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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提及故乡，林贤治都会卷入一种复杂的心境中。他思念故乡，那里的田野、林木、农舍、道路;还有小屋，棕色的木门、备有夹板的桌子，屋内荧荧的油灯光;自然还有众多的父老乡亲。但是，他又常常“近乡情更怯”，一踏上那片土地，他的心是空的，父母走了，不少亲近熟悉的人走了。池塘不见绿水，黑油油一片，低矮的农舍间崛起几幢楼房，但空荡荡的，年轻人大都奔向城市，留下老人和小孩。
“有点苍凉，惆怅还轻了些。”采访中，林贤治淡淡地诉说着乡愁。他总在回与不回间徘徊，最终的决定往往是“回”，就像这个春节——他选择年后归乡。未归之前，他已有了一番设想：到翻修的小屋坐坐，和留守在家的几个旧友聚一下，聊聊天、喝喝酒。如果不出意外，还会有一些老熟人找上门来，请他看病。40多年前离乡时，他做过10年的乡村医生。
农民之子，想象着当众跳舞的幸福
林贤治的故乡位于南海边，是广东阳江市的一个村庄。作为逃离者，他每回望一次故乡，都会更加坚定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故乡是林贤治文学创作的出发地，“接受它的馈赠显然要比我所付出的多得多，”他说。
父亲是个读书人，曾做过私塾先生，后来成为村里的中医，为乡人治病。作为家中独子，林贤治身上多少寄托了父亲“耕读”的理想。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识字、读书，背唐诗、写书法。他自觉不同于村里的“野孩子”，从小被训练成了一个“边缘人”，既野性又规矩，既叛逆又怯弱。
11岁那年，林贤治到镇上读中学，父亲把他托付给谢绍祯老师。谢老师学识渊博，教林贤治从文学史入手，自由选择经典作品阅读。林贤治本就爱读书，自此更加勤奋，无论上课、下课都捧着一本书，每天一本，读《静静的顿河》，读五四文学，等等。“这些文学作品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它给了我一种人道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底色，再就是世界主义的眼光。”
这一阅读习惯一直持续到高中。在县里读高中时，林贤治尝试着在纸上写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文字。3年间，他写了20多首短诗，一首长诗，两个小诗剧。此外，他还写散文、杂文、日记，这些诗文后来被同学举报。因思想言论问题，他受到学校批判，最后没有拿到毕业证，只得回乡务农。19岁那年，他与高中同学结了婚，开始乡村生活。每逢夏收夏种，“天上烈日炙烤，脚下田水蒸腾，十足的‘赴汤蹈火’”。若遇上大雨，根本无须躲避，身上常常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要是一生能平稳地做一个农民，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林贤治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殊不料，所谓的安稳都是短暂的。因家庭出身，林家频遭厄运。几番波折后，他继承父业，经大队允许，成了一名乡医。
治病救人之余，林贤治不忘阅读和写作。1974年，经一位同乡诗人推荐，他在《广东文艺》上发表了3首赞美知青农场的诗，这是他的作品首次公开发表。随后，“一种表现欲跟着急剧膨胀起来”，他边写边投稿，有些被通知留用，但因“政审”关系，未能发表。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想起鲁迅。“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失败、痛苦，你是受侮辱者、受损害者，会更好地理解鲁迅。”他反复阅读鲁迅的作品，并用文字记录所感所悟。为避免再被举报，林贤治找来一个木匠朋友，给自己桌子的抽屉做了一个夹层，每写好一页就放进去。那些与鲁迅有关的十几篇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还有一部书稿，一首未完成的长诗。
“鲁迅当年说他是戴枷锁跳舞，我却是在枷锁中静静地待着，想象着当众跳舞的幸福。”他说。
1980年，《花城》杂志创刊，急需人才，负责人发现了林贤治的写作才能，将他借调到广州。一个早晨，夜雾未尽，林贤治告别栖居多年的小屋，奔赴省城。多年后，他忆起诱惑他决绝离乡的缘由，说：“大都市有博物馆、图书馆、现代出版物，凡这些，都只能是小屋里的梦想。”
当时的他，渴望在一个宽阔自由的现代生活空间里，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的疆土。
思想界的“野马”
林贤治开拓疆土的工具是编辑和写作。
到广州后，他先编《花城》，后编《青年诗坛》，自己也写诗，接触和推荐大量大学生诗歌。1983年，他在《青年诗坛》上发表了骆一禾的诗。当时，骆一禾还在北大读书。后来两人通信交流，骆一禾不忘谈论所谓的“《诗坛》时代”。第二年，《青年诗坛》停刊。
在《花城》工作40年，林贤治分内的工作是编书和审稿。这些年，他主编的书刊数十种，编选图书上百种，责编的书更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文化积累”，如“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等;一类为思想启蒙，如《曼陀罗译丛》《花城译丛》等;还有一类创作，如《文学馆》《紫地丁诗丛》等。
编书多年，林贤治有着自己的原则。1995年，他与邵燕祥曾一起主编丛刊《散文和人》。邵燕祥在文坛颇有名望，拉来很多名人来稿。但稿子到了林贤治手中，若不符合标准，他一律退稿。“我退了很多稿，冯亦代、董乐山等名家我都退过稿子。”不过，退稿时他都会给对方写信，坦率表达意见。此外，作为编辑，他认为自己有一种责任——发现人才。他引用鲁迅的话说，“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又说要看“地底下”，意思是：要重视小人物，注重新人培养。
