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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的龙羊峡、拉西瓦，到长江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祖国大地从南到北各大水电站的坝址，几乎都留下了张光斗的足迹。年轮显示着树木的年龄，而张光斗的人生是以一座座水坝为年轮的。
“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何梁何利奖”、“水利功勋奖”、“哈兹(Haas)国际奖”、“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对荣誉，年逾90高龄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看得很淡。他最关心的是还能为祖国做多少工作，“我感到很是惭愧，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感到受之于人民多，为人民工作得少。”不尽江河水，悠悠报国心
张光斗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在福山镇海关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兄弟四个，全家靠父亲的微薄薪金维持温饱。他的童年时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母亲治家非常节省，每日粗茶淡饭。我总是穿哥哥的旧衣，能吃到一个鸡蛋就是过节了。”张光斗说：“我的童年梦想，就是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负。选择水利专业，是认为它可以为民造福。”1934年秋，他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出国前，他到国内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事业不兴，人民生活艰苦，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为民造福、奋发求学的决心。
在美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后，他又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张光斗婉拒了导师的再三挽留，毅然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当时，您在美国的学习环境那么优越，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了国?”张老爽朗一笑。然后，他似乎是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为什么要回国?因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对张光斗来说，优厚的物质利益诱惑怎敌得过他对祖国江河的拳拳爱恋。从此以后，张老把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水电。
提到周总理，张老翘起了大拇指，说：“伟大的人。”张光斗家里的墙上，周总理、三峡、丹江口、隔河岩、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照片挂成一排。照片上周总理睿智、深沉的目光望着远方，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正是张光斗几十年来无比热爱的水利水电工程。而当我们请张老谈一谈对哪一项工程最满意时，他却说：“没有什么满意的，成功了，这一要归功于领导，没有好的政策修不起这么多的工程，二要归功于几十万肩扛手推的民工和解放军，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工程就无法建成。”直到现在，他还在为自己在工程设计中所考虑的不当之处感到内疚。
张光斗不仅重视设计，也非常关心施工实践。三峡工程开工时，他已是八十余岁的高龄。但他每年必来三峡工地，每至工地，必到施工现场。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大家总是力图劝阻他不要到一些高空和可能发生危险的地点。但是，这些劝阻总是无效的，有时甚至遭到责备。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工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1997年年底，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完成后，三峡总公司曾邀请一批当年参加美国垦务局三峡工程设计的工程师重访三峡，这批年逾古稀的老工程师们面对浩大的工程建设现场，均感慨不已。美籍华人徐修惠先生深情回忆了当年的往事。他说，是张光斗先生以三峡工程鼓励他，他才选读水利工程专业，并参加了当年的合作设计。
1999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张光斗任副组长，每年两次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肩负着“世界一号工程”建设质量检查的神圣职责。这位面容慈祥的耄耋老者，常常头戴颇为醒目的乳白色塑料安全帽，身着似乎不合时尚的略微褪色的蓝色中山服，脚蹬膝盖高的黑色胶靴，迈着稳健的脚步，奔波在喧闹的施工现场，不时挥动那双戴着洁白手套的双手，与施工者进行坦率的交谈；在工地常常还爬脚手架、下基坑，仔细地检查着混凝土浇筑和金属结构的安装质量。2000年末，张光斗为考察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硬是从基坑顺脚手架爬到底孔位置，眼睛看不清，就用手去摸孔壁。他说：“我爬到56(米)高程，实在是爬不动了，要不然……”后来张老在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极力坚持修补导流底孔，确保工程质量。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原电力部副部长陆佑楣被张老的精神感动得当场掉了眼泪。
