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经的“云南王”卢汉一生有两大功绩：抗日和起义。1949年12月9日，他领导的云南起义，让云南乃至西南地区数以万计的军民免遭战争涂炭。也正是这个国民政府大后方的起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国内战争的格局。
毛泽东曾慰勉卢汉说：“你在云南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你抗了日，又起了义，你就是黄花晚节香。”
在云南昆明市区居住的杨维骏老人今年已经94岁，这个年纪，他已经无法经常外出。偶尔，他也会坐车路过翠湖边的卢汉公馆旧址，每看到这个地方，往事就会如潮水一般在他的心里涌现。
这位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因举报白恩培和云南官场的腐败系列案件，名扬天下，但鲜少有人知道，六十七年前，他曾数次进入过翠湖边的这座卢汉公馆，成功策反“云南王”卢汉，随后便有了那场影响中国命运的云南起义。
策反起义 一拍即和
1949年初，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国民政府军中很多势力都开始有了“异动”。随着战局发展，大后方西南地区的防守，成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重中之重。
此时，中共西南地区地下党并不了解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真实意图，不敢贸然与他联系，就想到了民盟成员杨维骏。
杨维骏是云南人，父亲杨蓁曾是滇军的著名将领，与卢汉一样都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当时中共的华南局认为，因着杨维骏的特殊身份，让他来策反卢汉起义是一步妙招。
六十七年过后，杨维骏回忆起这段往事，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因为前一次学运后的失约，卢汉知道我，所以这次见面他爽快答应了。一见面他就问我，还有哪些我不知道的共产党员被关着，你告诉我，我把他们全放出来。”在杨维骏看来，卢汉是个军人、粗人，他是用这种方法说明他亲共的立场。这次简短的见面后，杨维骏给民盟总部写信，说明试探卢汉起义，初见成效。
而在卢汉的原副官杨治华老人的心中，策划云南起义，卢汉其实历时两年之久。据他回忆，早在1947年9月，卢汉慰劳滇军六十军时，曾给六十军下属军、师、团长讲话时交代，要他们“审时度势，保存实力，万不得已，自谋生路”。
1948年，卢汉眼见国民政府大势已去，逐渐萌生了转投中共的想法。决心下定后，他立即委派邱秉常（原卢汉下属师长）到宣威县任县长，开始与中共滇东北地委联系，并建立了宣威县临时政府，即两面政权。邱秉常与宣威地区地下党负责人耿介取得联系后，前后两次到昆明卢汉公馆匯报起义事宜。
而据杨治华回忆，1949年初，卢汉曾派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到路南县、寻甸县与滇黔桂边纵（注：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云南工委贯彻党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滇桂黔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多次见面，并联系商谈起义事宜。之后，他还送了两卡车枪弹到路南县交给滇黔桂边纵。“送物资的时候，卢汉吩咐我去查看。为了保密，他派了两名日本司机开车。这两名日本司机的名字我还记得，一个叫记昌纪，一个叫孙嘎林。”
2月份，卢汉又派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宋一痕转道香港去到北京，向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表明了他的意图：会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卢汉的想法得到中共领导的欢迎。宋一痕回到昆明后向卢汉传达了中共领导人的指示：“起义必须等到解放军到达云南边界时才能行动。”
跟随龙云 成云南王
其实，早在1948年春，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就派沈醉去了云南担任站长。据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回忆说：“我父亲去云南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卢汉，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命令，监视卢汉的一举一动，防止他投共。”当时蒋介石的心态非常矛盾，一方面要重用卢汉，因为云南太重要了，另一方面又害怕他投共。
蒋介石为什么要如此防备卢汉呢？这得从卢汉的经历说起。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但相比于活跃的龙云，卢汉一生谨慎而低调。
卢汉早期的人生轨迹与龙云密不可分。
1895年，卢汉出生于云南昭通市炎山乡中寨的一个彝族奴隶主等级的吉狄家族，在六兄弟中居长，龙云则是他的表哥。
小时候，他与龙云一道被送进昭通城内读书。1911年初，又跟随龙云到四川投军。第二年5月，两人都被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学习，卢汉学习步兵科，龙云学习骑兵科。
