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中国沦陷地区按地域划分，主要存在过4个傀儡政权，即以长春为中心的东北伪政权——“满洲帝国”，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伪政权——“临时政府”和“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内蒙伪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伪政权——“维新政府”和“国民政府”直辖区域。它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本文仅就华北伪政权的出笼及其覆盖作一些介绍和研究。
　　
　　北平伪临时政府——华北伪政权出笼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关东军以“危害”“满洲国”治安为借口，图谋入侵华北，“建树起第二个满洲国”。为此，日军于1933年占领山海关，侵占热河，迫使中国军队撤离冀东。1935年又搞华北事变，造成冀东伪政权的既成事实，并加紧“华北特殊化”。1936年增兵华北，步步进逼。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于7月底、8月初北平、天津沦陷，9月下旬河北省城陷落，11月上旬山西省城陷落。这时关东军也从坝上草原进占了察哈尔和绥远两座省城，南下的日军攻入山东、河南两省境内。华北山河城池，或已丧失，或将沦亡。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次日，“华北派遣军”就在北平（伪机构已于10月12日决定改称“北京”）扶植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日本军方明确提出“新政权不是华北地方政权，而应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其政令得在日军势力范围内所属全部地区普遍行施。”
　　伪“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成立仪式”，委员有：行政委员长兼行政部总长王克敏，认政委员长兼文教部总长汤示和，司法委员长董康，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法制部总长朱深，灾区救济部总长王揖唐，北京特别市长江朝宗，河北省长兼天津特别市长高凌尉，共8人。这些人清一色的都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政客，连日本政界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他们“实际均为人所不齿之流地痞集团”。伪政权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北平为“首都”，直到1938年1月1日，伪府才在外交大楼举行“就职典礼”。
　　就是这样一个傀儡政权，拼凑出笼就急忙向全国各地发电，借以表明“新中央政府”之意，而很长时间总共才收到单位和个人“祝贺”电、函不到50件。其中有“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山东治安促进会”等伪组织，叛国投敌的前驻朝鲜的几名外交官，以及旅居朝鲜、台湾和日本的亲日华侨等卖国贼亲日派之流。这个傀儡政权在它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其“外务局”只干了这么一点“外交事务”：开设驻日本办事处和驻横滨、神户、长崎及函馆的侨办处，开办驻朝鲜京城（今汉城）、新义州、釜山、元山、仁川及镇南浦（今南浦）的领事馆或办事处，还有同伪满互设通商代表处。
　　3月28日，以日本海军为背景，“华中派遣军”扶植建立起华中伪政权“维新政府”。事先在24日日本内阁制定的《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纲》规定：“华中维新政权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而成立的，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促其合并统一。”9月22日，在日本主子导演下，临、维两伪府在北平建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联合委员会”，产生以王克敏为“主席委员”的“常任委员会”，包括临府的王克敏、王揖唐、朱深3人和维府的“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内政部长”陈群3人。
　　伪临时政府充其量仅仅是华北伪政权，它的统辖区域从来没有超越“华北派遣军”驻扎区域。1938年1月，北平、天津和河北3个省市伪公署建立，山东、河南和山西3省伪公署分别在3月、4月和6月成立，1939年1月又组建了“青岛特别市公署”。7月设立的“苏北行政专员公署”也由临府代管。伪临府辖境只是华北沦陷区的4省3市1行政区。就是这些地区中，“日军所占领的不过是‘点’和‘线’而已，或者说仅是‘点’更为符合实际的情形。”“就是北平——临时政府的首都——这首都的权力仅能达到城墙以外极少数的数英里罢了”。
　　


　　到1940年春，据伪政权资料，河北省有10个伪县署不能进驻县城，两县不能派出县知事，山东省7座县城未能占领，山西省28个县不能设立伪机构，河南省东北部还有3县没有伪机构，占全省2/3的中部、南部和西部还由中国抗战政府控制着。至于苏北，17个县中伪政权控制过半的只有两个县，有一个县完全由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就是这样，伪临府仍“始终未能达到中央集权的程度”，特别是县行政，“实际上是以日军兵团长及其政务幕僚担任的特务机关长，承担县政的领导。”
　　
　　“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伪政权延续
　　
　　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2次对华声明，一面贬斥“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一面鼓噪“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12月22日，又发表第3次对华声明，要求中国“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还要求“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揭露敌人的阴谋说：“中国若承认了他的‘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是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而身为国民党副总裁要职的汪精卫竟然“响应敌方谬论”，“通敌祸国”，逃离重庆后于12月29日发表叛国投敌声明《艳电》。日本政府决定起用汪精卫建立新的中国伪中央政权。后来“华北派遣军”降格为新建的“中国派遣军”的下属，司令官也由大将杉山元换为中将多田骏。
