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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麓，原名刘小麓，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现居美国。
起先是因为奶奶在洛阳九中的家没通暖气，每年冬天便来郑州暂住，待来年春风回暖牡丹花开，仍回洛阳生活。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奶奶在郑州的时间越来越长，回洛阳的次数越来越少，渐渐就留在了郑州。
和奶奶相处久了，发现她说话用词很是气派，她会把电视遥控器称作指挥板，会把书房称作图书馆……还有一次，奶奶一本正经地跟我爸和我叔说，“想去趟北京。”可那时她已经九十多岁，腿脚也不灵便，根本不可能长途旅行。
我们问：“要去北京干嘛？”
“就到那天安门坐坐，看看北京的人民。”
我们拍掌大笑：“哎呦喂，您胸怀博大嘿！”
奶奶见我们打趣她，也跟着笑得耸肩抖背。
奶奶一向健朗，只是耳朵聋，跟她说话必须要嘴巴紧贴她耳边声嘶力竭地吼上几遍，她才能明白。一二十年前在洛阳时，她还使用助听器，会听听《新闻联播》，可后来不用了，总把助听器搁置在卧室木桌的中间抽屉里。除了她跟不上电视机里的语速这一原因外，更重要是她觉得那个助听器里的世界太过嘈杂，实在不堪长期佩戴。可奶奶又不是全聋，她还有交流的需求，而拒绝使用助听器后我们跟她交流起来非常辛苦，每次说上五分钟就口干舌燥地喘不过气。
我不是个有耐心的人，总希望奶奶问我的都是简单疑问句，这样我只用点头摇头就可以完成交流，而当她问特殊疑问句时，我就不得不费力应答。后来我们在交谈中渐渐发明了一套只有我俩懂得的手语，我甚至会尽可能用这寥寥几个手语回答她的所有问题，从而减少我扯着嗓门的次数。
比如奶奶问我，“爸爸去哪里了？”我用手比出高个子的样子，意思是，爸爸去高个子的武叔叔家了。武叔叔来我家做過客，奶奶记得他，特别是记得他个子很高。所以只要我爸出门，我一律都推在武叔叔身上，这就导致后来武叔叔来我家，奶奶就跟他说我爸老去找他喝茶聊天，总麻烦他招待我爸。我想武叔叔听到这话定会感到莫名其妙吧。
而我最常用的一个手势，是指指我自己，然后摆摆手，意为“我不知道”。这个手势便捷有效，它不仅是个答案，还代表交流的结束，无需多言。
因为聋，没人愿意陪奶奶没头没尾地闲聊，都是做些简约有效的回答，看她那么爱问这问那，总嫌她一把年纪还操心儿孙们处理不好自己的事情，于是跟她说，“你不要瞎操心了，我们会处理好的，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奶奶每次点头，但仍忍不住去关注、询问——她实在是个精力旺盛的老人。
我读研三的那年冬天，爸爸打来电话，说奶奶胯骨摔断了，需要做手术。我赶回郑州时，洛阳的明伯伯、伟伯伯已经先到了，日夜守在医院帮忙照料。奶奶那时将近九十三岁，连医生也只敢采用相对保守的手术方案，虽说手术顺利，可奶奶的腿部因肌肉萎缩，无法再像年轻人一样通过锻炼彻底康复，一出院便躺在家里新买的那张多功能病床上，从此不能下地，不能再随心所欲走来走去。她不得不学会“听从”，听从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决定她是否该继续留在客厅跟大家一起看电视，或者她是否该回卧室早早休息。
