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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二军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中的重要军事集团。北京政变后，由于种种原因国民二军毅然走上联俄之路。在苏联政府的大力援助下，国民二军获得迅猛发展。它的发展壮大，不仅直接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使河南和陕西境内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为国民军经营西北打下基础，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巩固革命政权的军事行动。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国民二军，苏联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42-05
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将所辖各部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即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国民军的崛起，打破了中国北方政局的均衡局面，各种政治、军事力量重新分化组合，革命运动也随之骤然兴起。对于国民军与苏联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多关注。但长期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仅限于国民一军，对国民二军则非常吝惜笔墨。所以，本文拟对国民二军与苏联的关系加以梳理和说明，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国民二军联俄的原因
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使第二次直奉战争迅速朝着直败奉胜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在于倒吴，对成功倒吴后的善后问题缺乏周详考虑，以致政变后没有一套为有关各方共同接受并足以稳定政局的解决方案。這使得政变后的北方政局扑朔迷离。 北京政变的后果之一就是张作霖趁机调遣大批军队人关，形成国奉抗衡的局面。奉张不顾与国民军达成“奉军不入关”的成约，迅速调遣军队人关，并大量收编直系残余扩充实力。这完全出乎冯、胡等人所料。此外，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给吴佩孚以重创，但这仅限于北方地区，其中坚力量仍盘踞长江流域，且时刻有与奉张联合的可能。很显然，“现在给吴佩孚唱挽歌还为时尚早”。对国民军而言，因倒戈行动而为北洋各派系所不容，政治军事上异常被动和孤立。
正是在北方政局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国民二军进驻河南，谋求发展。为巩固其在河南的统治，胡景翼推行了一系列稳定政局的措施，如“豫人治豫”等。尽管如此，国民二军仍存有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部队人豫后人数猛增，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整肃队伍。北京政变时，国民二军仅有1个师的兵力；而人豫后，兵力达3个师。军队数量大规模增加，必然要求大批政治工作人员切实有效的工作，以真正提高部队战斗力。
其次，国民二军装备落后，纪律松懈。国民二军成立前，长期活动于贫穷、落后的陕西境内，加之一直处于杂牌军地位，缺饷少粮，武器装备明显落后于其他军阀。此外，国民二军源于陕西哥老会起义组建的民军，成分复杂。这种以游民成份组建的武装力量，固然对旧秩序冲击很大，但若“倚之为骨干，就必然军纪荡然”
最后，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后虽有了势力范围，但却处于与各派军阀对峙的最前沿，战略地位极为不利。1925年3月，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书面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胡景翼军队的战略地位对其非常不利。他的北边驻扎着与其有着良好关系的孙岳和冯玉祥的军队，但在这两个人之间是直隶督办李景林将军。张作霖千方百计要把孙岳从保定府赶走，以此来加大胡景翼与冯玉祥之间的空隙。”南部属直系萧耀南管辖地区，胡景翼试图与其达成谅解，“但眼下没有任何结果”，“萧耀南一边讨好张宗昌，一边讨好国民党”“还同吴佩孚保持着联系。”在西边，即国民二军的右翼，四分之一的河南和陕西东南部处于刘镇华管辖之下。刘镇华率镇嵩军以陕西为后方，窥伺中原，与国民二军为敌。东线面对的奉系军阀张宗昌，残酷异常，属奉系悍将，这对国民二军不能不说是一大威胁。
除上述这些客观因素外，胡景翼及国民二军强烈的革命倾向也是其走上联俄之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胡景翼是陕西老同盟会员，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国民二军成立后，胡的思想行动较前又有所进步。他一方面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及孙中山积极联系，邀请老同盟会员于右任、柏文蔚、李烈钧等赴河南佐政；另一方面能够积极接触共产党人，开放党禁，给民众以较大的自由。正是在这些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北京政变后，国民二军毅然走上了联俄之路。
二、苏联政府对国民二军的援助
