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类普遍具有取清弃浊的审美倾向，往往取水之静而清以鉴照世间万物，进而创作出服饮清流、沐浴去秽等一系列相关意象，并形成以清澄之水象征高洁人格的文化传统。屈原“独好修以为常”，堪称志洁行廉、横而不流的典范，主张洁净之物与芳香之物相通，故多将水意象与香草意象组接而为复合意象。或“饮木兰之坠露”，或“浴兰汤兮沐芳”，取香草之馨香幽洁以契水之清澄洁净，甚至发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宣言，以此昭示自己对高洁人格的永恒坚守。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因而可以说，屈原的悲剧首先是人格的悲剧。
　　一、服饮清流
　　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楚辞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清流无疑暗含浓郁的象征意味。横而不流、激浊扬清的诗人，多次提及集自然精华的清澄之水，如，“泉”等泛称之水以及“露”等气象之水，并时常服饮此类清澄之水以彰显自身的高洁人格，进而表达自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格操守。
　　显而易见，“坠露”“湛露”“沆瀣”均指“露”，具有馨香幽洁、晶莹灵动之美，人类服饮之后可以升华生命。其中“木兰之坠露”，即附着于木兰而不与尘埃接触的露，王逸认为屈原“旦饮香木之坠露，吸正阳之津液”，足见诗人的曼妙柔情以及对行将消逝的美好生命的怜爱。“湛露”，凸显出露水之透彻。“沆瀣”，五臣注为“清露”，凸显出露水之清澄。至于“泉”，洪兴祖援引五臣注云：“饮清洁之水。”毫无疑问，此类清流之水多被诗人并置组合，或突出水之洁净透彻，或强调水之甘甜清新，它们的共性特征为含香体洁、极富灵韵，与人类慕清自守的人格追求有着契合之处，故可当之无愧地视为诗人高洁人格的象征。同时，诗人甚至以馨香芳洁的香草为饰，以此超凡之举诠释自己慕清自守的人格追求。
　　回溯服饮清流这一民俗，古代文献典籍多有记载，如，“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追溯这一民俗的产生缘由，与人类原始思维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向松柏在《中国水崇拜》中指出，原始思维往往根据相似性来确立事物的同一性，万物正是得之于其间的相似性才得以相互转化。楚辞中所涉“泉”“露”“沆瀣”等清澄之水，在古人看来无疑是纯净与生命的象征，饮用它们可将其高洁品性以及生命能量嫁接至人类身上，进而实现人类慕清自守的高洁人格以及治病延年乃至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
　　二、沐浴去秽
　　清澄之水无疑具有洗涤去秽的实用功能，因而古来形成“修禊”的民俗文化传统。如果说服饮清流可以净化繁芜内心的话，那么水中沐浴无疑既可洗濯外在形体，亦可荡涤主体的内在心灵，与诗人追求“内修外美”的人格理念相呼应。因此，为表达自己的高洁清远之志，诗人多次提及沐浴去秽行为。诗中提到的“洧盘”“咸池”“汤谷”等神泉，在古代典籍中经常以太阳沐浴之所出现。毫无疑问，这些神泉携有浓郁的神话色彩，诗人选择沐浴其中以保清洁之行，暗含与神灵同在而求得长生的美好愿望。
　　当然，水中沐浴除了洗濯外在形体之外，还可以净化主体内在精神与灵魂，沟通天地万物而成为人神交往的媒介，故而成为人类祭祀之前的必经环节。《周礼》言“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尚书》正义：“凡有敬事，皆当洁。”由此可知，古代沐浴敬神祭祀之风相当浓厚。
　　不仅如此，诗人甚至将水视为自己身心的最终归依，以期永恒地沐浴于清泠之水。正所谓死生亦大矣，自杀可谓构成屈原之作最为“惊采绝艳”的主题，因而梁启超主张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作出发点。值得深思的是，人类自杀方式诸多，诗人为何偏爱投水自沉这一种？究其缘由，可以知道，清澄之水不仅可以洁人肉体，还可以慰人精神与灵魂，正可谓诗人慕清自守高洁人格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