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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后五四时代”，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从各自角度对“五四意义”进行了解读和诠释，从而形成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 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表现为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把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 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经历了从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到五四“文化断裂”的话语诠释系统转变。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不同程度认同以及对“五四意义”的多向诠释，进一步凸显了五四精神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关键词：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五四启蒙
作者简介： 俞祖华（1964—），男，浙江永康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赵慧峰（1963—），女，山东临沂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3-0137-08收稿日期：2009-04-01
90年前的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有多个阶层参与、多种思潮竞起、多重诉求并发的复杂的社会运动，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思想画卷、一面形态万千的文化长廊。当事人即已感觉到这一历史事件的多重性，希望从更广义的视阈体认其意义。如李大钊于五四运动两周年之际撰文指出：“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作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1］（下册，P464）当年的五四就不是单纯的、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复合的现象；而后来对五四的纪念、对五四的反思、对五四意义的追寻因视角与时代的差异就变得更加歧异有别与变动不居。五四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激烈的论争，而在随后岁月里由它所引发的一波波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决不逊色于当初，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很少有像五四运动这样人们对之讨论得如此之多、争论得如此之烈，却又论述得如此不充分的事件。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运动标志着一种民族复兴或解放，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场民族灾难。即使那些对之讨论最多或欢呼最热烈的人中，其观点也是殊为分歧的。”［2］（《序》）在不断延续的五四纪念、五四反思中，五四被不断地“加上些新意义”，从而建构出因人而异、与时俱进的五四话语体系。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在五四所提供的思想舞台上有过各自的精彩亮相。在后五四时代，三大思潮的代表性思想人物从各自的文化取向、各自的需要出发去捡拾着、找寻着“五四记忆”，解读着、诠释着“五四意义”，对相同的五四符号作出了不同的话语阐释，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建构起色彩斑斓的“五四意义版图”。
五四启蒙是多元的，但无论是在五四启蒙的发生过程中，还是在后五四时代对“五四意义”的诠释中，激进主义都处在主流的、强势的地位。一提起五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彻底反帝反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等。尤其是五四启蒙中社会主义这一因素引导着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从思想启蒙到民族救亡、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的重心转移。
在讨论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等概念时，有学者注意到：激进主义固然以“激烈反传统”为重要特征，但却不能将反传统主义等同于激进主义，不能以激进反传统作为区别激进主义与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的界限，如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都带有“反传统”的性质。因此，他们认为判断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准主要是是否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工具，文化激进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3］。的确，始终关注政治、关注救亡、关注民族主义的目标，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政治根本问题的途径，并日渐由启蒙走向救亡、由文化运动走向政治斗争，日渐倾向于直接进行社会改造或政治革命是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激进主义一脉相承的基本思想轨迹。
五四过后，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从政治、救亡、民族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五四被纳入民族革命运动、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系统，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反帝反军阀的意义被突出强调，而其作为启蒙运动的意义则被相对遮蔽。在五四激进主义革命话语诠释系统中，五四首先被定性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被看做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而新文化运动初期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启蒙也与革命话语作了链接，被称为反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其政治意义被突出地强调，认为“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4］（第2卷，P545）。布尔什维主义、劳动阶级、直接行动、根本解决、社会改造、十月革命等成为这一话语系统的经典词汇。
这一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萌发于陈独秀、李大钊，奠基于张太雷、瞿秋白，定型于毛泽东。
这一革命话语系统在五四激进主义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事后解读中即已呼之欲出。五四运动一周年前夕，陈独秀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两文，都强调从政治的角度对五四运动进行解读。他提到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的羁绊”［5］（上册，P516）。可见，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其领袖人物选择从思想文化入手，不是不问政治，而是以文化影响政治，是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政治根本问题的途径。到了抗日战争初期，陈独秀依然以革命话语诠释五四，他在1938年写了《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认为五四运动的要求代表了民主革命的要求，这一运动的时代性没有过去［5］（下册，P597）。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就是“革命话语”、“ 暴力话语”的支持者，他发表了《暴力与政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讴歌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以自己所熟悉的“革命话语” 解读五四，注重从中国革命史的坐标上凸显其政治意义,并推崇青年学生“直接行动”的精神。他在《双十与五四》一文中，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相提并论，称“双十”与“五四”“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1］（下册，P107）。他在五四运动两周年时发表的《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一文提出了以后五四纪念要“加上些新意义”。五四运动三周年时，他在五四纪念的演说中把五四称为“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6］（第4卷，P230）。
