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常常被描绘成“圣徒与罪人”，抑或是“英雄们推翻暴君和顽固分子”的故事。
　　这些启蒙思想家，不是我们通常想象中，身处象牙塔专攻学术的教授，反倒是一群世俗之人。
　　他们或相互认识，或彼此欣赏，也同时存在分歧，但在崇尚理性，摧毁神权、王权和特权，追求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的行动很接地气，以致受到大众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分子和大众的互动。
　　他们是环境的产物，在理解环境的同时试图改变环境，而他们也的确具备改变环境的某种能力。

矛头和Lumières

　　“什么是启蒙运动？”1783年，《柏林月刊》以此为题开展征文，吸引了一大批当时的思想家。
　　第二年，“学霸”康德“霸气”发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的矛头指向“迷信”，一句“从迷信解放出来唤作启蒙”终结了问答。
　　“迷信”一词初现于中世纪，当时不具有今天所谓“封建迷信”之类的含意，而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囊括了崇拜、天谴、偏见、狂熱、狭隘和想入非非，意在让所有事物暧昧难辨。
　　到了中世纪末，自然科学和近代技术的勃兴，以及古典文化的“再生”，动摇了植根于宗教神权的统治，加速了工商业社会中世俗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

　　律师之子伏尔泰依靠写作成为巨富，在自己拥有的费内城堡过着时尚生活。

　　这个时期的欧洲，如“一艘行驶在大海上却要重建的船”，很多源于宗教符号体系的概念开始在内涵上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开始对独立思考情有独钟，开始“只凭自己的良知、责任感和批判意识”，为社会的“改弦更张”撰写作品。
　　“迷信”在这部分人眼中，不再只是一个宗教概念，更是一切有悖于理性的思维方式，是康德所谓的“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要摆脱迷信，摆脱思想的混浊，必须启蒙，以破除宗教迷信和教会黑暗势力的统治。启蒙的第一步，是要“照亮”（法文Lumières）人们的头脑，让人的理性之光驱散黑暗。

　　就像康德把整个启蒙运动称为理性的解放一样，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理性主义。与康德同处一个时代的哲学家也认为，理性是肯定人间文明的一切标准。可以说，道德、文化、思想、社会规则各方面，都必须符合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只有由理性创造出来的东西才是合乎理性的，这个思辨逻辑，其实是把理性提高到相当于上帝的地步。这是启蒙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样做，是在上帝这个权威之上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即是以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
　　今天我们谈及“启蒙”，往往会联系上“五四”，再加上“法国”这个前缀。这是一个误区。法兰西固然是启蒙重地，但启蒙并非法国一枝独秀。启蒙因地因国而异，是由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多元化的启蒙。
　　17世纪，启蒙因笛卡尔而让法国声名远播。但“自由”的英国开始为世界打开“近代”的大门，同时也促进着欧洲大陆的思想演变。
　　18世纪虽说是“伏尔泰的世纪”，这时候的法国，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启蒙四贤”（还包括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虽然风头很劲，但他们却无一不受“打头阵”的洛克、牛顿、休谟等人的影响。

　　如果离开了经验和感觉，理性也同样会走向谬误与荒诞。

　　比如，伏尔泰访问英国的时候，读遍了英国哲学家的书，对洛克尤其注意。洛克当时的著作已经关注到国家的形式、人权与自由。后来，伏尔泰把他在英国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以《哲学书简》为名发表，启蒙之风也随之吹到法国。

“最危险的法国人”

　　法国的启蒙家，几乎都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精英。他们有足够的经济支撑，虽然都赞扬劳动技能，但很少出生于平民阶层。
　　孟德斯鸠有男爵爵位，孔多塞是侯爵，爱尔维修通过包税生意发家致富。律师之子伏尔泰依靠写作成为巨富，在自己拥有的费内城堡过着时尚生活。最为激进的自由思想家霍尔巴赫男爵，则出生于德国贵族之家，迁居法国后，在巴黎拥有一家富丽堂皇的画廊。
　　良好生活的背景，意味着他们的写作也是为同一阶层的成员们而写。尤其是在被称为法国启蒙运动奇迹的1749年，很多启蒙者因为写作和启蒙事业开始崭露头角。
　　比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震动欧洲，布封的《自然史》出版发行，而帅哥伏尔泰结束了同夏特莱夫人15年的同居，加盟启蒙阵营，变成启蒙者们的精神偶像。贵族霍尔巴赫在巴黎开办沙龙，是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基地。 　　这年10月，卢梭穿过乡间马路，前往一个古堡。这个古堡曾经是狄德罗因为《论盲人书简》被关押的地方。有趣的是，在这年11月，出狱的狄德罗回到巴黎，投奔了霍尔巴赫男爵。
　　两年后，狄德罗再次成为教会眼中“最危险的”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的传道者。原因是他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合编了一本“各门科学、艺术和技艺的据理性制定的詞典”，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百科全书》第一卷。
　　《百科全书》深重地影响了法国社会。“启蒙运动”这个词在法国人那里并不像现在这样受待见，被法国人挂在嘴上的，是“百科全书”。这种说法体现了法国启蒙运动者们的具体理想。

