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集《被贬低的思想》的作者是昆德拉小说早期中文译者景凯旋先生。
　　全书基于作者日常阅读时的所思所想，尽管涉足广泛，却在字里行间贯彻清晰的思想脉络：在意识到生命悲剧的前提下，追寻什么是自由。全书讨论对象有鲁迅、巴金、胡适、昆德拉、克里玛、米沃什、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文革”、红色戏剧与极权美学，以及中国与东欧的知识群体等。
　　全书分三缉，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谈昆德拉。有学者说，对昆德拉的误读有三种：捷克人视他为“叛徒”；西方人当他是“斗士”；在另外一些国家，他成为反思民族灾难的话语资源与参照物。中国显然属于第三种，我们从昆德拉作品中借鉴到他反思的立场与观点，而无论这是不是一种“误读”，相信对于诠释“文革”以及“后文革”社会都大有裨益。
　　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将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而“记忆与遗忘”恰是昆德拉小说惯常的主题——极权统治者要抹去过往的倒行逆施，知识分子有责任留下历史的痕迹。
　　昆德拉在“布拉格之春”后出走法兰西，以流亡者的身份审视祖国。他被解放了出来，也得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以哈维尔为代表的更多人选择留在捷克，他们的思想是自由的，但在审查制度下，出版受限。任何官方允许的出版物，都要符合当权者的口味，无奈践行着昆德拉所说的“媚俗”之路。在这种创作环境下，“萨米亚特”应运而生。所谓“萨米亚特”是东欧在极权时代地下出版物的代称，也就是非正式出版的手稿复制品。本书作者就曾以“萨米亚特”为主题，编著《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
　　中国在“文革”期间也有过这样的文本，如《第二次握手》。这是一本反映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当年被列为禁书，作者张扬因之身陷囹圄，但小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全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尽管小说不是历史，但来源于真实经历和见闻的小说，会留下历史的痕迹，且常能历久弥新，从《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到《夹边沟记事》，无不如此。
　　其实有一组书名恰能概括“记忆与遗忘”话题讨论的核心，一是利季娅的《捍卫记忆》，二是钱理群先生的《拒绝遗忘》。
　　利季娅曾说，在灾难发生后，当局只要及时堵住报刊的嘴，待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因此，她写小说、写回忆录，即便不能出版，也要全力阻挠人民再次失去记忆，并立誓不放弃这笔用苦难换来的“财富”。
　　在特殊时代，记忆被昆德拉这样的流亡者和“萨米亚特”留存下来。当知识分子走出极权，他们的职责从记录转为反思。在中国也是如此，“文革”之后，“伤痕文学”亮相文坛。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以及韩少功的《月兰》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虽然揭露了政治运动对个人的迫害，使文学由宏大而虚假的叙述重回“人学”，但在景凯旋看来，伤痕文学因为要符合权力话语，“记忆成为可发表的记忆”，成为一种有选择的遗忘。如我们所知，只存留一半的记忆不是真相——另一半或因为没有发表的环境，或因为无人有意识地记录，依旧被埋藏在历史深处。
　　本书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意识，事实上都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从而涉及当代人的存在困境。他经历过“文革”，目睹迫害者的狂热和被迫害者的恐惧。用作者的话说，这段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他的思想胎记。
　　对巴金及其作品的评价便映射出作者的这一“思想胎记”。他认为，与东欧同行相比，巴金对历史的反思流于表面，“缺乏像赫尔岑、哈维尔那样的制度性思考和人性思考”。昆德拉之所以重要，也由于他没有将小说停留在因悲剧而谈悲剧的层次，他对祖国发生的一切，进行了深刻反思，努力去挖掘那些人和事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
　　《被贬低的思想》从东欧文学和昆德拉的精神延伸，有了第一辑内容，首先是作者对知识分子定义的概述，兼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文章无论涉及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旨在探明极权制度的特征以及在此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并通过中外文学的相互参照，多元价值的往复审视，得以从一种新的角度和视野去看待文学作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从本书所辑录的文章中便可看出，作者在内心中始终保持着文学本体论对权力的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