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古炉》迄今，以“自然”之道为参照，表达其对历史人事的思考，属贾平凹小说的重要特征。《古炉》中作为核心视域的“四时”观念，《老生》中四个故事所体现的循环特征，均与中国古典思想的“自然”观念密切相关。《山本》所涉，虽为1920、30年代的历史人事，但重心并不在对历史事件如其所是的描述，而是将历史人事返归至与天地自然共在的状态，以使其互为镜像、相互参照。其所敞开的，乃是一种具有“全息”特征的文本世界，包含着远较文学的现代性传统更为复杂的世界感觉。是为中国古典文学通观的自然延续。如是努力，属中国文脉当下赓续的重要尝试，其意义有待深入辨析。
关键词：贾平凹;历史叙述;文学通观;自然诗学;中国文脉
一
《古炉》以降，“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成为读解贾平凹作品的重要切入点。这无疑与贾平凹在数部长篇小说中对作品创作欲念的自我说明不无关系。如其所言，《古炉》所要展开的“历史”内容“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走近”和“走进”，却面临着重重困难。①《老生》的写作之所以“异常滞涩”，甚至数次“难以为继”，症结仍在“历史如何归于文学”。②而在为《山本》的写作做“小说的准备”时，“不同于”既往历史叙述的诸多细节包含着“太多的疑惑”，使得不乏历史写作经验的贾平凹不得不再度面临“素材如何进入小说”，抑或“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的写作的“难题”。但以“文学”的方式“重述”历史，却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古炉》《老生》及《山本》的写作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意图切近已然高度历史化的20世纪中国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与以下诸问题相遇：其一，以未被宏大历史叙述吸纳的历史性细节“解构”宏大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之后，往往难以规避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其二，究其根本，“新的”历史叙述与其所“反叛”的历史叙述都无法脱离既定观念的规约。此种非此即彼式“重述”历史的冲动因之无法避免被“历史”重述的可能，亦难于呈现其所允诺的历史的“真实”的敞开。两种理路分野的要点，也不在表层的知识谱系，而在立场与方法的根本性差别。也就是说，在貌似公允的历史的“还原性”叙述背后，仍潜藏着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历史逻辑。其与既定史观的复杂博弈，必然内蕴着若干有待深入辨析的重大历史观念问题。是为“新历史主义”及“历史的民间叙述”所依托之思想的根本局限所在。如无法超越此种局限，则所谓的“新的历史叙述”，最终不过是曾被“翻转”的历史的再度“翻转”③，未必具有深层次的“革新”意义。
“新时期”以降，以文学的方式完成对既定历史叙述的辩难，为“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李銳的《银城故事》以返归辛亥革命前夕的历史的方式，完成了对“革命”与“启蒙”两种20世纪历史言说的重要范畴及其意义的疑惑的深层表达。④包含着“去革命化”和“再传统化”两种1980年代知识界的核心主题的《白鹿原》约略亦与此相通——以白灵之死为代表的诸多为宏大历史叙述所不取的历史性细节被编织入作品的意义结构之中。阐发其所蕴含的历史性辩难也因之成为文本研读的重要切入点。如是种种，为延续1980年代以降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及审美谱系重述20世纪中国历史所开启的不同面向。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怀特所言，“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⑤对与宏大历史叙述不同的民间记忆的收集、整理，已然先验地内涵着一定的历史观念、立场和方法。是故，所谓新的历史叙述，并不似叙述者所承诺的那样“公允”。其必然包含着内在的意识形态（就其原初意义而言）的深层考量。是为“文学”与“历史”的辩证的困境之一，任何在此种二元对立式的思想框架中展开的叙述，均难脱此一困境所划定的基本范围。
虽同样涉及20世纪中国历史若干重要时间节点，但相较于上述“文学”和“历史”关系的单向度，《老生》所敞开的世界要更为宏阔。其中四个故事连缀而成的一个世纪的历史叙述仅属“实境”，而其“虚境”，即为《山海经》所持存开启的精神空间——一种包含天、地、人三重维度的古典总体性的复杂世界，“人”于此间仅为“三才”（天、地、人）之一，且并无阐发世界意义的绝对优先性。“虚境”与“实境”的对照，乃《老生》整体的意义所在——以华夏民族的始源性文献及其所持存之民族本真形象为参照，经由一个世纪的历史与人事的叙述说明精神的返本开新的重要意义。而由普通人事所形塑之“历史”叙述仅属一端，在此之外，尚有自然、社会及人事多元共在的复杂状态。此种古典总体性世界的敞开，已然超出“文学”与“历史”的辩证所能指涉的基本范围。与《老生》存在着互文关系的《山本》，核心叙述的要义亦在此处。
《山本》中的核心人物及重要故事皆有原型。而原型人物本事（史实）在进入文本时的裁剪取舍，无疑包含着贾平凹历史观念及书写的紧要处。大要有三：其一，以近乎现象学的方法，“悬置”人物本事与彼时宏大的历史事件及人物间之直接联系，将核心故事“局限于”秦岭（涡镇及其周边）。井宗丞的原型井勿幕为陕西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其与彼时重要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密切关系，在《山本》中被悉数隐去，其故事全部集中于秦岭游击队的草创及渐次壮大。井宗秀的原型井岳秀早年曾支持胞弟井勿幕的革命活动，晚年却陷入复杂纷争之历史漩涡，因参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且立场偏颇而极富争议。如是种种，亦为《山本》所不取。其二，重新将历史“人性化”“欲望化”，返归未被后设性历史叙述规训的历史的“未定”（前史）状态，以此敞开人性与历史的复杂纠葛，进而在历史之“变”中探索其“常”。无论在保安队、预备团还是游击队，阮天保使强用狠无所顾忌的品行一仍其旧。井宗丞的好勇斗狠个性张扬亦为其陷入复杂纷争不幸殒命埋下伏笔。此种人物由“‘革命英雄’退回到‘草莽英雄’乃至‘土匪英雄’的原点”的叙述，与1980年代“新历史小说”解构历史的方式颇为相近，⑥但用意并不相同。其以革命“前史”中诸种力量复杂博弈的未定状态的自然敞开，意在申论以史为鉴，不忘本来之意。此亦为陆菊人、井宗秀以及各色人等各种力量互为镜像的寓意所在。