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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乃人与人相识相知的便捷方式之一。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便是。而人生诡谲，有的人，与之相识虽已几十年，总共倒只跟他说过几句话，比如于坚。早年，我们在一个院子里做事，虽说一直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碰头见面的机会说来也不算少，可细细一想，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三十多年一晃而过，我和他总共竟只说过那么几句话，很短，很有限。这事，想想还真有点怪。
上世纪80年代，正理想主义盛行。1985年3月初，我刚刚从一家企业，到云南省作协做事。那是我从没想象过的，仿佛天上掉馅饼。去后我干的头一件活，就是筹办全省青年诗人作品研讨会，初选了几个年轻诗人，名单交给当年的主席、诗人晓雪，说可以，便着手准备。其中一位就是于坚。其时于坚以口语入诗见长，由此显出了与另一些诗人的区别。那是诗歌铺天盖地大行其道的年代，老老少少都在写诗，诗如潮水，汹涌澎湃，淹没了几乎所有俗常的日子——曾经的神祇应声塌陷，转瞬便为中国腾出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空间，“诗”——包括广义的“文”——迅即作为一种空无的替代，成了新的神明。深究起来，其实，诗文从来就是这个古老国家的神，几千年来一直盘踞游荡斯土斯民。作为无神之神，诗一直存在，只是在那十来年间，除了几个伪文人的奉命之作，大多都被弄得灰头土脸，甚至被蛮横地遮蔽，看似消失，却如地火，潜行于世。这个有着几千年诗教传统的民族，诗的基因强大坚韧，一遇合适的土壤与气候，便以星火燎原之势，一呼百应，攻城掠寨，所向披靡。
那之前，我在一家企业做事，编着一份小报副刊。出于职业与喜欢，认识了许多诗人，包括不少后来成为外省和云南诗界中坚的爱诗者和写诗人，于坚是其中之一。好像——恕我记得不大准确了——那时他已在本地报刊和远在西北的《飞天》上，发表过一些诗作。我和他在一个院子里上班，倒不在一幢楼，为了那个活动，专意跑到他那里，请他把发表的作品拿给我，为研讨会做些准备。他说好，后来就拿了一沓复印的剪报给我，说，就这些。我说好。其实，那比我原先预想的要多。
那以后，我们偶尔在院子里碰到，也就点个头。我们从没有特意地，或说正儿八经地聊过天。忽有一天，我竟和于坚在院子的一个巷道里狭路相逢。那个院子，旧时是个公馆，变成文联的院子后，到处乱盖房子，房间距离很小，巷道丛生，如迷魂阵。我就在一个只能让单车、行人通过的小巷道里，与于坚迎面相遇。于坚忽然站住，靠着墙，神秘地问我，你说，我该不该要娃娃了？那个询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脑子飞转，寻思那会是一句诗吗？往常，我们见面也就点个头，笑笑而已。可那天他说：“我该不该要娃娃了？”如果那真是一句诗，我就该用诗的语言回答他。但他说话的口气，完全不像在那个研讨会上讨论诗的调子，于是我断然否定了我的惊异与胡思乱想。随即我就想大笑，怎么可能呢？一个诗人，怎么会突然跟我这个只是偶尔见见面，见了也只是点个头的人，打探虽是人生必经却如此私密的问题呢？顿时，他从我想象中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之骄子，还原成了一个也要考虑人生百事的人，如果不说是个江湖俗人的话。心想，他不会是在开玩笑吧？不像，看样子不是开玩笑，他满脸满眼的期待神色，让我静了下来。我的目光透过巷道，看着院子里那个小小花坛。阳光清亮，不太灿烂，花木扶苏，疏朗有致。我极力忍住刚才那股想笑的劲头，说，此时不要，更待何时？尽管我极力压低嗓门，但声音可能还是有些大。