讲武堂毕业后，两人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1925年，龙云任第五军军长卢汉任第七旅旅长。1927年8月13日，龙云正式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从此开始了统治云南十八年的历程。
在随后的两年中，为了统一云南，卢汉为龙云立了大功。龙云在云南统治地位确立后，卢汉成了龙云的可靠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位实权拥有者。
从1928年开始，卢汉担任省政府财政厅长。其时云南财政极端拮据，滇币币值低落，税收征不上来，军费没有着落，直接威胁着龙云的统治。卢汉就任后，坚持革新，凭借军威，整理财政，为龙云统治云南解决了财政危机。
1930年春，卢汉因带兵进入广西作战，才辞去财政厅长的兼职，但由于以枪杆子为后盾整理了财政，也为后任的财政厅长打好了工作基础。
1931年2月“倒龙”事件发生后，卢汉被委以全省团务督办，保留省政府委员。他虽未控制实际兵权，但龙云对云南军政大事还是常征询表弟的意见。当时省内向法国、比利时等国购买武器等，都由卢汉主其事。
据卢汉女儿卢国梅回忆：“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这个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父亲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龙云抗日态度非常坚决，提出“滇省将尽地方之人力物力”抗日救国。9月9日，滇军20万人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由卢汉任军长，出征抗日。 著名的血战台儿庄战役中，卢汉带领的滇军参加了最惨烈的禹王山攻防战。徐州会战以后，滇军名声大振。后六十军改编为第三十军团，接着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
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卢汉为滇南作战军司令，调回一部分滇军防守中越边境。抗日战争胜利前的五年里，卢汉没让日本人越雷池一步，并于抗战后期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命滇军进入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并给龙云许诺：滇军完成受降仪式后马上回云南。1945年9月28日，卢汉以受降主官的身份，向日军投降代表下达了汉字第一号训令。
滇军入越后，蒋介石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1945年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下令第五军采取军事行动，控制了除五华山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地区，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龙云被迫同意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5年12月1日，卢汉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成为新一代“云南王”。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的第一天，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卢汉在主观上同情学生运动，也借机赶走了蒋介石派来的李宗黄。
此时的卢汉以地方实力派的心态，力求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亲自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
据卢国梅讲：“蒋介石也查觉到了我父亲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他一直保有防备。”
犹豫徘徊 终下决心
1949年初，根据沈醉给保密局的报告，卢汉已经有了投共的蛛丝马迹。
据杨维骏回忆，他面见卢汉不久，南屏街事件爆发，卢汉下令枪毙了21人，一时全国震惊。杨维骏赶快给民盟总部写信：卢汉有变。他自己也赶快离开了昆明。
事件发生第二天，卢汉就上了《新华日报》第二批战犯名单，成了中共的第二批甲级战犯。“这下子卢汉害怕了，不久派人找我去他公馆会面。”杨维骏回忆说，“这次见面，他的态度很明朗。此后，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见一次面，有时我去，有时民盟的其他人去和他见面。”
当时，杨维骏等主要给他讲战争形势和中共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等。这样的会面持续了一个月，杨维骏等就帮卢汉拟定了一个起义纲要，双方在上面都簽了字，一份送到了香港的华南局，华南局马上送到北平报告给中央。
而此时蒋介石对卢汉的怀疑也越来越深，沈醉的监视也越来越严。卢国梅回忆道：“当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的军统早已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附近邻居家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判断父亲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卢汉长谈。卢汉感喟，“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此时的卢汉，显然已经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做好了选择。