对苏联来说，援助国民二军是其统一战线策略由南方发展至北方的必然。而且政变后，日本及亲日的奉系势力急剧膨胀，使得苏联政府甚为忧虑。为了消除来自日本及奉系的威胁，苏联政府选择了加强国民军以削弱奉张力量，进而解除日本这一险情，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鉴于这些原因，1925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援助国民二军。
1、物资援助
1925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研究了加拉罕关于给国民军提供援助的建议，认为“用我们的经费在中国(洛阳和张家口)由我们建立两所军事学校是适宜的。责成伏龙芝同志在最短时间内为此组织两个军事教官团，每团30-40人。通过伏龙芝同志在一年内拨出一百万卢布用建立学校和支付教官的生活费用”，“用我国的主要型号武器装备同情国民党的中国军队是可行的”，“可以根据对方的支付能力立即拨给加拉罕同志一定数量的外国武器弹药”，正式作出援助国民军的决定。 事实上，苏联此前已开始援助国民二军。3月14日，加拉罕收到的鲍罗廷书面报告中指出，2月14日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对胡景翼军队的紧急援助问题。”报告指出，“胡景翼的部队占据着四分之一的河南省，拥有人数达2000万”，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穿过河南省的铁路，如北京汉口、锦州一洛阳、开封苏州都掌握在胡景冀的手中”。其次，鲍罗廷认为国民二军所处战略地位极为不利。据此，苏联政府提出国民党必须立即帮助胡景翼，“这种援助可体现为加强胡景翼在整个河南省及其各条战线上的政治地位”，使其能立足中原。
鲍罗廷提出苏联方面的援助措施是，“(1)派一名顾问去指导胡景冀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对农民的组织工作等。(2)派军事专家建立装甲车队，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帮助进行国内战争。(3)在帮助胡景翼解决他所面临的非常复杂的战略任务时，我们的军事专家应很好的熟悉整个情况，向胡景翼提出解决这一战略任务的方案……(4)在加强北方战线方面，我们对他的援助就是接近冯玉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从这个角度看，召开国民党代表和人民革命党代表的会议是有很大好处的。(5)最后，我们的援助还应该表现在瓦解涅恰耶夫分子上，因为他们能够在东部战线上起到决定胡景翼以后命运的作用。”
报告中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此时并未进入苏联援助范围。首先，报告在分析胡景翼军队不利的战略地位时，提到胡的北面有直隶督办李景林，但接着指出“冯玉祥对待所谓人民军的态度确实非常难以确定……不管怎样，胡景翼在北方的后方无论如何不 能认为是完全有保障的”。这足以说明苏联政府此时还没有完全确定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其次，报告中分析了苏联援助胡景翼的路径时谈到，“由于路途远，缺乏运输工具，而冯玉祥是否能让车辆自由通过张家口也没有把握”。这更进一步看出，苏联政府就援助问题还没有与冯玉祥达成谅解，时刻担心援助物资遭冯扣留而不能抵达开封。最后，苏联政府为了紧急援助胡景翼，采取多种措施。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加强北方战线方面，我们对他的援助就是接近冯玉祥”。苏联方面为达到援助国民二军、使军事物资顺利通过冯玉祥驻地的目的，不得已采取“接近冯玉祥”的策略。这段历史也许会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苏联与冯玉祥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4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讨论“冯玉祥和其他将领的态度”和“关于给加拉罕同志发送一定数量的武器用于无偿地援助将军们的问题”，决定无偿援助他们“2000支日本步枪和2000支德国步枪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会议还专门讨论了通过“分化涅恰耶夫的部队”援助国民二军的问题，决定“征询加拉罕同志对分化涅恰耶夫部队的可能性、合理性和方法的意见”。这也是学者们忽略的一面。
5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听取关于援助国民军的建议，决定：(1)在北方冯玉祥和岳维峻处设两个军事小组；(2)在冯玉祥和岳维峻处各建一所黄埔式的军政学校，由苏联方面拔出100万卢布；(3)给冯玉祥和岳维峻援助9000支步枪、900万发子弹、1000把军刀、500支矛，在适当情况下可拨12门炮、带子弹和子弹带的机枪40挺，2-3辆小型坦克。
9月，苏联政府又向国民二皲出总额701879卢布的武器装备，包括4500支步枪、500万发子弹、10挺带附件子弹的机枪；并且为了加强国民二军空军力量，决定拨给岳维峻10架飞机。
此后，继任国民二军军长的岳维峻日渐右倾。这立即引起苏联政府援助政策的改变。8月1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对“岳维峻要认真加以研究，给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下达指示”。8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非常会议，听取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上述意见，决定“接受中国委员会的建议……对岳维峻要认真加以研究，给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下达指示。”苏联的援助政策明显发生变化。
9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商讨援助中国革命问题。大会议题之一是“听取岳维峻的武器援助要求”，但最终决定对国民二军的援助“在弄清当地形势之前将该问题作为悬案”，暂时停止对国民二军的援助。