奶奶是个乐观的人——也许我在安慰自己说奶奶于晚年也算幸福。人会有很多需要和欲望，我却不愿悉心领会奶奶心中纷繁复杂的诉求，而把它们简化成一条干巴巴的信念，即奶奶最大的人生心愿莫过于和她的两个儿子——爸爸和叔叔——生活在一起，而奶奶这个心愿已经实现，所以不论她身处怎样的局面——不能走路、无法自主、整日躺在床上忍受着腰酸背痛，她“应该”都是幸福的。
奶奶会自得其乐，虽然躺在病床上，她仍爱哼歌，爱背诵唐诗宋词，偶尔唱两声豫剧。她还喜欢咖啡的浓香，见我端杯咖啡给她时偶尔会来句“Thank you”挑逗我的耳膜。
奶奶更爱看书，大大的鼻头上叠架着两幅老花镜，手中还攥着把放大镜一行行认读那些圆鼓鼓的变了形的文字。她什么书都看，连金庸全集都看了个遍。不过凡是奶奶经手的书都很容易弄脏弄破，有时她打个盹儿醒来，老花镜和书本便不翼而飞。她翻来覆去摸找半天无果，常常求助于我们。我每次也得费很长时间才能找到，那眼镜总窝在被子褶皱的偏僻角落，而书本可能莫名其妙地被压在她身后。当我把书从她背后的毛衣处抽出来时，封皮和书脊已然揉得稀烂。
每次奶奶看到我捧着本书，就会问我在看什么，还向我借阅，可我是个爱惜书籍又极不愿意借给别人的那种人，总是不顾情面地拒绝。我会另找本旧书，或者找本没什么营养的畅销书打发奶奶，譬如《一生必读的60本书》之类，揉烂了也不心疼。
有一次，奶奶非要看我手里的那本，并一再保证她会爱惜，我便把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借给了她，与其说相信她不会弄烂，不如说更好奇她如何看待这本意识流小说。那本书在还给我时确如她所保证的崭新完整，可奶奶评价道，“写嘞不咋着。”自此便放弃了我手中的文学读物。正好那几年养生书大行其道，忘了是谁送了本给奶奶，她遂痴迷于此，将上面的每句话都奉为圭臬，从此拒绝吃西瓜和香蕉。
可不论奶奶再如何乐观，久卧病榻之人终究要慢慢萎缩、慢慢老去、慢慢失却她所留恋的生命力。以前和奶奶住在一起，并不感觉这种变化，自从去了上海，每年再回郑州，就会发现那变化之猛烈。我总夸赞说，“奶奶气色真好，精神也好，脸红扑扑的，吃得肥嘟嘟的。”心中却愕然于那微微脱了型的瘦，可越瘦越要反着说胖，仿佛那些肯定的词语说多了便会巫术般地奏效。
随着身体的衰弱，奶奶出现了幻听。有次回郑州，奶奶对我说，“郑州这地方风气不好，那些人大半夜都不睡觉，在街上唱戏。还是洛阳好，安安静静的，人都规规矩矩的。”奶奶问我，“你晚上听到了吗？”一开始，我还耐心跟她解释，可她说得多了，我也有些烦。一天，奶奶又提及夜半高歌的事，我就站在奶奶对面用正常音量说，“晚上没人在外面唱戏。”奶奶听不见我说什么，就抬起身，把耳朵侧向我，“啊？你说什么？”我继续用正常音量重复了几遍，奶奶因听不到而紧皱眉头一脸焦躁，这时我才趴在奶奶耳边喊道，“你要能听到外面唱戏的声音，就应该听到我刚才的话。你想想看，我说话你都听不到，你又怎么能听到街上有人在唱戏呢？”可奶奶驳得振振有词，“你小孩子家，晚上睡得沉，所以听不见。我晚上经常睡不着，所以能听到。”我也懒得再跟她理论了。 后来常听爸爸说，奶奶出现幻听后偶尔也会犯糊涂，甚至认不出周围的人，但那种情况很短暂，很快就清醒了。