　　1939年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提出了汪精卫的首席位置和临时、维新两伪府的加入，确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关系，以分治作为原则”。10月30日日本制定的《临时政府和新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要领》中规定：“鉴于华北地区与日满两国在国防上、经济上有加强合作的特殊性”，该地区作为局部地区处理。“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并有处理军事之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国民政府主席之下行施极高的自治行政权。”12月30日日汪签订的《新关系调整要纲》中，汪接受了“华北与日满两国在国防上、经济上为强度结合地带之特殊性”，因而仅仅是“废止临时政府之名称，从新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暂时继承既成事实”。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汪伪政权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以上五院院长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均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当然委员，汪为主席，它以南京为“首都”，以加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黄色三角布条的红地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以示与重庆国民政府有别。
　　伪临时政府3月30日发表《宣言》称：“国民政府与“临时政府”与汪氏伪“国民政府”旨趣即属相同，故3月30日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之际，即行宣言解消。同日，伪国民政府发布《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境内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内各项政务，并监督所属各省市政府，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华北政委会常委7人：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王克敏、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实业总署督办王荫泰、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建设总署督办殷同、政务厅长朱深。
　　其实，伪华北政委会和伪临时政府除了名称不同外，实质丝毫无异，伪国民政府在华北仅徒具虚名而已。“华北派遣军”早在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纲要中就已写明：“随着中央政府的成立，根据华北的特殊地位，为了在国防、经济、思想各方面形成一个与日满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国防方面“首先必须树立日本对华北的政治支配力”，在经济方面“对于棉花煤炭等，应与日满交流。……为充实日满的总体力量作出贡献”。在思想方面“建设—个由真正的日中合作思想控制的华北”。“华北特殊化”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在沦陷区甚至于连五色旗还照旧悬挂，不过把它改为新民会的旗帜罢了。
　　


　　至于华北伪政权的管辖范围，虽然明文规定只限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但因继承伪临府之故，辖区未有变动。到1941年，日本“中国派遣军”制定的《华北、华中接壤地带处理纲要》中称：“华北、华中接壤地带中，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内的河南省北部，在目前仍维持现状，徐海道及淮北地区，在1942年初从华北分离，改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区域。”苏北的1市17县和安徽淮北的4县“因接近南京，农产品、盐、矿产资源颇丰，既富有经济力量，又为铁路、运河等交通中枢，汪主席(按：指汪精卫)早就强烈要求移交该地区。”1942年1月，苏北、淮北22个县市组成以徐州为首府的“苏淮特别区”。2月划离华北由伪国民政府直辖。而河南省部分直到1945年夏，“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基于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的要求，才“允许由南京伪政府接管河南”。
　　
　　日本“华北派遣军”卵翼下的傀儡
　　
　　华北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华北伪政权是日本占领军的傀儡政权。其全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活动，均受到日本侵略者严密控制。
　　日本对于华北的方针是：政务工作“受陆军大臣的直接领导”，“统治监督占领地区内的行政。即对华北有关全面的重要事项，可直接指导华北政务委员会”，或“根据需要”(主要指有关经济事项)，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担任幕后指导”。日本“陆军方面的某些人士对于建立一个自治的‘华北国’颇为热衷”，其“华北派遣军”统治监督全部华北伪政权的行政，还直接负责河北、北平、天津3省市的“政务指导”，山西、山东、河南3省由当地日本驻军负责“政务指导”。华北和省级，日军派设“顾问部”。各地具体事务由日本陆军设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门、邢台、邯郸、太原、崞县、阳泉、临汾、运城、长治、济南、德州、济宁、益都、烟台、新乡、开封、商丘、徐州、海州等地的特务机关负责，道、市、县派驻“联络员”。1938年1月23日，日本首相宣布，日本政府对华北伪政权“处于监护地位”。12月16日，日本“对华院”改称“兴亚院”，这是首相担任总裁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枢轴”机构，它驻北平的“华北联络部”担当华北伪政权的“外部监督”。“联络部”首任长官为“华北派遣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中将，次长为根本博少将，继任长官为森岗皋少将（后升中将），次长为盐译清宣少将。1942年11月，兴亚院联络部由日本使馆事务部取代。盐译清宣中将出任驻北平公使，继任为楠本实隆中将。