10月，国奉冲突已不可避免。为迅速壮大国民军的力量对抗奉张，苏联政府决定再度援助国民二军。“当前对岳维峻的必要支援确定为步枪4500支、机枪10挺、子弹500万发、飞机10架”。苏联明确表示对国民二军的“援助具有较大的政治性质，旨在给我们教官的工作创造有利的局面”。同时，苏联政府决定“储备步枪15000支、机枪50挺、子弹1750万发、带炮弹的炮12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这些储备将被用来迅速加强第二和第三人民军，一旦这样做对我们有利的话”。
面对不可避免的国奉战争，苏联没有将拥有20万兵力的国民二军作为依靠对象，而是“考虑到同张霖作斗争的主要压力落在冯玉祥肩上，冯玉祥与其他人民军的协同行动存在着问题，计划规定要大力加强冯玉祥，即：使其部人数达到10万，组成15个师团(每个师团6500人)。组建一支5000人骑兵部队，加强其空军和化学作战手段。国际部队也要为同一目的即加强冯玉祥服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苏联政府准备向冯玉祥提供“3万支带子弹的步枪、160挺带子弹和附件的机枪(每支步枪配子弹1000发，每挺机枪配子弹5万发)、带炮弹(每门1000发)和附件的炮54门、掷弹炮54门、毒气弹15000枚、飞机10架”。但由于1926年初国民二军的迅速溃败，这一举措应该是没有完全真正实施。
2、派遣军事顾问组
1925年2月，第一批军事顾问进驻国民二军。顾问组包括苏联大使馆武官格克尔、顾问克利莫夫和布拉依洛夫斯基和翻译瓦西里耶夫等人。此时正值胡憨战争，于是格克尔、布拉依洛夫斯基和瓦西里耶夫随胡景翼到前线，克利莫夫则去开封国民二军司令部。“顾问们帮助胡景翼司令部拟订了战略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胡景翼的全部主力集结于郑州地区，而在东面对抗张作霖部队、在南面对抗湖北督军萧耀南，只留下人数不多的掩护部队。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把主锋芒指向西面，并占领洛阳。占领洛阳也就打开了通往陕西的道路，从而造成第一、二两军汇合起来的可能性”。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二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胡景翼及其将领高度评价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
胡景翼病逝后，岳维峻于1925年4月27日致函苏联政府，请求苏联继续以往的援助政策，“派遣顾问，并给予其他军事援助”。应岳的要求，苏联方面又派来以斯卡洛夫为组长的43人军事顾问组，包括副组长勃拉戈达托夫、驻华武官格克尔、工程兵专家瓦辛、政治顾问纳乌莫夫和克利奠夫、炮兵专家舍拉文、工事专家穆拉维约夫、空军顾问拉平、步兵顾问西林和阿基莫夫、骑兵顾问齐明、教官列别捷夫和翻译阿勃拉姆松等人。顾问组中“有十个人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六个人是速成班毕业的”，“有一个医生，二个工程师(弹药专业)，七个政工人员。翻译人员只有五人。顾问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于6月21日抵达开封。
顾问组进入国民二军后，立即投入到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中。顾问组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国民二军当务之急，“为高、中级指挥军官开办短期训练班”，以提高军官层政治军事水平；“建立督军管理机关(国民军第二军司令部)”，使国民二军有一个完备的指挥中枢；为下层军官“开办一所低级指挥官学校”；“再就是制定檢查国民军第二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战斗力情况的计划”。
苏联顾问还协助国民二军创办北方联合军校，以提高部队训练战斗水平。联合军校以黄埔军校为模式，设有18个班，其中4个炮兵班，2个骑兵班，2个工程班，1个通讯班，9个步兵班，共有2400名学员。学校教官多由苏联顾问担任，如步兵教官阿基莫夫、工程兵教官瓦辛、政治教官克利莫夫等。教官们结合学员实际，将一些深奥的军事理论、战术原则以及政治信仰讲得浅显易懂，使学员大受裨益。而这些学员结业后被充实到二军所属各部，使部队纪律松懈、战斗力差、组织混乱且不健全的状况得以较大改观。这为国民二军以后反奉战争中对抗奉张打下了一定基础。
苏联顾问卓有成效的工作立即引起国民二军将领们的重视。“这期间，我们的一些顾问都收到了国民军第二军几支部队的邀请。”为此河南顾问组将43人分成小组，“B·M·阿基莫夫小组被分配到洛阳，去邓宝珊的师里；齐明带着自己的小组去驻扎在开封——泥古岭附近的一 个骑兵旅；鲁别的小组被分派到开封的军校”。各个小组任务繁重，但任务完成质量高。如开封组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向岳维峻建议制造装甲列车。“督军(岳维峻)命令抽调二辆机车头改装铁甲列车，并抽出六门大炮和一部分铁路机车的操作人员”，苏联顾问则因陋就简，“用手头的工具建造二辆铁甲列车”，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为解决国民二军军火自给问题，部分军事顾问被派往二军军火生产基地——开封弹药厂和巩县弹药厂工作。“第二军给我们的工程师拉德凯维奇和尼基金发了开封弹药厂和巩县弹药厂工作通行证”。拉德凯维奇为解决开封弹药厂高达40％的废品率，与助手们昼夜苦战，在没有中断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对机器设备进行了成功改造。由于顾问组在开封兵工厂成绩突出，岳维峻提出将“工程师派到另一家工厂——巩县工厂”的要求，因为“这家工厂一直在停工。”苏联顾问进厂后，立即投人机器修造、设备维护的工作中，使国民二军军火生产得以恢复。
除上面提到的顾问外，在国民二军中工作的还有鲍罗廷(BoPo.T.C.)、西林、舍拉文、奥沙宁、奥科涅什尼科娃、斯科沃尔佐夫、弗鲁别尔等。
三、苏联政府援助国民二军的历史意义
