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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篇
狮城湿热的风黏黏糊糊地裹在身上，随便一抬胳膊就是一身汗，他还想在陌生的街道上走动走动，可浑身却像从胶水里打捞出来一样狼狈。
临出门，他和结伴而来的同门师姐打了招呼。
师姐虎起嗓门，明知故问，“你去哪?”
“出去走走。”
“就你一个人?”
“那怎么了?!我一人逛，新加坡还敢不认我，呵呵”
“当地人听到你满嘴松脆刮辣的京片子，还不把你往死里欺负?”
彼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陆人出国，一面观光，一面被观光。换成一般人，又是第一次见西洋镜，一瞅就让人给瞅矮了。淳于珊珊可不。他一双黑水银般的眼仁霎时就反咬住无论从哪个方向伸过来的猎奇的目光，即使对方逃得再及时，也难免被那眼仁咬着撵上一截。
他是这样的敏感、倔强而骄傲。
淳于珊珊来新加坡之前已经拍过《黄河大侠》、《百变神偷》、《聊斋故事》等卖座电影、他不仅外形俊朗，还有一身好功夫，与当时的李连杰几乎齐名。他和师姐来狮城也并非观光，而是被新加坡电视台当宝一样挖来撑场面。《联合早报》用整版篇幅报道这则新闻，连总统都卷入讨论。
到餐厅吃饭，无论他举止多么无懈可击，一开腔便出卖了自己。他像新大陆一样被餐厅里的哥伦布们热闹地围观。他们拿Coke逗他，“你在大陆见过这种金属筒吗?”“天花板上的四片船桨叫做电风扇，大陆有吗?”“大陆的冬天会下雪吗?”……尽管珊珊早已习惯被人群众星捧月地簇拥着，却不是以外国人的身份。
入乡随俗的第一关就是语言。于是乎，习惯了北京儿化音的卷舌头也被迫伸直了，辅以大量的“啦”、“嘞”、“哕”、“咩”等语气助词；讲中文要适当夹杂英文单词；垃圾要说成勒瑟；骂人的时候要用福建话……乔装打扮后的国语辨识度很高，珊珊很快就熟练掌握，并且能用“口音表演”。
但语言毕竟只是桥梁，并不是通向异国文化的护照。
新加坡仅有一家电视台，对高层来说，这里不过是晋官加爵的练兵场，人人都是来过渡的，顺便还能镀层金。我也是辗转了解到“新传媒”的一些情况：电视台演员的收入不会比TVB多，而且最受人追捧的男演员不是靠德艺双馨，而是靠一张熟脸，保险卖到“百万俱乐部”。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真相：新加坡的演员社会地位不高。年轻人因为好奇和虚荣报考演员培训班，速战速决地学一阵子，就能搁到镜头前独当一面了，台词和形体都不敢推敲。专业与敬业上更是没有办法与大陆的演员相比，可想而知这样的环境必定会让素养极高的淳于珊珊适应起来步履维艰。
因为这样的环境与珊珊脑袋里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8岁，珊珊在文工团里像坐老虎凳一样压腿，老师拿着一杆又光又亮，弹性十足的扫帚来回巡视，看准谁的动作没到家，上来就是一顿竹笋炒肉。“台上十分钟，台下时间功”这句唠叨听得耳朵起茧。下腰，手必须抓住脚踝，就是天塌下来身子也不能晃。珊珊从两腿之间看到墙上倒立的标语，“德艺双馨”、“艺无止境”。
如果你从小就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氛围里长大，你不会把表演只看成一种谋生手段。
淳于珊珊因《长河》而被提名“视帝”。他在剧中演的坏蛋和“容嬷嬷”有一拼。电梯里小朋友一看见他就被吓哭了，菜市场的阿婶干脆不做他的买卖，就连和他演对手戏的女演员在杀青之后仍不敢见他，一见面就直打哆嗦。也因为这次极其出彩的演绎，珊珊提名电视台“视帝”。虽然最后无缘夺奖，但是新加坡观众们对他的热情却是他在当地收获的最好的奖项。他们对珊珊作品的热爱跨越了文化差异上的冲突，也成为了对他的最好回报。
珊珊固然珍惜这份回报，但对一个演员来说，他最想要的还是发展的空间与格局。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座有洁癖的花园城市，不仅仅因为街道的每一个死角都像被高温灭菌过一样清洁，更重要的是它森严的法律和井然的秩序，让它看上去像一座不真实的乌托邦。对商业而言或许是温床，可对艺术创作绝非好事。难怪新加坡电视台要向香港和内地引进人才。迄今为止，新加坡的电视剧仍走不出粤语陈片的窠臼——不是那些拿着新身份的人才不想突破——只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魔咒。
这是珊珊第一次想到离开新加坡。这念头先是吓了自己一跳，可一旦产生，又很难放下。但他还缺少一种动力和鼓励。新加坡的安逸会让人异化的。他也曾一度想放弃九天揽月的雄心，只想伸手摘一只踮一踮脚就能够得着的果实。况且自己在新加坡的生活，用最通俗的眼光来衡量可谓完满：不仅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最关键的是自己已经和这个城市建立起关系：自家庭院里的树是亲手栽种的；到餐厅吃饭一旦被老板认出来少则打折多则免单；每次去品牌店即使没有消费已经被店员塞满礼物……虽是小恩小惠，但这代表了新加坡对珊珊的认可与热情。现在忽然斩断关系，重头再来，任谁都需要一些权衡与思量。