张光斗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和密云水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设计、施工，到运行、加固，40多年来，他始终关心、指导着水库工程的安全运转与效益发挥。到了耄耋之年，他关心密云水库情况的心态始终不变，而且是越来越强烈，经常关心密云水库的运行状况，他考虑事务的惟一准则是人民的利益。他每年几乎都要上密云水库去转转看看，即便有一次发生车祸，差一点翻车，他也从不改变。清华园里桃李芳。繁华时节道春秋
1949年10月，张光斗到清华大学任教，并从此留在清华大学工作。他的学生、清华大学水电系教授谷兆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上世纪50年代张光斗带着他们去官厅水库实习的情景：“当时官厅水库正在施工，由北京到官厅，每天只有一趟夜车，从清华园晚上上火车，于凌晨两三点到沙城土木车站，再搭汽车去工地。火车到土木小车站，站台上只有一间小房，泥地，几平方米，连一个小凳子、一块砖头都没有。半夜三更到了小站，也没法去找工地运输队，全队就在小车站上席地而坐，靠墙休息，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屋外寒风刺骨。张先生当时近40岁，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每次都精神抖擞地带领大家坐以待旦，前往工地。”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张光斗就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上世纪60年代，他花费大量精力，搜集国内外的资料，结合个人多年工程实践的经验，编写了一部《水工建筑物》专著；即将出版之时，“文革”开始了，几百万字的书稿在浩劫中散失。后经他数年的辛勤努力，每日伏案疾书数小时，手持放大镜重新著书立说。相继于1992、1994、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和《专门水工建筑物》三部专著，以此作为他对祖国工科教育事业的再次奉献。
张老后来虽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但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大河、建设工地，他涉足过无数的江河、闯过无数的险滩。为了查勘到第一手资料，他时常像壁虎一样匍匐爬行于悬崖峭壁，有时甚至如野人般露宿荒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没有哪一座重要的大坝遭遇重大技术难题时，没有得到过张老的指导；而直接聆听过张老指导、得以在工程建设中攻克难题的中国水利工程师，更是难以胜数，绝不仅限于张先生亲自培育的清华学子。念及张光斗对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卓越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称赞 他为“当代李冰”。无论是站在三尺讲台，还是攀行于崇山峻岭，无论是埋头搞设计，还是参加国家重大咨询会议，张光斗都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以兢兢业业、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感染着周围的每—个人。
两鬓多年作雷，存心至老还丹
清华大学西南角那处幽静而普通的教师住宅区里，—个竹篱笆围成的小院便是张光斗院士的寓所。高大的槐树茏茏葱葱，空气中能嗅出牵牛花的香气。院中有两棵枝叶茂盛的枣树，夫人钱玫荫亲手栽种的两排整齐的玉簪花使小院绿意盎然。房子是简单的二层小楼，进入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周恩来总理和三峡工程、密云水库：葛洲坝水库的照片，屋里简陋的家具和摆设沉淀了厚厚的记忆。他的背如弓一样驼曲着，头颅却倔强地高扬着。
在卧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台电脑。因手抖得厉害写字很吃力后，老人在85岁时就开始学习用计算机打字。当记者得知56万字的自传书稿《我的人生之路》是张老在放大镜的帮助下自己在计算机上—个字—个字地敲进去时，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翻开自传，张光斗笃定科技报国、志在江河安澜的人生追求如叶脉般清晰可辨。老人经常要工作到夜里10点、11点以后才睡，因为对他，时间总是不够。
在清华园里，人们常常可以看见这位佝偻着身子的老人，从家步行去办公室上班。他如今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工作强度不亚于一个年轻人。岁数大了，张先生外出的时间相对少了些。也许是一辈子跑惯了水利工地，家里的清净和悠闲他很难适应。每天吃完早饭，他都要步行近2公里赶到办公室，进门第—件事情是浏览当天的报纸和信件。在办公室里，他用王大珩院士给他特制的高倍放大镜阅读全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发来的资料，办公桌上常常放着《中国三峡工程报》和《黄河报》、《人民黄河》。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来自国内外的资料文献，密切关注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进展情况，密切关注水利水电学科的研究发展，对中国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宏观政策、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等问题进行思考，尽力做他认为有价值的一切事情。遇到他认为不对的事，马上就会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者写信，提出建议，呼吁呼吁。