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人注意到这是关于人民民主操作性最强的举措之一。这意味着今后将有大量农民代表进入人大队伍，必将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使农民参政边缘化的现象根本改观。
　　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会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1978年至1984年，我国农民名义与实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相差仅0.2个百分点，而在1992年至1995年，两者差距达到惊人的17.2个百分点，农民收入虚增的现象突出。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但1995年变为2.71:1，到2007年上半年扩大到3.34:1。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后来农民并没有分享到太多的改革成果。
　　上世纪90年代为何会突然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变化的分水岭?这与我国政治机制的变化有一定关系：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占代表比例为29.4％，到第八届(1993年起)骤降到9.4％，第九届降到8％，第十届即本届也仅为8.4％。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与农民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降低的现象几乎同步发生，确实耐人寻味。
　　回顾农民参政的历史，有助于对这一现象的思考。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农民代表与市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在全国为8:1，在省级选区为5:1，在县级选区为4:1。但1953年城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6％，农民代表人数还是占优，对相关政策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当时很多领导都有农民背景，对农民问题也比较重视。1995年《选举法》进行了修改，省、自治区和全国这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村与城市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倒，统一改为4:1。同样的人口数，农村人大代表的名额是城市的1/4，但实际上仍未做到。比如，在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按《选举法》的规定至少应有农民代表815名，但实际上只有252名。
　　1993年后，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远低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速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迅速扩大，农民为城市工业承担了巨大的成本。近年来，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但这种好处还是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所吞噬。倘若农民身份的人大代表的比例与其人口比例相当，农民参政的能力得到强化，“剪刀差”问题还能存在那么多年吗?“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落实起来没有想象般容易，这与农民的话语权太弱有很大关系。
　　农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也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平均在15年以上；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不到全国教育投入的1／4，农村不少贫困家庭子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一度不足城市的1／6，因病致贫或无钱医病的情况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较为普遍。
　　政治权利缺位无疑会对经济权利产生影响。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底我国大陆城镇人口数为5.77亿人，农村人口数为7.37亿人，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逐渐接近，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创造了条件。一旦这一政策切实执行，农民话语权过弱的现状就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这不仅符合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同等政治权利这一宪政民主精神，也有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深入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