其三，与历史的“人性化”“欲望化”叙述互为表里，《山本》将大量笔墨集中于对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但“日常生活”却未必包含着先在的属于民间的正确性，而是内蕴着由历史、社会、自然共同营构之复杂境况及其间各色人等的多样可能。由此，各种力量及其所依托之话语均处于“齐同”状态，一种类如“复调”的杂语共生充分说明在陈先生的启发之下陆菊人的历史判断的重要性：“英雄太多了，又都英雄得不大，如果英雄做大了，只有一个英雄了，便太平了。”⑦此即由“乱”入“治”之喻，亦说明最终的“统一”属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方向——以国民党69旅驻地涡镇为红十五军团所破作结即是此理。 由是观之，将《老生》和《山本》归入“新历史主义”及相关思想和审美谱系中加以讨论，难以敞开其更为复杂的寓意。贾平凹凭借古典资源以超越“五四”以降的现代传统的意义亦无从彰显。《老生》以中华民族的始源性文献《山海经》为参照，叙述一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其间历史与人事逻辑的结构性反复暗含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寓意。沿此思路，则《山本》题材所涉，虽为1920、30年代发生于秦岭的历史人事，然其所敞开的世界，却包含着中国古典思想意义上天、地、人三重维度。而身处人事兴废与自然运化之际，“人事”与“历史”均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容。而以富有伦理和美学意义的“自然”之道为借镜，“历史”也便有着与现实的更为复杂的互文关系。此种关系的敞开，无疑与贾平凹超越启蒙史观，且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文学观观照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此种文学通观及其所开启的精神面向，亦属中国文脉当代赓续可能性之一种。其所开启之思想及审美境界维度多端，远非“新历史主义”或“历史的民间叙述”所能简单概括。
二
超越“新历史主义”及其所依托的文学史视域“限度”的方式之一，是敞开历史的浑然之境。如洪子诚所论：一定时期历史现象的“原初景观”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其必然存在着“重要的事情”的“流失”。而在对可能被发现和挖掘的材料尊重和辨析的基础上，“去了解‘历史’在统一主题之外的‘含混’的一面”颇为紧要。用以赛亚·柏林所言之“现实感”为借镜，洪子诚进一步强调在“容易做出清楚描述”的人的生活存在之外，尚有“通向越来越晦暗不明、越隐秘”和难以辨认的层次的可能。而后者，属作家和诗人有价值的工作所发现和切近的重要生活面向。他们通过对“细小的、变化的、稍纵即逝的色彩、气味、心理的细节和现象”⑧的倾心书写，表达了人的生活中那些无法测度和难以清楚分类的“现实”。舍此，即无法拥有柏林意义上的“现实感”，自然也无从超越二元对立式的思维局限，从而展开历史原初意义上的浑然之境。文学史叙述如是，“文学”的“历史”叙述亦复如是。
在多重意义上，中国古典思想所开出的包含天、地、人三重维度的世界想象，即属历史人事浑然境界之一种，亦为古典史学学究天人的要义所在。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其意即在于此。基于《周易》以降之全息思维的文本世界的展开，自然也包含天、地、人三个维度。但在“五四”以降现代性思想所开启的视域中，中国文化的三维关系复又被窄化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关系，“自然”亦退为“人事”之背景，不再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包含复杂的伦理意义。现代性思想虽亦论及“自然”，但其所指认之在“主”“客”，“我”“物”二分的意义上的“自然”已与中国古典思想“天人合一（相应）”意义上的“自然”相去甚远。进而言之，仅以“五四”以降奠基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域观之，则《老生》《山本》于天人之际展开的历史和人事的观察极易被遮蔽。而其间所蕴含的中国古典思想及审美方式现代转换的意义，亦因之减损大半。
赓续古典文脉之要，在于对古典思想及其所开启的世界观念的独特体悟，而非单纯对文体及笔法的传承，此为贾平凹与古典传统关系的要点所在。若局限于文体和笔法，则难以从根本意义上突破西方文学及理论的限度，而有基于中国古典传统的境界展开。因是之故，在古今、中西打通的意义上，贾平凹尝试重建一种整全视域，并以之为基础敞开更为复杂的文本世界。若就思想论，此种整全意义的世界展开乃是融合古今、中西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多元汇聚的状态;而就审美表现方式论，则其并不局限于单一思潮或流派及其思想和表达方式，而有统合意义上的兼收并蓄。“五四”迄今已逾百年，中国文学已经完成了“向西方学习的阶段”，而可以去走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的道路。而中国的文学的道路之要，在于基于中国文化思想及审美传统的独特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在作品境界上可以借鉴西方文学，但却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世情和民情以及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⑨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完成中国文脉的赓续和创化，并开辟文学的新境界。
自整全视域观之，无论就思想还是作品所属的审美谱系论，身处1980年代初个人写作的转型期，尝试以中国传统思想及审美方式为核心资源超越“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此说无疑别有所指）的贾平凹努力切近的，即是可以清楚描述的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溢出既定现实观念且难以清楚分类的“含混”的现实。亦即现实未可严格分类，兼具多种面向多重可能的浑然之境。自《废都》以降，贾平凹1980年代初自霍去病墓前的“卧虎”领悟到的中国古典思想及审美“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⑩的特征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挥。《废都》之后，此种写作理路在《白夜》《土门》等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延伸，而在《秦腔》《古炉》中蔚为大观，成为贾平凹写作独异于文坛的重要特征之一。