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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飞向延安，
父亲驾机起义
1946年6月26日，延安上空阴雨绵绵，一架美制B-24型重型轰炸机冲破艰难险阻，不时晃动着机翼，穿越厚厚的云层，在风雨中缓缓降落在简陋的机场上。
驾驶飞机的机长就是我的父亲刘善本。父亲时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他在即将接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的关键时刻，选择投奔光明，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先例。周恩来总理多次称赞父亲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百人驾机起义。
6月29日晚，延安军民召开欢迎机组驾机起义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了父亲的机组的全体人员。
毛泽东对父亲驾机起义的壮举给予高度评价，还风趣地说：“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反内战。”朱德在欢迎致辞中指出：“刘善本上尉退出内战的义举，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运动高潮的到来。”
父亲带给延安共产党人的是一架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机组人员均是在美国受过专业培训技术熟练的飞行技术人员。他们的到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积累了宝贵的人才。父亲的起义是对他个人及其全家人的生死考验，因此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包括自己的亲人。虽然父亲筹谋已久，但是事发突然，完全是借助去昆明运送内战物资，途经成都的间隙转向延安，可谓带着几分偶然和冒险。
父亲起义之后，我的奶奶、母亲、叔叔、姑姑、姐姐等七八口人仍在上海，受到国民党宪兵的严密监控，最终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转道回四川老家，1950年1月全家人才在哈尔滨一航校团聚。
受父辈影响，
母亲投身抗日宣传
我的母亲周叔璜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而极富传统儒商精神的家庭，外公是丰都第一任商会会长。母亲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公倾全力支持抗战，响应卢作孚先生倡导的民生救国运动，成为民生航运的股东。民生航运为国民政府无偿地运送转移物资、机器等设备到四川，屡遭日机轰炸，牺牲了不少船工和船员。在外公的影响下，母亲在初中时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演宣传剧，张贴抗日标语。
当时有两名四川籍学生——张西洛（后为《光明日报》副主编、人民政协报社社长）和罗凡（后为全国总工会副书记）因宣传抗日被学校开除，两人在回川途中一路宣传抗日来到丰都，在适存中学门外宣传抗日救国，引来不少中学生围观倾听。
演讲完毕，张西洛问：“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演宣传抗日的戏吗？”站在最前面的母亲说：“我愿意参加。”母亲参加了他们的排练后，在丰都闹市区上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张西洛演父亲，罗凡演工人，母亲演卖唱的女儿。演出结束后，围观的群众在张西洛、罗凡的带领下高呼抗日口号，全场观众情绪高涨，因为有商会会长的女儿演出，流氓地痞也不敢来闹事。
相识在成都，结下终身缘
抗战时期的重庆，时常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警报一响学校就无法上课。母亲就转学到成都蜀华女子中学，在成都她认识了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远程轰炸大队的飞行员，也就是我们的父亲刘善本。
父亲英姿飒爽，忠厚善良，尤其是他的爱国热忱和为了报效国家而刻苦钻研飞行技术的好学精神，给母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之后他们开始交往。
外公因生意上的事来成都，专程见了女儿的男朋友。与其交谈后，甚为满意，许诺等女儿完成学业后就可办喜事。但是，未等女儿毕业，外公因脑溢血不幸辞世。母亲因外公的突然去世心情很不好，高中毕业后就去兰州和父亲完婚了。
婚后一年，我的大姐出生。父亲为其取名兰平，寓意是记住出生地兰州，表达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祖国和平的愿望。兰平不满周岁时，父亲被派往美国，学习如何驾驶改装后的B-24型重型轰炸机。这一去就是三年，直到1945年10月，父亲才回到上海和母亲团聚。
我们上海的家在迪斯维路麦加里，这里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家属住宅区，父母亲和奶奶，还有父亲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住在一栋两层的日式洋房里。
父亲在美国学习期间成绩优异，还改进了当时教练机上的高空仪表，被授予年度空军科技奖，并获得2000美元奖金。学校将他作为教官培养，毕业前夕多次找他谈，希望他留下任教。
父亲回答：“我之所以来美国学习，就是为了回去报效国家，因为我的祖国和人民还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美国校方因此对他评价极高。
回国后，父亲被任命为一级飞行员和作训参谋兼作训科长，负责八大队的训练任务。抗战胜利后，他还完成了运送政府要员到东京参加审判东条英机的重要任务。
抛弃荣华富贵，
退出内战漩涡
1946年6月，父亲接到调令，要他担任蒋介石专机机长。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职务，但是他却为蒋介石即将发动内战而感到痛心。
父亲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反对内战，唤醒空军同僚的觉悟。正好在此时有一批美国通讯器材必须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到昆明，他主动请缨担任空运任务。他知道这次的冒险出行，很可能就是和家人的永别。
在收拾行装时，父亲刻意避开母亲，将运动鞋、药品，连同秋天的衣服、照相机和英文打字机都带上了。他还特别拿了大姐和母亲的照片，夹在随身携带的本子里。最后他把家里的信件、通信地址烧毁，一些书籍也处理掉了。
母亲看到了，问他：“这次怎么带这么多的东西啊？”
父亲说：“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在离家前的那几天，父亲一有时间就把大姐搂在怀里，晚上他长时间地坐在母亲的床头和她说话。
在走之前的那个晚上，父亲告诉母亲：“叔璜，你要照顾好孩子，自己多保重。”他趁母亲不注意时，在她枕下塞了些钱。
第二天一早，父亲走出家門，在楼下叫母亲把雨衣扔下来，他接住雨衣后，静静地立在那儿像是一株迎风而立的孤松，长时间地仰望着心爱的妻子和女儿。突然他转身朝吉普车走去，女儿喊着：“爸爸再见！”但是他连头也没回，毅然启动吉普车，消失在远方。 父亲这次出差，再也没有回来。八大队的人议论说，会不会是飞机出事了。但是美国顾问说，如果刘善本的飞机出事了，你们整个八大队的飞机都见鬼去了。
母亲和所有的飞行员家属一样，焦急不安，心事重重。三天后，八大队政训处来人询问父亲出差前有谁来过，并嚷嚷着要查看他的东西。
政训处的人走后，家里的门铃响了，是邮差。他说有邮件，边说边往里面走，进来看到家里被翻得很乱，他问：“家里有外人吗？”
母亲感到很奇怪，看着他回答：“没有外人。”
邮差拿出一盒烟，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
“就是这个邮件？”母亲问。
邮差不说话，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慢慢撕开，取出一个纸条打开来递给她，嘱咐道，看完烧掉。
母亲疑惑地接过来一看，纸条上写着，刘善本因为反内战已飞到延安，请她放心，让她听送信人的，一切按送信人的指示做。
母亲半信半疑，问：“按这上面说的，就是听你的了？”
邮差说：“我回去马上安排，最近我还会来。”
两天后的凌晨，天还没亮就有人敲家里的后门。母亲问：“是谁？”
那人回答：“收便桶的。”
又是那位邮差，他说：“明天上午10点在麦加里路口边的西点铺见，不要带太多的东西，只带贴身的，把孩子和老太太、男孩子（男孩子是指刘善本的小弟弟，老六）带上一起走。”
第二天上午8点，国民党八大队队长王世箨陪同南京航空委员会特派员王道忠，以及八大队政训处处长李承初一起来到家中，一见母亲就问：“刘善本走时和你说什么了吗？”“平时他都和谁来往？”“这次走前有谁来找过他？”
他们没有问出任何结果。王世箨恼羞成怒：“不说，就到南京，在委员长面前看你说不说！”母亲豁出去了：“去就去，到委员长那里，我就说，是你们让他走的，你們不让他走，他也走不成，我还要向你们要人呢，他这一走这一家子人怎么过？”
他们看问不出结果，再次对家里进行搜查，把父亲的笔记本、记事本、电话通讯本统统都拿走，并留下人，对我们全家人进行严密监视。
时间已近10点，母亲以外出买菜为名，向麦加里路口走去。因接头时间已过，在西点店门口，母亲远远地暗示接头人，后面有人跟着，她已经无法逃离了。
父亲起义后，向全国发表了反对内战的声明，全国各报纸进行了连载。他这一走，薪水全部停发，全家上下七八口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加上母亲正怀着 二姐海平，还要照顾全家人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苦。通过上次营救，母亲知道了真实情况。由于经济拮据，她把不穿的衣物和暂时用不着的物品全都变卖了。除了生活拮据，行动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在国民党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全家人过上了软禁生活。中共地下党组织几次试图接近都没有成功。
周恩来派人送生活费，
侠女施剑翘出手相助
当时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亲自组织地下党营救母亲等人，参与营救的有廖承志、潘汉年、史良、沈雁冰。
一天，家门口来了一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吉普车，从车里走出一位四十来岁身着黑色香云纱旗袍的女士。她刚来到门口，把门的士兵立刻上前阻拦，问道：“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女士没有回答，抬手一个耳光抽过去，并用上海话骂道：“瞎了狗眼！看清楚了！”说着用手一指车牌。士兵一看是空军司令部的车，不知她是什么来头，马上就让她进去了。
进去后，她把特务们都叫到一起“训斥”了一通，然后说要审问周叔璜。在楼梯口看见了我的奶奶，她掏出一些钱塞到老人手里说：“您拿着花。”