沈醉第一次发现卢汉给滇黔桂边纵送粮食和弹药后，就立刻报告给毛人凤。然后他又派两个人假扮成地下共产党去见卢汉。杨维骏说：“我给卢汉说这两人是假共产党，他笑笑没听。”沈醉将卢汉热情接待这两个假共产党员的事情报告给了毛人凤。
沈美娟回忆说：“8月份，我父亲当时给保密局汇报时说，赶快让第八军军长李弥替换卢汉，卢汉已经靠不住了。”而恰巧此时，在陈纳德帮助下逃到香港的龙云，已经在香港的报纸上宣布了云南起义。
这让蒋介石非常紧张。8月26日，放心不下的蒋介石特地由台湾飞重庆，屡次电召卢汉去重庆。其实，看到龙云公开起义消息时，卢汉也有些紧张。此时他是两难的：起义吧，解放军还特别远，国民党的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就在昆明附近。不起义吧，万一到了重庆，像张学良一样被拘起来该如何？
“当时卢汉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反对他去重庆，担心他去了就会有性命危险。”杨维骏回忆说：“卢汉整晚思来想去地睡不着，最后他决定还是去重庆。”卢汉觉得如果不去，就等于公开翻脸了。“现在起义还没有准备好，只能先去。如果我去了被拘留，我就用卢汉的名字发电报来。如果没有被拘留，我就用卢永衡的名字发电报回来。”
这期间，卢汉也曾向西南绥靖公署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张群称病，不能去重庆。结果蒋介石发下狠话：“你带病也得来见我。”当时的张群也认为卢汉肯定不会投共，因为卢汉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还有全部的财产都在美国。而且拘留了卢汉，云南的形势就会大乱。
1949年9月6日，卢汉飞到重庆。他一见到蒋介石就痛哭流涕，哭诉在地方当官很受罪，没兵、没钱，什么也没有。蒋介石当即就答应给他钱，条件是要他抓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受了张群影响的蒋介石最后放卢汉回到云南，给他的任务是“抓一批，杀一批”。而且还许诺让他当绥靖公署主任。
卢汉也知道这是堵他的后路，“身上有血案，抓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就不会接受他的投共了。”沈美娟说：“这是增加卢汉投共的障碍。”为了脱身，卢汉对蒋介石提出的所有要求，都答应下来。
回到云南，卢汉首先让手下通知了云南民革的负责人，“大搜捕就要开始，赶快离开”。随后的 “九九整肃”抓的400人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或者民革人士。
当时，杨维骏给卢汉写了一封信，“一是希望他不要放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起义；二是让他拒绝中央第八军进入云南。”“九九整肃”后，中共地下党和民盟不了解卢汉的意图，只能再次隐藏起来。
而蒋介石给卢汉也下了道难题，要求他杀一批人，留下血债。 于是毛人凤就亲自来到昆明，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让卢汉在被抓的400人的名单上签字，同意枪毙。 卢汉声称没有证据枪毙这么多人，云南会大乱。毛人凤要求改为杀一半，卢汉依然拒绝。毛人凤在昆明待了一个月，天天去找卢汉，逼他签字。最后卢汉被逼急了，他对毛人凤说，你再逼我，我就不當这个省主席了，你决定。毛人凤无计可施，台湾又催着他，只得离开。沈美娟说，“走之前，毛人凤对我父亲说，你必须做好随时暗杀他的准备。他只要一有行动，你接到命令，就干掉他。”
办“鸿门宴” 昆明起义
1949年11月初，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去香港，卢汉派昆明的各界人士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并让到会的所有人签名，要求释放被捕的400人。李宗仁问清卢汉这些人只是些社会贤达和工人、学生等，就准予一律释放。
得知被捕人员被释放后，杨维骏冒着危险，又去见卢汉，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到卢公馆。“我直截了当问他，你对起义怎么考虑啊？”杨维骏说：“他对我说，我找不到共产党啊，你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杨维骏对卢汉说，“只要你决定起义，共产党自然就会来找你。”卢汉就将自己欲将十二个保安团调到昆明准备起义的计划详细地告诉了杨维骏。
而自李宗仁走后，为避免发生更多事端，卢汉已命杨文清代理云南省主席职务，自己称病在家，暗中策划和指挥起义。
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与卢汉联系，意图把国民政府的机关迁往昆明，让卢汉把省政府迁往滇西。意识到要被架空的卢汉找了种种借口拒绝了国民政府的命令，这让蒋介石非常恼火。但在蒋介石想撤换卢汉之时，张群又一次力保了卢汉。
12月初，卢汉考虑好了举行起义的时间，派代表与中共中央正式联系，希望在起义时能得到中共中央的承认，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时，远在香港的原云南省秘书长龚自知也给他写来一封信，建议他派一亲信作代表，到香港与中共华南局驻港负责人张铁生联系。
12月3日，卢汉请张铁生转达他给时任广东省主席叶剑英的几个起义要求。据1983年2月20日及21日《香港时报》专栏所载周尔新写的《记取共匪窃夺云南的教训》一文中称：卢汉派林南园赴广州，与驻在香港的叶剑英直接谈判，提出四个投降条件：第一，保持卢在云南的军政地位；第二，云南的清算斗争从缓；第三，共军不开入云南；第四，在东北作战向“匪”军投降的云南部队六十军调返云南驻防。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龙泽汇等与张群去重庆面见会晤。卢汉趁余程万、李弥等离开昆明之机，紧急安排布置12月9日夜举行起义。