他怔怔地看看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扬长而去。剩下我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才走出巷道。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背影宽阔而厚实——我想，他会不会把我的回答当成开玩笑啊？我可是认真的。一个当过几年工人，又读了几年大学，上了几年班的人，结婚，生个娃娃，是人生游戏的一套规定动作，顺理成章的事，还用问吗？特别是，还用去问一个跟他原来的日子几乎毫不相干的人吗？但事实证明他没有误解，他向我询问这事，也完全正常——毕竟，我比他年长了十多岁。
于坚询问那事真正的隐喻在于，在那样一个几乎全民为诗疯狂的年代，诗人那时自身遇到的，并不是，或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个个纯粹又纯粹的诗学问题，而是一个人生的日常问题。他们发现，比诗学更现实的，是生活，甚至生存。其实，那是一个较之本义的“诗学”博大得多也深邃得多的、更大的“诗学”问题。意识到于坚所问问题这一隐喻的内涵，深感其间意味深长。作为一个曾经的锻工，曾经的大学生诗人，整日整夜埋头于诗的日子，已经过去。于坚已开始思索生命自身的生存问题。生命的延续恰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他对此，对要回到生命的日常，或許有些迷惑，甚至没有足够的准备。后来，于坚的许多作品写到过他的日常，幼时的，成年的，林林总总。但对结婚生子这个日常不过的问题，那时他还没有准备，或说还没做好准备。其实他的困惑，远不止于他个人的困惑。那是诗的困惑。事实上，与他同时期的另外一些年轻诗人，遇到的也是形式尽管不同但性质完全一样的问题：生存。许多自以为是为诗而生的人，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如何才能立足于世焦虑万分。一些人转行去经商了，去教书了。他们彻底地置他们曾经奉为圭臬的缪斯于不顾，投身到尘世之中，还原为一个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俗人。传说中有某诗人在菜市场为跟小贩讨价还价直至亮出“我是诗人”的故事，虽乃笑话，倒在某种程度上显出了生活的真实。诗情的燃烧毕竟也是燃烧。燃烧即消耗。不久，我们就能见到燃烧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满眼灰烬——这个世界，永远都严格遵守着能量守恒定律。
还好，于坚没有沦陷。
不久，我听说于坚当父亲了，孩子叫于果，我想，于坚这家伙，心里想的肯定是“雨果”吧？幸运的是，就像我后来看到的那样，于坚并没有像许多抛别缪斯的人那样寡情，从此跌进生活的旋涡而难以自拔——初初听到“于果”那样一个名字，我已从中嗅出了于坚的某种志向，甚或说是野心——诗还在。还在他心里。他还要向前走。怎么走，往哪里走，我不知道。但随即，于坚的那些写昆明写昆明日常生活的诗文陆续问世。诗不再高蹈凌虚，从半空中落下尘世，发现了俗常之美。他把人对日常生活的尊重、怀念和不可分离，变成了他的文字，诗，摄影，以及散文。 又一次，记不清年份了，反正，那是一段有些艰难的日子，无形的、看不见的，却又让你分明能感受得到的艰难。在另外一个同样狭窄的巷道——那些巷道让那个院子有如迷宫——于坚碰到我，突然说，你还是要写。呵呵，我们似乎总是相逢在路上。我一时有些惊愕，不知他那话从何说起。我想我没有听错，他就是那样说的。他又说，有的人写得远不如你，你怎么不写了？我仍不知他那话从何说起，愣着，没有吭声。时间流逝，分分秒秒。那一刻的寂静分量千钧。日子突然变得严峻，更加严峻，不仅是生存的压力，还有一些来自不明方向的压力。我没吭气。我在想是怎么回事。