既以中国传统思想及审美方式超越单向度思维的局限，其笔下世界也便有着一般作品所不具备的复杂性。一种涵容古典思想意义上的天、地、人共在的古典的总体性世界由此敞开。是为贾平凹文學通观的要义之一。此种文学的圆融通观，在多重意义上可与李泽厚的大观美学或通观美学相交通，而后者亦相通于《红楼梦》所体现之曹雪芹的美学。此种审美观“不仅是艺术观，而且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乃至于“宇宙观”，举凡天地之间的自然物色及人事流变，甚或既往的思想及文学开启的想象性精神空间，无不囊括其中，而有“整全”式的总体性呈现。也因此，审美通观的要义，在于跳出由诸种文学观念所指涉和敞开的偏狭的世界面向11，而将审美眼光“伸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上帝、人与宇宙等多重关系中”，亦即一种类如冯友兰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夷平层级分野之后的多元共在的世界状态。秉此文学通观，则万事万物皆可入文。如某些文章大家，因能贯通天地，故得“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之妙。如是思想及文法，经由《古炉》《老生》的阶段性尝试之后，在《山本》中得到可谓淋漓尽致的发挥。《山本》虽写历史，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贾平凹在其中亦极力铺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用心却并不仅止于对风土人情的细致描绘。其具体所涉虽为1920、30年代发生于秦岭的若干重大事件及其间普通人生命的“常”与“变”，视域却并不局限于20世纪之历史和人事的起废沉浮。其所包含的“小”（普通生命的日常及历史人事）、“大”（身处自然运化之际的人的总体性的生命状态）之辩，“近”（发生于秦岭1920、30年代的历史事件及其所敞开的历史视域）、“远”（包含千年兴废的中国大历史），以及“实”（由自然物色及历史人事所构成的实境）“虚”（实境所升腾的思想及审美境界）之辩，均可在大观或通观的意义上得到更为恰切的理解。 三
以总体章法论，《山本》以“人事”起笔，而以“人事”与更为宏阔之“自然”的“合一”作结。普通人事的渐次累积，便是特定时期的“历史”。而此历史人事原本即身处自然运化之际，其运行逻辑，亦与自然之道足相交通。日有起落，月有圆缺，物有成毁，人事亦有兴废、起落、生死、穷达。而以“天人同情”的观念观之，则宇宙条理现于自然界，则为“四时之清暖寒暑”;现于人类，则为“心理之喜怒哀乐”。12如是循环往复，乃自然、历史及人事变化的常态。《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品，均以具有对称意义的起承转合，以及寒来暑往、四时转换表达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天道及人事循环之理。13“四时气象”为《红楼梦》之“大结构”。此大结构亦可细分为若干“小结构”，每一小结构仍暗合春、夏、秋、冬四时转换之理，亦属人事变化之基本规则。14如《金瓶梅》一般，于寒来暑往、冷热交替之中“象征人生经验的起落的美学意义”，亦“泛指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们生生不息的荣枯兴衰。”15此种“四时意象”及其循环思维所延伸出之小说章法，在晚清以《海上花列传》最为突出，当代则以《古炉》最具代表性。《古炉》以“冬部”（1965年冬）起笔，经“春部”“夏部”“秋部”“冬部”至于“春部”（1967年春）。其时间跨度仅一年有半，然其所涉之历史史实，却远较1965-1967年初为多。如是处理，即是将历史人事之起落，与四时转换相对应，以此表达其基于古典思想的人世观察。16虽未如《古炉》以明确的“四时”意象结构全篇，《老生》仍以总体性的历史与人事的起承转合暗含循环往复之理。此种根源于以《周易》为代表的古典思想的人世观察，仍属《山本》所敞开的世界的基本特征。
整体而言，十三年间井宗秀的“起”“落”为一大循环，而各种力量的内部纷争及其间人物命运的起废沉浮又形成若干小循环。而居于《山本》世界的“中心”隐喻，是涡镇所以得名的涡潭及其所表征的世界（历史、自然与人）运行之道：“涡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静静，水波不兴，一半的黑河水浊着，一半的白河水清着”，但一有外部力量的触动，那涡潭就动起来，“先还是像太极图中的双鱼状，接着如磨盘在推动”，且“旋转得越来越急，呼呼地响，能把什么都吸进去翻腾搅拌似的”。17但翻腾搅拌之后，一切终将归于平静，然而一俟有新的触动，复又翻腾搅拌声势浩大。如是类如阴阳交替、四时转换、循环不已的状态，庶几近乎《周易》太极双鱼图及其根本性的运行规则，亦可指称涡镇以至秦岭的历史人事：“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碎片的年代。”一当岁月悠然逝去之后，一切即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自更为宽广的时空背景看去，“秦岭”却“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18如是境界，近乎《三国演义》开篇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以“自然”为参照，则与“人事”的热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天地万物千秋万岁的大静和时间壁立千仞的森然。前者为历史为人事，后者则为“自然”为“天道”，二者间之参差对照，属《山本》言天、人关系之要义。此亦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根本用心所在。如钱穆所论，“‘人事’与‘天道’”间之分际何在，“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19《山本》开篇即言作为陆菊人陪嫁的那三分胭脂地乃天地精气之所结，日月精华之所聚，会护佑葬于此地者的子孙有大人物出焉。此后果然井宗丞、井宗秀兄弟在其父葬入“吉穴”之后相继成为不同阵营的中坚人物，为时运所寄。二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涡镇乃至秦岭及“中国”的“历史”格局，可谓一时豪杰。然而吊诡的是，“吉穴”并未如传说的那般灵验——井氏昆仲均未及“成事”即相继殒命即是例证。如是处理，近乎老子所言之“天地不仁”，亦同于司马迁“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之叹。其要义在于，虽“从道德理想上我们不能不信天道的公正无私，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当善人多遇灾祸，恶人却常富厚的事实出现”20，太史公也不能不有此感慨。故而在“人事”之所不及处，乃自然归于“天道”。“史公究天人之际，把历史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划分一个大界限，他自己由此而从历史现象的混乱中突破出来，看出了历史中的‘应然’的方向，使其著作，也和春秋一样，成为‘礼仪之大宗’。”21循此思路，则《山本》以类似现象学的还原的理路，返归历史的无秩序和非逻辑状态，并极大地敞开历史、社会、人性及其所归的“自然”的浑然状态，即有超越非此即彼式二元对立观念的用意。是为贾平凹“文学”与“历史”的辩证的要义所在。
