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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年度“来自实践的报告”系列专题重点关注的是信息技术变革教与学的实践经验与做法，但编辑部尽量从“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培养这样的人”等立意出发策划选题，因此站在时代前沿的领导、专家、学者和教育有识之士都成为了我们的约稿对象。回望这一系列的专题文章，不乏充盈教育智慧的观点与思想在熠熠发光。本文撷取的这些思维火花，在不同的专题中或交相辉映，或碰撞融合，共同映照出在理念与思想层面的一幅生机勃勃的图景。
翻转学习与教育的“结构性变革”
前不久，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陶西平在《当代世界教育教学改革六大新动向》一文中谈到，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可能产生的教学模式甚至学校形态的改变，将会成为21世纪教育的最大变革。
这一动向已为许多国家所关注，而最早预见这一动向的是美国2010年制定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在该计划中，美国政府指出，“如果想要看到教育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就需要进行由技术支持的重要结构性变革，而不是进化式的修修补补”。而要实现这种“结构性变革”，破题之举是“重新设计教育系统的工作流程和体系结构，以便在此基础上运用技术来提高学习成果，使时间、金钱和人力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从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平板电脑教学、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等应用中，我们或许已能窥见“教育结构性变革”的端倪。
理论与实践毕竟是有距离的。因为实践过程的每个环节总会受到干扰或影响，从而生成许多新的问题。不少人发现，实践翻转课堂似乎并不像预想中那么顺畅。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⑨——翻转课堂真的“落地难”吗》中，我们聚焦了翻转课堂本土化的问题与困惑，并给出了一些理性的分析与建议。其实，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②——中小学，慕课来了》中就已经提到，翻转课堂的先锋——林地公园高中的两位教师贝格曼和萨姆斯意识到大家对翻转课堂的一些误解并作了澄清。他们指出，“课前看教学视频，课堂上完成练习作业”是翻转课堂1.0版本，教学视频并不是翻转课堂的全部。进而，他们将翻转课堂重新定义为翻转学习：“翻转学习是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将直接教学的行为从小组学习空间转移到了私人学习空间，而小组讨论空间变成为一个动态的、互动的学习场所。在这个场所，学员们将概念应用于实践，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主题，而教师的角色是指导者。”
这个定义更加明确地阐明，翻转课堂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翻转了教学的流程这么简单，它让学生更有效率地完成知识的简单传递这个过程，而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以让师生有效地运用课堂互动时间开展深度学习，发展学生的高层次认知能力。
当然，翻转学习的实施一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试想，既然学生在接受知识传递之外的时间增加了，那接下来，原本不受重视的音乐、美术、体育、综合实践等课程，是不是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学校可不可以多开几门校本课程，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一节课必须40分钟吗，可不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变得更有弹性？师生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必须得到教室里进行吗，可不可以到实验室或者博物馆，甚至是咖啡馆？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度是不是也该相应地做出调整了？翻转学习对教育的“结构性变革”还刚刚开始，它将成为一个有力的支点，撬动起来的可能是未来学校课程的变革、学校管理的变革，甚至于整个学校形态的改变。
未来的教育是线上线下的融合
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接下来的“双11”，天猫商城更是创下571亿元的交易天量。马云在电子商务上的成功，吸引了人们对互联网变革教育关注的目光。
来势汹汹的慕课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显而易见。随着2013年C20慕课联盟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其对基础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教育系统内外都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在线教育。那么，未来的教育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走势如何？在线教育对学生的培养将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
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⑩——在线教育：学校“围墙”内外的突围》中，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教授指出，线上线下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线教育在知识的获取、简单技能的训练上对学校教育有很好的补充作用，但是学校教育除了教学，还有育人功能、人的社会能力的提升、思维的深化以及其他能力的成长，不太可能被在线教育替代。
这一观点已逐渐成为教育体制内外所有人士的共识。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②——中小学，慕课来了》中，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授同样指出，翻转课堂这种线上线下混合的学习模式将成为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在2014年10月举办的“解放教育——互联网教育国际高峰论坛”上，新东方总裁俞敏洪也在大谈教育之“道”，即“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国民”。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给出了对教育之“道”的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国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明示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不仅中国，近年来新加坡、法国、新西兰等国家也纷纷关注和强调价值观的教育，将价值观教育作为教育的首要功能已成为各国发展教育的共同之举。这也是本刊策划《来自实践的报告⑥——家校合力构筑健康网络生态 培养未来数字公民》和《来自实践的报告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塑中小学网络德育生态》的初衷。
计算思维：信息技术课程的变革方向
