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拟清退307名“超学时”研究生,包括奥运冠军高崚、杨威。据悉,两人均为2005级硕士生,按照规定,硕士生学习年限为2—3年。虽然该校这次的“拟清退研究生名单”并不是真正的清退,只是从数据库里把“超学时”部分的学生筛选出来,但由于在“拟清退研究生名单”中,看到了奥运冠军的名字,再次引起人们对我国高等教育招生培养工作的热议。
　　拿高等教育说事,我们往往会拿国外的大学进行对比。关于高等教育的“入口”与“出口”问题,我们常说国外是“宽进严出”,我国是“严进宽出”。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外大学的“严出”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宽进”则是有条件的;我国大学的“宽出”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严进”却不是绝对的。
　　关于国外大学的“严出”,有两个数据可以说明:一是因为学习压力大,每年的大学生退学率都达到了10%左右;二是标准严格,每年平均只有不到60%的学生能够正常毕业。面对较低的大学毕业率,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上台后的第一份预算报告,就安排了25亿美元资金,用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生源的大学毕业率。英国不仅政府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这一机构,而且大学还将学位分成了一级荣誉学位、二级荣誉学位、三级荣誉学位和普通学位四类,不同毕业生的水平,在学位的级别上便一目了然。
　　关于国外大学的“宽进”,仅仅是一个普遍意义的说法,因为国外大学奉行自主招生,没有“一考定终身”的说法,加上高等教育已经由“大众化阶段”开始向“普及化阶段”转型,因此上大学并不是难事。但是,上好大学却并非那么容易,一些名校,要想“宽进”还是很难的。
　　我国高等教育,过去处于“精英化阶段”,是“严进宽出”;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 “宽进宽出”。因为我国人口众多,高等教育长期相对滞后,在一定时期实行“严进宽出”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从实践效果来看,“严进宽出”的人才培养模式确实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保证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及时输送到建设和改革的第一线。
　　但是,现在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人才的供应也由市场进行调节,而且近几年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二是我国高等教育已告别了“短缺”阶段,适龄青年的入学比例已经得到大大提高,但教育水平却成了瓶颈。“宽进”已经让我国变成了高等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但我们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为了实现这一跨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变成必然的选择,“严出”也就成了高校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哪些高校率先举起“严出”旗帜,就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