去年临近过年，我从上海回到郑州，爸爸待我进门就催促我先去和奶奶打招呼，他则忙着在厨房准备饭菜。我走进卧室，看奶奶正仰面躺在床上发愣，嘴巴微微动着，神情若有所思。我走到她床边，拉拉她的手，她看到我，便迟疑着抓着床架子微微抬起上身，又扶着眼镜在我脸上辨认了将近一分钟，接着，一种携带着迫切、激动、惊恐和喜悦的叫喊从奶奶的胸腔突如其来地迸发，“孩子，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爸爸知不知道你回来了？”说着就紧紧攥住我的手，涕泪横流。
那破了喉咙的嗓音中并无亲人重聚时的温暖柔情，而是裸露出骨肉的疼痛。奶奶那种百感交集和无法自持的表情，那种握住我的手的生猛力量，所表达的都不是欢欣，而是对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相见的恐惧，对自己生命无常、时日无多的惊慌。我甚至觉得，她死死攥着的并非是我的手，而是攥着一个生命的延续，她要把这生命的延续拉将回来，拉到自己身边，甚至拉回自己体内，以便甩開她每日每夜都要独自承载的恐惧和惊慌。
所以，我感到奶奶手心中有一种强迫的力量，强迫我跟她一起去面对那陷入在她双眼深处的一落千丈的无底洞窟，而在那一时那一刻，我只有背转身去的渴望——我只是朝奶奶笑笑，说，“我回来了，刚到家。”然后从她的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摸摸她的脸颊和头发，算是打完了招呼，然后到厨房陪着爸爸说长道短，讲讲这一年来在上海的生活，顺便把刚才同奶奶的那场会面硬生生抛在脑后——唯有如此，我才感到轻松，才感到我终于不必被奶奶拖拽着抵达人生最终极的那团无名的黑暗。
过年那些天，家里的亲人越聚越多，奶奶又开始能享受起她周遭的这摊热闹。到了大年初一，鹤壁、洛阳的伯伯们率领众儿孙辈来看望奶奶，家里人声鼎沸，大人们坐着聊天，孩子们东奔西跑，奶奶看着满屋子高高低低的老老少少，着实欣慰快乐，我们指着屋里的某个人问奶奶，“这是谁？那是谁？他和她是谁的孩子？这个人和那个人是什么关系？”奶奶皆对答如流，赢得大家一致赞叹，大家都说，“奶奶都快一百岁了，什么事儿都清清楚楚的，记忆力好得很。”
可过完年我到了上海没几天，堂妹溪溪发来微信说，奶奶糊涂了，连她都不认识了。我问怎么糊涂的。她说，奶奶声称家里来了两个小孩儿，要包饺子给他们吃，因为没有面粉和水而大哭大闹，爸爸他们揉了个面团给奶奶，奶奶把那面团抓在手里颠来倒去包着什么，不一会儿给弄丢了，溪溪帮她在被子和衣服里翻找半天，奶奶急得开始哭……
从那以后，我断断续续从爸爸那儿得知，奶奶糊涂的时间越来越长，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身体每况愈下。
转眼又是一年，这一年给爸爸打电话时，我总回避询问奶奶的身体，有几次问到了，爸爸也说，“奶奶情况不是太好，几乎完全糊涂了，谁也不认识。但每次奶奶能认出来我时，她会笑得像孩子一样，满脸阳光灿烂的，我就止不住流泪……”哽咽处，我忙转了话题。
今年大年初一，我给郑州的家打电话拜年，电话那头“喂”了一声，却不是爸爸的声音。我知道自己并没有打错，可仅凭一声“喂”又判断不出是谁，只好说，“我是麓麓。”电话那头也停顿了几秒，说，“麓麓，奶奶今天上午去世了……”那是明伯伯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爸爸接了电话，嗓子沙哑，难掩悲痛，可爸爸仍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奶奶走得很平静，今天她吃完早饭，我还跟她说，明和伟他们都在来郑州的路上，都来看你呢，很快就到了。奶奶当时还对我笑了笑，好像听懂了似的，然后就……”