以核心意象“涡潭”为中心，《山本》由诸种包含不同精神面向的意象营构了一个圆融自足的“世界”。“涡潭”属太极双鱼图的象征。黑河、白河之清、浊亦可对应于人事的“正”“反”，“善”“恶”。虽以道家为核心，思想却更具包容性的陈先生对此有极为深刻的洞见：“世上的事看着是复杂，但无非是穷和富，善和恶，要讲的道理也永远那么多，一茬一茬人只是重新个说辞，变化个手段罢了。”“人这一生都是昨天说过的话今天还说，今天有过的事明天还会再有”。22此说无疑暗合《易》之三义：其义理易知易从，无论何等繁复的事与物，均可简化为若干原理;然世间万有并不停滞，而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此种变化并非无端，而是遵循若干原理。如某一日井宗秀梦境所示：由人物、房屋、树木、牲畜等等形塑的“历史”终将归入涡潭之中化为碎屑泡沫。此境无疑暗喻历史、自然及人事无不遵循阴阳和合、化育万物且生生不息之理。进而言之，“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以空间言，充塞乎四方;以时间言，绵延于既往、现今与未来”，然如此复杂之变动与演化，却都在“《周易》阴阳两爻和六十四卦中表现无遗”。23是为《周易》全书之精义，亦是贾平凹以“涡潭”的阴阳和合及涡镇与秦岭的历史变化指称“中国”及“大历史”的用心所在。沿此思路，可知《山本》叙述的“核心”，既非以陆菊人、井宗秀等各色人等为代表的涡镇的世界，亦非涡镇世界与井宗丞、阮天保们共同构成的秦岭的世界，而是更为广大，涵容历史、社会、人性及自然风物诸种外部世界的多重复杂面向的虚拟的意义空间——“秦岭”。而“秦岭”在此也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作为“一条龙脉”，它“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乃是“中国最伟大的山”。自先秦经两汉、隋唐以迄今日，事关国运及民族兴衰的中国的大历史，泰半发生于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南北。而不同时期“大历史”兴替的表象虽有差异，根本性的运行逻辑却与一时段的“小历史”内里相通。而以对发生于秦岭1920、30年代的历史和传说，以及普通人事及身处自然运化之际的人的总体命运的细致书写，《山本》自然包含着指称“中国”及“大历史”的意味。其思路乃是如下模式：涡镇—秦岭—中国，抑或1920、30年代的历史—一个世纪的历史—包含千年兴废的中国大历史。大历史的运行亦与文化思想密切相关，而其间各色人等亦表征着中国文化的不同面向：井宗秀、井宗丞、陆菊人等勇猛精进的人生态度约略近于儒家的文化人格;宽展师父和130庙则代表着佛禅的意趣;陈先生的思想虽更具包容性，但其核心仍属道家，且此种包容性本属道家思想要义之一。如此由“历史人事”到“整全之自然”、“小历史”到“大历史”的演绎，以及由不同思想所形塑的文化人格形象及其历史变化表征中国文化在动荡年代的不同表现，无疑有着得自《周易》思维的“全息”的意义。贾平凹以流传于秦岭的若干历史故事为基本材料，试图营构的乃是类如《红楼梦》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24其间既包括历史之转折，人事之起伏，自然之流變，亦包括文化以及为其所化之人在此世界的表现。陆菊人、井宗秀、井宗丞等代表着此种文化普通意义上的实践层面，陈先生、宽展师父及130庙、城隍庙等则代表着文化的理论或精神层面，二者之间自然有若干交汇，但同样在世事之“变”中“完成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其所表征的历史和文化状态，自然也不局限于“秦岭”和1920、30年代，而是有着指称更为宏阔的历史，仍在流变中的现实和可能的未来希望愿景的深层寓意。一言以蔽之，《山本》之要义，在于对更为宽广的历史人事的更为宏阔的省察，一种在天人之际的意义上对包括历史人事和自然运化及其共通之理的洞见。值此境界中，自然生发一种“愍念众生，长劫沉沦”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悲悯情怀。如此，“大”与“小”、“远”与“近”、“实”与“虚”、“历史”与“自然”、“物”与“我”均如井宗秀自“吉穴”中挖得的铜镜的隐喻意义一般，具有相互参照、互为镜像的作用。而相较于“小历史”和“现实”，《山本》也便有了以“史”资政、鉴往知来的寓意。 如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之后“得古今之常”（即以“礼义”为“变”中之“常道”）25，同以“自然”之道为参照，贾平凹的“历史”叙述亦有其特出之处，其深刻处近乎杜牧咏史诗所开启的境界。诗人“转念于人间兴衰和自然荣悴之际，往复于入世、出世与关切、淡泊之间，体会到放置于无涯无尽时空里的人间历史，其轮廓和意义都不再清晰。”26然而即便深切地意识到相较于自然万物的无涯无尽，人事的微茫与难测，《山本》中仍隐然有超拔气象。涡镇城破前后，井宗秀、杜鲁成、周一山、夜线子等乱世枭雄悉数殒命，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父、剩剩等人却安然无恙。由此既表明陈先生基于老庄“无用”思想的处世之道的正确性，亦表明“善”“恶”交替中“善”终将胜出之意，进而以人世之“爱”抵御时间和虚无。此种“爱”约略近于沈从文在“事功”之外申论的“有情”。虽历经历史的起废沉浮、存亡绝续，藉对世间万有的“有情”，人类得以世代延绵且生生不息。此亦为《山本》虽类同于“奇书”，却在历史与人世观察上超越奇书文体既定思想局限的要义所在。司马迁洞悉天人之际的“天”之幽暗无凭、微妙难测、不可信赖之后，转而申论人的自主精神，并由此“补不可信赖之天的缺憾”之用意亦在此处。27而以1920、30年代历史人事的混乱、无常为镜像，更易领会人应该如何活得正大庄严，而人所寄身的世界，也应如何确立稳定坚固的思想和秩序，以维系世界之常道。是为《山本》于天人之际探讨“变”中之“常”的根本用心所在。
质言之，贾平凹于天人之际观照历史人事的思想和审美路径的价值和意义，或可进一步展开讨论，但此种尝试作为中国古典文脉当代赓续之一种的意义却值得重视。如能深度感应于时代，可知值此百年中国历史巨变的合题阶段，统合中国古典传统、延安文艺传统以及“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出扎根现实、涵容历史并指向未来的文学史视域，乃当下文学发展的重要可能之一。就此而言，贾平凹统合多重传统的尝试虽不乏“局限”和“遗憾”处28，也仍有值得深入辨析的重要参照意义。