如果问题特别重大，他会搜集大量资料，拿出充分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清华大学11公寓12号，这栋老屋陪伴着张先生走过了45年的人生历程，在2000年蓝旗营的院士楼建成的时候，他坚持还要住在这里，理由很简单：“要把地方留给年轻的教师，他们住的地方还不够。”他就是这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时候，他说，现在素质教育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但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是怎么做人!那时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以谈个人利益为耻，现在一些大学生处处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处处是个人主义当先，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说过去的坎坷际遇、是非恩怨都如风飘逝，不再追怀也无需追怀了，老来丧子的哀痛却是刻骨铭心、无论如何也难以释怀的。1980年夏天，张光斗唯一的爱子因脑溢血病逝，年仅37岁。当时他正在葛洲坝工地审查设计方案，“当我从工地返回家中，看到6岁的孙女正站在灵床前哭泣，我心如刀绞。”可为了对工程设计负责，张光斗硬是强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在追悼会结束后的两天时间里，和泪写出一份大坝工程审查意见书，分送水利部和设计单位。“再苦再难，能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心也安了。”对张光斗来说，惟有加倍地工作，才能排遣心中的哀痛，才能告慰九泉下的亡灵。老人不幸丧子，女儿又在国外，只能与体弱多病的老伴相依为命。1996年，在清华大学党委和学校教育基金的支持下，清华园社区服务中心老龄互助服务社成立了。服务社成立后，工作人员特别关照两位老人的生活。两位老人不仅享受着服务社工作人员精心的照料，平时还经常参加社里组织的活动。服务社的同志说，像张光斗老人这样的国家有功之臣，我们再怎么关心都不过分，再怎么照顾都不够。
张光斗爱管“闲事”、常生“闲气”、好批评人的“毛病”是出了名的。和他接触的人稍有不慎，就会被抓住“小辫子”，然后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通分析和议论，连带质问、呵责，直至对方哑口无言。看到学生宿舍的水龙头没关上，他会跑过去，边关水龙头边大声训斥：“你们这些小年轻的，早晚有一天会尝到没水喝的滋味。”在一些企业参观，管理者大讲生产线是从某某国家进口的、如何如何先进，他马上跟上一句：“在消化、吸收方面，你们做了些什么?”到基层调研，目睹个别官员乘坐豪华轿车，终日大吃大喝，他的脸色立即阴沉下来，眼光直直地逼视过去：“你如此排场，当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不熟悉的人可能对张光斗的咄咄逼人感到不舒服，可回过头来静心细想，老先生只是借机一吐心中块垒，是对事不对人的，而他关心的问题又何尝不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
“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何梁何利奖”、“水利功勋奖”、“哈兹(Haas)国际奖”、“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对荣誉，年逾90高龄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看得很淡。他最关心的是还能为祖国做多少工作，“我感到很是惭愧，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感到受之于人民多，为人民工作得少。”不尽江河水，悠悠报国心
张光斗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在福山镇海关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兄弟四个，全家靠父亲的微薄薪金维持温饱。他的童年时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母亲治家非常节省，每日粗茶淡饭。我总是穿哥哥的旧衣，能吃到一个鸡蛋就是过节了。”张光斗说：“我的童年梦想，就是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负。选择水利专业，是认为它可以为民造福。”1934年秋，他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出国前，他到国内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事业不兴，人民生活艰苦，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为民造福、奋发求学的决心。
在美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后，他又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张光斗婉拒了导师的再三挽留，毅然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当时，您在美国的学习环境那么优越，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了国?”张老爽朗一笑。然后，他似乎是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为什么要回国?因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对张光斗来说，优厚的物质利益诱惑怎敌得过他对祖国江河的拳拳爱恋。从此以后，张老把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水电。