爸爸顿了顿，“今天是大年初一，到了这新的一年，奶奶也算是一百岁了啊。”
起先是因为奶奶在洛阳九中的家没通暖气，每年冬天便来郑州暂住，待来年春风回暖牡丹花开，仍回洛阳生活。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奶奶在郑州的时间越来越长，回洛阳的次数越来越少，渐渐就留在了郑州。
和奶奶相处久了，发现她说话用词很是气派，她会把电视遥控器称作指挥板，会把书房称作图书馆……还有一次，奶奶一本正经地跟我爸和我叔说，“想去趟北京。”可那时她已经九十多岁，腿脚也不灵便，根本不可能长途旅行。
我们问：“要去北京干嘛？”
“就到那天安门坐坐，看看北京的人民。”
我们拍掌大笑：“哎呦喂，您胸怀博大嘿！”
奶奶见我们打趣她，也跟着笑得耸肩抖背。
奶奶一向健朗，只是耳朵聋，跟她说话必须要嘴巴紧贴她耳边声嘶力竭地吼上几遍，她才能明白。一二十年前在洛阳时，她还使用助听器，会听听《新闻联播》，可后来不用了，总把助听器搁置在卧室木桌的中间抽屉里。除了她跟不上电视机里的语速这一原因外，更重要是她觉得那个助听器里的世界太过嘈杂，实在不堪长期佩戴。可奶奶又不是全聋，她还有交流的需求，而拒绝使用助听器后我们跟她交流起来非常辛苦，每次说上五分钟就口干舌燥地喘不过气。
我不是个有耐心的人，总希望奶奶问我的都是简单疑问句，这样我只用点头摇头就可以完成交流，而当她问特殊疑问句时，我就不得不费力应答。后来我们在交谈中渐渐发明了一套只有我俩懂得的手语，我甚至会尽可能用这寥寥几个手语回答她的所有问题，从而减少我扯着嗓门的次数。
比如奶奶问我，“爸爸去哪里了？”我用手比出高个子的样子，意思是，爸爸去高个子的武叔叔家了。武叔叔来我家做過客，奶奶记得他，特别是记得他个子很高。所以只要我爸出门，我一律都推在武叔叔身上，这就导致后来武叔叔来我家，奶奶就跟他说我爸老去找他喝茶聊天，总麻烦他招待我爸。我想武叔叔听到这话定会感到莫名其妙吧。
而我最常用的一个手势，是指指我自己，然后摆摆手，意为“我不知道”。这个手势便捷有效，它不仅是个答案，还代表交流的结束，无需多言。
因为聋，没人愿意陪奶奶没头没尾地闲聊，都是做些简约有效的回答，看她那么爱问这问那，总嫌她一把年纪还操心儿孙们处理不好自己的事情，于是跟她说，“你不要瞎操心了，我们会处理好的，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奶奶每次点头，但仍忍不住去关注、询问——她实在是个精力旺盛的老人。
我读研三的那年冬天，爸爸打来电话，说奶奶胯骨摔断了，需要做手术。我赶回郑州时，洛阳的明伯伯、伟伯伯已经先到了，日夜守在医院帮忙照料。奶奶那时将近九十三岁，连医生也只敢采用相对保守的手术方案，虽说手术顺利，可奶奶的腿部因肌肉萎缩，无法再像年轻人一样通过锻炼彻底康复，一出院便躺在家里新买的那张多功能病床上，从此不能下地，不能再随心所欲走来走去。她不得不学会“听从”，听从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决定她是否该继续留在客厅跟大家一起看电视，或者她是否该回卧室早早休息。
奶奶是个乐观的人——也许我在安慰自己说奶奶于晚年也算幸福。人会有很多需要和欲望，我却不愿悉心领会奶奶心中纷繁复杂的诉求，而把它们简化成一条干巴巴的信念，即奶奶最大的人生心愿莫过于和她的两个儿子——爸爸和叔叔——生活在一起，而奶奶这个心愿已经实现，所以不论她身处怎样的局面——不能走路、无法自主、整日躺在床上忍受着腰酸背痛，她“应该”都是幸福的。