注释：
①②⑨贾平凹：《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1页，第251页，第244-246页。
③参见何浩：《历史如何进入文学？——以作为
关键词：贾平凹;历史叙述;文学通观;自然诗学;中国文脉
一
《古炉》以降，“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成为读解贾平凹作品的重要切入点。这无疑与贾平凹在数部长篇小说中对作品创作欲念的自我说明不无关系。如其所言，《古炉》所要展开的“历史”内容“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走近”和“走进”，却面临着重重困难。①《老生》的写作之所以“异常滞涩”，甚至数次“难以为继”，症结仍在“历史如何归于文学”。②而在为《山本》的写作做“小说的准备”时，“不同于”既往历史叙述的诸多细节包含着“太多的疑惑”，使得不乏历史写作经验的贾平凹不得不再度面临“素材如何进入小说”，抑或“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的写作的“难题”。但以“文学”的方式“重述”历史，却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古炉》《老生》及《山本》的写作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意图切近已然高度历史化的20世纪中国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与以下诸问题相遇：其一，以未被宏大历史叙述吸纳的历史性细节“解构”宏大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之后，往往难以规避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其二，究其根本，“新的”历史叙述与其所“反叛”的历史叙述都无法脱离既定观念的规约。此种非此即彼式“重述”历史的冲动因之无法避免被“历史”重述的可能，亦难于呈现其所允诺的历史的“真实”的敞开。两种理路分野的要点，也不在表层的知识谱系，而在立场与方法的根本性差别。也就是说，在貌似公允的历史的“还原性”叙述背后，仍潜藏着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历史逻辑。其与既定史观的复杂博弈，必然内蕴着若干有待深入辨析的重大历史观念问题。是为“新历史主义”及“历史的民间叙述”所依托之思想的根本局限所在。如无法超越此种局限，则所谓的“新的历史叙述”，最终不过是曾被“翻转”的历史的再度“翻转”③，未必具有深层次的“革新”意义。
“新时期”以降，以文学的方式完成对既定历史叙述的辩难，为“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李銳的《银城故事》以返归辛亥革命前夕的历史的方式，完成了对“革命”与“启蒙”两种20世纪历史言说的重要范畴及其意义的疑惑的深层表达。④包含着“去革命化”和“再传统化”两种1980年代知识界的核心主题的《白鹿原》约略亦与此相通——以白灵之死为代表的诸多为宏大历史叙述所不取的历史性细节被编织入作品的意义结构之中。阐发其所蕴含的历史性辩难也因之成为文本研读的重要切入点。如是种种，为延续1980年代以降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及审美谱系重述20世纪中国历史所开启的不同面向。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怀特所言，“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⑤对与宏大历史叙述不同的民间记忆的收集、整理，已然先验地内涵着一定的历史观念、立场和方法。是故，所谓新的历史叙述，并不似叙述者所承诺的那样“公允”。其必然包含着内在的意识形态（就其原初意义而言）的深层考量。是为“文学”与“历史”的辩证的困境之一，任何在此种二元对立式的思想框架中展开的叙述，均难脱此一困境所划定的基本范围。
虽同样涉及20世纪中国历史若干重要时间节点，但相较于上述“文学”和“历史”关系的单向度，《老生》所敞开的世界要更为宏阔。其中四个故事连缀而成的一个世纪的历史叙述仅属“实境”，而其“虚境”，即为《山海经》所持存开启的精神空间——一种包含天、地、人三重维度的古典总体性的复杂世界，“人”于此间仅为“三才”（天、地、人）之一，且并无阐发世界意义的绝对优先性。“虚境”与“实境”的对照，乃《老生》整体的意义所在——以华夏民族的始源性文献及其所持存之民族本真形象为参照，经由一个世纪的历史与人事的叙述说明精神的返本开新的重要意义。而由普通人事所形塑之“历史”叙述仅属一端，在此之外，尚有自然、社会及人事多元共在的复杂状态。此种古典总体性世界的敞开，已然超出“文学”与“历史”的辩证所能指涉的基本范围。与《老生》存在着互文关系的《山本》，核心叙述的要义亦在此处。
《山本》中的核心人物及重要故事皆有原型。而原型人物本事（史实）在进入文本时的裁剪取舍，无疑包含着贾平凹历史观念及书写的紧要处。大要有三：其一，以近乎现象学的方法，“悬置”人物本事与彼时宏大的历史事件及人物间之直接联系，将核心故事“局限于”秦岭（涡镇及其周边）。井宗丞的原型井勿幕为陕西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其与彼时重要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密切关系，在《山本》中被悉数隐去，其故事全部集中于秦岭游击队的草创及渐次壮大。井宗秀的原型井岳秀早年曾支持胞弟井勿幕的革命活动，晚年却陷入复杂纷争之历史漩涡，因参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且立场偏颇而极富争议。如是种种，亦为《山本》所不取。其二，重新将历史“人性化”“欲望化”，返归未被后设性历史叙述规训的历史的“未定”（前史）状态，以此敞开人性与历史的复杂纠葛，进而在历史之“变”中探索其“常”。无论在保安队、预备团还是游击队，阮天保使强用狠无所顾忌的品行一仍其旧。井宗丞的好勇斗狠个性张扬亦为其陷入复杂纷争不幸殒命埋下伏笔。此种人物由“‘革命英雄’退回到‘草莽英雄’乃至‘土匪英雄’的原点”的叙述，与1980年代“新历史小说”解构历史的方式颇为相近，⑥但用意并不相同。其以革命“前史”中诸种力量复杂博弈的未定状态的自然敞开，意在申论以史为鉴，不忘本来之意。此亦为陆菊人、井宗秀以及各色人等各种力量互为镜像的寓意所在。其三，与历史的“人性化”“欲望化”叙述互为表里，《山本》将大量笔墨集中于对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但“日常生活”却未必包含着先在的属于民间的正确性，而是内蕴着由历史、社会、自然共同营构之复杂境况及其间各色人等的多样可能。