12月9日上午，张群坐飞机再次来到昆明，希望劝说卢汉同意西迁。没想到他一下飞机，就被卢汉给软禁起来。卢汉还命人将张群的公章和私章都搜出来，以其名义向滇军的主要将领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
沈美娟说：“我父亲当时已经知道机场的情况，接到这个通知就觉得不对劲。但监视卢汉的人报告说，卢汉正在卢公馆招待各国的使节。”沈醉听了放下心来，但他还是很谨慎，走时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交给了副站长并交待：“如果我晚上十点还没有回来，你就把所有的人员、电台，带到二十六军军部去。”当时的沈醉凭直觉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场“鸿门宴”，临行前给毛人凤发了最后一封电报：“时局已发展到无法挽回之势，我当尽力而为之，如不成功，只能来生再见。”
当晚，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李楚藩、西南宪兵区指挥区参谋长童鹤岑及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等人一进卢公馆，就全部被扣押了起来。晚十时整，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原计划开始行动！”同时向全国发表了云南起义的通电。
当时被扣押在卢公馆的20多人被逼签字起义，只有张群不肯跟卢汉起义。考虑到张群对自己的多次保护，卢汉就将他送上了飞机。据沈美娟讲：“这是卢汉最大的失策，因为中共中央知道卢汉起义还抓到了张群，当时的想法是张群如果实在不合作，就用他把张学良换回来。知道卢汉把张群放走了，中共中央三天没给卢汉回电。”
这让当时的卢汉很是着急，沈美娟说：“通电全国起义了，中共不接受他，让他感觉被吊在空中，上不去下不来了。”
不过三天以后的12月11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复电卢汉表示了热烈的祝贺。电报中称：“昆明卢主席勋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云南起义后，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作为省内临时权力机关。
据卢国梅回忆：“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时任西康省主席），让他会同四川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被蒋介石截获。”
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飞往台湾，从此再没有回来过大陆。
毛泽东曾慰勉卢汉说：“你在云南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你抗了日，又起了义，你就是黄花晚节香。”
在云南昆明市区居住的杨维骏老人今年已经94岁，这个年纪，他已经无法经常外出。偶尔，他也会坐车路过翠湖边的卢汉公馆旧址，每看到这个地方，往事就会如潮水一般在他的心里涌现。
这位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因举报白恩培和云南官场的腐败系列案件，名扬天下，但鲜少有人知道，六十七年前，他曾数次进入过翠湖边的这座卢汉公馆，成功策反“云南王”卢汉，随后便有了那场影响中国命运的云南起义。
策反起义 一拍即和
1949年初，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国民政府军中很多势力都开始有了“异动”。随着战局发展，大后方西南地区的防守，成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重中之重。
此时，中共西南地区地下党并不了解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真实意图，不敢贸然与他联系，就想到了民盟成员杨维骏。
杨维骏是云南人，父亲杨蓁曾是滇军的著名将领，与卢汉一样都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当时中共的华南局认为，因着杨维骏的特殊身份，让他来策反卢汉起义是一步妙招。
六十七年过后，杨维骏回忆起这段往事，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因为前一次学运后的失约，卢汉知道我，所以这次见面他爽快答应了。一见面他就问我，还有哪些我不知道的共产党员被关着，你告诉我，我把他们全放出来。”在杨维骏看来，卢汉是个军人、粗人，他是用这种方法说明他亲共的立场。这次简短的见面后，杨维骏给民盟总部写信，说明试探卢汉起义，初见成效。
而在卢汉的原副官杨治华老人的心中，策划云南起义，卢汉其实历时两年之久。据他回忆，早在1947年9月，卢汉慰劳滇军六十军时，曾给六十军下属军、师、团长讲话时交代，要他们“审时度势，保存实力，万不得已，自谋生路”。
1948年，卢汉眼见国民政府大势已去，逐渐萌生了转投中共的想法。决心下定后，他立即委派邱秉常（原卢汉下属师长）到宣威县任县长，开始与中共滇东北地委联系，并建立了宣威县临时政府，即两面政权。邱秉常与宣威地区地下党负责人耿介取得联系后，前后两次到昆明卢汉公馆匯报起义事宜。
