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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从价值取向，语法范畴方面对中西方进行对比，以跨文化为视角对其差异进行原因分析中文与英文两种语言的区别，以此来指导二语习得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语法;个体主义;中西对比
跨文化交际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在当今世界逐渐一体化和全球化大格局下，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的交流变得日益广泛。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封闭起来，避免与它国交流。但是很多时候，由于文化差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中，会遇到一些障碍，因此，提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十分重要。
而如何才能更好的提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以客观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不同文化下的两种语言呢？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的非常重要的媒介，可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而语言与思维以及文化又是紧密相关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说过：“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到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而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认为语言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
因此要想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交流，我们必须透过中西方语言文字的特征，来剖析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加强对跨文化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思维特征的了解。以下本文将通过三个语言的方面来分析中西方思维价值观的不同。
一、 中西方对“I”的差异
一方面，英语中有代词（you），我们（we），他们（they），这些代词都不是大写的，只有一个代词大写，就是我（I）。单从这个简单的字母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世界具有自我中心意识。大写的我字就体现出了西方价值排序里排在前端的“individualism”。同时，这种个人主义还可以引申成自立主义，自强主义或者自立自重。所以单从这样一个大写现象我们可以窥视到西方世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而言，中国文化里的“我”字就不会大写来或者其他方式来强调它。而且，在传统文化里，中国人都是以自谦方式来称呼自己，往往会说“在下，鄙人，不才”等等。就连处于九五之尊的皇帝的位置，也稱呼自己为“寡人”“孤”，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都是把自己处在一种克己谦逊的心态，抬高和尊重别人，尽量处于自律克己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西方在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地址的写法也彰显了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举个例子，如果自己用中文写地址，一定是以以下格式：中国四川，四川大学英语系，王老师。可是如果用英文写地址，格式便是：王老师，四川大学英语系，四川，中国。从信封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对自我的强调和重视，西方思维模式对局部和个人的重视，由小及大，倾向于从微观到宏观。而与之相对的，中国人更重整体和集体，思维模式是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
二、 中西方语法范畴不同
西方语言是严式语言，汉语是宽式语言。换句话说，印欧语系语言中，语法详细，分类别类，包括“性，数，格，时，体，态。式，人称，语气”。而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基本上没有性，数，格，时，体，态。式等语法范畴和形式标记。比如，汉语的名词没数的变化，代词没格的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和数的变化，这样一来，中文语言的定位功能就相对灵活，你把一个汉字放在哪个位置它往往都能达意，并且会根据所处句子的位置而改变其词性，因此，通常我们看到，在中文里，一个名词可能在不同的句子和不同的语境中就变成动词或者形容词。中文的外部形式虽然不发生变化，但它表义功能会随着位置的变化灵活的进行变化。而英语则有名词的单复数变化，动词的人称和时态变化。它的定位功能很机械，有相对的固定性。它的定位功能附注在词汇本身，你即使换了位置，词性还是不会发生变化。这样的严式语言表意比较稳定清晰，每个词各司其职，有相对严密的等级关系。这样限制性强的语言表意上有助于提高微观局部性的准确程度，但是过于机械，词汇本身的功能不能随意变化。
同时，中文虽然灵活性高，创造性强。但它的词法结构和语法结构过分灵活，法无定法，无法可依，也就不容易形成缜密精细的语言系统。
三、 意合语言与形合语言
从构成方式来看，西方语言是形合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西方语言句子的构成主要依据形态规则和形式的方式，而汉语句子的构成主要依据语境等语义因素，是依靠语义的方式。传统的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和谐”“了悟”“悟性”，所以中国文化求全、求圆满、求和谐、求对称平衡，重个人感受和“心领神会”，重心理时空和事件顺序。反映在语言上，则重意和，无主句及主语省略句多;主动态用的多;连词用得少;文章求全面，不怕重复，词句求平衡和对称。而西方哲学强调人的个体意识，主张“人物分立”，重形式论证，崇尚个体思维，并认为人依附自然却独立于自然，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反映在语言上，则重形和。非人称主语用的多;被动句用的多;主语一般不能省略;连词、介词用的多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民族理性思维发达，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科学性;与此相反，汉民族直觉思维发达，具有较强的情感性和直观性。而此等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就直接导致了中西方语言的不同。因此，在我们平时的英语学习和教学中，应当加强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学习，更好的了解语言背后的故事，来加强二语习得，并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辜正坤.中西方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熊勤，四川省成都市，武警警官学院。