进了房门她叫了声“刘太太”。母亲没有理她，这位女士自我介绍说：“我姓蔡，叫蔡梅影，是周恩来先生派来的。”母亲仍然没吭声。只见她拿出一封信来，对母亲说：“这是你丈夫给你写的信。”
母亲接过来仔细看了看，笔迹的确是父亲的，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母亲看完后点燃打火机烧毁了信件。“蔡梅影”对母亲说：“你给你丈夫写一封信吧，我给你带过去，但不要写得太长。”母亲动笔写了回信。
“蔡梅影”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布袋说：“这是生活费，你先留下用。”母亲接过一看，有金条，还有钞票。“蔡梅影”接过母亲的信，又让她写了一个收到生活费的收条。
她见母亲怀有身孕，就问怀孕几个月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并告诉母亲：“你生孩子时我还会再来的，你放心，你会在医院里生孩子的。”简短的交谈后，她告辞而去。临走时她对看守的士兵说：“你们要好好看守，要是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说完便坐进车里，发动汽车，扬长而去。
直到1962年，父亲和母亲在人民大会堂看话剧《椰林怒火》，坐在邓颖超的后面，说起当年的事，邓大姐说：“去给你家送钱的是施剑翘。”母亲问：“她不是叫蔡梅影吗？”邓颖超笑着告诉她：“蔡梅影不就是没有‘人影’嘛，她的真实身份是被称为侠女的施剑翘，那可是民国的风云人物啊，就是她刺杀了孙传芳。因别人无法接近你，总理只有派她去。”
1978年，我专程去看望施剑翘，老人告诉了我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施剑翘老人说，为了帮助和营救刘善本家属，周恩来特地请她到南京。她一进梅园新村周公馆就看到周先生紧锁浓眉，一只手端在腰旁，在屋里走来走去。她知道周先生一定是遇到棘手的问题了。周恩来告诉她，国民党的一名飞行员不顾全家安危起义反对内战，现在他的一大家人被国民党监视起来，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地下党几次派人都无法接近其家属，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她去完成，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把钱送到。施剑翘对周恩来说：“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金条、现金送到之后，给您打个收条带回来。”
施剑翘到达上海后，当即给她一个在上海空军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学生打电话说：“老师来了，不安排老师玩一玩吗？”那位学生说自己太忙，没时间陪老师。“这样吧，我派车拉你在上海四处转转。”她满口答应说：“你做官了当然忙啦，我自己逛一逛最好。”那位参谋长给她派了一辆车，她就直奔迪斯维路麦加里的空军家属区。 施剑翘走后，特务们大概有所察觉，八大队政训处长李慎初带人来审问母亲：“最近都有什么人来过？”
母亲回答：“有什么人来过你们应当清楚，你们不是严密把守着吗，问我干什么？”
“为什么到今天你们还有钱用？你们的钱是哪来的？老实说！如果说谎小心脑袋！”
母亲回答说：“变卖家里的东西换来的。”
“卖的都是什么东西？”
母亲镇静地回答：“卖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衣服，卖给你们八大队的毛邦初了，不信你们可以问他啊。还卖了照相机和不用的东西，这么一大家子人总要活命吧。”毛邦初是蒋介石的小舅子，母亲知道他们不敢去追问，才故意这么说的。
他们看问不出名堂，就把3岁的兰平一把抓过来，用枪顶着兰平的头：“说，你家的钱是哪来的？不说打死你！”
母亲的心一下子就跳到嗓子眼，因为施劍翘送钱来时兰平在场，万一孩子吓得说出来……兰平边哭边说：“妈妈卖爸爸的衣服。”他们把兰平放开，兰平一下子扑到母亲的怀里哭着说：“我怕，我怕。”李慎初看实在是问不出什么来就走了。
后来母亲生二姐海平的时候，施剑翘果然再次来看望她。她对母亲说：“你不用着急，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并把母亲送到上海虹口附近的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产后第二天，她又送来了住院费和生活费。
多方出手营救，终于逃离上海
母亲生孩子出院后，在南京上学的小姨前来照顾她。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虽然身体还比较虚弱，仍然要出门买菜。可一出门就有特务跟踪，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还不时捉弄他们一下。有一次，因特务跟得很紧，她突然停下，猛然转过身，特务收不住脚，一下子呆立在母亲面前，不知所措。母亲把怀里的兰平递给他说：“我累了，麻烦你帮我抱一抱孩子。”弄得那个特务十分尴尬。
地下党的营救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母亲带着兰平去买菜，旁边跟着的一个女人，拿着和她一样的篮子。母亲买什么她就买什么，准备出菜市场的时候，那个女的也往外走。菜市场门口人很多，特别拥挤，妈妈感觉自己的菜篮子被人抢去了，刚要叫喊，突然发现有人塞给她一个篮子，低头一看就是那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篮子。她抬头找刚才跟着自己买菜的女人，已不见踪影。
回到家进了厨房，她让兰平跟特务玩，自己将菜倒出来后，发现篮子底下放着一些钞票。这时她才知道，刚才那个女人是派来帮助她的地下党。
自那以后，时常会有邮递员光顾我家，说：“刘太太，又有您的汇款。”后来才知道，其实家里只汇来过一次钱，其他的钱都是地下党通过邮递员送过来的。还有两名地下党的同志来看母亲。她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张口就是四姐长四姐短的，好像亲姐妹似的，她们给全家人送来生活费用，丝毫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挑起内战，上海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撤离，临行前党组织与母亲联系，通知她八路军办事处马上要撤离了，内战已经爆发。因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备过案，撤离时也要核对每个人的身份，无法带他们走，孩子却可以带走，送给父亲。这样也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兰平不肯离开母亲，地下党的同志告诉母亲，八路军办事处撤离后就无法对她的安全提供保护，希望她尽早离开上海，再找机会去延安和父亲团聚。
几天后，父亲在黄埔笕桥航校的同学乌岳来给他的干女儿兰平送钱。乌岳的太太黄丽蓉是当时国民党国防部长黄杰的女儿，和母亲是高中同学。母亲就和他说：“善本走了快一年了，我一个人在这里举目无亲，有事也没人帮助，我想回四川老家。”
乌岳答应找机会一定帮忙。他借请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吃饭的机会，说：“叔璜她是个妇道人家，只管家务，刘善本的事她根本不知道，已监管一年了，也没有什么事发生，就让她回四川老家算了。”
汤恩伯看在他是国防部长黄杰女婿的面上，批准母亲一家可以离开上海，但是母亲不能到父亲的老家山东，因为山东要打内战了。母亲变卖了家里的东西，包括从美国带回的全套银餐具、咖啡壶具、英文打字机、照相机等，买了5张去青岛的船票，把奶奶一家五口送回山东老家，而她已没钱再买机票回四川了。乌岳说他来想办法。因为父亲是一级飞行员，住一栋两层的房子，其他年轻的飞行员是两家人合住一栋房子，两家的太太总吵架。母亲让出楼房，那两家人便出资为母亲及两个姐姐买了回四川的机票。
以“政治要犯”身份，
母亲回到故乡丰都
母亲带着两个姐姐乘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我的外婆已经到机场迎接。外公病故后，家中的生意多是由外婆照管。外婆将母亲一家安排在旅店住下。没想到刚住了一天，店老板就和母亲说：“周老先生在世时，经常光顾鄙店，照顾生意，本该答谢老夫人，但是昨天有个人亮出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的证件，让你们早点回乡，不能在这住着等，不然要找我算账，我也惹不起军人。”母亲这才知道，她依然是被人严密监视着，自己是被押解着回川的。
母亲通知重庆自家的账房买了去丰都的船票。很快到了丰都，家里的轿子已在码头等着，佣人接了行李要上轿时，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走上前拦住母亲说：“你不能走，必须和我到县衙门去归案。”
那人把母亲和两个姐姐押到县衙后，就返回了上海。母亲她们被关在县衙门的牢房里。我的姨父是云贵川一带的名医，县长有病都是请姨父诊治。姨父利用这层关系，请县长帮忙。县长说，你妹子是重要犯人，但是乡里乡亲的，并且你老丈人在这县里德高望重，所以只要有10家人联名作保，我就放人。
就这样母亲和两个姐姐被保释，但都不准离开丰都，否则作保的10家要受到重判。母亲带着姐姐们住在外婆家，白天到大姨和姨父开的医院去帮忙，一家人总算安顿了下来。
大姐兰平自父亲走后和母亲一起历经磨难。因父亲是“共匪”，兰平在学校常受欺负，经常有同学往她身上泼墨汁，推她打她，还故意抓了虱子往她头上扔……她在外面受了欺负，回来从不说，小小年纪就已经学会了忍辱负重，因为她知道母亲已很不容易了，不愿再让母亲伤心。 与地下党重逢，期盼全国解放
1949年，国民党的军队溃败到丰都，一群败兵涌进姨父的医院，气势汹汹地说：“老子在前方打仗吃苦受累，今天到这看上你们的房子了，赶快给我腾出来。”姨妈脾气暴，和他们吵了起来：“你们有本事和共产党打去，别来欺负老百姓。”
这时走进来一位军官，大声地问：“吵什么？”有人说：“长官，我们看上这家医院，准备当军部，让他们腾房子，他们不腾还和我们吵。”
母亲见这个军官很面熟，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看。只见这个军官对士兵说：“没看见这是医院吗？你们能不生病不挂彩不进医院？也不知道积点德，到外面再找房子去。”那些士兵走后，军官对母亲说：“你家有人在空军八大队吗？”母亲点点头。那人马上说：“你是刘太太？我在八大队地勤机械分队待过，怪不得我看着你面熟！我叫郑约翰，是国民党47军的情报处长。”
从这以后，郑约翰偶尔会来医院见母亲。有一次他讓母亲帮着找一个可靠的能听到广播的地方，他想听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实况。母亲把他带到适存中学校长办公室听广播（校长是母亲的舅妈），在广播中听到父亲代表空军在大会上讲话。“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母亲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为丈夫自豪，也增添了将来同父亲团聚的信心。
有一天晚上，母亲把当天的药房收入上交给大姨后，收拾一下准备回家，这时有人轻轻地敲药房的窗户，是郑约翰来了。他告诉母亲他是地下党，身份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走，希望她能帮忙找两套便装并借给他一些路费，他和另外一个人一起走。母亲说，你来迟了一步，今天收的诊疗费已经上交了。她只好把过年家里大人送给两个孩子的压岁钱拿出来，又把自己手腕上的金镯子和脖子上的金项圈都摘下来，又拿了父亲和舅舅的两套便装一起交给了郑约翰，并告诉他不能走大道，让他们往山里走，翻过大山就是陕西。郑约翰告诉母亲，国民党在溃败前要大屠杀，大屠杀名单里有她，让她马上躲起来。