提到周总理，张老翘起了大拇指，说：“伟大的人。”张光斗家里的墙上，周总理、三峡、丹江口、隔河岩、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照片挂成一排。照片上周总理睿智、深沉的目光望着远方，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正是张光斗几十年来无比热爱的水利水电工程。而当我们请张老谈一谈对哪一项工程最满意时，他却说：“没有什么满意的，成功了，这一要归功于领导，没有好的政策修不起这么多的工程，二要归功于几十万肩扛手推的民工和解放军，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工程就无法建成。”直到现在，他还在为自己在工程设计中所考虑的不当之处感到内疚。
张光斗不仅重视设计，也非常关心施工实践。三峡工程开工时，他已是八十余岁的高龄。但他每年必来三峡工地，每至工地，必到施工现场。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大家总是力图劝阻他不要到一些高空和可能发生危险的地点。但是，这些劝阻总是无效的，有时甚至遭到责备。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工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1997年年底，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完成后，三峡总公司曾邀请一批当年参加美国垦务局三峡工程设计的工程师重访三峡，这批年逾古稀的老工程师们面对浩大的工程建设现场，均感慨不已。美籍华人徐修惠先生深情回忆了当年的往事。他说，是张光斗先生以三峡工程鼓励他，他才选读水利工程专业，并参加了当年的合作设计。
1999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张光斗任副组长，每年两次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肩负着“世界一号工程”建设质量检查的神圣职责。这位面容慈祥的耄耋老者，常常头戴颇为醒目的乳白色塑料安全帽，身着似乎不合时尚的略微褪色的蓝色中山服，脚蹬膝盖高的黑色胶靴，迈着稳健的脚步，奔波在喧闹的施工现场，不时挥动那双戴着洁白手套的双手，与施工者进行坦率的交谈；在工地常常还爬脚手架、下基坑，仔细地检查着混凝土浇筑和金属结构的安装质量。2000年末，张光斗为考察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硬是从基坑顺脚手架爬到底孔位置，眼睛看不清，就用手去摸孔壁。他说：“我爬到56(米)高程，实在是爬不动了，要不然……”后来张老在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极力坚持修补导流底孔，确保工程质量。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原电力部副部长陆佑楣被张老的精神感动得当场掉了眼泪。
张光斗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和密云水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设计、施工，到运行、加固，40多年来，他始终关心、指导着水库工程的安全运转与效益发挥。到了耄耋之年，他关心密云水库情况的心态始终不变，而且是越来越强烈，经常关心密云水库的运行状况，他考虑事务的惟一准则是人民的利益。他每年几乎都要上密云水库去转转看看，即便有一次发生车祸，差一点翻车，他也从不改变。清华园里桃李芳。繁华时节道春秋
1949年10月，张光斗到清华大学任教，并从此留在清华大学工作。他的学生、清华大学水电系教授谷兆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上世纪50年代张光斗带着他们去官厅水库实习的情景：“当时官厅水库正在施工，由北京到官厅，每天只有一趟夜车，从清华园晚上上火车，于凌晨两三点到沙城土木车站，再搭汽车去工地。火车到土木小车站，站台上只有一间小房，泥地，几平方米，连一个小凳子、一块砖头都没有。半夜三更到了小站，也没法去找工地运输队，全队就在小车站上席地而坐，靠墙休息，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屋外寒风刺骨。张先生当时近40岁，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每次都精神抖擞地带领大家坐以待旦，前往工地。”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张光斗就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上世纪60年代，他花费大量精力，搜集国内外的资料，结合个人多年工程实践的经验，编写了一部《水工建筑物》专著；即将出版之时，“文革”开始了，几百万字的书稿在浩劫中散失。后经他数年的辛勤努力，每日伏案疾书数小时，手持放大镜重新著书立说。相继于1992、1994、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和《专门水工建筑物》三部专著，以此作为他对祖国工科教育事业的再次奉献。
张老后来虽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但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大河、建设工地，他涉足过无数的江河、闯过无数的险滩。为了查勘到第一手资料，他时常像壁虎一样匍匐爬行于悬崖峭壁，有时甚至如野人般露宿荒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没有哪一座重要的大坝遭遇重大技术难题时，没有得到过张老的指导；而直接聆听过张老指导、得以在工程建设中攻克难题的中国水利工程师，更是难以胜数，绝不仅限于张先生亲自培育的清华学子。念及张光斗对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卓越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称赞 他为“当代李冰”。无论是站在三尺讲台，还是攀行于崇山峻岭，无论是埋头搞设计，还是参加国家重大咨询会议，张光斗都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以兢兢业业、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感染着周围的每—个人。
