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何其芳具有京派作家、川籍作家与延安作家这三重身份，并以多重地方经验建构成渝形象。他首先以京派情愫加工故乡万县，创造真实记忆与幻想糅合的梦景，“梦”醒后，何其芳介入现实，又以莱阳体验重新编码“真实”，改写故乡图景。抗战时期，成渝体验促使何其芳孤独感深化，随后在延安转向政治化的写作。延安作为新国家的实践空间具有评估成都与重庆的权力，评判模式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成渝两地在何其芳的新一轮书写中从“我城”变为“他城”。何其芳的多重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是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由此不仅可以看取战时知识分子的群体心灵辙印图，还能进一步发现现代性转换与民族国家观念塑形下的战时中国。
　　关键词：何其芳;成都;重庆;延安;地方经验
　　学界对“何其芳现象”的研究，往往置于“政治—文学”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并以何其芳写作《梦中道路》或奔赴延安作为其思想转变的“界石”，所涉及的时间点，是1936年与1938年。1936年，何其芳开始厌弃“自己的精致”^①，从此“要叽叽喳喳发议论”^②，由此诞生的，是从“梦幻”中醒来的“现实何其芳”。而1938年，也确是把他“划分为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的难忘的一年”^③，但这里的分裂对象，则演化为“为文学”的何其芳与“为政治”的何其芳。两组何其芳并非只是故弄玄虚的修辞限定，而是涉及转向的背景与动机、力度与限度等问题，也规约了何其芳的创作内容与风格。所以，当我们探讨“何其芳现象”时，首先应该明确，我们言说的是哪一组何其芳，而这三年的经历则尤为重要。
　　换句话说，何其芳并非直接由“北京化”突转为“延安化”，还有三年内多种地方经验的加工，“抗战爆发而辗转重庆、成都等地时遭遇的种种人事纠葛和内地闭塞的环境的冲击，显然造成了重大的影响”^④。三年的距离与地方的转移，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场域问题。由此，爬梳何其芳的多重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成为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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