苏联政府的援助使国民二军获得迅猛发展。在这一年多时间时间里，国民二军很快由原来一个师发展到十一个师、十八个混成旅，又独立步兵六个团，炮兵三个团，骑兵一个团，总兵力达二十余万人”。苏联政府的援助虽没有改变国民二军最终溃败的命运，但这丝毫不能掩盖所做努力的历史意义。
第一，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国民二军不仅直接打击了北洋军阀，并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
1925年2月胡憨战争爆发，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二军一举击溃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军阀势力镇嵩军，大大松动了北洋军阀在西北的统治。国民二军迅猛发展，矛头直指直奉势力，致使部分军阀瓦解，归附二军。直奉力量的削弱促使他们走向联合，并以围剿“南北二赤”“先北后南”为方针，围攻国民二军。虽然国民二军终在战争中败北，但同时也给予了张吴一定打击，削弱了北伐进军的阻力。
同时，国民二军从1924年12月南下河南至1926年3月败退这段时间，正是南方革命政府巩固大后方的关键阶段，先后平定了广东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南伐邓本殷等。国民二军地处与各派军阀对峙的最前沿，加之倾向革命的“赤化”色彩，牵制了大量兵力。所以在客观上配合了广东革命政府巩固根据地的军事行动。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影响下，国民二军所辖地区的群众运动迅速发展，河南一时被喻为“北方的广东”。这为大革命胜利进军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利用河南“国共两党均可公开活动”的良好环境，积极开展群众运动。早在1925年7、8月间，共产党员萧人鹄、戴培之等在荥阳先后成立了水磨一村农民协会和水磨区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共产党员王克新、周兴育建立了信阳柳林镇农民协会，发展會员达600多人。在此影响下，河南全省农民协会组织很快遍及10余县，如杞县、睢县、信阳、荥阳、许昌等地，会员总数达20万。1926年4月，为全面领导全省农民协会工作，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这是继广东省之后公开成立全省农民协会的又一省份。据1926年6月统计，河南省已经成立了4个县农协会，32个区农民协会，238个乡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达27万。不管是农民协会的数量，还是会员人数，河南省都仅次于广东而居全国第二位，与广东的农民运动同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李新先生也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运动，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均居北方各省之首位。河南农民运动充分发挥了农民武装的作用，在第二期北伐战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伴随着农民运动发展的同时，河南工人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效显著。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京汉铁路总工会也同时举行“二七”大罢工两周年纪念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国民二军辖区内的郑州、信阳、新乡、驻马店等地的工会纷纷成立。之后，陇海铁路、道清铁路、焦作煤矿、彰德六河沟煤矿、新安民生煤矿、郑州豫丰纱厂、安阳广益纱厂等大型企业陆续恢复建立工会。在此基础上，1925年9月河南全省总工会成立。
各地工会建立后，罢工斗争便此起彼伏。1925年8月初，陇海铁路工会向路局提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工资等要求，遭拒后起而罢工。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六合沟煤矿、新安民生煤矿、豫丰纱厂、新华纱厂、开封兵工厂、铜圆厂等厂矿也开展了声援沪案、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受到革命教育，政治觉悟提高，这为随后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大革命时期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缺陷。他们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与苏联国家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明显具实用主义特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所赞同的利用北方军政因素的计划无一成功。苏联对国民军的援助，不但有偿，且附带条件。1925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有偿装备国民军，“责成加拉罕同志查明对方支付武器费用的能力，或用货币支付，或用我们所需要的原料和产品(棉花、茶叶等)”，“可以根据对方的支付能力立即拨给加拉罕同志一定数量的外国武器弹药”。4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冯玉祥及其他将领必须“接受我们(苏联)对蒙古的计划和关于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不]向外国人提供任何租界的单方面书面保证”。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没有发现国民军将领的“单方面书面保证”，但从随后苏联源源不断的武器运至张家口、开封等地，足以说明苏联政府是得到满意答复的。