1924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第一个中央文件。此通告将“五四”与“五一”、“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五七”并提，彰显了其激进主义的历史意味。
张太雷、瞿秋白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形成与确立的重要环节。张太雷于１９２５年撰文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释“五四意义”，他指出：“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7］瞿秋白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从这一意义来看，“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运动”［８］（第3卷，P155）。他们的解读都有着浓厚的政治情结与政治色彩，五四运动被视为“革命运动”且被赋予划时代的意义。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但在五四运动以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仍为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这一背景深深地影响着五四的话语阐释。在抗日烽火中得以定型的、以毛泽东的“五四观”为代表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着重从救亡救国、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待五四运动及其价值并突出其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定位，体现出民族革命战争年代语境的特点。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许多著作和报告中，都对五四运动作过论述，这些论述的主旨是将五四置于民主革命的长期历程中，视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加以考察，并以革命话语的方式阐释其性质、地位与意义。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与意义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无论是后期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还是前期的新文化运动都具有划分新旧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寻常的“革命意义”。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4］（第2卷，P558），“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4］（第2卷，P558），中国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两个阶段，五四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旧范畴，五四后属于新范畴，五四运动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4］（第2卷，P699）。从文化革命的角度，“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4］（第2卷，P701）。这样一来，五四成了不妥协、完全、彻底的代名词。除了五四运动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前辈一样，毛泽东也推崇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的精神。他称赞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首先觉悟”，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指出工农大众是“主力军”， 强调“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4］（第2卷，P559）。
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与时代主题的转换，“五四意义”诠释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巨大变迁，在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五四在思想解放方面的意义首先被关注。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将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并称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指出五四运动是空前的思想解放，“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9］。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推进，在“革命话语”里被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换枢纽的五四运动，现在又被纳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逻辑环节，并将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1999年5月4日胡锦涛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说：“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我们党自建立以来，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就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汲取一切有益的新思想、新经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0］
在当年的新文化阵营中，除了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还有属于自由主义一脉的胡适、蔡元培等人，新文化运动至少是由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共同催生的，但两者后来分道扬镳。两者在后五四时代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与话语阐释中出现了分歧，与激进主义凸显政治意义、突出救亡色彩的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形成对照，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自由主义在叙述、诠释五四时，其“选择性的记忆”与“寻求意义”的侧重点显然放在了前期，而后期的发展则被解读成“政治干扰文化”（胡适），甚至被说成是启蒙的中断、夭折。
胡适是五四启蒙中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发言人，也是后五四时代突出文化色彩与个性解放的五四启蒙话语系统的创发者。他称陈独秀等人为“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而自己主张“只谈文化，不谈政治”［11］（第1卷，P352）。他对五四后期及其后来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生运动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即虽肯定学生关心社会、参与社会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意识，但认为学生运动是不幸、不经济、非常态、不得已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胡适接受了有关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的广义理解。谈到两者关系，他在《纪念“五四”》一文中指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起源，他说：“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如果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11］（第11卷，P580）他还为五四运动因提倡个人主义而“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作了辩护。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解读五四，蔡元培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如上所述，胡适就把五四运动追溯到蔡元培主政时的北京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自由主义，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民众的觉醒，就没有五四运动。他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希望学生“读书不忘救国”，但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不希望学潮发展到失控、“过激”的地步，主张学生还是要以求学为主要任务，做到“救国不忘读书”，鼓励学生回归到从新文化入手为国家的进步奠定基础。这是他在五四时期对待学生运动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日后纪念、反思五四的重要立场。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肯定了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告诫他们不要忘记文化方面的责任，不要因政治问题牺牲学业：“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12］（第3卷，P641-642）1920年5月，他在为纪念五四一周年而作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中，则谈到了罢课的损失：“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12］（第4卷，P140）
