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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外资企业以优惠于内资企业的税收待遇，曾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吸引外资的一项重要政策，在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种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大致涉及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几个税（费）种。
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日益完善，本土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快速增强，这种内外有别的税费制度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1994年以来，中国逐步开始收紧税收优惠力度，比如自1994年起，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开始适用中国统一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管理条例；2006年12月，新修订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首次向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2007年1月1日，新的《车船税暂行条例》开始实施，将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合并为车船税，统一适用于各类纳税人；2007年3月《企业所得税法》颁布，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均为25%。而此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15%，合资企业为17%，而内资企业则为33%等等。直到2010年12月1日，开始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终于宣告终结。
“下凡”条件成熟
“超国民待遇”的终结虽然招来了外资企业的抱怨，但中国对外资态度的悄然变化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实际上已然具备取消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条件。
首先，中国对外资的依赖性下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资本、外汇短缺的窘境，更面临技术和管理经验缺乏的困难。鼓励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长期对外资企业实行比国内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在税收和土地使用上，外企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然而，用鲜花、香槟欢迎外资的方式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在1978年时仅1.67亿美元。从1978年到1989年的12年间，除1989年为56亿美元外，其余各年的外汇储备余额均未超过50亿美元。因此，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促使给予外商种种税收政策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必然措施。
如今，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地位举世瞩目。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创记录水平也不断刷新，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截至2010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6483.03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吸引外商投资不再主要依靠廉价的生产要素和优惠的税收政策，而主要依靠广阔的市场前景、良好的人力资源和日益走向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
其次，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成熟的产业基础依然对外资产生持续和巨大的吸引力。
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基础雄厚，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些对外资企业来讲，都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在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增大投资，有效克服了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在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的时候，中国起到了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
仅以汽车工业为例，2009年中国以1365万辆的汽车总销量轻而易举地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市场。同时，中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经过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农业、能源、原材料的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形成了纵横交错覆盖全国的网络体系，水利环境、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设施显著加强，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顺利完成或向前推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要求。
2009年的金融危机寒潮使得多数发达国家都陷入了深度经济衰退。就在一片萧条中，中国产业经济却表现出显著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即使外向型产业受到很大冲击，2010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同时中国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依然持续提高。然而，中国诸多产业在顽强求生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例如，重复建设造成一些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一旦海外市场需求下降，国内市场又填补不了市场空缺，一些企业就出现停工、停产，甚至大面积倒闭；又如，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不足。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国家陆续出台了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同时，目前全球各区域都在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发展向服务业逐渐倾斜。紧随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中国也正向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延伸，致力于承担更多高附加价值服务的分工。此外，为顺应发展绿色节能经济的大趋势，中国政府明确了未来产业结构，其中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和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继续植树造林、增加固碳能力；强化研发，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为此，国家还确定了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在内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发展领域。
因此，外资向中国产业转移的重点也将发生变化，不再是低端制造业，而是包括区域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业，以及为这两者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三大重点”。这三大转移重点反映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优化增长方式的重要方向，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承接方向。
最后，取消“超国民待遇”是公平竞争原则的体现。
正如通用电气国际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费迪南多·贝利·法尔科所说：“中国依然遍地黄金，但这也是个淘金者密集的国度”。中国的竞争态势比全球其他地方都复杂，竞争者不但包括国际对手，还有新涌现的大批本土公司。而本土公司的不断壮大，不仅给外资企业带来了重大挑战，本土企业本身由于税费的不公平待遇，使得原本就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外资企业的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多有怨言。因此，实现内外资企业在相同税负下的平等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硬币”的另一面
如果我们仅仅讨论外资对特别优惠的“无所谓”，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而沾沾自喜，那么，是否考虑过国民待遇的实施会否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其实，这项工作颇具意义。
首先，取消外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外向型经济道路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港口和码头的依赖度极高，西部地区不具备此般交通条件。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地区，凭借资源禀赋优良、农业生产率高、工业体系完善、基础厚实等优势一路发展。而反观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发展进程缓慢，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差距逐步拉大。
面积占全国的86%、人口占全国60%的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富饶、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同时，该地区对外资的需求保持着高涨的热情。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相对优势有所提升，引导外资转移的市场条件开始形成。政府因势利导，加大了引导和鼓励力度。金融危机以来，诸多制造业跨国公司鉴于成本考量，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西部地区。这为中西部的招商引资带来福音。然而，“超国民待遇”的终结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中西部地区的竞争优势，降低其对外资的吸引力。这样一来，东西部的差距还将会拉大。