郑约翰走后，母亲立刻和家人商量，让作保的10家人一起收拾常用的东西，连夜往山里躲，于是这10家老老小小几十口人不敢打火把，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走着，一直走到凌晨才到山里的佃户家躲起来。
不久，刘伯承领导的二野解放了丰都县城，母亲这才回了家。她接到父亲给她的信，信中说新中国成立了，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他现在在哈尔滨一航校，航校因刚成立，工作很忙，不能去接她和孩子，希望她们尽早来哈尔滨团聚。母亲抱着海平，牵着兰平，激动地说：“你们的爸爸来信了，我们要去找爸爸了。你们的爸爸是解放军。”海平问：“妈妈，爸爸不是‘共匪’啦？外边的人都骂我们是‘匪娃’。”兰平知道马上能见到爸爸了，特别高兴，自爸爸走后她很少笑，在她的记忆里，和爸爸在一起那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她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她常常梦见和爸爸在一起。母亲高兴地说：“傻瓜！爸爸是解放军了，坏人最怕解放军，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回到外婆家，母亲看到大门上贴着“光荣军属”的字样，连外婆家的人也感到光荣。行装准备好后，县政府通知由政府包的船送她们到湖北宜昌，从那儿换乘火车到北京，再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前去与父亲团聚。
历经磨难，团聚在哈尔滨航校
县政府为了把她们母女三人平安送到哈尔滨，专门派人护送，一路照顾。
在从北京去哈尔滨的火车上，兰平拿缸子去打开水，一位解放军叔叔看到后就去帮她，兰平说：“我爸爸也是解放军。”军人问：“是吗？你们到哪儿啊？”“去哈尔滨找爸爸。”
那位军人帮她把杯子端到硬卧，他看到母亲在照顾三四岁的海平，关切地问母亲：“听孩子说，她爸爸也是解放军，你们这是去哪里啊？”“我们是去哈尔滨一航校，找她们的父亲。”母亲回答。
军人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啊？”
“刘善本。”
“是吗？你们是刘校长的家属？”
“你认识他？”
“是的，认识，你等等，我和首长说去。”
他走后不久，就有个40来岁的军人走过来，他向母亲自我介绍：“我叫薛少卿，和刘善本是同事，老刘知道你们来了吗？”
母亲回答：“在北京上火车前发了电报。”
“民用电报可能慢些，他不一定能及时收到。这样，我很快就下车了，回去后我再用军方电报发给他。你们需要什么吗？现在还有什么困难？”
母亲一再地说：“谢谢！没有什么需要了。”
火车抵达哈尔滨后，一出车厢，兰平一眼就看到了爸爸，她兴奋地叫着：“爸爸！爸爸！” 父亲向她们快步走来。分别了四年终于相见啦！父亲激动地把母亲拥在怀里，两个孩子一个搂着母亲的腿，一个揪着父亲的衣角，仰头看着父母的重逢。
回到家里，父亲搂抱着兰平，当听到妻子讲述3岁的兰平被人用枪抵着头让她说出家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时，他眼里涌出了泪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不断地亲着她的小脸。他觉得对不起女儿，让她小小年纪就承受了那么多的磨难。
按起义人员的政策，家属到部队入伍一律享受排级干部待遇，母亲一到部队，警卫员就把母亲的干部军服领回来了。作为空军一航校校长的父亲却对妻子说：“干部是经过战争，为革命流血牺牲得来的，你刚来怎么能当干部呢？我们还是从战士当起吧。”母亲爽快地同意了父亲的安排。
政委姚克佑、政治部主任周兆平都来做父亲的工作，告诉他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政策，不是只对他一人的，全军都是按这样的政策执行的，他这样做让组织上不好办。父亲却说：“全军的决定是组织上对起义人员的关心和照顾，身为校长和一家之长，我只管我自己家，我老婆的事就按我的决定做吧。”于是，母亲就在校医务室药房工作，穿着战士服，吃着战士的大灶伙食，每天和战士们一起跑步做操。
航校校长和政委被安排住在离航校不远的原白俄的两层小楼里，一天晚上特务开枪打伤了警卫。经校保卫处和地方公安调查，认为这起事件是针对爸爸的。因为父亲有特殊的飞行技术，原来在国民党部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他的起义对国民党空军震动很大，导致一批空军飞行员驾驶飞机先后起义，弃暗投明。这使得蒋介石恼羞成怒，下决心要除掉父亲。国民党为此制定了周密的暗杀计划。枪击事件发生后，航校加强了对父亲的警卫，调了一个班住在家中，确保父亲的安全。 根据实战要求，
空军迅速发展壮大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在苏联的帮助下，于12月先后成立了7所航校，分别为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航校。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B-24型轰炸机对上海进行疯狂轰炸，历史上称“二六大轰炸”。上海的多个电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江南造船厂也破坏严重。市民、工人、军人伤亡14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迅速成立空军战斗化部队，一是为了保卫沿海大城市，二是为了解放台湾的需要。
1950年4月，空军决定从各个航校抽调速成班学员，和第一批老航校的空军种子班老飞行员迅速成立三个战斗化团，两个驱逐机团，分别为米格15团，代号为泰山部队；拉11团，代号为衡山部队；一个轰炸机12团，代号为华山部队，父亲任团长。
1950年6月，空军正式成立第一支战斗化部队——“混成四旅”，隶属于华东军区空军，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混成四旅”旅长，李世安任政委，父亲任副旅长，主抓训练作战。
父亲接受任命后，全家搬到南京，母亲就在轰炸机团卫生队工作。“混成四旅”旅部在上海，轰炸机团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歼击机米格15团在上海虹桥机场，拉11团在上海江湾机场，强击机团在徐州机场。这样父亲就得几个地方来回跑，非常辛苦，训练任务十分繁重。
陈毅对“混成四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混成四旅’的成立，粉碎了国民党对沿海城市的轰炸和摧毁，成功地保卫了沿海城市的建设，保障了沿海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1950年春天朝鲜战争爆发，10月在“混成四旅”的基础上，空军迅速成立了9个战斗化师。父亲被任命为空2师师长。参与组建空2师仅两个来月，又在他的“混成四旅”轰炸机12团的基础上扩建成3个轰炸机师，他又被任命为空10师师长，驻扎在南京，为入朝作战做准备。在空军训练工作会议上，父亲根据他在美国训练的经验，提出轰炸机要进行夜航训练，因为我们的飞机少，没有强大的护航机，白天轰炸只能是暴露自己成为活靶子，损伤战斗力，利用夜航袭击成功率较大。但是父亲的提议被否定了，因为苏联的飞机都不进行夜航训练，当时我们的飞机全部来自苏联，而苏联教官也不会夜航飞行。
父亲去北京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晚上在怀仁堂看戏，他坐在毛主席的身边，向主席说明为什么他想进行轰炸机的夜航训练，并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例。主席说近战夜战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为什么空军不能用？在主席的关注下，空军批准空10师进行夜航训练。
险遭暗杀，司机原来是特务
父亲的司机姓曹，大家习惯称他为老曹。父亲对老曹很不错，虽然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钱，但是孩子的衣服、学习的用品、被褥等有什么给什么，父亲还总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为此，老曹非常感激父亲。可万万没想到，这个貌似憨厚的司机却是潜伏在父亲身边的国民党特务。
1950年底，母亲生下哥哥金平，晚上正喂奶换尿布时，突然一声枪响，屋子的窗户玻璃被击碎。爸爸立即关灯，并迅速拿枪和警卫员小杨冲出门去，发现门岗警卫被打伤。
警卫员楊挺振是机枪班班长，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他说：“为什么特务知道师长是住在这个房间呢，打得那么准？”因父亲要进行夜航训练，警卫员小杨跟老曹说，师长今天晚上要夜航，你要检查好你的车，油要灌满，不要在半路上熄火。老曹满口答应，但是夜航结束返回时，到一片树林里车熄火了，怎么也发动不了。爸爸会开车，他试了一下是没油了。小杨很生气地训了老曹，父亲说：“算了，走回去吧。”父亲就和警卫员跑步回了家。小杨将上述情况向师保卫科做了汇报。保卫科结合1951年夏父亲率10师赴朝参战，部队到达丹东驻扎后，在台湾的敌台广播就准确说出了父亲所在师的方位。为什么我们师长到哪里老蒋都知道？这一系列疑点集中在一起，说明父亲身边安插有敌人的眼线。
母亲也回想起自己在10师卫生队药房工作时，老曹的老婆是文盲，一天她拿着一封信找母亲，请她帮忙看看信里写的是些什么。母亲一看是老曹的父亲被镇压了，让他们寄钱回去安葬其父。联想起汽车熄火、家中遭遇枪击，她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师保卫科。
保卫科派人赴丹东将老曹拘捕审查。老曹交代，他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任务就是配合暗杀刘善本，那次夜里枪击刘师长卧室窗户就是他提供的路线和确切的房间情况。警卫员小杨通知他师长晚上夜航，他就通知了特务组织，在回来的树林里设下埋伏。原计划是他把汽车大灯闪三下，埋伏的特务就开枪射击，但是因为平时师长和周大姐都对他很好，在生活上照顾他家里，良心上过不去，加上他知道一旦开枪射击，他也会被打死，所以没有闪大灯。父亲率部赴朝参战也是他透露的情报。
母亲挑起家中重担，
全力支持父亲援朝参战
父亲抗美援朝还没有回来，哥哥金平又患了大肠杆菌中毒性痢疾，病重住院。母亲在医院守护着孩子，看着高烧不退神志不清的儿子，焦急万分。但是她不让组织上通知父亲，怕他在前线分心。小儿科没有床，母亲整天整夜只能坐着，而这时她已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江平，也就是我。
幸好得到南空后勤特批进口药盘尼西林，金平才脱离了危险。然而祸不单行，金平病好了没过两个月，医院的一次医疗事故造成海平十二指肠穿孔，形成急性腹膜炎，手术失败报病危。母亲看着6岁的女儿海平满身插着管子（胃肠减压管、鼻饲管、输液管），心急如焚，吃不下睡不着。直到医院又请专家来做了第二次手术，海平才脱离了危险。因为这两件事，母亲生我时早产了。
后来部队换防到齐齐哈尔，轰炸机由螺旋桨发动机改飞喷气式发动机，父亲为全师的飞机改装忙得顾不上家。母亲也整天加班加点地整装药房的物品，为此还荣立了三等功。她在10师工作期间曾连续3年获得嘉奖。10师女子篮球队是南空的冠军队，母亲还是师女篮的主力队员。