或许是天意。淳于珊珊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接拍了一部励志剧《出路》。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讲述一群来自福建的青年男女如何从家乡到新加坡谋生发展，几十年后又如何在新加坡扎根的的故事。有一大段戏需要在内地取景，珊珊再次回到内地，有探班记者采访他之后，写下“演员淳于珊珊阔别内地十年，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内心感慨万千”之类的句子。可事实上，珊珊虽然离开内地十年，但这十年内还是会经常回来探亲，所以对于内地的巨变他还是有一个渐进的接受过程。但是他并没有太过接触内地的娱乐产业，这一次在内地拍戏，他感叹最多的就是内地娱乐行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的潜力。他在新加坡拍摄的《真命小和尚》在内地播得很好，有很多粉丝认出了他，珊珊高兴之余，甚至有些感激。
《出路》中，珊珊饰演的男一号有一句特别鼓舞人心的话，“走出去，就是路。”观众是否能够被这句简单而朴素的话所感动，珊珊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珊珊已经决定要走出去。
北京篇
珊珊在新加坡当地塑造了诸多经典角色，就连当地的阿婆与小孩都对他的作品如数家珍。不过，即使这样，当他决定再次回到祖国大陆时，还是有稍许的忐忑。离开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于内地市场的不确定性多少给了他一些压力。
离开新加坡之前，珊珊与新加坡电视台的高层有过沟通。领导是新加坡当地人，在电视台工作十多年，以前别人找他都是单刀直入地说我要加薪，几毛几分都摊到桌面上谈判。但始终是文化冲突上的问题，珊珊的婉转表达在领导那里最终还是词不达意。
这次沟通不畅似乎应该归类为文化冲突。再一想——当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加薪?夺奖?争宠?好像都是，又好像不尽然。他当年是在“绿卡热”席卷神州大地的当口，被潮流携裹着稀里糊涂就未了新加坡。当地电视台领导即使没能足够理解珊珊的全部理念，但仍旧十分
狮城湿热的风黏黏糊糊地裹在身上，随便一抬胳膊就是一身汗，他还想在陌生的街道上走动走动，可浑身却像从胶水里打捞出来一样狼狈。
临出门，他和结伴而来的同门师姐打了招呼。
师姐虎起嗓门，明知故问，“你去哪?”
“出去走走。”
“就你一个人?”
“那怎么了?!我一人逛，新加坡还敢不认我，呵呵”
“当地人听到你满嘴松脆刮辣的京片子，还不把你往死里欺负?”
彼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陆人出国，一面观光，一面被观光。换成一般人，又是第一次见西洋镜，一瞅就让人给瞅矮了。淳于珊珊可不。他一双黑水银般的眼仁霎时就反咬住无论从哪个方向伸过来的猎奇的目光，即使对方逃得再及时，也难免被那眼仁咬着撵上一截。
他是这样的敏感、倔强而骄傲。
淳于珊珊来新加坡之前已经拍过《黄河大侠》、《百变神偷》、《聊斋故事》等卖座电影、他不仅外形俊朗，还有一身好功夫，与当时的李连杰几乎齐名。他和师姐来狮城也并非观光，而是被新加坡电视台当宝一样挖来撑场面。《联合早报》用整版篇幅报道这则新闻，连总统都卷入讨论。
到餐厅吃饭，无论他举止多么无懈可击，一开腔便出卖了自己。他像新大陆一样被餐厅里的哥伦布们热闹地围观。他们拿Coke逗他，“你在大陆见过这种金属筒吗?”“天花板上的四片船桨叫做电风扇，大陆有吗?”“大陆的冬天会下雪吗?”……尽管珊珊早已习惯被人群众星捧月地簇拥着，却不是以外国人的身份。
入乡随俗的第一关就是语言。于是乎，习惯了北京儿化音的卷舌头也被迫伸直了，辅以大量的“啦”、“嘞”、“哕”、“咩”等语气助词；讲中文要适当夹杂英文单词；垃圾要说成勒瑟；骂人的时候要用福建话……乔装打扮后的国语辨识度很高，珊珊很快就熟练掌握，并且能用“口音表演”。
但语言毕竟只是桥梁，并不是通向异国文化的护照。
新加坡仅有一家电视台，对高层来说，这里不过是晋官加爵的练兵场，人人都是来过渡的，顺便还能镀层金。我也是辗转了解到“新传媒”的一些情况：电视台演员的收入不会比TVB多，而且最受人追捧的男演员不是靠德艺双馨，而是靠一张熟脸，保险卖到“百万俱乐部”。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真相：新加坡的演员社会地位不高。年轻人因为好奇和虚荣报考演员培训班，速战速决地学一阵子，就能搁到镜头前独当一面了，台词和形体都不敢推敲。专业与敬业上更是没有办法与大陆的演员相比，可想而知这样的环境必定会让素养极高的淳于珊珊适应起来步履维艰。