　　在整个启蒙运动当中，法国的这些哲学家、学者、知识分子认识到，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要走出蒙昧，唯一的手段就是普及知识。之后，受其影响，英国大名鼎鼎的培根说的那句“知识就是力量”，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政治生活中，法国启蒙运动者关心民众由谁代表，思考如何向君主、官员提供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尽管现实生活中他们很少参与政治，或组织反抗。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的卢梭，就以“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开篇，写成了《社会契约论》。
　　宗教问题上，他们更加旗帜鲜明。启蒙运动者几乎没有想过用完全的无神论来取代宗教，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对宗教有很深的了解，试图寻找或塑造一种新的充满人性的宗教，来弥补当前的不足。
　　遗憾的是，世界远比启蒙者们看到的、认识的、想象的更为复杂。18世纪后期，随着启蒙者的队伍逐渐庞大，他们开始与法国大众文化之间产生富有成效的互动，但新一代启蒙者或与之相伴的新写作手法，最终却使双方关系趋向紧张。
　　法国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曾指出，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极端的启蒙运动，类似于满腔怒火的大众新闻业。穷困落魄的启蒙写作者，释放出很多不和谐的信息，不仅以粗鲁怂恿的词汇猛烈抨击那些经典目标，如教士、包税商和官员，而且还发自本能地痛恨享有特权的整个上流社会。

反反启蒙

　　以“理性、科学、世俗人道主义”为三大标志的启蒙运动，推动了人类的进步，让人们对启蒙运动寄予了无限进步主义希望。然而，18世纪以后，这种希望开始出现落空的迹象，人们开始怀疑启蒙本身的作用与价值。
　　批评者强调，不能对启蒙运动的价值太过乐观，因为理性造就了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科学用摄像头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甚至纳粹的暴行、奥斯维辛的焚尸炉，都有严格精确的科学管理，而人道主义可以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
　　历史学家质疑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的18世纪，认为在牛顿自然科学大受认同的背景下，启蒙者们获得真知的关键不是推理，而是实验和经验，因为人本身不仅是思考的动物，也是感觉的动物。
　　如果离开了经验和感觉，理性也同样会走向谬误与荒诞。比如，已经66岁的伏尔泰发表的小说《老实人》中，自小具有反骨的伏尔泰塑造了莱布尼茨的庸俗信徒邦葛罗斯博士。邦葛罗斯博士盲目相信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主张，认为“在这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在走向美好”，却对他眼皮子底下正发生的一切残忍与痛苦之事视而不见。这是何等的讽刺。
　　还有一点让启蒙运动备受质疑—启蒙运动意在建立一种新的信仰和国家制度，而其目的是为了资本主义更好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批评说，启蒙运动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给底层人民带来了不平等和压迫。他甚至毫不留情地指出，牛顿、伏尔泰这些启蒙运动的重量级人物，正是背后邪恶的推手。
　　不管在当时还是今天，当我们回头清算启蒙运动，不可否认的是，那种称启蒙运动“已经让当下很好了”的赞誉之词，是与许多人的生活经验或体验不符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启蒙没有改变过这个世界。
　　启蒙运动是未竟的哲学事业，就像哈贝马斯认为的那样，启蒙不是没用，而是还不够。启蒙不单属于18世纪的历史，更是一项长期持续和反复恢复“运用理性”勇气的社会任务。
　　人类从未真正告别蒙昧。事实上，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像法国最初的启蒙者那样，褒扬和抨击，讨教和论战，互相影响又各自区别，但其总方向却是一致的—推动世界走向公平、正义、理性，以及尊重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