊源的心理学名词，该词由杰克·特劳特首次提出。他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会自动的在心智中形成如右图的产品阶梯，当购买产品时，会依序优先选购。
在阶梯高层的将是我们的首选品牌，而其他品牌将渐渐的被淘汰。
我们买东西会出现这样的阶梯。同样我们做事也会出现这样的阶梯，影响我们做事的结果。
人性是非常奇妙对的，但可以肯定：很多人性都是不好的，比如说懒惰、拖延、少做多想等，这些人性似乎占据了做事阶梯的高层，就像经过编码的程序一样会自动的执行。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用大量的不习惯、不舒服和反本能的事来培养占领阶梯高层的好习惯。
正是由于这些，所以你不能“像乔丹那样去打篮球、像乔布斯那样去创建苹果”。
《习惯的力量》书中有一个观点：行为变成习惯，习惯养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们一天超过40%的行动进入我们的心智阶梯并占据高层。
试想那些伟人、企业家以及做事高效的人是不是在心智阶梯里面被好习惯占领，进而改变他们的命运呢？
早乙女哲哉是日本的天妇罗之神，很多人找他学艺，但是他却认为这些人不是来学艺，而是来学忍耐、困难，当你接受这些之后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
上大学与跟早乙女哲哉学艺似乎有着相同的道理。
这些难道不是让这些习惯占据我们的做事阶梯的高层吗？
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说明大学有很多能够帮助我们的良师益友，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它产生的“圈子效应”可以让好习惯占据我们的做事阶梯高层。“北大的很多保安都可以考学深造，有的当上大学老师”足以说明了这点。
“大学的人脉”将是我们人生道路的重要力量。马云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从他为了帮助一个人就连续忙两三天的小事可以看出来：马云很重视自己的人脉。“成功=30%才华+70%人脉”在马云身上得到了诠释。马云的成功可以说是人脉的成功。
大学对让我们形成好习惯和增加人脉，但是这些都是诸多因素影响的。只读过小学的沈从文依然养成了对文学的兴趣。“寒门再难出贵子”里面优秀的实习生治国却被私自拿烟这个坏习惯否定了。
共青团曾发表名为“沉醉的大学生：你不失业谁失业”的文章，似乎让“大学无用论”有了生存之地，学生除了玩游戏就是睡觉，这样的大学有什么意义？文章确实表明了大学生的很多问题。
但是“大学无用论”可以归结为大学吗？学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装满水的水池，你吸不吸他都在哪里，有一天你渴死活不下去了，那能怪谁呢？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习惯；心智阶梯
“大学无用论”是对还是错？我想从在大学可以学到什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参加过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比赛，但是却有不认识的人主动帮助我去宣传。当时我问了一句：如果我没有帮助过他们，他们还会帮助我吗？
最后我明白了：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核心在于自己能否帮助别人，似乎吃亏和成功之间有某种关系。
汪涵的早年经历诠释了它：加入电视台之后从杂工做起，每次干活都很主动，好几次给台长看见，就这样任劳任怨达两年之久。突然台里的节目“真情”缺少主持人，就这样汪涵得到了这个机会。
为什么他多次宁可身边的人回去休息，也愿意自己多干点？
这时我想起一个词“习惯”。汪涵的主动是一种快乐并成为了习惯。汪涵拥有了它，同样它也成就了汪涵。
汪涵是如此，那么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呢？
创建并拯救苹果的乔布斯，他的“极致精神”对员工来说是一种变态，但是这成为让他改变世界的一个砝码；雷军创造卓越网的“极致精神”也成为日后成功被亚马逊高价收购的一个砝码。随后这个砝码又成为雷军成功打造小米手机的砝码。惊人的是两人在发布会前的准备也出现了相同的砝码。
史玉柱做“脑白金”，花了好几年来调查中国的农村；做游戏“征途”，和几千名观众交流。做到了“冠军级的极致和聚焦”，最终都成功了。
一个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无不体现他的做事标准和习惯。曾经有人问褚时健为什么在“酒、糖、烟、橙”上为什么都这么成功，他却回答说我只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而已。褚時健已经把这种习惯深深印入心底。
然而又有多少人每次都这样做呢？
在这些企业家眼里，做事有了自身固有的好习惯，雷军和乔布斯是这样，史玉柱是这样，褚时健同样也是这样。他们已经习惯在不舒适的情况下自动完成，已然离不开这些“困难”
我一直以为只要努力就行，但是我错了。有一次看见人民日报夜读的一篇文章：想考研的学生A天天待在自习室，啃个面包加一杯水就是一餐，所有人都认为他能够考上理想的学校，但分数相差甚远；每天吃饭时间都紧张的工作者B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走，好几次被老板看到，但最后差点被辞。
原来努力是分低效和高效的，低效是一种勤奋式的懒惰，即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为什么会有低效和高效？每个人习惯不同导致的做事情方法不同。A抄笔记很有成就感，他的习惯就是抄笔记，所以绝大多数时间在抄笔记。A只是用这种坏习惯去盲目追求“一万小时理论”。B也出现了出奇的一致。
习惯不好，结果也会南辕北辙。
“心智阶梯”是与习惯有颇有渊源的心理学名词，该词由杰克·特劳特首次提出。他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会自动的在心智中形成如右图的产品阶梯，当购买产品时，会依序优先选购。
在阶梯高层的将是我们的首选品牌，而其他品牌将渐渐的被淘汰。
我们买东西会出现这样的阶梯。同样我们做事也会出现这样的阶梯，影响我们做事的结果。
人性是非常奇妙对的，但可以肯定：很多人性都是不好的，比如说懒惰、拖延、少做多想等，这些人性似乎占据了做事阶梯的高层，就像经过编码的程序一样会自动的执行。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用大量的不习惯、不舒服和反本能的事来培养占领阶梯高层的好习惯。
正是由于这些，所以你不能“像乔丹那样去打篮球、像乔布斯那样去创建苹果”。
《习惯的力量》书中有一个观点：行为变成习惯，习惯养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们一天超过40%的行动进入我们的心智阶梯并占据高层。
试想那些伟人、企业家以及做事高效的人是不是在心智阶梯里面被好习惯占领，进而改变他们的命运呢？
早乙女哲哉是日本的天妇罗之神，很多人找他学艺，但是他却认为这些人不是来学艺，而是来学忍耐、困难，当你接受这些之后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
上大学与跟早乙女哲哉学艺似乎有着相同的道理。
这些难道不是让这些习惯占据我们的做事阶梯的高层吗？
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说明大学有很多能够帮助我们的良师益友，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它产生的“圈子效应”可以让好习惯占据我们的做事阶梯高层。“北大的很多保安都可以考学深造，有的当上大学老师”足以说明了这点。
“大学的人脉”将是我们人生道路的重要力量。马云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从他为了帮助一个人就连续忙两三天的小事可以看出来：马云很重视自己的人脉。“成功=30%才华+70%人脉”在马云身上得到了诠释。马云的成功可以说是人脉的成功。
大学对让我们形成好习惯和增加人脉，但是这些都是诸多因素影响的。只读过小学的沈从文依然养成了对文学的兴趣。“寒门再难出贵子”里面优秀的实习生治国却被私自拿烟这个坏习惯否定了。
共青团曾发表名为“沉醉的大学生：你不失业谁失业”的文章，似乎让“大学无用论”有了生存之地，学生除了玩游戏就是睡觉，这样的大学有什么意义？文章确实表明了大学生的很多问题。
但是“大学无用论”可以归结为大学吗？学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装满水的水池，你吸不吸他都在哪里，有一天你渴死活不下去了，那能怪谁呢？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