　　在军事上，日本将一些叛国投敌的原国民党军以及土匪、地主武装加以利用，对其中战斗力较强又比较坚决亲日的给以“剿共军”的名称，由伪政权发给军费。他们仍怕“剿共军”遗患未来，故采取所谓保留精干逐步淘汰的方针，至于其他降日部队，则给以“皇协军”称号，暂发经费，日后逐步解散。
　　为了建立一支平时“维持治安”、战时随同日军作战的“正规”伪军，1938年5月10日，伪治安部设立陆军军官学校。1939年10月1日建成为人数1.5万人的第一批“正规”伪军——“治安军”，3个“集团”又有2个独立团，共8个团，分驻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地。“总司令”齐燮元宣称，“治安军”为担任维护华北治安之唯一军队。伪《新民报》社论说，“治安军”“纯粹为兴亚反共之军队”。它的每个营里都有日军教官。通过几次扩军，该军号称拥有10万之众。1941年后，“治安军”先后有19个团开赴冀东剿共，结果遭到惨败，两个建制团覆灭，小坂高义大佐以下10余日本教官丧命。
　　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经济政策，首先是控制金融。1938年2月11日在北平建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顾问阪谷喜一，先后向日本借贷5亿日元为资本。3月10日起发行和日元等值的钞票“联银券”。这样日军可以通过操纵兑换率筹集军饷，进行经济掠夺，伪政权也可弥补税收。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活动纳入日本的体制，同中国广大未沦陷区相割裂。1931年3月，“联银券”成了华北沦陷区统制的唯一通货。同时这个银行还垄断了华北的外汇。该行存在7年时间内，发行“联银券”共达1238亿元之巨。
　　1938年3月26日建立的“日华经济协议会”，负责制订华北的所谓经济和工业发展计划。11月7日成立的“华北开发公司”是日本官商垄断资本的合资公司，以掠夺华北各种资源，特别是被称为“二白”（棉、盐、）、“二黑”（煤、铁）为主的战略资源为目的。它后来扩展到64个子公司，其中最大的就是“华北交通公司”，1939年4月14日成立。其他的公司还有：华北电信电话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华北电业公司、中华航空公司、中日实业公司、华北房产公司、华北矾土公司等。建立这些公司始终是以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耗尽中国的资财为目的的。
　　日本在思想文化方面控制华北主要是通过“新民会”进行的。它是1937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的，它的许多高级职员都是日本人。其历任最高顾问为：安藤纪三朗中将、片桐护郎中将、铃木美通中将和岩松义雄中将，“华北派遣军”特务部文化组长小泽开策出任第一任总务部长。它所推行的“新民主义”，其实是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与日本竭力推行的殖民地顺从奴才思想的大杂烩罢了。
　　
　　日本“对华新政策”和伪政权的溃灭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伪称“大东亚战争”）后，加强了对华北的掠夺。“华北派遣军”就承担着培养和补给日军战斗力的任务，掠夺日本所需要的战争资源，要将华北变成日华合作的模范地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1942年，由于中途岛战败，日本丧失了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从夏季开始走下坡路。同年11月1日，日本建立“大东亚省”，撤销了“兴亚院”，负责“实施有关大东亚地区的各项政治事务”。12月21日御前会议通过《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提出让汪伪国府参战，“当前的对华经济措施，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对华新政策”，通过它来榨取沦陷区的物资和人力，变成其在“决战”中的粮仓与武库。汪伪国府于1943年1月9日“参战”后，日军对华北伪政权的控制实际上丝毫未放松，不过改变一下手法而已。日本陆军的特务机关改为陆军联络部（原兴亚院联络部改为公使馆），撤销“县联络员”，全部改为以新民会参事的身份从侧面对华北伪政权进行援助。至于汪伪插手华北，“华北派遣军”警告说：“勿过于采取急剧的中央化，使华北妨碍帮助大东亚战争”。汪伪在华北也只是得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华北取下了“五色旗”，于1943年2月9日挂上了与汪伪国府直辖区域完全相同的旗帜。汪伪国府设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办事处”，派了一名上将“委员”驻在北平。华北“治安军”改称为“华北绥靖军”，更换成与汪系相同的军旗和军徽。在“淮海省”（即前“苏北行政区”、“苏淮特别区”）停用“联银券”，汪伪的“中储券”成为这里唯一的通货。
　　1945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美军登陆菲律宾成功。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也被迫收缩兵力，不得不放弃一些地区，在华北八路军已经开始了局部反攻。1945年2月，伪华北政委会末任委员长王荫泰在《就职宣言》中哀鸣：“外则环境艰难”，“内则经济枯竭”。迹象表明，日伪统治末日将至。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关东军迅速土崩瓦解。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南京签降。10月10日，日本“华北派遣军”在北平签降。10月11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为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接收。历时近8年的华北伪政权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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