1955年，军队大裁军，作为师长的父亲以身作则，让母亲带头退役。母亲不大愿意退役，她对父亲说，卫生队药房人手不够，很忙，她每天都要配制不少液体和外用药。父亲说，那也要带头退伍，这样我作为领导才好动员别人，退伍以后药房人手不够，你还可以不算编制不拿工资地去工作啊。 就这样，母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军队。1956年底，父亲调空军军训部任副部长，全家搬到北京，母亲一直以部队职工的身份，在空军机关门诊部药房工作。直到1965年，军委决定可以给部分长期在部队工作的技术人员入伍，她才再次穿上军装。
“文革”期间遭受迫害，
父亲与全家永诀
1966年“文革”开始了，空军学院成立了革委会，领导干部都靠边站，有造反组织派人找父亲谈，希望他能加入他们的组织。父亲明确说，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领导干部不介入派系，哪边都不加入。
在家里，父亲对母亲说，你不要参加任何派性组织，不要让群众组织认为我带有倾向。随着运动的深入，空军军事院校在学院礼堂批斗空军领导，请父亲参加。去了后，看到成钧、刘震、何廷一被揪上台，揪着头发“坐飞机”，父亲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父亲对造反派说，每个人都会有错误，可以对他们提出批评，但是不能用揪斗的方式，你们应按毛主席的教导要文斗不要武斗。空军学院的造反派夺权后，在学院实行全面专政，把学院系主任以上的领导几乎都打倒了，不少人被关在他们私设的“公堂”里，群众称之为“老虎监”。学院被弄得乌烟瘴气，造反派三天两头地把原学院领导揪出来批斗，公开羞辱，拳打脚踢。有不少被斗人的家属把打掉的牙、揪掉的头发拿到我家来向父亲哭诉。父亲觉得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他几次打电话和吴法宪联系，反映学院存在的问题，但是吴法宪不予理睬。父亲按组织原则，不得不写信向“军委文革小组”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空军学院乱象，并明确指出吴法宪的问题。 叶群却把父亲的信交给了吴法宪。于是吴法宪开始了对爸爸有组织的残酷迫害。他们编造出父亲所谓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材料，诬陷他是漏网的“彭黄死党”，是落网的旧北京市委党羽，是假起义真特务，等等。
1968年3月初的一个寒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全家人，老阿姨开门，来人带走了父亲，自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兰平拿起电话想联系，但是电话已被掐断无法打出。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那帮人，叫嚣着对父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我们家进行了搜查。
他们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把家里的两台收音机都拿走检查，说他是台湾特务，利用收音机发报和台湾联系。连母亲用胶片染色做的放毛主席像的相框都给摘下来拿走检查，说是胶片中藏有情报。专案组对父亲轮番批斗，不让吃不让喝也不让睡。
他们搜出了父亲给周总理写的信。吴法宪说，刘善本是个通天的人物，这种人留着是后患，于是对父亲的批斗不断升级……
就在被关押审查的短短10天里，父亲被活活整死。父亲死后，造反派通知家属，“刘善本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母亲听到父亲的死讯，晕了过去，打了强心针后，才慢慢苏醒过来。造反派带母亲和兰平去看父亲的遗体，专案组的人拉开冷冻抽屉，只露出头，他的上唇有一排黑紫的牙印，表明是被折磨致死的。母亲和姐姐泪流滿面，无处申冤。就在那段时间里母亲的头发全白了。
不久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楼房搬到窄小的平房，母亲也不能在门诊部药房上班了，每天只能打扫卫生，消毒器械。她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参加批斗。
在大会上，造反派逼她交代父亲的反党罪行。母亲每天都在极度的精神重压下活着，她知道必须活下去，因为孩子们没有长大，为了孩子必须忍辱负重地活着。
二姐海平在空军技术学院学习，因父亲的问题，成了所谓的伸向空军技术学院的黑手，海平被斗、关押、劳改。金平和我随学校分配去山西农村插队。兰平因为父亲的问题，被北京大学分配到山西阳泉。
母亲去车站送兰平，因天寒冰冻摔倒导致手腕骨折，但是造反派不准她休病假，母亲只好把胳膊前臂用石膏固定着劳改，每天还要消毒很多医疗物品。母亲的腿又被烫伤了，她只好带伤干活，每天小妹妹平平放学回来就去帮母亲干活，以减轻母亲的压力。
七载沉冤终昭雪，
万里长空泣英魂
一直到“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对母亲的监管才有所松动。二姐海平受迫害离开了空军，她从外地回来整理为父亲平反的材料，因她高中时期就寄住在王震伯伯家，她把材料交给了王震伯伯，请他帮助递材料为父亲平反。
王震伯伯对海平说：“你父亲是个正直的人，他在解放战争中是立了大功的，我一定把材料转上去。”大姐兰平去徐特立老人家中，把为爸爸平反的材料，交给了徐老的秘书徐乾。她向兰平讲了不少爸爸在延安时的往事。
1969年，黄天民起义归来，周总理点名要父亲出来参加接见。吴法宪不得不说，刘善本已死去一年多了，总理非常气愤，说刘善本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直到邓小平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改组空军党委后的第三天，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到军委向他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特别传达了中央军委为父亲昭雪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一、追认烈士，骨灰安放在八宝山一室；二、照顾好家属子女；三、影响到哪一级，挽回到哪一级。小平同志还说，你们空军一定要形成文件下发到部队，要尽快办，不宜再拖。
空军党委于1975年10月28日将《为刘善本昭雪平反骨灰安放仪式的请示》呈报中央军委审批，叶帅批示，三大总部各派领导，各军种兵种派领导参加，中联部、中调部、统战部各派领导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结束后，徐乾到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总理，向他汇报了父亲平反的全部过程，总理说，是我没有保护好刘善本同志，他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也能放心了，希望在我身体好些时，去看望刘善本同志的家属。当徐妈妈把总理的话告诉兰平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父亲的问题又成为北大梁效之流反攻倒算的“炮弹”，他们称父亲的昭雪平反活动是牛鬼蛇神大聚会，是翻案，是向“文革”示威……于是学院又有人紧跟，处处刁难母亲，停了我家的电话，给家属落实政策设置阻碍。
1976年10月，“四人帮”得到彻底粉碎，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党和国家、人民终于结束了历时10年的浩劫。1982年，国家为起义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母亲作为遗孀出席了统战部、总政和空军联络部为父亲举办的座谈会，父亲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母亲周叔璜当选为第六、第七、第八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是党和人民对父亲功绩的充分肯定。
继承丈夫遗志，
为祖国统一竭尽全力
全国政协第六次会议期间，母亲和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在同一个妇女组。在和王光美单独在一起时，母亲含着泪说：“有别人在时我不想说，刘善本是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飞到延安的，但是在‘文革’中却被整死，我怎么也无法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对他？”王光美安慰母亲说：“少奇同志也一样，我们家也一样，现在我们只能是往前看，要相信党。”
那些追随父亲义举，在解放战争中相继起义的同志在“文革”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他们的问题一直没有给予妥善解决。有人给母亲写信陈诉自己的冤情，她都认真对待，把信转总政、空军联络部和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并一再询问和督促处理结果。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是作为刘善本的夫人，母亲认识到自己应承担起帮助他们的义务。空军及民航的起义人员组织成立了北京航空联谊会，请母亲当顾问，她欣然应邀。
母亲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履行职责，撰写了多项提案，均被采纳落实。如她有关设立抗战时期牺牲的飞行员纪念碑的建议，就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文革”中遭到破坏的航空烈士公墓在南京风景如画的紫金山麓修葺一新，对公众开放。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墓园又落成了宏伟庄严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和4组浮雕，表现了中外空军将士联合抗日奋勇杀敌的感人场景，这里祭奠着3305名中国、美国、苏联等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捐躯的空军烈士英灵。母亲听到这些消息，深感欣慰。
因为母亲知道自己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第一人刘善本的妻子，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遗志依然在，需要继续传承。母亲在为父亲未完成的祖国统一大业尽自己的努力。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之际，在中国邮政总公司发行的巾帼英雄系列邮票中，有母亲周叔璜的专题邮票。父亲树立起来的这面热爱祖国、促成祖国统一的旗帜仍然在高高飘扬！
2014年11月30日，母亲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中，也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传奇人生，享年95岁。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