[作者简介]刘建平(1976—)，男，陕西兴平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西北大学社科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的学习与研究。
马云(1977—)，女，河南三门峡人，上海电力学院管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国民二军，苏联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42-05
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将所辖各部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即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国民军的崛起，打破了中国北方政局的均衡局面，各种政治、军事力量重新分化组合，革命运动也随之骤然兴起。对于国民军与苏联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多关注。但长期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仅限于国民一军，对国民二军则非常吝惜笔墨。所以，本文拟对国民二军与苏联的关系加以梳理和说明，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国民二军联俄的原因
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使第二次直奉战争迅速朝着直败奉胜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在于倒吴，对成功倒吴后的善后问题缺乏周详考虑，以致政变后没有一套为有关各方共同接受并足以稳定政局的解决方案。這使得政变后的北方政局扑朔迷离。 北京政变的后果之一就是张作霖趁机调遣大批军队人关，形成国奉抗衡的局面。奉张不顾与国民军达成“奉军不入关”的成约，迅速调遣军队人关，并大量收编直系残余扩充实力。这完全出乎冯、胡等人所料。此外，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给吴佩孚以重创，但这仅限于北方地区，其中坚力量仍盘踞长江流域，且时刻有与奉张联合的可能。很显然，“现在给吴佩孚唱挽歌还为时尚早”。对国民军而言，因倒戈行动而为北洋各派系所不容，政治军事上异常被动和孤立。
正是在北方政局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国民二军进驻河南，谋求发展。为巩固其在河南的统治，胡景翼推行了一系列稳定政局的措施，如“豫人治豫”等。尽管如此，国民二军仍存有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部队人豫后人数猛增，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整肃队伍。北京政变时，国民二军仅有1个师的兵力；而人豫后，兵力达3个师。军队数量大规模增加，必然要求大批政治工作人员切实有效的工作，以真正提高部队战斗力。
其次，国民二军装备落后，纪律松懈。国民二军成立前，长期活动于贫穷、落后的陕西境内，加之一直处于杂牌军地位，缺饷少粮，武器装备明显落后于其他军阀。此外，国民二军源于陕西哥老会起义组建的民军，成分复杂。这种以游民成份组建的武装力量，固然对旧秩序冲击很大，但若“倚之为骨干，就必然军纪荡然”
最后，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后虽有了势力范围，但却处于与各派军阀对峙的最前沿，战略地位极为不利。1925年3月，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书面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胡景翼军队的战略地位对其非常不利。他的北边驻扎着与其有着良好关系的孙岳和冯玉祥的军队，但在这两个人之间是直隶督办李景林将军。张作霖千方百计要把孙岳从保定府赶走，以此来加大胡景翼与冯玉祥之间的空隙。”南部属直系萧耀南管辖地区，胡景翼试图与其达成谅解，“但眼下没有任何结果”，“萧耀南一边讨好张宗昌，一边讨好国民党”“还同吴佩孚保持着联系。”在西边，即国民二军的右翼，四分之一的河南和陕西东南部处于刘镇华管辖之下。刘镇华率镇嵩军以陕西为后方，窥伺中原，与国民二军为敌。东线面对的奉系军阀张宗昌，残酷异常，属奉系悍将，这对国民二军不能不说是一大威胁。
除上述这些客观因素外，胡景翼及国民二军强烈的革命倾向也是其走上联俄之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胡景翼是陕西老同盟会员，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国民二军成立后，胡的思想行动较前又有所进步。他一方面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及孙中山积极联系，邀请老同盟会员于右任、柏文蔚、李烈钧等赴河南佐政；另一方面能够积极接触共产党人，开放党禁，给民众以较大的自由。正是在这些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北京政变后，国民二军毅然走上了联俄之路。
二、苏联政府对国民二军的援助
对苏联来说，援助国民二军是其统一战线策略由南方发展至北方的必然。而且政变后，日本及亲日的奉系势力急剧膨胀，使得苏联政府甚为忧虑。为了消除来自日本及奉系的威胁，苏联政府选择了加强国民军以削弱奉张力量，进而解除日本这一险情，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鉴于这些原因，1925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援助国民二军。
1、物资援助