林贤治毫不避讳自己对鲁迅的崇拜。受鲁迅影响，他从来没有停止思考，没有放下纵意批评的姿态，因此有学者称他为中国当代思想界的“野马”。
林贤治以个性十足的写作享誉文坛，这种个性一方面来自于他的文人脾气。作为文学评论者，他文笔犀利，不留情面。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中，他称刘白羽、杨朔的散文是“盲目乐观的宣传说教”，王蒙“最大的艺术是调和的艺术”，余秋雨则是沉溺在“死文化”中表现出“恶俗的才子气”……连好友邵燕祥，他也毫不客气，有所批评。
另一方面，他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2007年，他出版《旷代的忧伤》，写意大利殉道者布鲁诺、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波兰女革命家卢森堡，写陈寅恪、顾准等，讲他们的为人行事，探索、奋斗、困顿和坚守。两年后，该书在第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上获头奖，颁奖词是：“为我们描绘了众多思想者的画像，勾勒了一幅人类自由精神的价值谱系。”
林贤治现已退休，被返聘继续编书。他一手写作，一手编书，“两辆马车，一条道路直通罗马”。生活简单而有规律：绝少参加3人以上的聚会，也不参加任何学术研讨会，觉得“无非借机彼此捧场，互相抚摸一下罢了”。每天下午4点准时上班，工作到7点多，回家吃过饭后继续看书、写作，一般会持续到凌晨3点。
铺就一条“通往母亲的路”
因为离乡多年，林贤治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背弃者”。这个背弃者，天生脆弱，总也抵御不住乡愁的侵袭。
两年前，三姐病故，他陷入伤感、迷乱之中，几乎不能做事。幸而还有写作，他整理好心绪，“从零乱中极力找寻记忆的碎片，意图拼凑一篇关于三姐的文字，结果不能成章，终止了”。之后，他由此出发，陆续写成另一组文字，讲述村中父老兄弟的故事，有父母、有堂嫂、有老师、有同学……三代人的命运，贯穿了中国南方一个小村落70多年的历史。最终，这些文字都收入新书《故园》中，谱写出一首关于沦陷、守望与流亡的悲怆交响乐。
《故园》的开篇，写的是母亲，3万多字，铺就了一条“通往母亲的路”。
母亲是邻村人，一个土匪的女儿，年少丧父，9岁时做童养媳，林家仅付了九吊钱。“这便是母亲生命的价格了。”林贤治说。16岁那年，父母举办了一个简单的中式婚礼，婚后不久，父亲到外地教私塾，母亲一人在家侍奉祖母，生儿育女，垦田种地。
母亲无所长，几乎把心血全耗在土地上。她整日沤在地里，想方设法在有限的地里播下更多品种，收获更多果实，后来还开出两块荒地。“在劳动中，她是主角，她主宰生活。她知道种子是怎样成为果实的，所以她坚守自己，不指望他人的赏赐，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从不怠惰，从不屈服，直到最后。”林贤治说，母亲是普通的、没文化的、笨拙的，也是勤劳的、善良的、诚实淳厚的，像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一样。
三姐的故事没有单独写出，嵌在了关于母亲的长文中。公社化时期，她在农业中学读书，与一年轻老师相恋，老师是地主的儿子。“大跃进”下马，中学解散，老师父母亡故，远走省城谋生。三姐不顾家人反对，紧随恋人而去，天天跑工地，做临时工。后来，两人成婚，恰逢广州出现“大逃港”风潮，姐夫逃去香港，三姐因病错过，夫妇二人两地相隔。其间，三姐割草卖钱，多次铤而走险偷渡未果，直到1980年获准去香港，当她到了那边，才发现男人已另有家庭。
在农村，女性举步维艰。林贤治身边发生过很多悲剧故事：堂伯父的女儿阿毛，一出生就被打上“地主的女儿”的烙印，母亲背着年少的她挨批斗、修路、架桥;美芬从小爱唱歌，有次跟矿区干部的儿子到山上学唱歌，被村里人议论，后来住到镇上大姐家，又因贪恋唱歌与邻居小伙儿交往频繁，最终被母亲拆散，安排嫁进城里，摆摊卖水果……
“处于不断的动荡、变动之中的农村生活，不是和平的、安静的，没有这个东西。”这里几乎没有人能全身而退。在《故园》中， 这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构成一部乡村命运史。“整部历史是冲突的、撕裂的，即如一条浑浊的河流，常有不测的风涛兴起。”
“乡村没有田园诗。”他说。
林贤治几乎每年都回乡，越来越感觉“回不去了”。有人离开，有人老去，村庄有更新和生长，亦有溃败。乡村正在出现种种断裂：农民有了房屋，生活质量提高，温饱不愁;但养老金匮乏、空心化、教育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民骨子里的质朴与土地连结在一起的道德也不断遭破坏。”想起故乡，他这个背弃者时常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无助。
这次回乡，林贤治打算多待些日子。
如今，他正在读《时间的噪音》，这本书讲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故事。受其啟发，林贤治计划写一部小说，主角是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讲述他与一位诗人、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的故事。
“然后，或许再回到故园中来。”林贤治说。他对写作充满激情，“写作是最切合我个人的方式，也是最自由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尽可能地接近生活和生命中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