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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独生父母”现象，是我国现代社会家庭问题研究的一项现实性内容，从计划生育时代到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今，独生父母的角色适应程度，与社会融入的强度，包括他们在家庭教养方式中自我角色的调整与适应，都成为研究我国生育政策实施背景、社会家庭组建模式、单位家庭风险承受能力、社会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独生父母；家庭结构；代际互动
一、 “独生父母”教育观与家庭观错位
独生父母作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实行計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下的一代人，到2001年，他们作为国内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高峰期的同时，也正面临着家庭教育方式和观念形成的问题。据统计，直至2007年年初，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已达到9000万，这个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群体，已经构成了我国社会家庭主流模式，即家庭组建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而“独生子女由此转变为独生父母，就意味着婚姻，家庭意义上的重组、调整、确认及新角色的建立”。
然而，独生父母要建立的教育观和家庭观，由于家庭观念转换、夫妻角色适应、家庭责任承担等方面，出现偏差，产生错位。独生父母在其婚姻生活中，会直接把自己关于独生子女的家庭成长感觉直接带入到婚姻模式中，在婚姻状态下，出现“断奶”不及时现象。根据包蕾萍《中国“独生父母”婚育模式初探：以上海为例》一文中数据分析，在上海，独生父母经济上比非独生父母的依赖性更强。在论文中显示，非独生父母完全靠自己的比例比独生父母要多10个百分点，而独生父母在组建小家庭的过程中得到来自祖辈的经济支援明显多于非独生父母小家庭。经济上的依赖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独生父母在家庭教育上承担责任能力会比较弱，反映在对其子女的教育观念上，就是对自我父亲或母亲的角色认知会出现推卸或不承担的行为。
在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和执行上，独生父母要调离子女意识到为人父母意识，并非一次性自然转换，无论从调查问卷还是实例中分析，独生父母的家庭观和教育观不是同步匹配的。在独生父母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同龄非独生父母中要偏高，但是，教育的程度与家庭教育观念并非成正比存在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高学历的独生父母缺乏婚育生活适应能力，出现强依赖性和附属性强的生活表现，这种低端和低能的婚育生活自理现象，说明独生父母自身教育观和家庭生活适应之间的偏差。
仅从家庭构成的角度来看，独生父母和同龄的非独生父母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同样在组建家庭，承担育儿、养老、自我发展责任上，80后一代人所面临的家庭教育观问题是有共性的。从家庭教养方式上，为人父母的独生子女在家庭教育观、教养行为、对子女情感表达方式上，与同龄父母一样，受现代社会观念影响，以民主、关爱、关注自我发展作为家庭理念核心。仅从生育观上，独生父母在调查问卷上的选项上，有三成倾向于选择自主生育需求，而非仅仅限于应付长辈或父母传宗接代的宗族要求。
二、 家庭结构现状与社会和谐构建的匹配度分析
