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宋初，甘肃大部分地区战乱频仍，政权相继更迭，教育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河西尤其是敦煌地区，在归义军政权的掌控下相对安定，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
　　唐武宗会昌年间，吐蕃奴隶主政权内部发生争乱，国力衰减，其在河陇一带的统治开始动摇。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地方豪族张议潮率众起义，经过三年的艰苦征战，先后收复沙、瓜、伊、甘、西、河、肃、兰、鄯、廓、岷等11州。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节制河西诸州事宜，河西地区进入归义军时期。但由于唐中央势力衰微，无力经营河西，归义军政权实际控制仅限瓜、沙二州。至北宋景佑三年（1036年）西夏攻破瓜、沙二州，期间180多年，归义军政权虽几经变故，但均以中原为正朔，极力恢复汉唐旧制，奉行儒学治国。所以，在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教育事业一改吐蕃异制，重开传统教育之河，沿隋唐以来之轨迹继续向前。
　　吐蕃势力退出瓜沙后，归义军政权面临吐蕃残余势力不断袭扰、周边回鹘部族迅速崛起的严峻局面，因此在极力寻求朝廷支持的同时，整饬军队、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培养人才就成为归义军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大中五年（851年），距张议潮起事仅三年，归义军就恢复唐制，重建州县学，置国子祭酒及太学（州学）博士，由归义军政权的核心人物李明振检校国子祭酒，掌管“儒学训导之政令”。李明振之后整个归义军时期有国子祭酒衔者20人，其中包括张承奉、翟奉达等显赫人物，他们出任教育行政长官，显示出归义军政权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归义军的第一任州学博士为僧慧菀，其职衔是“敦煌管内释门都监察僧正兼州学博士”，任职同样在大中五年。慧菀是佛门高僧，兼通儒学，在吐蕃与归义军政权更替之机出任州学博士，反映出学校教育初创时的过渡性质和州学复建初期教师奇缺的状况。慧菀之后宋英达、张思贤和翟奉达等相继担任太学博士，这一时期的太学应指州学，太学博士的出现显然是受吐蕃遗制的影响。
　　归义军后半期，内部政局不稳，第二任当政者张淮深死于政变，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张承奉上台后，政局才趋于平稳。907年朱温取代唐朝自立后，张承奉也自立金山国，自号“金山白衣天子”，实际控制地域局限于瓜、沙二州。914年张承奉病卒，曹氏接替，重奉节度使称号，张承奉金山国时期结束。张承奉时期在教育上除继续推行州县学校教育外，还设立了新的教育机构——伎术院。金山国伎术院是在原归义军州阴阳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培养诸如天文、音乐、医术、阴阳、卜筮等各种实用技能人才的专业学校，同时还是掌管各种典礼祭祀、占卜阴阳、天文历法之事的职能部门。归义军时期的著名学者、历法家翟奉达就是金山国伎术院培养的优秀人才，他才学高深，不仅担任过归义军国子祭酒、太学博士、经学博士等重要职务，还编著了多部归义军历法。
　　乡学、义学和家学也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张、曹统治时期，乡坊里社唐风渐盛，各类乡学、义学踊跃出现，但由于这类学校缺乏政府力量的支持，招收对象又大多是农家子弟，因此与州县学存在较大差距，教学活动仅限于农闲时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而家学的兴盛却远在乡学之上，仅敦煌一地就多达9所，这些家学所属家姓都是地方头面人物，有相当的政治地位，目的性十分明确，即教育子女以读书立身，求取功名，因此教学条件相对较好，教育内容相对完善，儒学、诗文、武备均有，是甘肃古代地方教育中值得重视的一部分。
　　吐蕃在河西的统治结束以后，寺院办学并未消失，相反在归义军政权重儒兴学、恢复唐制的风气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其原因一是佛教的影响在敦煌地区深刻而广泛，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寺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二是宗教势力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寺院的经济实力和人才实力为寺学提供了经济和师资保障；三是归义军政权与寺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僧侣成为统治集团中的实力派人物，而张议潮、曹元深等归义军政权核心人物也曾于寺院求学。因此，寺学在归义军时期得以延续、发展，并成为州县学、家学、乡学之外又一重要的教育体系。据史料记载，归义军时期仅敦煌一地就有净土寺学、莲台寺学、金光明寺学、乾明寺学、龙兴寺学、永安寺学、灵图寺学、大云寺学、显德寺学等10所，其数量和规模远远大于州县学，教学内容与州县学十分相似，大致有识字类、蒙学教育类、实用常识类、文学类、经学类。在寺学求学的学子来自僧俗两界，既有大家贵胄，也有庶民子弟，可以说寺学在打破贵族垄断教育，使教育面向大众传播和普及文化知识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