父亲驾机起义
1946年6月26日，延安上空阴雨绵绵，一架美制B-24型重型轰炸机冲破艰难险阻，不时晃动着机翼，穿越厚厚的云层，在风雨中缓缓降落在简陋的机场上。
驾驶飞机的机长就是我的父亲刘善本。父亲时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他在即将接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的关键时刻，选择投奔光明，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先例。周恩来总理多次称赞父亲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百人驾机起义。
6月29日晚，延安军民召开欢迎机组驾机起义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了父亲的机组的全体人员。
毛泽东对父亲驾机起义的壮举给予高度评价，还风趣地说：“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反内战。”朱德在欢迎致辞中指出：“刘善本上尉退出内战的义举，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运动高潮的到来。”
父亲带给延安共产党人的是一架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机组人员均是在美国受过专业培训技术熟练的飞行技术人员。他们的到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积累了宝贵的人才。父亲的起义是对他个人及其全家人的生死考验，因此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包括自己的亲人。虽然父亲筹谋已久，但是事发突然，完全是借助去昆明运送内战物资，途经成都的间隙转向延安，可谓带着几分偶然和冒险。
父亲起义之后，我的奶奶、母亲、叔叔、姑姑、姐姐等七八口人仍在上海，受到国民党宪兵的严密监控，最终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转道回四川老家，1950年1月全家人才在哈尔滨一航校团聚。
受父辈影响，
母亲投身抗日宣传
我的母亲周叔璜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而极富传统儒商精神的家庭，外公是丰都第一任商会会长。母亲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公倾全力支持抗战，响应卢作孚先生倡导的民生救国运动，成为民生航运的股东。民生航运为国民政府无偿地运送转移物资、机器等设备到四川，屡遭日机轰炸，牺牲了不少船工和船员。在外公的影响下，母亲在初中时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演宣传剧，张贴抗日标语。
当时有两名四川籍学生——张西洛（后为《光明日报》副主编、人民政协报社社长）和罗凡（后为全国总工会副书记）因宣传抗日被学校开除，两人在回川途中一路宣传抗日来到丰都，在适存中学门外宣传抗日救国，引来不少中学生围观倾听。
演讲完毕，张西洛问：“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演宣传抗日的戏吗？”站在最前面的母亲说：“我愿意参加。”母亲参加了他们的排练后，在丰都闹市区上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张西洛演父亲，罗凡演工人，母亲演卖唱的女儿。演出结束后，围观的群众在张西洛、罗凡的带领下高呼抗日口号，全场观众情绪高涨，因为有商会会长的女儿演出，流氓地痞也不敢来闹事。
相识在成都，结下终身缘
抗战时期的重庆，时常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警报一响学校就无法上课。母亲就转学到成都蜀华女子中学，在成都她认识了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远程轰炸大队的飞行员，也就是我们的父亲刘善本。
父亲英姿飒爽，忠厚善良，尤其是他的爱国热忱和为了报效国家而刻苦钻研飞行技术的好学精神，给母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之后他们开始交往。
外公因生意上的事来成都，专程见了女儿的男朋友。与其交谈后，甚为满意，许诺等女儿完成学业后就可办喜事。但是，未等女儿毕业，外公因脑溢血不幸辞世。母亲因外公的突然去世心情很不好，高中毕业后就去兰州和父亲完婚了。
婚后一年，我的大姐出生。父亲为其取名兰平，寓意是记住出生地兰州，表达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祖国和平的愿望。兰平不满周岁时，父亲被派往美国，学习如何驾驶改装后的B-24型重型轰炸机。这一去就是三年，直到1945年10月，父亲才回到上海和母亲团聚。
我们上海的家在迪斯维路麦加里，这里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家属住宅区，父母亲和奶奶，还有父亲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住在一栋两层的日式洋房里。
父亲在美国学习期间成绩优异，还改进了当时教练机上的高空仪表，被授予年度空军科技奖，并获得2000美元奖金。学校将他作为教官培养，毕业前夕多次找他谈，希望他留下任教。
父亲回答：“我之所以来美国学习，就是为了回去报效国家，因为我的祖国和人民还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美国校方因此对他评价极高。
回国后，父亲被任命为一级飞行员和作训参谋兼作训科长，负责八大队的训练任务。抗战胜利后，他还完成了运送政府要员到东京参加审判东条英机的重要任务。
抛弃荣华富贵，
退出内战漩涡
1946年6月，父亲接到调令，要他担任蒋介石专机机长。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职务，但是他却为蒋介石即将发动内战而感到痛心。
父亲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反对内战，唤醒空军同僚的觉悟。正好在此时有一批美国通讯器材必须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到昆明，他主动请缨担任空运任务。他知道这次的冒险出行，很可能就是和家人的永别。
在收拾行装时，父亲刻意避开母亲，将运动鞋、药品，连同秋天的衣服、照相机和英文打字机都带上了。他还特别拿了大姐和母亲的照片，夹在随身携带的本子里。最后他把家里的信件、通信地址烧毁，一些书籍也处理掉了。
母亲看到了，问他：“这次怎么带这么多的东西啊？”
父亲说：“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在离家前的那几天，父亲一有时间就把大姐搂在怀里，晚上他长时间地坐在母亲的床头和她说话。
在走之前的那个晚上，父亲告诉母亲：“叔璜，你要照顾好孩子，自己多保重。”他趁母亲不注意时，在她枕下塞了些钱。
第二天一早，父亲走出家門，在楼下叫母亲把雨衣扔下来，他接住雨衣后，静静地立在那儿像是一株迎风而立的孤松，长时间地仰望着心爱的妻子和女儿。突然他转身朝吉普车走去，女儿喊着：“爸爸再见！”但是他连头也没回，毅然启动吉普车，消失在远方。 父亲这次出差，再也没有回来。八大队的人议论说，会不会是飞机出事了。但是美国顾问说，如果刘善本的飞机出事了，你们整个八大队的飞机都见鬼去了。
母亲和所有的飞行员家属一样，焦急不安，心事重重。三天后，八大队政训处来人询问父亲出差前有谁来过，并嚷嚷着要查看他的东西。
政训处的人走后，家里的门铃响了，是邮差。他说有邮件，边说边往里面走，进来看到家里被翻得很乱，他问：“家里有外人吗？”
母亲感到很奇怪，看着他回答：“没有外人。”
邮差拿出一盒烟，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
“就是这个邮件？”母亲问。
邮差不说话，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慢慢撕开，取出一个纸条打开来递给她，嘱咐道，看完烧掉。
母亲疑惑地接过来一看，纸条上写着，刘善本因为反内战已飞到延安，请她放心，让她听送信人的，一切按送信人的指示做。
母亲半信半疑，问：“按这上面说的，就是听你的了？”
邮差说：“我回去马上安排，最近我还会来。”
两天后的凌晨，天还没亮就有人敲家里的后门。母亲问：“是谁？”
那人回答：“收便桶的。”
又是那位邮差，他说：“明天上午10点在麦加里路口边的西点铺见，不要带太多的东西，只带贴身的，把孩子和老太太、男孩子（男孩子是指刘善本的小弟弟，老六）带上一起走。”
第二天上午8点，国民党八大队队长王世箨陪同南京航空委员会特派员王道忠，以及八大队政训处处长李承初一起来到家中，一见母亲就问：“刘善本走时和你说什么了吗？”“平时他都和谁来往？”“这次走前有谁来找过他？”
他们没有问出任何结果。王世箨恼羞成怒：“不说，就到南京，在委员长面前看你说不说！”母亲豁出去了：“去就去，到委员长那里，我就说，是你们让他走的，你們不让他走，他也走不成，我还要向你们要人呢，他这一走这一家子人怎么过？”
他们看问不出结果，再次对家里进行搜查，把父亲的笔记本、记事本、电话通讯本统统都拿走，并留下人，对我们全家人进行严密监视。
时间已近10点，母亲以外出买菜为名，向麦加里路口走去。因接头时间已过，在西点店门口，母亲远远地暗示接头人，后面有人跟着，她已经无法逃离了。
父亲起义后，向全国发表了反对内战的声明，全国各报纸进行了连载。他这一走，薪水全部停发，全家上下七八口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加上母亲正怀着 二姐海平，还要照顾全家人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苦。通过上次营救，母亲知道了真实情况。由于经济拮据，她把不穿的衣物和暂时用不着的物品全都变卖了。除了生活拮据，行动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在国民党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全家人过上了软禁生活。中共地下党组织几次试图接近都没有成功。
周恩来派人送生活费，
侠女施剑翘出手相助
当时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亲自组织地下党营救母亲等人，参与营救的有廖承志、潘汉年、史良、沈雁冰。
一天，家门口来了一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吉普车，从车里走出一位四十来岁身着黑色香云纱旗袍的女士。她刚来到门口，把门的士兵立刻上前阻拦，问道：“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女士没有回答，抬手一个耳光抽过去，并用上海话骂道：“瞎了狗眼！看清楚了！”说着用手一指车牌。士兵一看是空军司令部的车，不知她是什么来头，马上就让她进去了。
进去后，她把特务们都叫到一起“训斥”了一通，然后说要审问周叔璜。在楼梯口看见了我的奶奶，她掏出一些钱塞到老人手里说：“您拿着花。”
进了房门她叫了声“刘太太”。母亲没有理她，这位女士自我介绍说：“我姓蔡，叫蔡梅影，是周恩来先生派来的。”母亲仍然没吭声。只见她拿出一封信来，对母亲说：“这是你丈夫给你写的信。”