——许久之后，我听说，就在那条巷道，于坚干过一件很江湖的事，豪迈无比：他恰好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在背后说他坏话、近乎于向克格勃告密一类的人，他把那人堵在巷道里，厉声告诉那人说，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的另一条腿打断。这个真实性存疑的故事，曾在那个院子里添油加醋地广为流传。又过了许多年，我见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公众号链接，把于坚和那个疑似告密者的人并列在一起，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那些人肯定不知道，巷道曾经发生过的那精彩一幕。
那时，于坚又说，你要写！我知道，你的名气比有些人大多了。我说，我会写啊。我想，他是在恭维我吗？恭维我有什么必要？我断然否定了那个念头。他不是要恭维我，他从不恭维什么人。我很想问问他，怎么会突然跟我说起这个话题，是听到了什么吗？何况，我也从没说过我不再写作了，只是因了一些事，有些伤心，有些感慨，如此而已。后来我听说，那次他是刚刚从外地，也许是北京之类的地方回来，不知是不是偶尔听说了什么。而我们共同生活的小地方，不时会有些比那些大地方更大的风浪。我至今不大明白，那天他所指究竟为何。但我愿意相信，他那句近乎没头没脑的话，全然是出于好意。好意出于他的在意，对一个人的在意，对一个同事的在意，对一种写作的在意，而无其他。我想我没听错他的话中之话。我当然会继续写作。但我没有那样跟他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依旧，平淡如昨。许多时候，我们见了面，连话也不说，只是相互点个头。不说话，不等于无话可说。人在世间，有许多话，是不必挂在嘴上的。在谎言流行的时候，不妨把嘴巴换成眼神。对一个诗人，尤其如此。诗，思也。而思者，心田也。岂非诗即心耶？你读他的作品，好的作品，即见其人，明其心。阅读就是交谈，以心对心。有些人，你读了他的作品，就是读不到心，读到的尽皆语词的洪流，铺天盖地，华丽多彩，唯不见心；或充满机巧，小聪明，炫技，看上去睿智如哲人，如大师，就是见不到心。心躲在很远很深很暗的地方，看上去在写作，其实是在干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不说别人也知道，但都装作不知道，看他做。于坚的诗文，其实我所读不多，但每读都可读出心来。读出他在干什么，想什么，至少大体知道。就那样，我们不说话，或很少说话，偶尔说两句，都是短语，见了照样点点头，相安无事。
但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实在忍不住了，直接打上门去，找他。我说，于坚，你能不能不再半夜三更地打印啊？那时电脑刚刚兴起，所用打印机还是针式的。那种打印机的打印速度很慢，打一份几千字的文稿，需要很长时间。我记得我曾为打印一部长篇小说，花了整整五天时间。我与于坚的窗户中间，只隔着不到三米的距离。有时，他会在零点之后开动打印机，滋啦滋啦地打印新成的文稿，而那时，我刚刚要进入梦乡。我被那种让整个身体发酸的声音弄得无法入睡。他说他是赶个稿子。他说他会注意的。我听了，转身就走了——你还能怎么着？
长诗《0档案》发表后，表面平静的大院，一时议论蜂起，说什么的都有。我特意找来读了，先是有些不习惯，再读，有味道了，心想，很好啊，很有意思啊！一个隐蔽的伤疤，被扒了开来，里面是一团荒谬与荒唐。也有人不那么高兴了，说东的说东，说西的说西。见仁见智，你可以不高兴，不喜欢，不理会，公开评论，却无须也不该藏在暗處，施用文学以外的手段。压力会很大吗？看样子有点大。偶尔看见，于坚在院子里匆匆而行，一脸的凝重。我很想跟他说几句什么，到了也没说。我在想，当事人如果是我，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任别人说去吧！一个人，到了那样的年龄，总是要经受些什么的。借此想想自己的来路去路，未必不是好事。