而据杨治华回忆，1949年初，卢汉曾派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到路南县、寻甸县与滇黔桂边纵（注：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云南工委贯彻党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滇桂黔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多次见面，并联系商谈起义事宜。之后，他还送了两卡车枪弹到路南县交给滇黔桂边纵。“送物资的时候，卢汉吩咐我去查看。为了保密，他派了两名日本司机开车。这两名日本司机的名字我还记得，一个叫记昌纪，一个叫孙嘎林。”
2月份，卢汉又派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宋一痕转道香港去到北京，向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表明了他的意图：会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卢汉的想法得到中共领导的欢迎。宋一痕回到昆明后向卢汉传达了中共领导人的指示：“起义必须等到解放军到达云南边界时才能行动。”
跟随龙云 成云南王
其实，早在1948年春，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就派沈醉去了云南担任站长。据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回忆说：“我父亲去云南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卢汉，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命令，监视卢汉的一举一动，防止他投共。”当时蒋介石的心态非常矛盾，一方面要重用卢汉，因为云南太重要了，另一方面又害怕他投共。
蒋介石为什么要如此防备卢汉呢？这得从卢汉的经历说起。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但相比于活跃的龙云，卢汉一生谨慎而低调。
卢汉早期的人生轨迹与龙云密不可分。
1895年，卢汉出生于云南昭通市炎山乡中寨的一个彝族奴隶主等级的吉狄家族，在六兄弟中居长，龙云则是他的表哥。
小时候，他与龙云一道被送进昭通城内读书。1911年初，又跟随龙云到四川投军。第二年5月，两人都被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学习，卢汉学习步兵科，龙云学习骑兵科。
讲武堂毕业后，两人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1925年，龙云任第五军军长卢汉任第七旅旅长。1927年8月13日，龙云正式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从此开始了统治云南十八年的历程。
在随后的两年中，为了统一云南，卢汉为龙云立了大功。龙云在云南统治地位确立后，卢汉成了龙云的可靠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位实权拥有者。
从1928年开始，卢汉担任省政府财政厅长。其时云南财政极端拮据，滇币币值低落，税收征不上来，军费没有着落，直接威胁着龙云的统治。卢汉就任后，坚持革新，凭借军威，整理财政，为龙云统治云南解决了财政危机。
1930年春，卢汉因带兵进入广西作战，才辞去财政厅长的兼职，但由于以枪杆子为后盾整理了财政，也为后任的财政厅长打好了工作基础。
1931年2月“倒龙”事件发生后，卢汉被委以全省团务督办，保留省政府委员。他虽未控制实际兵权，但龙云对云南军政大事还是常征询表弟的意见。当时省内向法国、比利时等国购买武器等，都由卢汉主其事。
据卢汉女儿卢国梅回忆：“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这个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父亲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龙云抗日态度非常坚决，提出“滇省将尽地方之人力物力”抗日救国。9月9日，滇军20万人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由卢汉任军长，出征抗日。 著名的血战台儿庄战役中，卢汉带领的滇军参加了最惨烈的禹王山攻防战。徐州会战以后，滇军名声大振。后六十军改编为第三十军团，接着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
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卢汉为滇南作战军司令，调回一部分滇军防守中越边境。抗日战争胜利前的五年里，卢汉没让日本人越雷池一步，并于抗战后期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命滇军进入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并给龙云许诺：滇军完成受降仪式后马上回云南。1945年9月28日，卢汉以受降主官的身份，向日军投降代表下达了汉字第一号训令。
滇军入越后，蒋介石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1945年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下令第五军采取军事行动，控制了除五华山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地区，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龙云被迫同意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5年12月1日，卢汉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成为新一代“云南王”。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的第一天，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卢汉在主观上同情学生运动，也借机赶走了蒋介石派来的李宗黄。