奶奶会自得其乐，虽然躺在病床上，她仍爱哼歌，爱背诵唐诗宋词，偶尔唱两声豫剧。她还喜欢咖啡的浓香，见我端杯咖啡给她时偶尔会来句“Thank you”挑逗我的耳膜。
奶奶更爱看书，大大的鼻头上叠架着两幅老花镜，手中还攥着把放大镜一行行认读那些圆鼓鼓的变了形的文字。她什么书都看，连金庸全集都看了个遍。不过凡是奶奶经手的书都很容易弄脏弄破，有时她打个盹儿醒来，老花镜和书本便不翼而飞。她翻来覆去摸找半天无果，常常求助于我们。我每次也得费很长时间才能找到，那眼镜总窝在被子褶皱的偏僻角落，而书本可能莫名其妙地被压在她身后。当我把书从她背后的毛衣处抽出来时，封皮和书脊已然揉得稀烂。
每次奶奶看到我捧着本书，就会问我在看什么，还向我借阅，可我是个爱惜书籍又极不愿意借给别人的那种人，总是不顾情面地拒绝。我会另找本旧书，或者找本没什么营养的畅销书打发奶奶，譬如《一生必读的60本书》之类，揉烂了也不心疼。
有一次，奶奶非要看我手里的那本，并一再保证她会爱惜，我便把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借给了她，与其说相信她不会弄烂，不如说更好奇她如何看待这本意识流小说。那本书在还给我时确如她所保证的崭新完整，可奶奶评价道，“写嘞不咋着。”自此便放弃了我手中的文学读物。正好那几年养生书大行其道，忘了是谁送了本给奶奶，她遂痴迷于此，将上面的每句话都奉为圭臬，从此拒绝吃西瓜和香蕉。
可不论奶奶再如何乐观，久卧病榻之人终究要慢慢萎缩、慢慢老去、慢慢失却她所留恋的生命力。以前和奶奶住在一起，并不感觉这种变化，自从去了上海，每年再回郑州，就会发现那变化之猛烈。我总夸赞说，“奶奶气色真好，精神也好，脸红扑扑的，吃得肥嘟嘟的。”心中却愕然于那微微脱了型的瘦，可越瘦越要反着说胖，仿佛那些肯定的词语说多了便会巫术般地奏效。
随着身体的衰弱，奶奶出现了幻听。有次回郑州，奶奶对我说，“郑州这地方风气不好，那些人大半夜都不睡觉，在街上唱戏。还是洛阳好，安安静静的，人都规规矩矩的。”奶奶问我，“你晚上听到了吗？”一开始，我还耐心跟她解释，可她说得多了，我也有些烦。一天，奶奶又提及夜半高歌的事，我就站在奶奶对面用正常音量说，“晚上没人在外面唱戏。”奶奶听不见我说什么，就抬起身，把耳朵侧向我，“啊？你说什么？”我继续用正常音量重复了几遍，奶奶因听不到而紧皱眉头一脸焦躁，这时我才趴在奶奶耳边喊道，“你要能听到外面唱戏的声音，就应该听到我刚才的话。你想想看，我说话你都听不到，你又怎么能听到街上有人在唱戏呢？”可奶奶驳得振振有词，“你小孩子家，晚上睡得沉，所以听不见。我晚上经常睡不着，所以能听到。”我也懒得再跟她理论了。 后来常听爸爸说，奶奶出现幻听后偶尔也会犯糊涂，甚至认不出周围的人，但那种情况很短暂，很快就清醒了。
去年临近过年，我从上海回到郑州，爸爸待我进门就催促我先去和奶奶打招呼，他则忙着在厨房准备饭菜。我走进卧室，看奶奶正仰面躺在床上发愣，嘴巴微微动着，神情若有所思。我走到她床边，拉拉她的手，她看到我，便迟疑着抓着床架子微微抬起上身，又扶着眼镜在我脸上辨认了将近一分钟，接着，一种携带着迫切、激动、惊恐和喜悦的叫喊从奶奶的胸腔突如其来地迸发，“孩子，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爸爸知不知道你回来了？”说着就紧紧攥住我的手，涕泪横流。