一晃多年。新世纪之初，一次我们一起到铁路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末了，请大家都发发言，最后我也讲了几句，其中说到，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从来都是以山河湖海为中心的。我举例说，古人有句话，叫“孔子过泰山侧”，而不是说孔子从曲阜边走过。我说，那不仅仅是个修辞。曲阜无非一座人造的城，泰山才是大自然生成的庞然大物。大块。大块假我以文章。城可一朝毁败，山却万世不朽。一句“孔子过泰山侧”，把孔子和大千世界，和一座巍然大山联在了一起。说孔子过曲阜，只点明了方位，说“孔子过泰山侧”，不仅点明了方位，还把孔子和泰山联在了一起，那是个宏大的、能给予人无限想象空间的画面，意象磅礴，其味深远。散会时于坚边走边对我说，讲得好，“孔子过泰山侧”，可以好好写篇大文章！我说是吗？我说我正在写。那之前，我读于坚的作品，总有些“现代”“解构”的印象，如《0档案》。我没想到他会赞同我的说法。我想他不会轻易赞同谁的说法。许久之后，我发现于坚文风有变——那当然与我无关——他好像迷上了谈经论道，文中随时随地会出现“大块假我以文章”“道法自然”之类的古典名句。他在向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致敬。那种致敬并不空洞。古典里的中国日常，以及日常里的古典中国，成了他的在意。那与他对故乡或说乡土的追索，一并成了他诗文的两翼。他的追索固执到让人心疼心颤。过往的一切都成了美好回忆。他哀滇池。哀旧时昆明。哀他的亲人。哀他曾大汗淋漓的厂房。哀那一切俗常而有味道的日子。
初，我以为那已近偏执：昆明，未尝都好，昆明往昔，亦非尽可怀念。而他继续铺排，动辄万言，洋洋洒洒，如乡土文学，如鲁迅所谓：“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细想不然，深味，或道存于中。先前的鲁迅、沈从文，如今的莫言、贾平凹，都乡土过。而鲁迅的乡土不是沈从文的乡土，“鲁镇”也绝不是“湘西”。各人借用乡土的一角，意在各自心里的一个中国寓言。网上见有人为《建水记》站台，谓该书在歌颂建水的美好生活，该文读来仿佛在营销一本旅游读物，所言不唯非关宏旨，甚或相去万千里。我发微信给他：“我还没看到书，但微信上一些人的评说简直没摸到门，让我笑死！这肯定不是在告诉人们建水好在好玩，说那里尚存一种古老生活，哪跟哪啊？你是在对这个时代做出诗人的应答，这是责任，即西川所谓处理这个时代。”一个诗人、作家，不“处理时代”，不对时代发声、定位，亦白当了。于坚亦发出声明：“此书非关旅游。是关于那些被粗暴而轻蔑地拆迁掉的是什么？老中国在空间上已经彼岸化了。唯新是从，猎奇式怀旧，骨子里崇拜未来主义的旅游加速了这种彼岸化。所幸者时间还在汉语中幸存，也仅将碎片连缀起来。这是一种朝向废墟的、穷途末路的写作。”
诚是。我更喜欢他的散文。说到他新出的《挪动》，他说，那是“我近年的中篇散文合集。上一本是十年前出版《相遇了几分钟》。汉语写作的不朽道统是散文（我更喜欢随笔这个及物的词），小说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西人很少或不译散文可证，散文深植汉语中，译不过去。白话一百年后，能穿越时间，可传者依然是散文。鲁迅、周作人之重都在散文上。散文自古影响着汉文明。《赤壁赋》鼎立如《圣经》。如果文明复兴，小说必日渐黯然。小说只是散文中的细节，《红楼梦》是个典范。20世纪西方先锋派的写作趋势其实是走向散文化。当代，散文、随笔已经被汪洋大海的花边文学搞成了雕虫小技。《左传》乃重器，具有歌德、普鲁斯特、乔伊斯、托尔斯泰式的重量，影响到政治、国本、语速、材质、文明进程。”足见在中国，散文一以贯之，可记史、抒怀，可言志、明理，可发而为檄文，可系之于幽情，而当下小清新、小浪漫一类，无《史记》之恢宏，无《左传》之凝重，无《水经注》之俯察山川，无《世说新语》之济世悯人……已全然败坏国人胃口。那么，诗呢？诗依然在，在它自己，也在好的散文之中，化而为魂。