由此，各种力量及其所依托之话语均处于“齐同”状态，一种类如“复调”的杂语共生充分说明在陈先生的启发之下陆菊人的历史判断的重要性：“英雄太多了，又都英雄得不大，如果英雄做大了，只有一个英雄了，便太平了。”⑦此即由“乱”入“治”之喻，亦说明最终的“统一”属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方向——以国民党69旅驻地涡镇为红十五军团所破作结即是此理。 由是观之，将《老生》和《山本》归入“新历史主义”及相关思想和审美谱系中加以讨论，难以敞开其更为复杂的寓意。贾平凹凭借古典资源以超越“五四”以降的现代传统的意义亦无从彰显。《老生》以中华民族的始源性文献《山海经》为参照，叙述一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其间历史与人事逻辑的结构性反复暗含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寓意。沿此思路，则《山本》题材所涉，虽为1920、30年代发生于秦岭的历史人事，然其所敞开的世界，却包含着中国古典思想意义上天、地、人三重维度。而身处人事兴废与自然运化之际，“人事”与“历史”均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容。而以富有伦理和美学意义的“自然”之道为借镜，“历史”也便有着与现实的更为复杂的互文关系。此种关系的敞开，无疑与贾平凹超越启蒙史观，且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文学观观照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此种文学通观及其所开启的精神面向，亦属中国文脉当代赓续可能性之一种。其所开启之思想及审美境界维度多端，远非“新历史主义”或“历史的民间叙述”所能简单概括。
二
超越“新历史主义”及其所依托的文学史视域“限度”的方式之一，是敞开历史的浑然之境。如洪子诚所论：一定时期历史现象的“原初景观”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其必然存在着“重要的事情”的“流失”。而在对可能被发现和挖掘的材料尊重和辨析的基础上，“去了解‘历史’在统一主题之外的‘含混’的一面”颇为紧要。用以赛亚·柏林所言之“现实感”为借镜，洪子诚进一步强调在“容易做出清楚描述”的人的生活存在之外，尚有“通向越来越晦暗不明、越隐秘”和难以辨认的层次的可能。而后者，属作家和诗人有价值的工作所发现和切近的重要生活面向。他们通过对“细小的、变化的、稍纵即逝的色彩、气味、心理的细节和现象”⑧的倾心书写，表达了人的生活中那些无法测度和难以清楚分类的“现实”。舍此，即无法拥有柏林意义上的“现实感”，自然也无从超越二元对立式的思维局限，从而展开历史原初意义上的浑然之境。文学史叙述如是，“文学”的“历史”叙述亦复如是。
在多重意义上，中国古典思想所开出的包含天、地、人三重维度的世界想象，即属历史人事浑然境界之一种，亦为古典史学学究天人的要义所在。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其意即在于此。基于《周易》以降之全息思维的文本世界的展开，自然也包含天、地、人三个维度。但在“五四”以降现代性思想所开启的视域中，中国文化的三维关系复又被窄化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关系，“自然”亦退为“人事”之背景，不再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包含复杂的伦理意义。现代性思想虽亦论及“自然”，但其所指认之在“主”“客”，“我”“物”二分的意义上的“自然”已与中国古典思想“天人合一（相应）”意义上的“自然”相去甚远。进而言之，仅以“五四”以降奠基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域观之，则《老生》《山本》于天人之际展开的历史和人事的观察极易被遮蔽。而其间所蕴含的中国古典思想及审美方式现代转换的意义，亦因之减损大半。
赓续古典文脉之要，在于对古典思想及其所开启的世界观念的独特体悟，而非单纯对文体及笔法的传承，此为贾平凹与古典传统关系的要点所在。若局限于文体和笔法，则难以从根本意义上突破西方文学及理论的限度，而有基于中国古典传统的境界展开。因是之故，在古今、中西打通的意义上，贾平凹尝试重建一种整全视域，并以之为基础敞开更为复杂的文本世界。若就思想论，此种整全意义的世界展开乃是融合古今、中西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多元汇聚的状态;而就审美表现方式论，则其并不局限于单一思潮或流派及其思想和表达方式，而有统合意义上的兼收并蓄。“五四”迄今已逾百年，中国文学已经完成了“向西方学习的阶段”，而可以去走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的道路。而中国的文学的道路之要，在于基于中国文化思想及审美传统的独特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在作品境界上可以借鉴西方文学，但却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世情和民情以及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⑨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完成中国文脉的赓续和创化，并开辟文学的新境界。
自整全视域观之，无论就思想还是作品所属的审美谱系论，身处1980年代初个人写作的转型期，尝试以中国传统思想及审美方式为核心资源超越“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此说无疑别有所指）的贾平凹努力切近的，即是可以清楚描述的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溢出既定现实观念且难以清楚分类的“含混”的现实。亦即现实未可严格分类，兼具多种面向多重可能的浑然之境。自《废都》以降，贾平凹1980年代初自霍去病墓前的“卧虎”领悟到的中国古典思想及审美“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⑩的特征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挥。《废都》之后，此种写作理路在《白夜》《土门》等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延伸，而在《秦腔》《古炉》中蔚为大观，成为贾平凹写作独异于文坛的重要特征之一。既以中国传统思想及审美方式超越单向度思维的局限，其笔下世界也便有着一般作品所不具备的复杂性。一种涵容古典思想意义上的天、地、人共在的古典的总体性世界由此敞开。是为贾平凹文學通观的要义之一。此种文学的圆融通观，在多重意义上可与李泽厚的大观美学或通观美学相交通，而后者亦相通于《红楼梦》所体现之曹雪芹的美学。