其次，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挑战不容小觑。
2010年6月，福特汽车（Ford Motor）表示，将斥资4.5亿美元（折合约150亿铢）在泰国兴建一座汽车厂。此外，有调查显示，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最新排行榜中，印度由2009年的第三位跃升至第二位。尽管中国自2002年以来雄踞该榜榜首，但后来居上的印度来势汹汹。
诚然，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外资大量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对劳工保护意识的增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1997年开始超过印尼，2002年起超过印度，周边国家已成为与中国FDI竞争的强劲对手，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对外资的优惠待遇在短内或许将导致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更具优势的周边国家。然而，若从长久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及投资软环境的打造必将削弱这个威胁。
最后，就业压力或由此增大。
改革开放30年来，外资几乎对中国所有有利可图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到房地产业，乃至金融领域。具体来看，在1993年以前，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主要以中小型的港澳台投资为主，技术水平不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投资，因此外商投资流量的直接就业效应比较显著。但是这段时期的外商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且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比较差，在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挤出效应较为显著，因此，其间接就业效应比较显著。1993年以后，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大多属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投资，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下降，因此外资投资流量的直接就业效应显著下降。但是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技术溢出效应增强，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间接创造就业的能力增强。同时，中国国内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也有所提高，竞争能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
然而，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逐步加强，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外资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社会就业，一些企业甚至被迫撤资，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因此，外资的逐利特性表明，一旦经营环境发生较大的冲击，那么，外资迁移将会对中国的就业市场产生致命的打击。
变通思路
外资“下凡”仅仅只是政策变革的起点。如何利用外资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消费与福利水平，才是将来政策发展的主导方向。为应对上述可能出现的挑战，如下变通思路或可作为参考。
首先，从地域上的全面优惠到局部地区的特殊照顾。上文所提及的挑战之一，即特殊优惠的取消将不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有碍地域发展的平衡。因此，可以针对特殊地区、新型开发区的特点，给予特殊的税费优惠。
其次，从产业上的普遍优惠到鼓励性产业的重点扶持。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优化的要求，对高耗能行业的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同时鼓励新型及优化产业的外商进行投资。目前来看，现阶段中国将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为重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越发展。这是国家发改委2010年对外透露的战略新兴产业的七大方向。
最后，逐步提升外商投资软环境。投资环境是投资决策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除了投资硬环境，投资者越来越多地重视投资软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相对于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基础条件等硬件而言，服务水平、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机制、政府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构成了投资软环境。
上述变通思路可为中国稳定外商在华投资，实现产业升级优化提供参考。然而，外资企业也不应一味抱怨，而应着眼于中国产业升级背后的新机遇。唯此才能在中国市场如鱼得水。
（作者为博斯公司合伙人。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
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日益完善，本土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快速增强，这种内外有别的税费制度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1994年以来，中国逐步开始收紧税收优惠力度，比如自1994年起，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开始适用中国统一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管理条例；2006年12月，新修订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首次向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2007年1月1日，新的《车船税暂行条例》开始实施，将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合并为车船税，统一适用于各类纳税人；2007年3月《企业所得税法》颁布，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均为25%。而此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15%，合资企业为17%，而内资企业则为33%等等。直到2010年12月1日，开始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终于宣告终结。
“下凡”条件成熟
“超国民待遇”的终结虽然招来了外资企业的抱怨，但中国对外资态度的悄然变化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实际上已然具备取消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条件。
首先，中国对外资的依赖性下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资本、外汇短缺的窘境，更面临技术和管理经验缺乏的困难。鼓励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长期对外资企业实行比国内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在税收和土地使用上，外企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然而，用鲜花、香槟欢迎外资的方式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在1978年时仅1.67亿美元。从1978年到1989年的12年间，除1989年为56亿美元外，其余各年的外汇储备余额均未超过50亿美元。因此，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促使给予外商种种税收政策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必然措施。
如今，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地位举世瞩目。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创记录水平也不断刷新，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截至2010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6483.03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吸引外商投资不再主要依靠廉价的生产要素和优惠的税收政策，而主要依靠广阔的市场前景、良好的人力资源和日益走向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
其次，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成熟的产业基础依然对外资产生持续和巨大的吸引力。
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基础雄厚，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些对外资企业来讲，都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在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增大投资，有效克服了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在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的时候，中国起到了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
仅以汽车工业为例，2009年中国以1365万辆的汽车总销量轻而易举地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市场。同时，中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经过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农业、能源、原材料的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形成了纵横交错覆盖全国的网络体系，水利环境、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设施显著加强，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顺利完成或向前推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要求。