关键词：语法;个体主义;中西对比
跨文化交际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在当今世界逐渐一体化和全球化大格局下，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的交流变得日益广泛。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封闭起来，避免与它国交流。但是很多时候，由于文化差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中，会遇到一些障碍，因此，提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十分重要。
而如何才能更好的提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以客观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不同文化下的两种语言呢？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的非常重要的媒介，可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而语言与思维以及文化又是紧密相关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说过：“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到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而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认为语言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
因此要想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交流，我们必须透过中西方语言文字的特征，来剖析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加强对跨文化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思维特征的了解。以下本文将通过三个语言的方面来分析中西方思维价值观的不同。
一、 中西方对“I”的差异
一方面，英语中有代词（you），我们（we），他们（they），这些代词都不是大写的，只有一个代词大写，就是我（I）。单从这个简单的字母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世界具有自我中心意识。大写的我字就体现出了西方价值排序里排在前端的“individualism”。同时，这种个人主义还可以引申成自立主义，自强主义或者自立自重。所以单从这样一个大写现象我们可以窥视到西方世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而言，中国文化里的“我”字就不会大写来或者其他方式来强调它。而且，在传统文化里，中国人都是以自谦方式来称呼自己，往往会说“在下，鄙人，不才”等等。就连处于九五之尊的皇帝的位置，也稱呼自己为“寡人”“孤”，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都是把自己处在一种克己谦逊的心态，抬高和尊重别人，尽量处于自律克己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西方在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地址的写法也彰显了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举个例子，如果自己用中文写地址，一定是以以下格式：中国四川，四川大学英语系，王老师。可是如果用英文写地址，格式便是：王老师，四川大学英语系，四川，中国。从信封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对自我的强调和重视，西方思维模式对局部和个人的重视，由小及大，倾向于从微观到宏观。而与之相对的，中国人更重整体和集体，思维模式是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
二、 中西方语法范畴不同
西方语言是严式语言，汉语是宽式语言。换句话说，印欧语系语言中，语法详细，分类别类，包括“性，数，格，时，体，态。式，人称，语气”。而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基本上没有性，数，格，时，体，态。式等语法范畴和形式标记。比如，汉语的名词没数的变化，代词没格的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和数的变化，这样一来，中文语言的定位功能就相对灵活，你把一个汉字放在哪个位置它往往都能达意，并且会根据所处句子的位置而改变其词性，因此，通常我们看到，在中文里，一个名词可能在不同的句子和不同的语境中就变成动词或者形容词。中文的外部形式虽然不发生变化，但它表义功能会随着位置的变化灵活的进行变化。而英语则有名词的单复数变化，动词的人称和时态变化。它的定位功能很机械，有相对的固定性。它的定位功能附注在词汇本身，你即使换了位置，词性还是不会发生变化。这样的严式语言表意比较稳定清晰，每个词各司其职，有相对严密的等级关系。这样限制性强的语言表意上有助于提高微观局部性的准确程度，但是过于机械，词汇本身的功能不能随意变化。
同时，中文虽然灵活性高，创造性强。但它的词法结构和语法结构过分灵活，法无定法，无法可依，也就不容易形成缜密精细的语言系统。
三、 意合语言与形合语言
从构成方式来看，西方语言是形合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西方语言句子的构成主要依据形态规则和形式的方式，而汉语句子的构成主要依据语境等语义因素，是依靠语义的方式。传统的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和谐”“了悟”“悟性”，所以中国文化求全、求圆满、求和谐、求对称平衡，重个人感受和“心领神会”，重心理时空和事件顺序。反映在语言上，则重意和，无主句及主语省略句多;主动态用的多;连词用得少;文章求全面，不怕重复，词句求平衡和对称。而西方哲学强调人的个体意识，主张“人物分立”，重形式论证，崇尚个体思维，并认为人依附自然却独立于自然，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反映在语言上，则重形和。非人称主语用的多;被动句用的多;主语一般不能省略;连词、介词用的多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民族理性思维发达，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科学性;与此相反，汉民族直觉思维发达，具有较强的情感性和直观性。而此等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就直接导致了中西方语言的不同。因此，在我们平时的英语学习和教学中，应当加强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学习，更好的了解语言背后的故事，来加强二语习得，并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辜正坤.中西方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熊勤，四川省成都市，武警警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