此种审美观“不仅是艺术观，而且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乃至于“宇宙观”，举凡天地之间的自然物色及人事流变，甚或既往的思想及文学开启的想象性精神空间，无不囊括其中，而有“整全”式的总体性呈现。也因此，审美通观的要义，在于跳出由诸种文学观念所指涉和敞开的偏狭的世界面向11，而将审美眼光“伸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上帝、人与宇宙等多重关系中”，亦即一种类如冯友兰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夷平层级分野之后的多元共在的世界状态。秉此文学通观，则万事万物皆可入文。如某些文章大家，因能贯通天地，故得“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之妙。如是思想及文法，经由《古炉》《老生》的阶段性尝试之后，在《山本》中得到可谓淋漓尽致的发挥。《山本》虽写历史，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贾平凹在其中亦极力铺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用心却并不仅止于对风土人情的细致描绘。其具体所涉虽为1920、30年代发生于秦岭的若干重大事件及其间普通人生命的“常”与“变”，视域却并不局限于20世纪之历史和人事的起废沉浮。其所包含的“小”（普通生命的日常及历史人事）、“大”（身处自然运化之际的人的总体性的生命状态）之辩，“近”（发生于秦岭1920、30年代的历史事件及其所敞开的历史视域）、“远”（包含千年兴废的中国大历史），以及“实”（由自然物色及历史人事所构成的实境）“虚”（实境所升腾的思想及审美境界）之辩，均可在大观或通观的意义上得到更为恰切的理解。 三
以总体章法论，《山本》以“人事”起笔，而以“人事”与更为宏阔之“自然”的“合一”作结。普通人事的渐次累积，便是特定时期的“历史”。而此历史人事原本即身处自然运化之际，其运行逻辑，亦与自然之道足相交通。日有起落，月有圆缺，物有成毁，人事亦有兴废、起落、生死、穷达。而以“天人同情”的观念观之，则宇宙条理现于自然界，则为“四时之清暖寒暑”;现于人类，则为“心理之喜怒哀乐”。12如是循环往复，乃自然、历史及人事变化的常态。《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品，均以具有对称意义的起承转合，以及寒来暑往、四时转换表达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天道及人事循环之理。13“四时气象”为《红楼梦》之“大结构”。此大结构亦可细分为若干“小结构”，每一小结构仍暗合春、夏、秋、冬四时转换之理，亦属人事变化之基本规则。14如《金瓶梅》一般，于寒来暑往、冷热交替之中“象征人生经验的起落的美学意义”，亦“泛指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们生生不息的荣枯兴衰。”15此种“四时意象”及其循环思维所延伸出之小说章法，在晚清以《海上花列传》最为突出，当代则以《古炉》最具代表性。《古炉》以“冬部”（1965年冬）起笔，经“春部”“夏部”“秋部”“冬部”至于“春部”（1967年春）。其时间跨度仅一年有半，然其所涉之历史史实，却远较1965-1967年初为多。如是处理，即是将历史人事之起落，与四时转换相对应，以此表达其基于古典思想的人世观察。16虽未如《古炉》以明确的“四时”意象结构全篇，《老生》仍以总体性的历史与人事的起承转合暗含循环往复之理。此种根源于以《周易》为代表的古典思想的人世观察，仍属《山本》所敞开的世界的基本特征。
整体而言，十三年间井宗秀的“起”“落”为一大循环，而各种力量的内部纷争及其间人物命运的起废沉浮又形成若干小循环。而居于《山本》世界的“中心”隐喻，是涡镇所以得名的涡潭及其所表征的世界（历史、自然与人）运行之道：“涡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静静，水波不兴，一半的黑河水浊着，一半的白河水清着”，但一有外部力量的触动，那涡潭就动起来，“先还是像太极图中的双鱼状，接着如磨盘在推动”，且“旋转得越来越急，呼呼地响，能把什么都吸进去翻腾搅拌似的”。17但翻腾搅拌之后，一切终将归于平静，然而一俟有新的触动，复又翻腾搅拌声势浩大。如是类如阴阳交替、四时转换、循环不已的状态，庶几近乎《周易》太极双鱼图及其根本性的运行规则，亦可指称涡镇以至秦岭的历史人事：“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碎片的年代。”一当岁月悠然逝去之后，一切即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自更为宽广的时空背景看去，“秦岭”却“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18如是境界，近乎《三国演义》开篇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以“自然”为参照，则与“人事”的热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天地万物千秋万岁的大静和时间壁立千仞的森然。前者为历史为人事，后者则为“自然”为“天道”，二者间之参差对照，属《山本》言天、人关系之要义。此亦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根本用心所在。如钱穆所论，“‘人事’与‘天道’”间之分际何在，“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19《山本》开篇即言作为陆菊人陪嫁的那三分胭脂地乃天地精气之所结，日月精华之所聚，会护佑葬于此地者的子孙有大人物出焉。此后果然井宗丞、井宗秀兄弟在其父葬入“吉穴”之后相继成为不同阵营的中坚人物，为时运所寄。二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涡镇乃至秦岭及“中国”的“历史”格局，可谓一时豪杰。然而吊诡的是，“吉穴”并未如传说的那般灵验——井氏昆仲均未及“成事”即相继殒命即是例证。如是处理，近乎老子所言之“天地不仁”，亦同于司马迁“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之叹。其要义在于，虽“从道德理想上我们不能不信天道的公正无私，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当善人多遇灾祸，恶人却常富厚的事实出现”20，太史公也不能不有此感慨。故而在“人事”之所不及处，乃自然归于“天道”。“史公究天人之际，把历史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划分一个大界限，他自己由此而从历史现象的混乱中突破出来，看出了历史中的‘应然’的方向，使其著作，也和春秋一样，成为‘礼仪之大宗’。”21循此思路，则《山本》以类似现象学的还原的理路，返归历史的无秩序和非逻辑状态，并极大地敞开历史、社会、人性及其所归的“自然”的浑然状态，即有超越非此即彼式二元对立观念的用意。是为贾平凹“文学”与“历史”的辩证的要义所在。