2009年的金融危机寒潮使得多数发达国家都陷入了深度经济衰退。就在一片萧条中，中国产业经济却表现出显著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即使外向型产业受到很大冲击，2010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同时中国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依然持续提高。然而，中国诸多产业在顽强求生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例如，重复建设造成一些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一旦海外市场需求下降，国内市场又填补不了市场空缺，一些企业就出现停工、停产，甚至大面积倒闭；又如，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不足。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国家陆续出台了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同时，目前全球各区域都在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发展向服务业逐渐倾斜。紧随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中国也正向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延伸，致力于承担更多高附加价值服务的分工。此外，为顺应发展绿色节能经济的大趋势，中国政府明确了未来产业结构，其中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和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继续植树造林、增加固碳能力；强化研发，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为此，国家还确定了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在内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发展领域。
因此，外资向中国产业转移的重点也将发生变化，不再是低端制造业，而是包括区域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业，以及为这两者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三大重点”。这三大转移重点反映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优化增长方式的重要方向，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承接方向。
最后，取消“超国民待遇”是公平竞争原则的体现。
正如通用电气国际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费迪南多·贝利·法尔科所说：“中国依然遍地黄金，但这也是个淘金者密集的国度”。中国的竞争态势比全球其他地方都复杂，竞争者不但包括国际对手，还有新涌现的大批本土公司。而本土公司的不断壮大，不仅给外资企业带来了重大挑战，本土企业本身由于税费的不公平待遇，使得原本就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外资企业的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多有怨言。因此，实现内外资企业在相同税负下的平等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硬币”的另一面
如果我们仅仅讨论外资对特别优惠的“无所谓”，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而沾沾自喜，那么，是否考虑过国民待遇的实施会否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其实，这项工作颇具意义。
首先，取消外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外向型经济道路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港口和码头的依赖度极高，西部地区不具备此般交通条件。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地区，凭借资源禀赋优良、农业生产率高、工业体系完善、基础厚实等优势一路发展。而反观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发展进程缓慢，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差距逐步拉大。
面积占全国的86%、人口占全国60%的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富饶、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同时，该地区对外资的需求保持着高涨的热情。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相对优势有所提升，引导外资转移的市场条件开始形成。政府因势利导，加大了引导和鼓励力度。金融危机以来，诸多制造业跨国公司鉴于成本考量，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西部地区。这为中西部的招商引资带来福音。然而，“超国民待遇”的终结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中西部地区的竞争优势，降低其对外资的吸引力。这样一来，东西部的差距还将会拉大。
其次，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挑战不容小觑。
2010年6月，福特汽车（Ford Motor）表示，将斥资4.5亿美元（折合约150亿铢）在泰国兴建一座汽车厂。此外，有调查显示，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最新排行榜中，印度由2009年的第三位跃升至第二位。尽管中国自2002年以来雄踞该榜榜首，但后来居上的印度来势汹汹。
诚然，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外资大量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对劳工保护意识的增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1997年开始超过印尼，2002年起超过印度，周边国家已成为与中国FDI竞争的强劲对手，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对外资的优惠待遇在短内或许将导致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更具优势的周边国家。然而，若从长久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及投资软环境的打造必将削弱这个威胁。
最后，就业压力或由此增大。
改革开放30年来，外资几乎对中国所有有利可图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到房地产业，乃至金融领域。具体来看，在1993年以前，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主要以中小型的港澳台投资为主，技术水平不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投资，因此外商投资流量的直接就业效应比较显著。但是这段时期的外商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且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比较差，在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挤出效应较为显著，因此，其间接就业效应比较显著。1993年以后，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大多属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投资，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下降，因此外资投资流量的直接就业效应显著下降。但是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技术溢出效应增强，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间接创造就业的能力增强。同时，中国国内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也有所提高，竞争能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
然而，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逐步加强，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外资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社会就业，一些企业甚至被迫撤资，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因此，外资的逐利特性表明，一旦经营环境发生较大的冲击，那么，外资迁移将会对中国的就业市场产生致命的打击。
变通思路
外资“下凡”仅仅只是政策变革的起点。如何利用外资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消费与福利水平，才是将来政策发展的主导方向。为应对上述可能出现的挑战，如下变通思路或可作为参考。
首先，从地域上的全面优惠到局部地区的特殊照顾。上文所提及的挑战之一，即特殊优惠的取消将不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有碍地域发展的平衡。因此，可以针对特殊地区、新型开发区的特点，给予特殊的税费优惠。
其次，从产业上的普遍优惠到鼓励性产业的重点扶持。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优化的要求，对高耗能行业的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同时鼓励新型及优化产业的外商进行投资。目前来看，现阶段中国将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为重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越发展。这是国家发改委2010年对外透露的战略新兴产业的七大方向。
最后，逐步提升外商投资软环境。投资环境是投资决策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除了投资硬环境，投资者越来越多地重视投资软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相对于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基础条件等硬件而言，服务水平、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机制、政府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构成了投资软环境。
上述变通思路可为中国稳定外商在华投资，实现产业升级优化提供参考。然而，外资企业也不应一味抱怨，而应着眼于中国产业升级背后的新机遇。唯此才能在中国市场如鱼得水。
（作者为博斯公司合伙人。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