母亲接过来仔细看了看，笔迹的确是父亲的，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母亲看完后点燃打火机烧毁了信件。“蔡梅影”对母亲说：“你给你丈夫写一封信吧，我给你带过去，但不要写得太长。”母亲动笔写了回信。
“蔡梅影”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布袋说：“这是生活费，你先留下用。”母亲接过一看，有金条，还有钞票。“蔡梅影”接过母亲的信，又让她写了一个收到生活费的收条。
她见母亲怀有身孕，就问怀孕几个月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并告诉母亲：“你生孩子时我还会再来的，你放心，你会在医院里生孩子的。”简短的交谈后，她告辞而去。临走时她对看守的士兵说：“你们要好好看守，要是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说完便坐进车里，发动汽车，扬长而去。
直到1962年，父亲和母亲在人民大会堂看话剧《椰林怒火》，坐在邓颖超的后面，说起当年的事，邓大姐说：“去给你家送钱的是施剑翘。”母亲问：“她不是叫蔡梅影吗？”邓颖超笑着告诉她：“蔡梅影不就是没有‘人影’嘛，她的真实身份是被称为侠女的施剑翘，那可是民国的风云人物啊，就是她刺杀了孙传芳。因别人无法接近你，总理只有派她去。”
1978年，我专程去看望施剑翘，老人告诉了我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施剑翘老人说，为了帮助和营救刘善本家属，周恩来特地请她到南京。她一进梅园新村周公馆就看到周先生紧锁浓眉，一只手端在腰旁，在屋里走来走去。她知道周先生一定是遇到棘手的问题了。周恩来告诉她，国民党的一名飞行员不顾全家安危起义反对内战，现在他的一大家人被国民党监视起来，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地下党几次派人都无法接近其家属，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她去完成，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把钱送到。施剑翘对周恩来说：“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金条、现金送到之后，给您打个收条带回来。”
施剑翘到达上海后，当即给她一个在上海空军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学生打电话说：“老师来了，不安排老师玩一玩吗？”那位学生说自己太忙，没时间陪老师。“这样吧，我派车拉你在上海四处转转。”她满口答应说：“你做官了当然忙啦，我自己逛一逛最好。”那位参谋长给她派了一辆车，她就直奔迪斯维路麦加里的空军家属区。 施剑翘走后，特务们大概有所察觉，八大队政训处长李慎初带人来审问母亲：“最近都有什么人来过？”
母亲回答：“有什么人来过你们应当清楚，你们不是严密把守着吗，问我干什么？”
“为什么到今天你们还有钱用？你们的钱是哪来的？老实说！如果说谎小心脑袋！”
母亲回答说：“变卖家里的东西换来的。”
“卖的都是什么东西？”
母亲镇静地回答：“卖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衣服，卖给你们八大队的毛邦初了，不信你们可以问他啊。还卖了照相机和不用的东西，这么一大家子人总要活命吧。”毛邦初是蒋介石的小舅子，母亲知道他们不敢去追问，才故意这么说的。
他们看问不出名堂，就把3岁的兰平一把抓过来，用枪顶着兰平的头：“说，你家的钱是哪来的？不说打死你！”
母亲的心一下子就跳到嗓子眼，因为施劍翘送钱来时兰平在场，万一孩子吓得说出来……兰平边哭边说：“妈妈卖爸爸的衣服。”他们把兰平放开，兰平一下子扑到母亲的怀里哭着说：“我怕，我怕。”李慎初看实在是问不出什么来就走了。
后来母亲生二姐海平的时候，施剑翘果然再次来看望她。她对母亲说：“你不用着急，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并把母亲送到上海虹口附近的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产后第二天，她又送来了住院费和生活费。
多方出手营救，终于逃离上海
母亲生孩子出院后，在南京上学的小姨前来照顾她。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虽然身体还比较虚弱，仍然要出门买菜。可一出门就有特务跟踪，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还不时捉弄他们一下。有一次，因特务跟得很紧，她突然停下，猛然转过身，特务收不住脚，一下子呆立在母亲面前，不知所措。母亲把怀里的兰平递给他说：“我累了，麻烦你帮我抱一抱孩子。”弄得那个特务十分尴尬。
地下党的营救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母亲带着兰平去买菜，旁边跟着的一个女人，拿着和她一样的篮子。母亲买什么她就买什么，准备出菜市场的时候，那个女的也往外走。菜市场门口人很多，特别拥挤，妈妈感觉自己的菜篮子被人抢去了，刚要叫喊，突然发现有人塞给她一个篮子，低头一看就是那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篮子。她抬头找刚才跟着自己买菜的女人，已不见踪影。
回到家进了厨房，她让兰平跟特务玩，自己将菜倒出来后，发现篮子底下放着一些钞票。这时她才知道，刚才那个女人是派来帮助她的地下党。
自那以后，时常会有邮递员光顾我家，说：“刘太太，又有您的汇款。”后来才知道，其实家里只汇来过一次钱，其他的钱都是地下党通过邮递员送过来的。还有两名地下党的同志来看母亲。她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张口就是四姐长四姐短的，好像亲姐妹似的，她们给全家人送来生活费用，丝毫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挑起内战，上海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撤离，临行前党组织与母亲联系，通知她八路军办事处马上要撤离了，内战已经爆发。因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备过案，撤离时也要核对每个人的身份，无法带他们走，孩子却可以带走，送给父亲。这样也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兰平不肯离开母亲，地下党的同志告诉母亲，八路军办事处撤离后就无法对她的安全提供保护，希望她尽早离开上海，再找机会去延安和父亲团聚。
几天后，父亲在黄埔笕桥航校的同学乌岳来给他的干女儿兰平送钱。乌岳的太太黄丽蓉是当时国民党国防部长黄杰的女儿，和母亲是高中同学。母亲就和他说：“善本走了快一年了，我一个人在这里举目无亲，有事也没人帮助，我想回四川老家。”
乌岳答应找机会一定帮忙。他借请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吃饭的机会，说：“叔璜她是个妇道人家，只管家务，刘善本的事她根本不知道，已监管一年了，也没有什么事发生，就让她回四川老家算了。”
汤恩伯看在他是国防部长黄杰女婿的面上，批准母亲一家可以离开上海，但是母亲不能到父亲的老家山东，因为山东要打内战了。母亲变卖了家里的东西，包括从美国带回的全套银餐具、咖啡壶具、英文打字机、照相机等，买了5张去青岛的船票，把奶奶一家五口送回山东老家，而她已没钱再买机票回四川了。乌岳说他来想办法。因为父亲是一级飞行员，住一栋两层的房子，其他年轻的飞行员是两家人合住一栋房子，两家的太太总吵架。母亲让出楼房，那两家人便出资为母亲及两个姐姐买了回四川的机票。
以“政治要犯”身份，
母亲回到故乡丰都
母亲带着两个姐姐乘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我的外婆已经到机场迎接。外公病故后，家中的生意多是由外婆照管。外婆将母亲一家安排在旅店住下。没想到刚住了一天，店老板就和母亲说：“周老先生在世时，经常光顾鄙店，照顾生意，本该答谢老夫人，但是昨天有个人亮出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的证件，让你们早点回乡，不能在这住着等，不然要找我算账，我也惹不起军人。”母亲这才知道，她依然是被人严密监视着，自己是被押解着回川的。
母亲通知重庆自家的账房买了去丰都的船票。很快到了丰都，家里的轿子已在码头等着，佣人接了行李要上轿时，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走上前拦住母亲说：“你不能走，必须和我到县衙门去归案。”
那人把母亲和两个姐姐押到县衙后，就返回了上海。母亲她们被关在县衙门的牢房里。我的姨父是云贵川一带的名医，县长有病都是请姨父诊治。姨父利用这层关系，请县长帮忙。县长说，你妹子是重要犯人，但是乡里乡亲的，并且你老丈人在这县里德高望重，所以只要有10家人联名作保，我就放人。
就这样母亲和两个姐姐被保释，但都不准离开丰都，否则作保的10家要受到重判。母亲带着姐姐们住在外婆家，白天到大姨和姨父开的医院去帮忙，一家人总算安顿了下来。
大姐兰平自父亲走后和母亲一起历经磨难。因父亲是“共匪”，兰平在学校常受欺负，经常有同学往她身上泼墨汁，推她打她，还故意抓了虱子往她头上扔……她在外面受了欺负，回来从不说，小小年纪就已经学会了忍辱负重，因为她知道母亲已很不容易了，不愿再让母亲伤心。 与地下党重逢，期盼全国解放
1949年，国民党的军队溃败到丰都，一群败兵涌进姨父的医院，气势汹汹地说：“老子在前方打仗吃苦受累，今天到这看上你们的房子了，赶快给我腾出来。”姨妈脾气暴，和他们吵了起来：“你们有本事和共产党打去，别来欺负老百姓。”
这时走进来一位军官，大声地问：“吵什么？”有人说：“长官，我们看上这家医院，准备当军部，让他们腾房子，他们不腾还和我们吵。”
母亲见这个军官很面熟，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看。只见这个军官对士兵说：“没看见这是医院吗？你们能不生病不挂彩不进医院？也不知道积点德，到外面再找房子去。”那些士兵走后，军官对母亲说：“你家有人在空军八大队吗？”母亲点点头。那人马上说：“你是刘太太？我在八大队地勤机械分队待过，怪不得我看着你面熟！我叫郑约翰，是国民党47军的情报处长。”
从这以后，郑约翰偶尔会来医院见母亲。有一次他讓母亲帮着找一个可靠的能听到广播的地方，他想听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实况。母亲把他带到适存中学校长办公室听广播（校长是母亲的舅妈），在广播中听到父亲代表空军在大会上讲话。“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母亲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为丈夫自豪，也增添了将来同父亲团聚的信心。
有一天晚上，母亲把当天的药房收入上交给大姨后，收拾一下准备回家，这时有人轻轻地敲药房的窗户，是郑约翰来了。他告诉母亲他是地下党，身份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走，希望她能帮忙找两套便装并借给他一些路费，他和另外一个人一起走。母亲说，你来迟了一步，今天收的诊疗费已经上交了。她只好把过年家里大人送给两个孩子的压岁钱拿出来，又把自己手腕上的金镯子和脖子上的金项圈都摘下来，又拿了父亲和舅舅的两套便装一起交给了郑约翰，并告诉他不能走大道，让他们往山里走，翻过大山就是陕西。郑约翰告诉母亲，国民党在溃败前要大屠杀，大屠杀名单里有她，让她马上躲起来。