日前，我刚写完一篇非虚构文字，看来看去，总像少了点什么，兴未尽，意未结。正踌躇中，偶尔看到于坚微信上的两句话，“时间啊，请严加拷打，我全部如实招供”。正好，想用作引语，电话问他可以吧，他的回答仍只有两字：当然。
——与一个人，相识多年，寻寻常常，平平淡淡，唯几言可嚼，幸耶？不幸耶？唯吾自知耳。
【责任编辑】 邹 军
上世纪80年代，正理想主义盛行。1985年3月初，我刚刚从一家企业，到云南省作协做事。那是我从没想象过的，仿佛天上掉馅饼。去后我干的头一件活，就是筹办全省青年诗人作品研讨会，初选了几个年轻诗人，名单交给当年的主席、诗人晓雪，说可以，便着手准备。其中一位就是于坚。其时于坚以口语入诗见长，由此显出了与另一些诗人的区别。那是诗歌铺天盖地大行其道的年代，老老少少都在写诗，诗如潮水，汹涌澎湃，淹没了几乎所有俗常的日子——曾经的神祇应声塌陷，转瞬便为中国腾出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空间，“诗”——包括广义的“文”——迅即作为一种空无的替代，成了新的神明。深究起来，其实，诗文从来就是这个古老国家的神，几千年来一直盘踞游荡斯土斯民。作为无神之神，诗一直存在，只是在那十来年间，除了几个伪文人的奉命之作，大多都被弄得灰头土脸，甚至被蛮横地遮蔽，看似消失，却如地火，潜行于世。这个有着几千年诗教传统的民族，诗的基因强大坚韧，一遇合适的土壤与气候，便以星火燎原之势，一呼百应，攻城掠寨，所向披靡。
那之前，我在一家企业做事，编着一份小报副刊。出于职业与喜欢，认识了许多诗人，包括不少后来成为外省和云南诗界中坚的爱诗者和写诗人，于坚是其中之一。好像——恕我记得不大准确了——那时他已在本地报刊和远在西北的《飞天》上，发表过一些诗作。我和他在一个院子里上班，倒不在一幢楼，为了那个活动，专意跑到他那里，请他把发表的作品拿给我，为研讨会做些准备。他说好，后来就拿了一沓复印的剪报给我，说，就这些。我说好。其实，那比我原先预想的要多。
那以后，我们偶尔在院子里碰到，也就点个头。我们从没有特意地，或说正儿八经地聊过天。忽有一天，我竟和于坚在院子的一个巷道里狭路相逢。那个院子，旧时是个公馆，变成文联的院子后，到处乱盖房子，房间距离很小，巷道丛生，如迷魂阵。我就在一个只能让单车、行人通过的小巷道里，与于坚迎面相遇。于坚忽然站住，靠着墙，神秘地问我，你说，我该不该要娃娃了？那个询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脑子飞转，寻思那会是一句诗吗？往常，我们见面也就点个头，笑笑而已。可那天他说：“我该不该要娃娃了？”如果那真是一句诗，我就该用诗的语言回答他。但他说话的口气，完全不像在那个研讨会上讨论诗的调子，于是我断然否定了我的惊异与胡思乱想。随即我就想大笑，怎么可能呢？一个诗人，怎么会突然跟我这个只是偶尔见见面，见了也只是点个头的人，打探虽是人生必经却如此私密的问题呢？顿时，他从我想象中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之骄子，还原成了一个也要考虑人生百事的人，如果不说是个江湖俗人的话。心想，他不会是在开玩笑吧？不像，看样子不是开玩笑，他满脸满眼的期待神色，让我静了下来。我的目光透过巷道，看着院子里那个小小花坛。阳光清亮，不太灿烂，花木扶苏，疏朗有致。我极力忍住刚才那股想笑的劲头，说，此时不要，更待何时？尽管我极力压低嗓门，但声音可能还是有些大。他怔怔地看看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扬长而去。剩下我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才走出巷道。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背影宽阔而厚实——我想，他会不会把我的回答当成开玩笑啊？我可是认真的。一个当过几年工人，又读了几年大学，上了几年班的人，结婚，生个娃娃，是人生游戏的一套规定动作，顺理成章的事，还用问吗？特别是，还用去问一个跟他原来的日子几乎毫不相干的人吗？但事实证明他没有误解，他向我询问这事，也完全正常——毕竟，我比他年长了十多岁。