关键词：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五四启蒙
作者简介： 俞祖华（1964—），男，浙江永康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赵慧峰（1963—），女，山东临沂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3-0137-08收稿日期：2009-04-01
90年前的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有多个阶层参与、多种思潮竞起、多重诉求并发的复杂的社会运动，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思想画卷、一面形态万千的文化长廊。当事人即已感觉到这一历史事件的多重性，希望从更广义的视阈体认其意义。如李大钊于五四运动两周年之际撰文指出：“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作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1］（下册，P464）当年的五四就不是单纯的、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复合的现象；而后来对五四的纪念、对五四的反思、对五四意义的追寻因视角与时代的差异就变得更加歧异有别与变动不居。五四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激烈的论争，而在随后岁月里由它所引发的一波波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决不逊色于当初，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很少有像五四运动这样人们对之讨论得如此之多、争论得如此之烈，却又论述得如此不充分的事件。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运动标志着一种民族复兴或解放，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场民族灾难。即使那些对之讨论最多或欢呼最热烈的人中，其观点也是殊为分歧的。”［2］（《序》）在不断延续的五四纪念、五四反思中，五四被不断地“加上些新意义”，从而建构出因人而异、与时俱进的五四话语体系。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在五四所提供的思想舞台上有过各自的精彩亮相。在后五四时代，三大思潮的代表性思想人物从各自的文化取向、各自的需要出发去捡拾着、找寻着“五四记忆”，解读着、诠释着“五四意义”，对相同的五四符号作出了不同的话语阐释，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建构起色彩斑斓的“五四意义版图”。
五四启蒙是多元的，但无论是在五四启蒙的发生过程中，还是在后五四时代对“五四意义”的诠释中，激进主义都处在主流的、强势的地位。一提起五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彻底反帝反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等。尤其是五四启蒙中社会主义这一因素引导着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从思想启蒙到民族救亡、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的重心转移。
在讨论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等概念时，有学者注意到：激进主义固然以“激烈反传统”为重要特征，但却不能将反传统主义等同于激进主义，不能以激进反传统作为区别激进主义与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的界限，如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都带有“反传统”的性质。因此，他们认为判断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准主要是是否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工具，文化激进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3］。的确，始终关注政治、关注救亡、关注民族主义的目标，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政治根本问题的途径，并日渐由启蒙走向救亡、由文化运动走向政治斗争，日渐倾向于直接进行社会改造或政治革命是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激进主义一脉相承的基本思想轨迹。
五四过后，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从政治、救亡、民族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五四被纳入民族革命运动、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系统，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反帝反军阀的意义被突出强调，而其作为启蒙运动的意义则被相对遮蔽。在五四激进主义革命话语诠释系统中，五四首先被定性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被看做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而新文化运动初期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启蒙也与革命话语作了链接，被称为反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其政治意义被突出地强调，认为“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4］（第2卷，P545）。布尔什维主义、劳动阶级、直接行动、根本解决、社会改造、十月革命等成为这一话语系统的经典词汇。
这一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萌发于陈独秀、李大钊，奠基于张太雷、瞿秋白，定型于毛泽东。
这一革命话语系统在五四激进主义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事后解读中即已呼之欲出。五四运动一周年前夕，陈独秀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两文，都强调从政治的角度对五四运动进行解读。他提到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的羁绊”［5］（上册，P516）。可见，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其领袖人物选择从思想文化入手，不是不问政治，而是以文化影响政治，是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政治根本问题的途径。到了抗日战争初期，陈独秀依然以革命话语诠释五四，他在1938年写了《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认为五四运动的要求代表了民主革命的要求，这一运动的时代性没有过去［5］（下册，P597）。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就是“革命话语”、“ 暴力话语”的支持者，他发表了《暴力与政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讴歌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以自己所熟悉的“革命话语” 解读五四，注重从中国革命史的坐标上凸显其政治意义,并推崇青年学生“直接行动”的精神。他在《双十与五四》一文中，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相提并论，称“双十”与“五四”“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1］（下册，P107）。他在五四运动两周年时发表的《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一文提出了以后五四纪念要“加上些新意义”。五四运动三周年时，他在五四纪念的演说中把五四称为“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6］（第4卷，P230）。
1924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第一个中央文件。此通告将“五四”与“五一”、“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五七”并提，彰显了其激进主义的历史意味。