1925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研究了加拉罕关于给国民军提供援助的建议，认为“用我们的经费在中国(洛阳和张家口)由我们建立两所军事学校是适宜的。责成伏龙芝同志在最短时间内为此组织两个军事教官团，每团30-40人。通过伏龙芝同志在一年内拨出一百万卢布用建立学校和支付教官的生活费用”，“用我国的主要型号武器装备同情国民党的中国军队是可行的”，“可以根据对方的支付能力立即拨给加拉罕同志一定数量的外国武器弹药”，正式作出援助国民军的决定。 事实上，苏联此前已开始援助国民二军。3月14日，加拉罕收到的鲍罗廷书面报告中指出，2月14日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对胡景翼军队的紧急援助问题。”报告指出，“胡景翼的部队占据着四分之一的河南省，拥有人数达2000万”，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穿过河南省的铁路，如北京汉口、锦州一洛阳、开封苏州都掌握在胡景冀的手中”。其次，鲍罗廷认为国民二军所处战略地位极为不利。据此，苏联政府提出国民党必须立即帮助胡景翼，“这种援助可体现为加强胡景翼在整个河南省及其各条战线上的政治地位”，使其能立足中原。
鲍罗廷提出苏联方面的援助措施是，“(1)派一名顾问去指导胡景冀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对农民的组织工作等。(2)派军事专家建立装甲车队，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帮助进行国内战争。(3)在帮助胡景翼解决他所面临的非常复杂的战略任务时，我们的军事专家应很好的熟悉整个情况，向胡景翼提出解决这一战略任务的方案……(4)在加强北方战线方面，我们对他的援助就是接近冯玉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从这个角度看，召开国民党代表和人民革命党代表的会议是有很大好处的。(5)最后，我们的援助还应该表现在瓦解涅恰耶夫分子上，因为他们能够在东部战线上起到决定胡景翼以后命运的作用。”
报告中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此时并未进入苏联援助范围。首先，报告在分析胡景翼军队不利的战略地位时，提到胡的北面有直隶督办李景林，但接着指出“冯玉祥对待所谓人民军的态度确实非常难以确定……不管怎样，胡景翼在北方的后方无论如何不 能认为是完全有保障的”。这足以说明苏联政府此时还没有完全确定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其次，报告中分析了苏联援助胡景翼的路径时谈到，“由于路途远，缺乏运输工具，而冯玉祥是否能让车辆自由通过张家口也没有把握”。这更进一步看出，苏联政府就援助问题还没有与冯玉祥达成谅解，时刻担心援助物资遭冯扣留而不能抵达开封。最后，苏联政府为了紧急援助胡景翼，采取多种措施。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加强北方战线方面，我们对他的援助就是接近冯玉祥”。苏联方面为达到援助国民二军、使军事物资顺利通过冯玉祥驻地的目的，不得已采取“接近冯玉祥”的策略。这段历史也许会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苏联与冯玉祥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4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讨论“冯玉祥和其他将领的态度”和“关于给加拉罕同志发送一定数量的武器用于无偿地援助将军们的问题”，决定无偿援助他们“2000支日本步枪和2000支德国步枪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会议还专门讨论了通过“分化涅恰耶夫的部队”援助国民二军的问题，决定“征询加拉罕同志对分化涅恰耶夫部队的可能性、合理性和方法的意见”。这也是学者们忽略的一面。
5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听取关于援助国民军的建议，决定：(1)在北方冯玉祥和岳维峻处设两个军事小组；(2)在冯玉祥和岳维峻处各建一所黄埔式的军政学校，由苏联方面拔出100万卢布；(3)给冯玉祥和岳维峻援助9000支步枪、900万发子弹、1000把军刀、500支矛，在适当情况下可拨12门炮、带子弹和子弹带的机枪40挺，2-3辆小型坦克。
9月，苏联政府又向国民二皲出总额701879卢布的武器装备，包括4500支步枪、500万发子弹、10挺带附件子弹的机枪；并且为了加强国民二军空军力量，决定拨给岳维峻10架飞机。
此后，继任国民二军军长的岳维峻日渐右倾。这立即引起苏联政府援助政策的改变。8月1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对“岳维峻要认真加以研究，给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下达指示”。8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非常会议，听取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上述意见，决定“接受中国委员会的建议……对岳维峻要认真加以研究，给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下达指示。”苏联的援助政策明显发生变化。
9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商讨援助中国革命问题。大会议题之一是“听取岳维峻的武器援助要求”，但最终决定对国民二军的援助“在弄清当地形势之前将该问题作为悬案”，暂时停止对国民二军的援助。
10月，国奉冲突已不可避免。为迅速壮大国民军的力量对抗奉张，苏联政府决定再度援助国民二军。“当前对岳维峻的必要支援确定为步枪4500支、机枪10挺、子弹500万发、飞机10架”。苏联明确表示对国民二军的“援助具有较大的政治性质，旨在给我们教官的工作创造有利的局面”。同时，苏联政府决定“储备步枪15000支、机枪50挺、子弹1750万发、带炮弹的炮12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这些储备将被用来迅速加强第二和第三人民军，一旦这样做对我们有利的话”。