于坚询问那事真正的隐喻在于，在那样一个几乎全民为诗疯狂的年代，诗人那时自身遇到的，并不是，或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个个纯粹又纯粹的诗学问题，而是一个人生的日常问题。他们发现，比诗学更现实的，是生活，甚至生存。其实，那是一个较之本义的“诗学”博大得多也深邃得多的、更大的“诗学”问题。意识到于坚所问问题这一隐喻的内涵，深感其间意味深长。作为一个曾经的锻工，曾经的大学生诗人，整日整夜埋头于诗的日子，已经过去。于坚已开始思索生命自身的生存问题。生命的延续恰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他对此，对要回到生命的日常，或許有些迷惑，甚至没有足够的准备。后来，于坚的许多作品写到过他的日常，幼时的，成年的，林林总总。但对结婚生子这个日常不过的问题，那时他还没有准备，或说还没做好准备。其实他的困惑，远不止于他个人的困惑。那是诗的困惑。事实上，与他同时期的另外一些年轻诗人，遇到的也是形式尽管不同但性质完全一样的问题：生存。许多自以为是为诗而生的人，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如何才能立足于世焦虑万分。一些人转行去经商了，去教书了。他们彻底地置他们曾经奉为圭臬的缪斯于不顾，投身到尘世之中，还原为一个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俗人。传说中有某诗人在菜市场为跟小贩讨价还价直至亮出“我是诗人”的故事，虽乃笑话，倒在某种程度上显出了生活的真实。诗情的燃烧毕竟也是燃烧。燃烧即消耗。不久，我们就能见到燃烧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满眼灰烬——这个世界，永远都严格遵守着能量守恒定律。
还好，于坚没有沦陷。
不久，我听说于坚当父亲了，孩子叫于果，我想，于坚这家伙，心里想的肯定是“雨果”吧？幸运的是，就像我后来看到的那样，于坚并没有像许多抛别缪斯的人那样寡情，从此跌进生活的旋涡而难以自拔——初初听到“于果”那样一个名字，我已从中嗅出了于坚的某种志向，甚或说是野心——诗还在。还在他心里。他还要向前走。怎么走，往哪里走，我不知道。但随即，于坚的那些写昆明写昆明日常生活的诗文陆续问世。诗不再高蹈凌虚，从半空中落下尘世，发现了俗常之美。他把人对日常生活的尊重、怀念和不可分离，变成了他的文字，诗，摄影，以及散文。 又一次，记不清年份了，反正，那是一段有些艰难的日子，无形的、看不见的，却又让你分明能感受得到的艰难。在另外一个同样狭窄的巷道——那些巷道让那个院子有如迷宫——于坚碰到我，突然说，你还是要写。呵呵，我们似乎总是相逢在路上。我一时有些惊愕，不知他那话从何说起。我想我没有听错，他就是那样说的。他又说，有的人写得远不如你，你怎么不写了？我仍不知他那话从何说起，愣着，没有吭声。时间流逝，分分秒秒。那一刻的寂静分量千钧。日子突然变得严峻，更加严峻，不仅是生存的压力，还有一些来自不明方向的压力。我没吭气。我在想是怎么回事。
——许久之后，我听说，就在那条巷道，于坚干过一件很江湖的事，豪迈无比：他恰好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在背后说他坏话、近乎于向克格勃告密一类的人，他把那人堵在巷道里，厉声告诉那人说，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的另一条腿打断。这个真实性存疑的故事，曾在那个院子里添油加醋地广为流传。又过了许多年，我见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公众号链接，把于坚和那个疑似告密者的人并列在一起，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那些人肯定不知道，巷道曾经发生过的那精彩一幕。