两鬓多年作雷，存心至老还丹
清华大学西南角那处幽静而普通的教师住宅区里，—个竹篱笆围成的小院便是张光斗院士的寓所。高大的槐树茏茏葱葱，空气中能嗅出牵牛花的香气。院中有两棵枝叶茂盛的枣树，夫人钱玫荫亲手栽种的两排整齐的玉簪花使小院绿意盎然。房子是简单的二层小楼，进入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周恩来总理和三峡工程、密云水库：葛洲坝水库的照片，屋里简陋的家具和摆设沉淀了厚厚的记忆。他的背如弓一样驼曲着，头颅却倔强地高扬着。
在卧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台电脑。因手抖得厉害写字很吃力后，老人在85岁时就开始学习用计算机打字。当记者得知56万字的自传书稿《我的人生之路》是张老在放大镜的帮助下自己在计算机上—个字—个字地敲进去时，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翻开自传，张光斗笃定科技报国、志在江河安澜的人生追求如叶脉般清晰可辨。老人经常要工作到夜里10点、11点以后才睡，因为对他，时间总是不够。
在清华园里，人们常常可以看见这位佝偻着身子的老人，从家步行去办公室上班。他如今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工作强度不亚于一个年轻人。岁数大了，张先生外出的时间相对少了些。也许是一辈子跑惯了水利工地，家里的清净和悠闲他很难适应。每天吃完早饭，他都要步行近2公里赶到办公室，进门第—件事情是浏览当天的报纸和信件。在办公室里，他用王大珩院士给他特制的高倍放大镜阅读全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发来的资料，办公桌上常常放着《中国三峡工程报》和《黄河报》、《人民黄河》。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来自国内外的资料文献，密切关注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进展情况，密切关注水利水电学科的研究发展，对中国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宏观政策、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等问题进行思考，尽力做他认为有价值的一切事情。遇到他认为不对的事，马上就会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者写信，提出建议，呼吁呼吁。如果问题特别重大，他会搜集大量资料，拿出充分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清华大学11公寓12号，这栋老屋陪伴着张先生走过了45年的人生历程，在2000年蓝旗营的院士楼建成的时候，他坚持还要住在这里，理由很简单：“要把地方留给年轻的教师，他们住的地方还不够。”他就是这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时候，他说，现在素质教育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但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是怎么做人!那时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以谈个人利益为耻，现在一些大学生处处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处处是个人主义当先，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说过去的坎坷际遇、是非恩怨都如风飘逝，不再追怀也无需追怀了，老来丧子的哀痛却是刻骨铭心、无论如何也难以释怀的。1980年夏天，张光斗唯一的爱子因脑溢血病逝，年仅37岁。当时他正在葛洲坝工地审查设计方案，“当我从工地返回家中，看到6岁的孙女正站在灵床前哭泣，我心如刀绞。”可为了对工程设计负责，张光斗硬是强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在追悼会结束后的两天时间里，和泪写出一份大坝工程审查意见书，分送水利部和设计单位。“再苦再难，能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心也安了。”对张光斗来说，惟有加倍地工作，才能排遣心中的哀痛，才能告慰九泉下的亡灵。老人不幸丧子，女儿又在国外，只能与体弱多病的老伴相依为命。1996年，在清华大学党委和学校教育基金的支持下，清华园社区服务中心老龄互助服务社成立了。服务社成立后，工作人员特别关照两位老人的生活。两位老人不仅享受着服务社工作人员精心的照料，平时还经常参加社里组织的活动。服务社的同志说，像张光斗老人这样的国家有功之臣，我们再怎么关心都不过分，再怎么照顾都不够。
张光斗爱管“闲事”、常生“闲气”、好批评人的“毛病”是出了名的。和他接触的人稍有不慎，就会被抓住“小辫子”，然后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通分析和议论，连带质问、呵责，直至对方哑口无言。看到学生宿舍的水龙头没关上，他会跑过去，边关水龙头边大声训斥：“你们这些小年轻的，早晚有一天会尝到没水喝的滋味。”在一些企业参观，管理者大讲生产线是从某某国家进口的、如何如何先进，他马上跟上一句：“在消化、吸收方面，你们做了些什么?”到基层调研，目睹个别官员乘坐豪华轿车，终日大吃大喝，他的脸色立即阴沉下来，眼光直直地逼视过去：“你如此排场，当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不熟悉的人可能对张光斗的咄咄逼人感到不舒服，可回过头来静心细想，老先生只是借机一吐心中块垒，是对事不对人的，而他关心的问题又何尝不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