那破了喉咙的嗓音中并无亲人重聚时的温暖柔情，而是裸露出骨肉的疼痛。奶奶那种百感交集和无法自持的表情，那种握住我的手的生猛力量，所表达的都不是欢欣，而是对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相见的恐惧，对自己生命无常、时日无多的惊慌。我甚至觉得，她死死攥着的并非是我的手，而是攥着一个生命的延续，她要把这生命的延续拉将回来，拉到自己身边，甚至拉回自己体内，以便甩開她每日每夜都要独自承载的恐惧和惊慌。
所以，我感到奶奶手心中有一种强迫的力量，强迫我跟她一起去面对那陷入在她双眼深处的一落千丈的无底洞窟，而在那一时那一刻，我只有背转身去的渴望——我只是朝奶奶笑笑，说，“我回来了，刚到家。”然后从她的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摸摸她的脸颊和头发，算是打完了招呼，然后到厨房陪着爸爸说长道短，讲讲这一年来在上海的生活，顺便把刚才同奶奶的那场会面硬生生抛在脑后——唯有如此，我才感到轻松，才感到我终于不必被奶奶拖拽着抵达人生最终极的那团无名的黑暗。
过年那些天，家里的亲人越聚越多，奶奶又开始能享受起她周遭的这摊热闹。到了大年初一，鹤壁、洛阳的伯伯们率领众儿孙辈来看望奶奶，家里人声鼎沸，大人们坐着聊天，孩子们东奔西跑，奶奶看着满屋子高高低低的老老少少，着实欣慰快乐，我们指着屋里的某个人问奶奶，“这是谁？那是谁？他和她是谁的孩子？这个人和那个人是什么关系？”奶奶皆对答如流，赢得大家一致赞叹，大家都说，“奶奶都快一百岁了，什么事儿都清清楚楚的，记忆力好得很。”
可过完年我到了上海没几天，堂妹溪溪发来微信说，奶奶糊涂了，连她都不认识了。我问怎么糊涂的。她说，奶奶声称家里来了两个小孩儿，要包饺子给他们吃，因为没有面粉和水而大哭大闹，爸爸他们揉了个面团给奶奶，奶奶把那面团抓在手里颠来倒去包着什么，不一会儿给弄丢了，溪溪帮她在被子和衣服里翻找半天，奶奶急得开始哭……
从那以后，我断断续续从爸爸那儿得知，奶奶糊涂的时间越来越长，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身体每况愈下。
转眼又是一年，这一年给爸爸打电话时，我总回避询问奶奶的身体，有几次问到了，爸爸也说，“奶奶情况不是太好，几乎完全糊涂了，谁也不认识。但每次奶奶能认出来我时，她会笑得像孩子一样，满脸阳光灿烂的，我就止不住流泪……”哽咽处，我忙转了话题。
今年大年初一，我给郑州的家打电话拜年，电话那头“喂”了一声，却不是爸爸的声音。我知道自己并没有打错，可仅凭一声“喂”又判断不出是谁，只好说，“我是麓麓。”电话那头也停顿了几秒，说，“麓麓，奶奶今天上午去世了……”那是明伯伯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爸爸接了电话，嗓子沙哑，难掩悲痛，可爸爸仍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奶奶走得很平静，今天她吃完早饭，我还跟她说，明和伟他们都在来郑州的路上，都来看你呢，很快就到了。奶奶当时还对我笑了笑，好像听懂了似的，然后就……”
爸爸顿了顿，“今天是大年初一，到了这新的一年，奶奶也算是一百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