那时，于坚又说，你要写！我知道，你的名气比有些人大多了。我说，我会写啊。我想，他是在恭维我吗？恭维我有什么必要？我断然否定了那个念头。他不是要恭维我，他从不恭维什么人。我很想问问他，怎么会突然跟我说起这个话题，是听到了什么吗？何况，我也从没说过我不再写作了，只是因了一些事，有些伤心，有些感慨，如此而已。后来我听说，那次他是刚刚从外地，也许是北京之类的地方回来，不知是不是偶尔听说了什么。而我们共同生活的小地方，不时会有些比那些大地方更大的风浪。我至今不大明白，那天他所指究竟为何。但我愿意相信，他那句近乎没头没脑的话，全然是出于好意。好意出于他的在意，对一个人的在意，对一个同事的在意，对一种写作的在意，而无其他。我想我没听错他的话中之话。我当然会继续写作。但我没有那样跟他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依旧，平淡如昨。许多时候，我们见了面，连话也不说，只是相互点个头。不说话，不等于无话可说。人在世间，有许多话，是不必挂在嘴上的。在谎言流行的时候，不妨把嘴巴换成眼神。对一个诗人，尤其如此。诗，思也。而思者，心田也。岂非诗即心耶？你读他的作品，好的作品，即见其人，明其心。阅读就是交谈，以心对心。有些人，你读了他的作品，就是读不到心，读到的尽皆语词的洪流，铺天盖地，华丽多彩，唯不见心；或充满机巧，小聪明，炫技，看上去睿智如哲人，如大师，就是见不到心。心躲在很远很深很暗的地方，看上去在写作，其实是在干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不说别人也知道，但都装作不知道，看他做。于坚的诗文，其实我所读不多，但每读都可读出心来。读出他在干什么，想什么，至少大体知道。就那样，我们不说话，或很少说话，偶尔说两句，都是短语，见了照样点点头，相安无事。
但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实在忍不住了，直接打上门去，找他。我说，于坚，你能不能不再半夜三更地打印啊？那时电脑刚刚兴起，所用打印机还是针式的。那种打印机的打印速度很慢，打一份几千字的文稿，需要很长时间。我记得我曾为打印一部长篇小说，花了整整五天时间。我与于坚的窗户中间，只隔着不到三米的距离。有时，他会在零点之后开动打印机，滋啦滋啦地打印新成的文稿，而那时，我刚刚要进入梦乡。我被那种让整个身体发酸的声音弄得无法入睡。他说他是赶个稿子。他说他会注意的。我听了，转身就走了——你还能怎么着？
长诗《0档案》发表后，表面平静的大院，一时议论蜂起，说什么的都有。我特意找来读了，先是有些不习惯，再读，有味道了，心想，很好啊，很有意思啊！一个隐蔽的伤疤，被扒了开来，里面是一团荒谬与荒唐。也有人不那么高兴了，说东的说东，说西的说西。见仁见智，你可以不高兴，不喜欢，不理会，公开评论，却无须也不该藏在暗處，施用文学以外的手段。压力会很大吗？看样子有点大。偶尔看见，于坚在院子里匆匆而行，一脸的凝重。我很想跟他说几句什么，到了也没说。我在想，当事人如果是我，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任别人说去吧！一个人，到了那样的年龄，总是要经受些什么的。借此想想自己的来路去路，未必不是好事。
一晃多年。新世纪之初，一次我们一起到铁路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末了，请大家都发发言，最后我也讲了几句，其中说到，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从来都是以山河湖海为中心的。我举例说，古人有句话，叫“孔子过泰山侧”，而不是说孔子从曲阜边走过。我说，那不仅仅是个修辞。曲阜无非一座人造的城，泰山才是大自然生成的庞然大物。大块。大块假我以文章。城可一朝毁败，山却万世不朽。