面对不可避免的国奉战争，苏联没有将拥有20万兵力的国民二军作为依靠对象，而是“考虑到同张霖作斗争的主要压力落在冯玉祥肩上，冯玉祥与其他人民军的协同行动存在着问题，计划规定要大力加强冯玉祥，即：使其部人数达到10万，组成15个师团(每个师团6500人)。组建一支5000人骑兵部队，加强其空军和化学作战手段。国际部队也要为同一目的即加强冯玉祥服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苏联政府准备向冯玉祥提供“3万支带子弹的步枪、160挺带子弹和附件的机枪(每支步枪配子弹1000发，每挺机枪配子弹5万发)、带炮弹(每门1000发)和附件的炮54门、掷弹炮54门、毒气弹15000枚、飞机10架”。但由于1926年初国民二军的迅速溃败，这一举措应该是没有完全真正实施。
2、派遣军事顾问组
1925年2月，第一批军事顾问进驻国民二军。顾问组包括苏联大使馆武官格克尔、顾问克利莫夫和布拉依洛夫斯基和翻译瓦西里耶夫等人。此时正值胡憨战争，于是格克尔、布拉依洛夫斯基和瓦西里耶夫随胡景翼到前线，克利莫夫则去开封国民二军司令部。“顾问们帮助胡景翼司令部拟订了战略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胡景翼的全部主力集结于郑州地区，而在东面对抗张作霖部队、在南面对抗湖北督军萧耀南，只留下人数不多的掩护部队。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把主锋芒指向西面，并占领洛阳。占领洛阳也就打开了通往陕西的道路，从而造成第一、二两军汇合起来的可能性”。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二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胡景翼及其将领高度评价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
胡景翼病逝后，岳维峻于1925年4月27日致函苏联政府，请求苏联继续以往的援助政策，“派遣顾问，并给予其他军事援助”。应岳的要求，苏联方面又派来以斯卡洛夫为组长的43人军事顾问组，包括副组长勃拉戈达托夫、驻华武官格克尔、工程兵专家瓦辛、政治顾问纳乌莫夫和克利奠夫、炮兵专家舍拉文、工事专家穆拉维约夫、空军顾问拉平、步兵顾问西林和阿基莫夫、骑兵顾问齐明、教官列别捷夫和翻译阿勃拉姆松等人。顾问组中“有十个人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六个人是速成班毕业的”，“有一个医生，二个工程师(弹药专业)，七个政工人员。翻译人员只有五人。顾问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于6月21日抵达开封。
顾问组进入国民二军后，立即投入到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中。顾问组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国民二军当务之急，“为高、中级指挥军官开办短期训练班”，以提高军官层政治军事水平；“建立督军管理机关(国民军第二军司令部)”，使国民二军有一个完备的指挥中枢；为下层军官“开办一所低级指挥官学校”；“再就是制定檢查国民军第二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战斗力情况的计划”。
苏联顾问还协助国民二军创办北方联合军校，以提高部队训练战斗水平。联合军校以黄埔军校为模式，设有18个班，其中4个炮兵班，2个骑兵班，2个工程班，1个通讯班，9个步兵班，共有2400名学员。学校教官多由苏联顾问担任，如步兵教官阿基莫夫、工程兵教官瓦辛、政治教官克利莫夫等。教官们结合学员实际，将一些深奥的军事理论、战术原则以及政治信仰讲得浅显易懂，使学员大受裨益。而这些学员结业后被充实到二军所属各部，使部队纪律松懈、战斗力差、组织混乱且不健全的状况得以较大改观。这为国民二军以后反奉战争中对抗奉张打下了一定基础。
苏联顾问卓有成效的工作立即引起国民二军将领们的重视。“这期间，我们的一些顾问都收到了国民军第二军几支部队的邀请。”为此河南顾问组将43人分成小组，“B·M·阿基莫夫小组被分配到洛阳，去邓宝珊的师里；齐明带着自己的小组去驻扎在开封——泥古岭附近的一 个骑兵旅；鲁别的小组被分派到开封的军校”。各个小组任务繁重，但任务完成质量高。如开封组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向岳维峻建议制造装甲列车。“督军(岳维峻)命令抽调二辆机车头改装铁甲列车，并抽出六门大炮和一部分铁路机车的操作人员”，苏联顾问则因陋就简，“用手头的工具建造二辆铁甲列车”，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为解决国民二军军火自给问题，部分军事顾问被派往二军军火生产基地——开封弹药厂和巩县弹药厂工作。“第二军给我们的工程师拉德凯维奇和尼基金发了开封弹药厂和巩县弹药厂工作通行证”。拉德凯维奇为解决开封弹药厂高达40％的废品率，与助手们昼夜苦战，在没有中断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对机器设备进行了成功改造。由于顾问组在开封兵工厂成绩突出，岳维峻提出将“工程师派到另一家工厂——巩县工厂”的要求，因为“这家工厂一直在停工。”苏联顾问进厂后，立即投人机器修造、设备维护的工作中，使国民二军军火生产得以恢复。
除上面提到的顾问外，在国民二军中工作的还有鲍罗廷(BoPo.T.C.)、西林、舍拉文、奥沙宁、奥科涅什尼科娃、斯科沃尔佐夫、弗鲁别尔等。
三、苏联政府援助国民二军的历史意义
苏联政府的援助使国民二军获得迅猛发展。在这一年多时间时间里，国民二军很快由原来一个师发展到十一个师、十八个混成旅，又独立步兵六个团，炮兵三个团，骑兵一个团，总兵力达二十余万人”。苏联政府的援助虽没有改变国民二军最终溃败的命运，但这丝毫不能掩盖所做努力的历史意义。
第一，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国民二军不仅直接打击了北洋军阀，并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