张太雷、瞿秋白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形成与确立的重要环节。张太雷于１９２５年撰文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释“五四意义”，他指出：“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7］瞿秋白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从这一意义来看，“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运动”［８］（第3卷，P155）。他们的解读都有着浓厚的政治情结与政治色彩，五四运动被视为“革命运动”且被赋予划时代的意义。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但在五四运动以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仍为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这一背景深深地影响着五四的话语阐释。在抗日烽火中得以定型的、以毛泽东的“五四观”为代表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着重从救亡救国、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待五四运动及其价值并突出其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定位，体现出民族革命战争年代语境的特点。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许多著作和报告中，都对五四运动作过论述，这些论述的主旨是将五四置于民主革命的长期历程中，视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加以考察，并以革命话语的方式阐释其性质、地位与意义。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与意义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无论是后期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还是前期的新文化运动都具有划分新旧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寻常的“革命意义”。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4］（第2卷，P558），“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4］（第2卷，P558），中国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两个阶段，五四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旧范畴，五四后属于新范畴，五四运动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4］（第2卷，P699）。从文化革命的角度，“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4］（第2卷，P701）。这样一来，五四成了不妥协、完全、彻底的代名词。除了五四运动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前辈一样，毛泽东也推崇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的精神。他称赞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首先觉悟”，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指出工农大众是“主力军”， 强调“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4］（第2卷，P559）。
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与时代主题的转换，“五四意义”诠释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巨大变迁，在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五四在思想解放方面的意义首先被关注。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将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并称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指出五四运动是空前的思想解放，“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9］。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推进，在“革命话语”里被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换枢纽的五四运动，现在又被纳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逻辑环节，并将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1999年5月4日胡锦涛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说：“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我们党自建立以来，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就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汲取一切有益的新思想、新经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0］
在当年的新文化阵营中，除了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还有属于自由主义一脉的胡适、蔡元培等人，新文化运动至少是由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共同催生的，但两者后来分道扬镳。两者在后五四时代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与话语阐释中出现了分歧，与激进主义凸显政治意义、突出救亡色彩的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形成对照，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自由主义在叙述、诠释五四时，其“选择性的记忆”与“寻求意义”的侧重点显然放在了前期，而后期的发展则被解读成“政治干扰文化”（胡适），甚至被说成是启蒙的中断、夭折。
胡适是五四启蒙中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发言人，也是后五四时代突出文化色彩与个性解放的五四启蒙话语系统的创发者。他称陈独秀等人为“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而自己主张“只谈文化，不谈政治”［11］（第1卷，P352）。他对五四后期及其后来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生运动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即虽肯定学生关心社会、参与社会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意识，但认为学生运动是不幸、不经济、非常态、不得已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胡适接受了有关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的广义理解。谈到两者关系，他在《纪念“五四”》一文中指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起源，他说：“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如果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11］（第11卷，P580）他还为五四运动因提倡个人主义而“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作了辩护。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解读五四，蔡元培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如上所述，胡适就把五四运动追溯到蔡元培主政时的北京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自由主义，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民众的觉醒，就没有五四运动。他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希望学生“读书不忘救国”，但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不希望学潮发展到失控、“过激”的地步，主张学生还是要以求学为主要任务，做到“救国不忘读书”，鼓励学生回归到从新文化入手为国家的进步奠定基础。这是他在五四时期对待学生运动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日后纪念、反思五四的重要立场。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肯定了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告诫他们不要忘记文化方面的责任，不要因政治问题牺牲学业：“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12］（第3卷，P641-642）1920年5月，他在为纪念五四一周年而作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中，则谈到了罢课的损失：“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12］（第4卷，P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