以核心意象“涡潭”为中心，《山本》由诸种包含不同精神面向的意象营构了一个圆融自足的“世界”。“涡潭”属太极双鱼图的象征。黑河、白河之清、浊亦可对应于人事的“正”“反”，“善”“恶”。虽以道家为核心，思想却更具包容性的陈先生对此有极为深刻的洞见：“世上的事看着是复杂，但无非是穷和富，善和恶，要讲的道理也永远那么多，一茬一茬人只是重新个说辞，变化个手段罢了。”“人这一生都是昨天说过的话今天还说，今天有过的事明天还会再有”。22此说无疑暗合《易》之三义：其义理易知易从，无论何等繁复的事与物，均可简化为若干原理;然世间万有并不停滞，而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此种变化并非无端，而是遵循若干原理。如某一日井宗秀梦境所示：由人物、房屋、树木、牲畜等等形塑的“历史”终将归入涡潭之中化为碎屑泡沫。此境无疑暗喻历史、自然及人事无不遵循阴阳和合、化育万物且生生不息之理。进而言之，“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以空间言，充塞乎四方;以时间言，绵延于既往、现今与未来”，然如此复杂之变动与演化，却都在“《周易》阴阳两爻和六十四卦中表现无遗”。23是为《周易》全书之精义，亦是贾平凹以“涡潭”的阴阳和合及涡镇与秦岭的历史变化指称“中国”及“大历史”的用心所在。沿此思路，可知《山本》叙述的“核心”，既非以陆菊人、井宗秀等各色人等为代表的涡镇的世界，亦非涡镇世界与井宗丞、阮天保们共同构成的秦岭的世界，而是更为广大，涵容历史、社会、人性及自然风物诸种外部世界的多重复杂面向的虚拟的意义空间——“秦岭”。而“秦岭”在此也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作为“一条龙脉”，它“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乃是“中国最伟大的山”。自先秦经两汉、隋唐以迄今日，事关国运及民族兴衰的中国的大历史，泰半发生于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南北。而不同时期“大历史”兴替的表象虽有差异，根本性的运行逻辑却与一时段的“小历史”内里相通。而以对发生于秦岭1920、30年代的历史和传说，以及普通人事及身处自然运化之际的人的总体命运的细致书写，《山本》自然包含着指称“中国”及“大历史”的意味。其思路乃是如下模式：涡镇—秦岭—中国，抑或1920、30年代的历史—一个世纪的历史—包含千年兴废的中国大历史。大历史的运行亦与文化思想密切相关，而其间各色人等亦表征着中国文化的不同面向：井宗秀、井宗丞、陆菊人等勇猛精进的人生态度约略近于儒家的文化人格;宽展师父和130庙则代表着佛禅的意趣;陈先生的思想虽更具包容性，但其核心仍属道家，且此种包容性本属道家思想要义之一。如此由“历史人事”到“整全之自然”、“小历史”到“大历史”的演绎，以及由不同思想所形塑的文化人格形象及其历史变化表征中国文化在动荡年代的不同表现，无疑有着得自《周易》思维的“全息”的意义。贾平凹以流传于秦岭的若干历史故事为基本材料，试图营构的乃是类如《红楼梦》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24其间既包括历史之转折，人事之起伏，自然之流變，亦包括文化以及为其所化之人在此世界的表现。陆菊人、井宗秀、井宗丞等代表着此种文化普通意义上的实践层面，陈先生、宽展师父及130庙、城隍庙等则代表着文化的理论或精神层面，二者之间自然有若干交汇，但同样在世事之“变”中“完成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其所表征的历史和文化状态，自然也不局限于“秦岭”和1920、30年代，而是有着指称更为宏阔的历史，仍在流变中的现实和可能的未来希望愿景的深层寓意。一言以蔽之，《山本》之要义，在于对更为宽广的历史人事的更为宏阔的省察，一种在天人之际的意义上对包括历史人事和自然运化及其共通之理的洞见。值此境界中，自然生发一种“愍念众生，长劫沉沦”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悲悯情怀。如此，“大”与“小”、“远”与“近”、“实”与“虚”、“历史”与“自然”、“物”与“我”均如井宗秀自“吉穴”中挖得的铜镜的隐喻意义一般，具有相互参照、互为镜像的作用。而相较于“小历史”和“现实”，《山本》也便有了以“史”资政、鉴往知来的寓意。 如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之后“得古今之常”（即以“礼义”为“变”中之“常道”）25，同以“自然”之道为参照，贾平凹的“历史”叙述亦有其特出之处，其深刻处近乎杜牧咏史诗所开启的境界。诗人“转念于人间兴衰和自然荣悴之际，往复于入世、出世与关切、淡泊之间，体会到放置于无涯无尽时空里的人间历史，其轮廓和意义都不再清晰。”26然而即便深切地意识到相较于自然万物的无涯无尽，人事的微茫与难测，《山本》中仍隐然有超拔气象。涡镇城破前后，井宗秀、杜鲁成、周一山、夜线子等乱世枭雄悉数殒命，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父、剩剩等人却安然无恙。由此既表明陈先生基于老庄“无用”思想的处世之道的正确性，亦表明“善”“恶”交替中“善”终将胜出之意，进而以人世之“爱”抵御时间和虚无。此种“爱”约略近于沈从文在“事功”之外申论的“有情”。虽历经历史的起废沉浮、存亡绝续，藉对世间万有的“有情”，人类得以世代延绵且生生不息。此亦为《山本》虽类同于“奇书”，却在历史与人世观察上超越奇书文体既定思想局限的要义所在。司马迁洞悉天人之际的“天”之幽暗无凭、微妙难测、不可信赖之后，转而申论人的自主精神，并由此“补不可信赖之天的缺憾”之用意亦在此处。27而以1920、30年代历史人事的混乱、无常为镜像，更易领会人应该如何活得正大庄严，而人所寄身的世界，也应如何确立稳定坚固的思想和秩序，以维系世界之常道。是为《山本》于天人之际探讨“变”中之“常”的根本用心所在。
质言之，贾平凹于天人之际观照历史人事的思想和审美路径的价值和意义，或可进一步展开讨论，但此种尝试作为中国古典文脉当代赓续之一种的意义却值得重视。如能深度感应于时代，可知值此百年中国历史巨变的合题阶段，统合中国古典传统、延安文艺传统以及“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出扎根现实、涵容历史并指向未来的文学史视域，乃当下文学发展的重要可能之一。就此而言，贾平凹统合多重传统的尝试虽不乏“局限”和“遗憾”处28，也仍有值得深入辨析的重要参照意义。
注释：
①②⑨贾平凹：《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1页，第251页，第244-246页。
③参见何浩：《历史如何进入文学？——以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