1925年2月胡憨战争爆发，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二军一举击溃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军阀势力镇嵩军，大大松动了北洋军阀在西北的统治。国民二军迅猛发展，矛头直指直奉势力，致使部分军阀瓦解，归附二军。直奉力量的削弱促使他们走向联合，并以围剿“南北二赤”“先北后南”为方针，围攻国民二军。虽然国民二军终在战争中败北，但同时也给予了张吴一定打击，削弱了北伐进军的阻力。
同时，国民二军从1924年12月南下河南至1926年3月败退这段时间，正是南方革命政府巩固大后方的关键阶段，先后平定了广东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南伐邓本殷等。国民二军地处与各派军阀对峙的最前沿，加之倾向革命的“赤化”色彩，牵制了大量兵力。所以在客观上配合了广东革命政府巩固根据地的军事行动。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影响下，国民二军所辖地区的群众运动迅速发展，河南一时被喻为“北方的广东”。这为大革命胜利进军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利用河南“国共两党均可公开活动”的良好环境，积极开展群众运动。早在1925年7、8月间，共产党员萧人鹄、戴培之等在荥阳先后成立了水磨一村农民协会和水磨区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共产党员王克新、周兴育建立了信阳柳林镇农民协会，发展會员达600多人。在此影响下，河南全省农民协会组织很快遍及10余县，如杞县、睢县、信阳、荥阳、许昌等地，会员总数达20万。1926年4月，为全面领导全省农民协会工作，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这是继广东省之后公开成立全省农民协会的又一省份。据1926年6月统计，河南省已经成立了4个县农协会，32个区农民协会，238个乡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达27万。不管是农民协会的数量，还是会员人数，河南省都仅次于广东而居全国第二位，与广东的农民运动同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李新先生也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运动，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均居北方各省之首位。河南农民运动充分发挥了农民武装的作用，在第二期北伐战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伴随着农民运动发展的同时，河南工人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效显著。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京汉铁路总工会也同时举行“二七”大罢工两周年纪念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国民二军辖区内的郑州、信阳、新乡、驻马店等地的工会纷纷成立。之后，陇海铁路、道清铁路、焦作煤矿、彰德六河沟煤矿、新安民生煤矿、郑州豫丰纱厂、安阳广益纱厂等大型企业陆续恢复建立工会。在此基础上，1925年9月河南全省总工会成立。
各地工会建立后，罢工斗争便此起彼伏。1925年8月初，陇海铁路工会向路局提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工资等要求，遭拒后起而罢工。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六合沟煤矿、新安民生煤矿、豫丰纱厂、新华纱厂、开封兵工厂、铜圆厂等厂矿也开展了声援沪案、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受到革命教育，政治觉悟提高，这为随后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大革命时期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缺陷。他们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与苏联国家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明显具实用主义特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所赞同的利用北方军政因素的计划无一成功。苏联对国民军的援助，不但有偿，且附带条件。1925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有偿装备国民军，“责成加拉罕同志查明对方支付武器费用的能力，或用货币支付，或用我们所需要的原料和产品(棉花、茶叶等)”，“可以根据对方的支付能力立即拨给加拉罕同志一定数量的外国武器弹药”。4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冯玉祥及其他将领必须“接受我们(苏联)对蒙古的计划和关于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不]向外国人提供任何租界的单方面书面保证”。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没有发现国民军将领的“单方面书面保证”，但从随后苏联源源不断的武器运至张家口、开封等地，足以说明苏联政府是得到满意答复的。
[作者简介]刘建平(1976—)，男，陕西兴平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西北大学社科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的学习与研究。
马云(1977—)，女，河南三门峡人，上海电力学院管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