独生父母家庭结构基本形式为近似梭型，即中间独生父母为家庭核心，两头分别为双方父母和子女，这种典型的梭型结构，是独生父母家庭结构主要关系：承担赡养上一代和教养下一代的责任义务，同时面临本身家庭建设与发展的责任。这种结构类似于之前研究中所提到的“四二一”结构家庭，只是两者的核心对象不同，梭型结构里独生父母是这一结构核心，“四二一”结构里独生子女夫妇是这一结构的核心，两者之间是子辈与父辈承继关系。两者家庭结构模式的风险也都集中在家庭核心上，及独生父母的父辈和他们自己都相继成为了家庭责任的承担者，在养老和教养子女的义务和责任日益加重的今天，这种小型核心家庭结构的风险承担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事实上，只要是现在的生育模式基本不变，无论是近似梭型，还是“四二一”家庭结构，其中心都会是独生子女一代，这种结构模式会随之传承，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家庭结构模式。因此，分析独生父母的家庭结构现状与社会和谐的匹配度，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有中国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剖析的过程。从现有家庭结构的风险承担和规避上，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因为，只有社会服务保障承担应有的责任，有意识、有能力、有过渡、有作为地分担家庭作为社会子系结构的压力，才有可能为普通家庭规避风险，建成良好稳定的社会和谐环境。
这其中就包括了“二胎政策”的启动，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本身就在应对家庭核心过于集中的问题，政策的出台以逐步增加新生人口数量为基础，即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扩大单位家庭的人口基数，在原有的家庭核心基础上，增加单位家庭的家庭成员，避免独生父母承继现象的延续，达到延缓老龄化进度，解决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有老人家庭比重上升所带来的赡养义务和责任日趋沉重的问题，还有农村人口迁移流动带来“空巢”家庭不断增多的问题。
（一） 以第一代独生子女为例，与其父母代际互动分析
代际公平是维系独生子女与父母与子代关系的平衡点，它指的是当代人与子女的关系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储存模式，针对传统父辈与子辈的继承关系的一种改动，涉及的是家庭和社会长远利益的协调发展。其中，“责任链”和社会契约是这种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我国现代家庭而言，以第一代独生子女为例，他们从子女已经转为父母，在维系家庭成员关系和生活的平衡中，所要承担的家庭关系与家务责任主要有：“家庭成员与亲属间的财务流动、互助情况和会面频率”，“个人赋予亲属关系的意义以及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流”，在亲子关系下形成以契约关系代替权威关系，父辈与子辈之间是自然合作，而非双方被迫。
因为，现有的独生父母在赡养上就一直存在道德压力和赡养义务中断的问题，而从当前生活中维系和处理赡养中断问题，还是在道德评价层面对义务和责任的履行人进行批判。如果以关爱和情感为动机，那么代际支持的持续性会好，这对于已为人父母的独生子女来说，与父母的联系也是自我角色认同的一部分，而非一种负担。同时，独生父母的孩子，也可以从这种情感关系维护的方式中，得到来自父辈和祖辈成员间亲密关系的感受和支持，成为他们延续这种代际关系的价值参考。如此循环下来，属于独生父母的可持续发展的家庭代际关系就可以传递并维持稳固，发展下去。 （二） 独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其子女发展关系分析
家庭代际关系的转化和传承，首先，是独生父母角色的适应和调整，在父母角色扮演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方式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生育后经济压力增加，在工作方式上选择加大工作承受力以获取薪酬的增加来应对；（2）生育后出现情绪波动，在婚姻爱情观念上选择自我的接受与对伴侣的宽容来调节；（3）与角色伴侣在观念上产生分歧，在解决方式上以退让和利益和解来舒缓。
独生父母有可能养育独生子女，其独生子女又成为下一代的独生父母，那么，作为父辈的独生父母一直都在面临的就是子女教养方式与自我被赡养的问题，能否协调到育人有方，老有所养，让子女的教养与父母的赡养都能兼顾且平衡。其主要方式有：第一，独生父母对父母角色的认知与父母角色的社会期望具有一致性。从各种调查中发现，独生父母对子女的养护发展关注在观念上有六个层次，即：对子女生理健康发展的关注，子女人格健康发展的关注，子女道德认知发展的关注，子女智力发展的关注，子女心理健康发展的关注，子女良好习惯发展的关注。
第二，独生父母的角色行为与其角色认知具有一致性。在独生女父母婚育前与婚育后主要经历为三个阶段：一是生育前为生育行为做好计划、增加育儿知识储备、打好生理基础、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二是怀孕期间为胎儿和母亲健康做好护理，以备健康生产；三是生育后独生父母开始对子女实施抚养、教育行为，以及为适应父母角色而对其行为进行的调整。