郑约翰走后，母亲立刻和家人商量，让作保的10家人一起收拾常用的东西，连夜往山里躲，于是这10家老老小小几十口人不敢打火把，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走着，一直走到凌晨才到山里的佃户家躲起来。
不久，刘伯承领导的二野解放了丰都县城，母亲这才回了家。她接到父亲给她的信，信中说新中国成立了，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他现在在哈尔滨一航校，航校因刚成立，工作很忙，不能去接她和孩子，希望她们尽早来哈尔滨团聚。母亲抱着海平，牵着兰平，激动地说：“你们的爸爸来信了，我们要去找爸爸了。你们的爸爸是解放军。”海平问：“妈妈，爸爸不是‘共匪’啦？外边的人都骂我们是‘匪娃’。”兰平知道马上能见到爸爸了，特别高兴，自爸爸走后她很少笑，在她的记忆里，和爸爸在一起那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她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她常常梦见和爸爸在一起。母亲高兴地说：“傻瓜！爸爸是解放军了，坏人最怕解放军，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回到外婆家，母亲看到大门上贴着“光荣军属”的字样，连外婆家的人也感到光荣。行装准备好后，县政府通知由政府包的船送她们到湖北宜昌，从那儿换乘火车到北京，再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前去与父亲团聚。
历经磨难，团聚在哈尔滨航校
县政府为了把她们母女三人平安送到哈尔滨，专门派人护送，一路照顾。
在从北京去哈尔滨的火车上，兰平拿缸子去打开水，一位解放军叔叔看到后就去帮她，兰平说：“我爸爸也是解放军。”军人问：“是吗？你们到哪儿啊？”“去哈尔滨找爸爸。”
那位军人帮她把杯子端到硬卧，他看到母亲在照顾三四岁的海平，关切地问母亲：“听孩子说，她爸爸也是解放军，你们这是去哪里啊？”“我们是去哈尔滨一航校，找她们的父亲。”母亲回答。
军人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啊？”
“刘善本。”
“是吗？你们是刘校长的家属？”
“你认识他？”
“是的，认识，你等等，我和首长说去。”
他走后不久，就有个40来岁的军人走过来，他向母亲自我介绍：“我叫薛少卿，和刘善本是同事，老刘知道你们来了吗？”
母亲回答：“在北京上火车前发了电报。”
“民用电报可能慢些，他不一定能及时收到。这样，我很快就下车了，回去后我再用军方电报发给他。你们需要什么吗？现在还有什么困难？”
母亲一再地说：“谢谢！没有什么需要了。”
火车抵达哈尔滨后，一出车厢，兰平一眼就看到了爸爸，她兴奋地叫着：“爸爸！爸爸！” 父亲向她们快步走来。分别了四年终于相见啦！父亲激动地把母亲拥在怀里，两个孩子一个搂着母亲的腿，一个揪着父亲的衣角，仰头看着父母的重逢。
回到家里，父亲搂抱着兰平，当听到妻子讲述3岁的兰平被人用枪抵着头让她说出家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时，他眼里涌出了泪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不断地亲着她的小脸。他觉得对不起女儿，让她小小年纪就承受了那么多的磨难。
按起义人员的政策，家属到部队入伍一律享受排级干部待遇，母亲一到部队，警卫员就把母亲的干部军服领回来了。作为空军一航校校长的父亲却对妻子说：“干部是经过战争，为革命流血牺牲得来的，你刚来怎么能当干部呢？我们还是从战士当起吧。”母亲爽快地同意了父亲的安排。
政委姚克佑、政治部主任周兆平都来做父亲的工作，告诉他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政策，不是只对他一人的，全军都是按这样的政策执行的，他这样做让组织上不好办。父亲却说：“全军的决定是组织上对起义人员的关心和照顾，身为校长和一家之长，我只管我自己家，我老婆的事就按我的决定做吧。”于是，母亲就在校医务室药房工作，穿着战士服，吃着战士的大灶伙食，每天和战士们一起跑步做操。
航校校长和政委被安排住在离航校不远的原白俄的两层小楼里，一天晚上特务开枪打伤了警卫。经校保卫处和地方公安调查，认为这起事件是针对爸爸的。因为父亲有特殊的飞行技术，原来在国民党部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他的起义对国民党空军震动很大，导致一批空军飞行员驾驶飞机先后起义，弃暗投明。这使得蒋介石恼羞成怒，下决心要除掉父亲。国民党为此制定了周密的暗杀计划。枪击事件发生后，航校加强了对父亲的警卫，调了一个班住在家中，确保父亲的安全。 根据实战要求，
空军迅速发展壮大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在苏联的帮助下，于12月先后成立了7所航校，分别为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航校。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B-24型轰炸机对上海进行疯狂轰炸，历史上称“二六大轰炸”。上海的多个电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江南造船厂也破坏严重。市民、工人、军人伤亡14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迅速成立空军战斗化部队，一是为了保卫沿海大城市，二是为了解放台湾的需要。
1950年4月，空军决定从各个航校抽调速成班学员，和第一批老航校的空军种子班老飞行员迅速成立三个战斗化团，两个驱逐机团，分别为米格15团，代号为泰山部队；拉11团，代号为衡山部队；一个轰炸机12团，代号为华山部队，父亲任团长。
1950年6月，空军正式成立第一支战斗化部队——“混成四旅”，隶属于华东军区空军，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混成四旅”旅长，李世安任政委，父亲任副旅长，主抓训练作战。
父亲接受任命后，全家搬到南京，母亲就在轰炸机团卫生队工作。“混成四旅”旅部在上海，轰炸机团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歼击机米格15团在上海虹桥机场，拉11团在上海江湾机场，强击机团在徐州机场。这样父亲就得几个地方来回跑，非常辛苦，训练任务十分繁重。
陈毅对“混成四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混成四旅’的成立，粉碎了国民党对沿海城市的轰炸和摧毁，成功地保卫了沿海城市的建设，保障了沿海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1950年春天朝鲜战争爆发，10月在“混成四旅”的基础上，空军迅速成立了9个战斗化师。父亲被任命为空2师师长。参与组建空2师仅两个来月，又在他的“混成四旅”轰炸机12团的基础上扩建成3个轰炸机师，他又被任命为空10师师长，驻扎在南京，为入朝作战做准备。在空军训练工作会议上，父亲根据他在美国训练的经验，提出轰炸机要进行夜航训练，因为我们的飞机少，没有强大的护航机，白天轰炸只能是暴露自己成为活靶子，损伤战斗力，利用夜航袭击成功率较大。但是父亲的提议被否定了，因为苏联的飞机都不进行夜航训练，当时我们的飞机全部来自苏联，而苏联教官也不会夜航飞行。
父亲去北京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晚上在怀仁堂看戏，他坐在毛主席的身边，向主席说明为什么他想进行轰炸机的夜航训练，并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例。主席说近战夜战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为什么空军不能用？在主席的关注下，空军批准空10师进行夜航训练。
险遭暗杀，司机原来是特务
父亲的司机姓曹，大家习惯称他为老曹。父亲对老曹很不错，虽然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钱，但是孩子的衣服、学习的用品、被褥等有什么给什么，父亲还总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为此，老曹非常感激父亲。可万万没想到，这个貌似憨厚的司机却是潜伏在父亲身边的国民党特务。
1950年底，母亲生下哥哥金平，晚上正喂奶换尿布时，突然一声枪响，屋子的窗户玻璃被击碎。爸爸立即关灯，并迅速拿枪和警卫员小杨冲出门去，发现门岗警卫被打伤。
警卫员楊挺振是机枪班班长，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他说：“为什么特务知道师长是住在这个房间呢，打得那么准？”因父亲要进行夜航训练，警卫员小杨跟老曹说，师长今天晚上要夜航，你要检查好你的车，油要灌满，不要在半路上熄火。老曹满口答应，但是夜航结束返回时，到一片树林里车熄火了，怎么也发动不了。爸爸会开车，他试了一下是没油了。小杨很生气地训了老曹，父亲说：“算了，走回去吧。”父亲就和警卫员跑步回了家。小杨将上述情况向师保卫科做了汇报。保卫科结合1951年夏父亲率10师赴朝参战，部队到达丹东驻扎后，在台湾的敌台广播就准确说出了父亲所在师的方位。为什么我们师长到哪里老蒋都知道？这一系列疑点集中在一起，说明父亲身边安插有敌人的眼线。
母亲也回想起自己在10师卫生队药房工作时，老曹的老婆是文盲，一天她拿着一封信找母亲，请她帮忙看看信里写的是些什么。母亲一看是老曹的父亲被镇压了，让他们寄钱回去安葬其父。联想起汽车熄火、家中遭遇枪击，她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师保卫科。
保卫科派人赴丹东将老曹拘捕审查。老曹交代，他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任务就是配合暗杀刘善本，那次夜里枪击刘师长卧室窗户就是他提供的路线和确切的房间情况。警卫员小杨通知他师长晚上夜航，他就通知了特务组织，在回来的树林里设下埋伏。原计划是他把汽车大灯闪三下，埋伏的特务就开枪射击，但是因为平时师长和周大姐都对他很好，在生活上照顾他家里，良心上过不去，加上他知道一旦开枪射击，他也会被打死，所以没有闪大灯。父亲率部赴朝参战也是他透露的情报。
母亲挑起家中重担，
全力支持父亲援朝参战
父亲抗美援朝还没有回来，哥哥金平又患了大肠杆菌中毒性痢疾，病重住院。母亲在医院守护着孩子，看着高烧不退神志不清的儿子，焦急万分。但是她不让组织上通知父亲，怕他在前线分心。小儿科没有床，母亲整天整夜只能坐着，而这时她已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江平，也就是我。
幸好得到南空后勤特批进口药盘尼西林，金平才脱离了危险。然而祸不单行，金平病好了没过两个月，医院的一次医疗事故造成海平十二指肠穿孔，形成急性腹膜炎，手术失败报病危。母亲看着6岁的女儿海平满身插着管子（胃肠减压管、鼻饲管、输液管），心急如焚，吃不下睡不着。直到医院又请专家来做了第二次手术，海平才脱离了危险。因为这两件事，母亲生我时早产了。
后来部队换防到齐齐哈尔，轰炸机由螺旋桨发动机改飞喷气式发动机，父亲为全师的飞机改装忙得顾不上家。母亲也整天加班加点地整装药房的物品，为此还荣立了三等功。她在10师工作期间曾连续3年获得嘉奖。10师女子篮球队是南空的冠军队，母亲还是师女篮的主力队员。