此时的卢汉以地方实力派的心态，力求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亲自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
据卢国梅讲：“蒋介石也查觉到了我父亲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他一直保有防备。”
犹豫徘徊 终下决心
1949年初，根据沈醉给保密局的报告，卢汉已经有了投共的蛛丝马迹。
据杨维骏回忆，他面见卢汉不久，南屏街事件爆发，卢汉下令枪毙了21人，一时全国震惊。杨维骏赶快给民盟总部写信：卢汉有变。他自己也赶快离开了昆明。
事件发生第二天，卢汉就上了《新华日报》第二批战犯名单，成了中共的第二批甲级战犯。“这下子卢汉害怕了，不久派人找我去他公馆会面。”杨维骏回忆说，“这次见面，他的态度很明朗。此后，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见一次面，有时我去，有时民盟的其他人去和他见面。”
当时，杨维骏等主要给他讲战争形势和中共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等。这样的会面持续了一个月，杨维骏等就帮卢汉拟定了一个起义纲要，双方在上面都簽了字，一份送到了香港的华南局，华南局马上送到北平报告给中央。
而此时蒋介石对卢汉的怀疑也越来越深，沈醉的监视也越来越严。卢国梅回忆道：“当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的军统早已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附近邻居家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判断父亲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卢汉长谈。卢汉感喟，“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此时的卢汉，显然已经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做好了选择。
沈醉第一次发现卢汉给滇黔桂边纵送粮食和弹药后，就立刻报告给毛人凤。然后他又派两个人假扮成地下共产党去见卢汉。杨维骏说：“我给卢汉说这两人是假共产党，他笑笑没听。”沈醉将卢汉热情接待这两个假共产党员的事情报告给了毛人凤。
沈美娟回忆说：“8月份，我父亲当时给保密局汇报时说，赶快让第八军军长李弥替换卢汉，卢汉已经靠不住了。”而恰巧此时，在陈纳德帮助下逃到香港的龙云，已经在香港的报纸上宣布了云南起义。
这让蒋介石非常紧张。8月26日，放心不下的蒋介石特地由台湾飞重庆，屡次电召卢汉去重庆。其实，看到龙云公开起义消息时，卢汉也有些紧张。此时他是两难的：起义吧，解放军还特别远，国民党的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就在昆明附近。不起义吧，万一到了重庆，像张学良一样被拘起来该如何？
“当时卢汉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反对他去重庆，担心他去了就会有性命危险。”杨维骏回忆说：“卢汉整晚思来想去地睡不着，最后他决定还是去重庆。”卢汉觉得如果不去，就等于公开翻脸了。“现在起义还没有准备好，只能先去。如果我去了被拘留，我就用卢汉的名字发电报来。如果没有被拘留，我就用卢永衡的名字发电报回来。”
这期间，卢汉也曾向西南绥靖公署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张群称病，不能去重庆。结果蒋介石发下狠话：“你带病也得来见我。”当时的张群也认为卢汉肯定不会投共，因为卢汉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还有全部的财产都在美国。而且拘留了卢汉，云南的形势就会大乱。
1949年9月6日，卢汉飞到重庆。他一见到蒋介石就痛哭流涕，哭诉在地方当官很受罪，没兵、没钱，什么也没有。蒋介石当即就答应给他钱，条件是要他抓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受了张群影响的蒋介石最后放卢汉回到云南，给他的任务是“抓一批，杀一批”。而且还许诺让他当绥靖公署主任。
卢汉也知道这是堵他的后路，“身上有血案，抓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就不会接受他的投共了。”沈美娟说：“这是增加卢汉投共的障碍。”为了脱身，卢汉对蒋介石提出的所有要求，都答应下来。
回到云南，卢汉首先让手下通知了云南民革的负责人，“大搜捕就要开始，赶快离开”。随后的 “九九整肃”抓的400人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或者民革人士。
当时，杨维骏给卢汉写了一封信，“一是希望他不要放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起义；二是让他拒绝中央第八军进入云南。”“九九整肃”后，中共地下党和民盟不了解卢汉的意图，只能再次隐藏起来。