第三，当独生父母逐渐适应了这种家长养育角色，并能够根据家庭利益和需求空间的变化，主动调整自我的养育态度和方法，基本形成了良性可持续的健康家庭教养模式，利于子女的成长和发展，而这种适应是一个随着时间渐变的过程。
（三） 如何从家庭结构关系改善中提高与社会和谐的匹配度
独生父母组建的家庭结构均以小型人口为家庭核心，即前文所提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或近似梭型的结构。这种结构与社会交往、人员流动、社会分工、家庭义务与责任、社会义务与责任分配承担等多方面内容，都有调试和转型的关系。
首先，独生父母的家庭教养方式，为社会提供的就是是否具备社会融入程度的社会成员；因此，独生父母在调查中，育儿理念都是追求宽松、平等、民主的家庭氛围，为子女营造的是自主、和谐的家庭成长环境，以期待孩子在未来融入社会时有较高的融入程度。
其次，与传统亲子理念不同的还有，独生父母在以“尊重”为基础的亲子关系中，注重更加亲密、平等的父代与子代关系的建设。“父母角色的获得是独生子女依赖性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适应性的增强是其家庭结构关系改善的原因之一，也是与社会匹配度和谐的表现。
三、 独生父母家庭教育改进方法
独生父母家庭教育改进方法，可以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根据城市地区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每個解题发展的主体和不同需求，建立起形成有规划，稳定能发展，扩展能够规避风险，收缩有保障跟进的家庭发展程序。
用《礼记·礼运篇》来概括，就是我们所说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对于家庭风险规避、养育生活保障方面，需要的是政府保障措施的跟进，国家民生计划的有效实施。为现代小单位核心为主的家庭减少压力，对会给家庭带来不同的困扰和危机有适应的补救措施，才是一个社会乃至国家平稳航行的标志。
参考文献：
[1]郝克明，汪明.独生子女群体与教育改革——我国独生子女状况研究报告[J].教育研究，2009，（2）.
[2]李洪曾.80后非独生父母家庭教育令人担忧——出生年代与独生状况对非独生父母家庭教育影响的调查[J].上海教育科研，2012，（4）.
[3]李洪曾，杨智钧.“80后独生父母”在亲子教育行为上占据优势——出生年代与独生状况对亲子教育影响的调查报告[J].上海教育科研，2012，（11）.
关键词：独生父母；家庭结构；代际互动
一、 “独生父母”教育观与家庭观错位
独生父母作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实行計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下的一代人，到2001年，他们作为国内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高峰期的同时，也正面临着家庭教育方式和观念形成的问题。据统计，直至2007年年初，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已达到9000万，这个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群体，已经构成了我国社会家庭主流模式，即家庭组建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而“独生子女由此转变为独生父母，就意味着婚姻，家庭意义上的重组、调整、确认及新角色的建立”。
然而，独生父母要建立的教育观和家庭观，由于家庭观念转换、夫妻角色适应、家庭责任承担等方面，出现偏差，产生错位。独生父母在其婚姻生活中，会直接把自己关于独生子女的家庭成长感觉直接带入到婚姻模式中，在婚姻状态下，出现“断奶”不及时现象。根据包蕾萍《中国“独生父母”婚育模式初探：以上海为例》一文中数据分析，在上海，独生父母经济上比非独生父母的依赖性更强。在论文中显示，非独生父母完全靠自己的比例比独生父母要多10个百分点，而独生父母在组建小家庭的过程中得到来自祖辈的经济支援明显多于非独生父母小家庭。经济上的依赖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独生父母在家庭教育上承担责任能力会比较弱，反映在对其子女的教育观念上，就是对自我父亲或母亲的角色认知会出现推卸或不承担的行为。