一句“孔子过泰山侧”，把孔子和大千世界，和一座巍然大山联在了一起。说孔子过曲阜，只点明了方位，说“孔子过泰山侧”，不仅点明了方位，还把孔子和泰山联在了一起，那是个宏大的、能给予人无限想象空间的画面，意象磅礴，其味深远。散会时于坚边走边对我说，讲得好，“孔子过泰山侧”，可以好好写篇大文章！我说是吗？我说我正在写。那之前，我读于坚的作品，总有些“现代”“解构”的印象，如《0档案》。我没想到他会赞同我的说法。我想他不会轻易赞同谁的说法。许久之后，我发现于坚文风有变——那当然与我无关——他好像迷上了谈经论道，文中随时随地会出现“大块假我以文章”“道法自然”之类的古典名句。他在向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致敬。那种致敬并不空洞。古典里的中国日常，以及日常里的古典中国，成了他的在意。那与他对故乡或说乡土的追索，一并成了他诗文的两翼。他的追索固执到让人心疼心颤。过往的一切都成了美好回忆。他哀滇池。哀旧时昆明。哀他的亲人。哀他曾大汗淋漓的厂房。哀那一切俗常而有味道的日子。
初，我以为那已近偏执：昆明，未尝都好，昆明往昔，亦非尽可怀念。而他继续铺排，动辄万言，洋洋洒洒，如乡土文学，如鲁迅所谓：“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细想不然，深味，或道存于中。先前的鲁迅、沈从文，如今的莫言、贾平凹，都乡土过。而鲁迅的乡土不是沈从文的乡土，“鲁镇”也绝不是“湘西”。各人借用乡土的一角，意在各自心里的一个中国寓言。网上见有人为《建水记》站台，谓该书在歌颂建水的美好生活，该文读来仿佛在营销一本旅游读物，所言不唯非关宏旨，甚或相去万千里。我发微信给他：“我还没看到书，但微信上一些人的评说简直没摸到门，让我笑死！这肯定不是在告诉人们建水好在好玩，说那里尚存一种古老生活，哪跟哪啊？你是在对这个时代做出诗人的应答，这是责任，即西川所谓处理这个时代。”一个诗人、作家，不“处理时代”，不对时代发声、定位，亦白当了。于坚亦发出声明：“此书非关旅游。是关于那些被粗暴而轻蔑地拆迁掉的是什么？老中国在空间上已经彼岸化了。唯新是从，猎奇式怀旧，骨子里崇拜未来主义的旅游加速了这种彼岸化。所幸者时间还在汉语中幸存，也仅将碎片连缀起来。这是一种朝向废墟的、穷途末路的写作。”
诚是。我更喜欢他的散文。说到他新出的《挪动》，他说，那是“我近年的中篇散文合集。上一本是十年前出版《相遇了几分钟》。汉语写作的不朽道统是散文（我更喜欢随笔这个及物的词），小说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西人很少或不译散文可证，散文深植汉语中，译不过去。白话一百年后，能穿越时间，可传者依然是散文。鲁迅、周作人之重都在散文上。散文自古影响着汉文明。《赤壁赋》鼎立如《圣经》。如果文明复兴，小说必日渐黯然。小说只是散文中的细节，《红楼梦》是个典范。20世纪西方先锋派的写作趋势其实是走向散文化。当代，散文、随笔已经被汪洋大海的花边文学搞成了雕虫小技。《左传》乃重器，具有歌德、普鲁斯特、乔伊斯、托尔斯泰式的重量，影响到政治、国本、语速、材质、文明进程。”足见在中国，散文一以贯之，可记史、抒怀，可言志、明理，可发而为檄文，可系之于幽情，而当下小清新、小浪漫一类，无《史记》之恢宏，无《左传》之凝重，无《水经注》之俯察山川，无《世说新语》之济世悯人……已全然败坏国人胃口。那么，诗呢？诗依然在，在它自己，也在好的散文之中，化而为魂。
日前，我刚写完一篇非虚构文字，看来看去，总像少了点什么，兴未尽，意未结。正踌躇中，偶尔看到于坚微信上的两句话，“时间啊，请严加拷打，我全部如实招供”。正好，想用作引语，电话问他可以吧，他的回答仍只有两字：当然。
——与一个人，相识多年，寻寻常常，平平淡淡，唯几言可嚼，幸耶？不幸耶？唯吾自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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