因为这样的环境与珊珊脑袋里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8岁，珊珊在文工团里像坐老虎凳一样压腿，老师拿着一杆又光又亮，弹性十足的扫帚来回巡视，看准谁的动作没到家，上来就是一顿竹笋炒肉。“台上十分钟，台下时间功”这句唠叨听得耳朵起茧。下腰，手必须抓住脚踝，就是天塌下来身子也不能晃。珊珊从两腿之间看到墙上倒立的标语，“德艺双馨”、“艺无止境”。
如果你从小就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氛围里长大，你不会把表演只看成一种谋生手段。
淳于珊珊因《长河》而被提名“视帝”。他在剧中演的坏蛋和“容嬷嬷”有一拼。电梯里小朋友一看见他就被吓哭了，菜市场的阿婶干脆不做他的买卖，就连和他演对手戏的女演员在杀青之后仍不敢见他，一见面就直打哆嗦。也因为这次极其出彩的演绎，珊珊提名电视台“视帝”。虽然最后无缘夺奖，但是新加坡观众们对他的热情却是他在当地收获的最好的奖项。他们对珊珊作品的热爱跨越了文化差异上的冲突，也成为了对他的最好回报。
珊珊固然珍惜这份回报，但对一个演员来说，他最想要的还是发展的空间与格局。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座有洁癖的花园城市，不仅仅因为街道的每一个死角都像被高温灭菌过一样清洁，更重要的是它森严的法律和井然的秩序，让它看上去像一座不真实的乌托邦。对商业而言或许是温床，可对艺术创作绝非好事。难怪新加坡电视台要向香港和内地引进人才。迄今为止，新加坡的电视剧仍走不出粤语陈片的窠臼——不是那些拿着新身份的人才不想突破——只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魔咒。
这是珊珊第一次想到离开新加坡。这念头先是吓了自己一跳，可一旦产生，又很难放下。但他还缺少一种动力和鼓励。新加坡的安逸会让人异化的。他也曾一度想放弃九天揽月的雄心，只想伸手摘一只踮一踮脚就能够得着的果实。况且自己在新加坡的生活，用最通俗的眼光来衡量可谓完满：不仅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最关键的是自己已经和这个城市建立起关系：自家庭院里的树是亲手栽种的；到餐厅吃饭一旦被老板认出来少则打折多则免单；每次去品牌店即使没有消费已经被店员塞满礼物……虽是小恩小惠，但这代表了新加坡对珊珊的认可与热情。现在忽然斩断关系，重头再来，任谁都需要一些权衡与思量。
或许是天意。淳于珊珊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接拍了一部励志剧《出路》。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讲述一群来自福建的青年男女如何从家乡到新加坡谋生发展，几十年后又如何在新加坡扎根的的故事。有一大段戏需要在内地取景，珊珊再次回到内地，有探班记者采访他之后，写下“演员淳于珊珊阔别内地十年，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内心感慨万千”之类的句子。可事实上，珊珊虽然离开内地十年，但这十年内还是会经常回来探亲，所以对于内地的巨变他还是有一个渐进的接受过程。但是他并没有太过接触内地的娱乐产业，这一次在内地拍戏，他感叹最多的就是内地娱乐行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的潜力。他在新加坡拍摄的《真命小和尚》在内地播得很好，有很多粉丝认出了他，珊珊高兴之余，甚至有些感激。
《出路》中，珊珊饰演的男一号有一句特别鼓舞人心的话，“走出去，就是路。”观众是否能够被这句简单而朴素的话所感动，珊珊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珊珊已经决定要走出去。
北京篇
珊珊在新加坡当地塑造了诸多经典角色，就连当地的阿婆与小孩都对他的作品如数家珍。不过，即使这样，当他决定再次回到祖国大陆时，还是有稍许的忐忑。离开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于内地市场的不确定性多少给了他一些压力。
离开新加坡之前，珊珊与新加坡电视台的高层有过沟通。领导是新加坡当地人，在电视台工作十多年，以前别人找他都是单刀直入地说我要加薪，几毛几分都摊到桌面上谈判。但始终是文化冲突上的问题，珊珊的婉转表达在领导那里最终还是词不达意。
这次沟通不畅似乎应该归类为文化冲突。再一想——当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加薪?夺奖?争宠?好像都是，又好像不尽然。他当年是在“绿卡热”席卷神州大地的当口，被潮流携裹着稀里糊涂就未了新加坡。当地电视台领导即使没能足够理解珊珊的全部理念，但仍旧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