在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和执行上，独生父母要调离子女意识到为人父母意识，并非一次性自然转换，无论从调查问卷还是实例中分析，独生父母的家庭观和教育观不是同步匹配的。在独生父母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同龄非独生父母中要偏高，但是，教育的程度与家庭教育观念并非成正比存在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高学历的独生父母缺乏婚育生活适应能力，出现强依赖性和附属性强的生活表现，这种低端和低能的婚育生活自理现象，说明独生父母自身教育观和家庭生活适应之间的偏差。
仅从家庭构成的角度来看，独生父母和同龄的非独生父母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同样在组建家庭，承担育儿、养老、自我发展责任上，80后一代人所面临的家庭教育观问题是有共性的。从家庭教养方式上，为人父母的独生子女在家庭教育观、教养行为、对子女情感表达方式上，与同龄父母一样，受现代社会观念影响，以民主、关爱、关注自我发展作为家庭理念核心。仅从生育观上，独生父母在调查问卷上的选项上，有三成倾向于选择自主生育需求，而非仅仅限于应付长辈或父母传宗接代的宗族要求。
二、 家庭结构现状与社会和谐构建的匹配度分析
独生父母家庭结构基本形式为近似梭型，即中间独生父母为家庭核心，两头分别为双方父母和子女，这种典型的梭型结构，是独生父母家庭结构主要关系：承担赡养上一代和教养下一代的责任义务，同时面临本身家庭建设与发展的责任。这种结构类似于之前研究中所提到的“四二一”结构家庭，只是两者的核心对象不同，梭型结构里独生父母是这一结构核心，“四二一”结构里独生子女夫妇是这一结构的核心，两者之间是子辈与父辈承继关系。两者家庭结构模式的风险也都集中在家庭核心上，及独生父母的父辈和他们自己都相继成为了家庭责任的承担者，在养老和教养子女的义务和责任日益加重的今天，这种小型核心家庭结构的风险承担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事实上，只要是现在的生育模式基本不变，无论是近似梭型，还是“四二一”家庭结构，其中心都会是独生子女一代，这种结构模式会随之传承，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家庭结构模式。因此，分析独生父母的家庭结构现状与社会和谐的匹配度，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有中国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剖析的过程。从现有家庭结构的风险承担和规避上，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因为，只有社会服务保障承担应有的责任，有意识、有能力、有过渡、有作为地分担家庭作为社会子系结构的压力，才有可能为普通家庭规避风险，建成良好稳定的社会和谐环境。
这其中就包括了“二胎政策”的启动，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本身就在应对家庭核心过于集中的问题，政策的出台以逐步增加新生人口数量为基础，即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扩大单位家庭的人口基数，在原有的家庭核心基础上，增加单位家庭的家庭成员，避免独生父母承继现象的延续，达到延缓老龄化进度，解决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有老人家庭比重上升所带来的赡养义务和责任日趋沉重的问题，还有农村人口迁移流动带来“空巢”家庭不断增多的问题。
（一） 以第一代独生子女为例，与其父母代际互动分析
代际公平是维系独生子女与父母与子代关系的平衡点，它指的是当代人与子女的关系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储存模式，针对传统父辈与子辈的继承关系的一种改动，涉及的是家庭和社会长远利益的协调发展。其中，“责任链”和社会契约是这种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我国现代家庭而言，以第一代独生子女为例，他们从子女已经转为父母，在维系家庭成员关系和生活的平衡中，所要承担的家庭关系与家务责任主要有：“家庭成员与亲属间的财务流动、互助情况和会面频率”，“个人赋予亲属关系的意义以及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流”，在亲子关系下形成以契约关系代替权威关系，父辈与子辈之间是自然合作，而非双方被迫。