1955年，军队大裁军，作为师长的父亲以身作则，让母亲带头退役。母亲不大愿意退役，她对父亲说，卫生队药房人手不够，很忙，她每天都要配制不少液体和外用药。父亲说，那也要带头退伍，这样我作为领导才好动员别人，退伍以后药房人手不够，你还可以不算编制不拿工资地去工作啊。 就这样，母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军队。1956年底，父亲调空军军训部任副部长，全家搬到北京，母亲一直以部队职工的身份，在空军机关门诊部药房工作。直到1965年，军委决定可以给部分长期在部队工作的技术人员入伍，她才再次穿上军装。
“文革”期间遭受迫害，
父亲与全家永诀
1966年“文革”开始了，空军学院成立了革委会，领导干部都靠边站，有造反组织派人找父亲谈，希望他能加入他们的组织。父亲明确说，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领导干部不介入派系，哪边都不加入。
在家里，父亲对母亲说，你不要参加任何派性组织，不要让群众组织认为我带有倾向。随着运动的深入，空军军事院校在学院礼堂批斗空军领导，请父亲参加。去了后，看到成钧、刘震、何廷一被揪上台，揪着头发“坐飞机”，父亲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父亲对造反派说，每个人都会有错误，可以对他们提出批评，但是不能用揪斗的方式，你们应按毛主席的教导要文斗不要武斗。空军学院的造反派夺权后，在学院实行全面专政，把学院系主任以上的领导几乎都打倒了，不少人被关在他们私设的“公堂”里，群众称之为“老虎监”。学院被弄得乌烟瘴气，造反派三天两头地把原学院领导揪出来批斗，公开羞辱，拳打脚踢。有不少被斗人的家属把打掉的牙、揪掉的头发拿到我家来向父亲哭诉。父亲觉得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他几次打电话和吴法宪联系，反映学院存在的问题，但是吴法宪不予理睬。父亲按组织原则，不得不写信向“军委文革小组”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空军学院乱象，并明确指出吴法宪的问题。 叶群却把父亲的信交给了吴法宪。于是吴法宪开始了对爸爸有组织的残酷迫害。他们编造出父亲所谓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材料，诬陷他是漏网的“彭黄死党”，是落网的旧北京市委党羽，是假起义真特务，等等。
1968年3月初的一个寒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全家人，老阿姨开门，来人带走了父亲，自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兰平拿起电话想联系，但是电话已被掐断无法打出。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那帮人，叫嚣着对父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我们家进行了搜查。
他们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把家里的两台收音机都拿走检查，说他是台湾特务，利用收音机发报和台湾联系。连母亲用胶片染色做的放毛主席像的相框都给摘下来拿走检查，说是胶片中藏有情报。专案组对父亲轮番批斗，不让吃不让喝也不让睡。
他们搜出了父亲给周总理写的信。吴法宪说，刘善本是个通天的人物，这种人留着是后患，于是对父亲的批斗不断升级……
就在被关押审查的短短10天里，父亲被活活整死。父亲死后，造反派通知家属，“刘善本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母亲听到父亲的死讯，晕了过去，打了强心针后，才慢慢苏醒过来。造反派带母亲和兰平去看父亲的遗体，专案组的人拉开冷冻抽屉，只露出头，他的上唇有一排黑紫的牙印，表明是被折磨致死的。母亲和姐姐泪流滿面，无处申冤。就在那段时间里母亲的头发全白了。
不久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楼房搬到窄小的平房，母亲也不能在门诊部药房上班了，每天只能打扫卫生，消毒器械。她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参加批斗。
在大会上，造反派逼她交代父亲的反党罪行。母亲每天都在极度的精神重压下活着，她知道必须活下去，因为孩子们没有长大，为了孩子必须忍辱负重地活着。
二姐海平在空军技术学院学习，因父亲的问题，成了所谓的伸向空军技术学院的黑手，海平被斗、关押、劳改。金平和我随学校分配去山西农村插队。兰平因为父亲的问题，被北京大学分配到山西阳泉。
母亲去车站送兰平，因天寒冰冻摔倒导致手腕骨折，但是造反派不准她休病假，母亲只好把胳膊前臂用石膏固定着劳改，每天还要消毒很多医疗物品。母亲的腿又被烫伤了，她只好带伤干活，每天小妹妹平平放学回来就去帮母亲干活，以减轻母亲的压力。
七载沉冤终昭雪，
万里长空泣英魂
一直到“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对母亲的监管才有所松动。二姐海平受迫害离开了空军，她从外地回来整理为父亲平反的材料，因她高中时期就寄住在王震伯伯家，她把材料交给了王震伯伯，请他帮助递材料为父亲平反。
王震伯伯对海平说：“你父亲是个正直的人，他在解放战争中是立了大功的，我一定把材料转上去。”大姐兰平去徐特立老人家中，把为爸爸平反的材料，交给了徐老的秘书徐乾。她向兰平讲了不少爸爸在延安时的往事。
1969年，黄天民起义归来，周总理点名要父亲出来参加接见。吴法宪不得不说，刘善本已死去一年多了，总理非常气愤，说刘善本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直到邓小平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改组空军党委后的第三天，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到军委向他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特别传达了中央军委为父亲昭雪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一、追认烈士，骨灰安放在八宝山一室；二、照顾好家属子女；三、影响到哪一级，挽回到哪一级。小平同志还说，你们空军一定要形成文件下发到部队，要尽快办，不宜再拖。
空军党委于1975年10月28日将《为刘善本昭雪平反骨灰安放仪式的请示》呈报中央军委审批，叶帅批示，三大总部各派领导，各军种兵种派领导参加，中联部、中调部、统战部各派领导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结束后，徐乾到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总理，向他汇报了父亲平反的全部过程，总理说，是我没有保护好刘善本同志，他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也能放心了，希望在我身体好些时，去看望刘善本同志的家属。当徐妈妈把总理的话告诉兰平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父亲的问题又成为北大梁效之流反攻倒算的“炮弹”，他们称父亲的昭雪平反活动是牛鬼蛇神大聚会，是翻案，是向“文革”示威……于是学院又有人紧跟，处处刁难母亲，停了我家的电话，给家属落实政策设置阻碍。
1976年10月，“四人帮”得到彻底粉碎，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党和国家、人民终于结束了历时10年的浩劫。1982年，国家为起义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母亲作为遗孀出席了统战部、总政和空军联络部为父亲举办的座谈会，父亲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母亲周叔璜当选为第六、第七、第八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是党和人民对父亲功绩的充分肯定。
继承丈夫遗志，
为祖国统一竭尽全力
全国政协第六次会议期间，母亲和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在同一个妇女组。在和王光美单独在一起时，母亲含着泪说：“有别人在时我不想说，刘善本是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飞到延安的，但是在‘文革’中却被整死，我怎么也无法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对他？”王光美安慰母亲说：“少奇同志也一样，我们家也一样，现在我们只能是往前看，要相信党。”
那些追随父亲义举，在解放战争中相继起义的同志在“文革”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他们的问题一直没有给予妥善解决。有人给母亲写信陈诉自己的冤情，她都认真对待，把信转总政、空军联络部和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并一再询问和督促处理结果。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是作为刘善本的夫人，母亲认识到自己应承担起帮助他们的义务。空军及民航的起义人员组织成立了北京航空联谊会，请母亲当顾问，她欣然应邀。
母亲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履行职责，撰写了多项提案，均被采纳落实。如她有关设立抗战时期牺牲的飞行员纪念碑的建议，就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文革”中遭到破坏的航空烈士公墓在南京风景如画的紫金山麓修葺一新，对公众开放。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墓园又落成了宏伟庄严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和4组浮雕，表现了中外空军将士联合抗日奋勇杀敌的感人场景，这里祭奠着3305名中国、美国、苏联等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捐躯的空军烈士英灵。母亲听到这些消息，深感欣慰。
因为母亲知道自己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第一人刘善本的妻子，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遗志依然在，需要继续传承。母亲在为父亲未完成的祖国统一大业尽自己的努力。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之际，在中国邮政总公司发行的巾帼英雄系列邮票中，有母亲周叔璜的专题邮票。父亲树立起来的这面热爱祖国、促成祖国统一的旗帜仍然在高高飘扬！
2014年11月30日，母亲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中，也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传奇人生，享年95岁。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