而蒋介石给卢汉也下了道难题，要求他杀一批人，留下血债。 于是毛人凤就亲自来到昆明，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让卢汉在被抓的400人的名单上签字，同意枪毙。 卢汉声称没有证据枪毙这么多人，云南会大乱。毛人凤要求改为杀一半，卢汉依然拒绝。毛人凤在昆明待了一个月，天天去找卢汉，逼他签字。最后卢汉被逼急了，他对毛人凤说，你再逼我，我就不當这个省主席了，你决定。毛人凤无计可施，台湾又催着他，只得离开。沈美娟说，“走之前，毛人凤对我父亲说，你必须做好随时暗杀他的准备。他只要一有行动，你接到命令，就干掉他。”
办“鸿门宴” 昆明起义
1949年11月初，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去香港，卢汉派昆明的各界人士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并让到会的所有人签名，要求释放被捕的400人。李宗仁问清卢汉这些人只是些社会贤达和工人、学生等，就准予一律释放。
得知被捕人员被释放后，杨维骏冒着危险，又去见卢汉，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到卢公馆。“我直截了当问他，你对起义怎么考虑啊？”杨维骏说：“他对我说，我找不到共产党啊，你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杨维骏对卢汉说，“只要你决定起义，共产党自然就会来找你。”卢汉就将自己欲将十二个保安团调到昆明准备起义的计划详细地告诉了杨维骏。
而自李宗仁走后，为避免发生更多事端，卢汉已命杨文清代理云南省主席职务，自己称病在家，暗中策划和指挥起义。
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与卢汉联系，意图把国民政府的机关迁往昆明，让卢汉把省政府迁往滇西。意识到要被架空的卢汉找了种种借口拒绝了国民政府的命令，这让蒋介石非常恼火。但在蒋介石想撤换卢汉之时，张群又一次力保了卢汉。
12月初，卢汉考虑好了举行起义的时间，派代表与中共中央正式联系，希望在起义时能得到中共中央的承认，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时，远在香港的原云南省秘书长龚自知也给他写来一封信，建议他派一亲信作代表，到香港与中共华南局驻港负责人张铁生联系。
12月3日，卢汉请张铁生转达他给时任广东省主席叶剑英的几个起义要求。据1983年2月20日及21日《香港时报》专栏所载周尔新写的《记取共匪窃夺云南的教训》一文中称：卢汉派林南园赴广州，与驻在香港的叶剑英直接谈判，提出四个投降条件：第一，保持卢在云南的军政地位；第二，云南的清算斗争从缓；第三，共军不开入云南；第四，在东北作战向“匪”军投降的云南部队六十军调返云南驻防。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龙泽汇等与张群去重庆面见会晤。卢汉趁余程万、李弥等离开昆明之机，紧急安排布置12月9日夜举行起义。
12月9日上午，张群坐飞机再次来到昆明，希望劝说卢汉同意西迁。没想到他一下飞机，就被卢汉给软禁起来。卢汉还命人将张群的公章和私章都搜出来，以其名义向滇军的主要将领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
沈美娟说：“我父亲当时已经知道机场的情况，接到这个通知就觉得不对劲。但监视卢汉的人报告说，卢汉正在卢公馆招待各国的使节。”沈醉听了放下心来，但他还是很谨慎，走时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交给了副站长并交待：“如果我晚上十点还没有回来，你就把所有的人员、电台，带到二十六军军部去。”当时的沈醉凭直觉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场“鸿门宴”，临行前给毛人凤发了最后一封电报：“时局已发展到无法挽回之势，我当尽力而为之，如不成功，只能来生再见。”
当晚，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李楚藩、西南宪兵区指挥区参谋长童鹤岑及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等人一进卢公馆，就全部被扣押了起来。晚十时整，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原计划开始行动！”同时向全国发表了云南起义的通电。
当时被扣押在卢公馆的20多人被逼签字起义，只有张群不肯跟卢汉起义。考虑到张群对自己的多次保护，卢汉就将他送上了飞机。据沈美娟讲：“这是卢汉最大的失策，因为中共中央知道卢汉起义还抓到了张群，当时的想法是张群如果实在不合作，就用他把张学良换回来。知道卢汉把张群放走了，中共中央三天没给卢汉回电。”
这让当时的卢汉很是着急，沈美娟说：“通电全国起义了，中共不接受他，让他感觉被吊在空中，上不去下不来了。”
不过三天以后的12月11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复电卢汉表示了热烈的祝贺。电报中称：“昆明卢主席勋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云南起义后，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作为省内临时权力机关。
据卢国梅回忆：“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时任西康省主席），让他会同四川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被蒋介石截获。”
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飞往台湾，从此再没有回来过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