因为，现有的独生父母在赡养上就一直存在道德压力和赡养义务中断的问题，而从当前生活中维系和处理赡养中断问题，还是在道德评价层面对义务和责任的履行人进行批判。如果以关爱和情感为动机，那么代际支持的持续性会好，这对于已为人父母的独生子女来说，与父母的联系也是自我角色认同的一部分，而非一种负担。同时，独生父母的孩子，也可以从这种情感关系维护的方式中，得到来自父辈和祖辈成员间亲密关系的感受和支持，成为他们延续这种代际关系的价值参考。如此循环下来，属于独生父母的可持续发展的家庭代际关系就可以传递并维持稳固，发展下去。 （二） 独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其子女发展关系分析
家庭代际关系的转化和传承，首先，是独生父母角色的适应和调整，在父母角色扮演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方式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生育后经济压力增加，在工作方式上选择加大工作承受力以获取薪酬的增加来应对；（2）生育后出现情绪波动，在婚姻爱情观念上选择自我的接受与对伴侣的宽容来调节；（3）与角色伴侣在观念上产生分歧，在解决方式上以退让和利益和解来舒缓。
独生父母有可能养育独生子女，其独生子女又成为下一代的独生父母，那么，作为父辈的独生父母一直都在面临的就是子女教养方式与自我被赡养的问题，能否协调到育人有方，老有所养，让子女的教养与父母的赡养都能兼顾且平衡。其主要方式有：第一，独生父母对父母角色的认知与父母角色的社会期望具有一致性。从各种调查中发现，独生父母对子女的养护发展关注在观念上有六个层次，即：对子女生理健康发展的关注，子女人格健康发展的关注，子女道德认知发展的关注，子女智力发展的关注，子女心理健康发展的关注，子女良好习惯发展的关注。
第二，独生父母的角色行为与其角色认知具有一致性。在独生女父母婚育前与婚育后主要经历为三个阶段：一是生育前为生育行为做好计划、增加育儿知识储备、打好生理基础、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二是怀孕期间为胎儿和母亲健康做好护理，以备健康生产；三是生育后独生父母开始对子女实施抚养、教育行为，以及为适应父母角色而对其行为进行的调整。
第三，当独生父母逐渐适应了这种家长养育角色，并能够根据家庭利益和需求空间的变化，主动调整自我的养育态度和方法，基本形成了良性可持续的健康家庭教养模式，利于子女的成长和发展，而这种适应是一个随着时间渐变的过程。
（三） 如何从家庭结构关系改善中提高与社会和谐的匹配度
独生父母组建的家庭结构均以小型人口为家庭核心，即前文所提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或近似梭型的结构。这种结构与社会交往、人员流动、社会分工、家庭义务与责任、社会义务与责任分配承担等多方面内容，都有调试和转型的关系。
首先，独生父母的家庭教养方式，为社会提供的就是是否具备社会融入程度的社会成员；因此，独生父母在调查中，育儿理念都是追求宽松、平等、民主的家庭氛围，为子女营造的是自主、和谐的家庭成长环境，以期待孩子在未来融入社会时有较高的融入程度。
其次，与传统亲子理念不同的还有，独生父母在以“尊重”为基础的亲子关系中，注重更加亲密、平等的父代与子代关系的建设。“父母角色的获得是独生子女依赖性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适应性的增强是其家庭结构关系改善的原因之一，也是与社会匹配度和谐的表现。
三、 独生父母家庭教育改进方法
独生父母家庭教育改进方法，可以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根据城市地区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每個解题发展的主体和不同需求，建立起形成有规划，稳定能发展，扩展能够规避风险，收缩有保障跟进的家庭发展程序。
用《礼记·礼运篇》来概括，就是我们所说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对于家庭风险规避、养育生活保障方面，需要的是政府保障措施的跟进，国家民生计划的有效实施。为现代小单位核心为主的家庭减少压力，对会给家庭带来不同的困扰和危机有适应的补救措施，才是一个社会乃至国家平稳航行的标志。
参考文献：
[1]郝克明，汪明.独生子女群体与教育改革——我国独生子女状况研究报告[J].教育研究，2009，（2）.
[2]李洪曾.80后非独生父母家庭教育令人担忧——出生年代与独生状况对非独生父母家庭教育影响的调查[J].上海教育科研，2012，（4）.
[3]李洪曾，杨智钧.“80后独生父母”在亲子教育行为上占据优势——出生年代与独生状况对亲子教育影响的调查报告[J].上海教育科研，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