在翻转学习中，教师们发现，如果能将讲授的内容录下来，他就不必在不同的班级重复讲授同一内容，从而将自己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主要精力用于设计精彩的课堂活动，让学生更多地参与交流互动、深入思考和深度体验。这种“把计算机能做的事情交给计算机来做，而计算机不能做的事情必须由人来做”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明智而高效的。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⑤——走向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课程再出发》中，华东师范大学王荣良教授在分析计算机科学课程的指导性理论——计算思维时，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当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瓶颈，更多的是因为教育教学过程涉及人的学习机理等心理、教育学科，还不能被抽象为可计算的模型。 王荣良指出，目前的机器计算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基于一种构造性的可计算模型。如果学生通过受教育能够知道什么是可计算的，什么是不可计算的，那么在未来的工作中他就可以清楚什么工作是可以由计算机自动完成的，什么工作必须由人完成。因此，在中小学开展计算机科学教育，不仅有利于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也对未来的每一位社会公民有所助益。
他还认为，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向人靠拢，使用门槛越来越低，基于操作技能教学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少，因而在中小学开展计算机科学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信息技术课程变革，是课程发展的需要，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当然，引入计算机科学教育，不是简单地引入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引进学科思想，需要依据计算机学科的层次结构以及学生心理特征对学科核心概念、学习要求做出慎重的研究，从而通过使用和解剖计算机来掌握计算机科学的学科思维和方法，满足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特级教师吴向东在本期也撰文指出，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是紧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应用而改变的，来源于图书馆系统的信息素养难以承载信息技术教育的核心价值，要重视计算思维的培养和学生的数字文化生活。江南大学刘向永博士则在综述了国际上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给出了“在信息技术课程中重新确立计算机科学课程独立的地位与体系”的建议。
信息技术从促进机会公平到结果公平与质量提升
公平与质量是全球教育的永恒主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也提出了“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的新要求。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勾勒出智慧城市的发展蓝图，也推动着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进一步发展演化。当多样化智能学习终端日益普及、可租用的网络环境能够轻易获得、师生在网络互动中生成的各种资源已逐渐成为师生外化知识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数字校园的内涵与任务将发生哪些变化？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①——寻找“北京经验”》中，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李奕委员从公平与质量的角度阐述了他对数字校园发展内涵与趋势的思考。他认为，随着国家“三通两平台”的实施，高水平的教育机会均等将由社会性公共服务平台来提供，而在学校层面，数字校园建设的焦点应从提供教育机会均等向“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教学的变革”转变。
李奕认为，数字校园的终极目的是促进师生的和谐发展。因而，数字校园建设需要深入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的主旨，回归到教育实践中，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上来。“直面用户的需求，用为优先，建为选择，实实在在地提升教育质量，为学校师生的和谐发展服务”应成为下一阶段数字校园建设的核心特征。其中，应关注三种理念：一是新型的环境观。数字校园的硬件环境可以通过租赁服务的方式建设。二是新型的资源观。资源是生成性的、个性化的，资源汇聚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个体面临的实际困难，生成性的资源成为支持个性化学习需求的重要手段。三是新型的应用观。应用是一种高水平的服务的实现，应用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个培养21世纪所需人才的过程。
最好的公平是教育结果的公平，即让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华东师范大学陈玉琨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因材施教始终是教育者的梦想。班级授课制度解决了让大部分人接受教育的问题，但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慕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为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发展学生个体的兴趣爱好等提供了可能。这实际上是更大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之举。
面向21世纪，培养数字时代的创造者
对于物联网推动的智慧城市建设，经常会听到“环境越智能，人越傻瓜”的质疑声。数字校园的建设也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蒋鸣和教授曾指出：智慧教育不仅关乎技术的智能化，也包括学生和教师的主动参与。他认为，如果学生没有智慧起来，教育也不可能智慧。
首都师范大学孙众老师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②——中小学，慕课来了》中也发出过同样的感喟。她认为，技术的本质是要为教育服务的，创新人才的培养，其关键在于让学生成为创造者，而不是消费者。在传统教育环境下，创新人才的培养难以落到实处，而技术的恰当运用可以为教育带来新的达成方式。如学生可以更方便地获得多种数字故事创造工具、音视频创意工具、思维表达工具、合作交流工具，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创造者，而非消费者。她指出，教育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且人的发展是从知识的积累到情感的参与到价值观的养成的一个长期的、累积性的过程。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技术的应用真的是在帮助学生考试升学，还是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全球化视野和领导能力？她希冀人们将信息技术不仅用于变革教学模式，还应有力地触动教育模式。
无独有偶。北京景山学校的吴俊杰老师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⑤——走向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课程再出发》中提到，学生由于“被推送”而使用越来越方便的信息技术产品时，会丧失选用者的主体地位。基础教育应该让学生不只是获得方便层次上的满足感，成为“被推送”的人，而是要让他们学会去选择、去驾驭，从而获得个人实现层面的满足感。他倡导并践行创客教育，在中小学掀起了一股“创客热”。
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时，我们国家是否也为未来做好了人才的准备？难道我们国家就只能培养低劳动价值的劳动力吗？为此，《来自实践的报告③——探索课程改革之道》《来自实践的报告④——创客教育与教育创新》这两期专题，就是抓住培养“21世纪技能”这个核心，探讨面向21世纪，学与教应如何变革，以使学生为我们所生存的时代而学习，在整合多个学科的项目学习中掌握学习与创新技能（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创造与革新能力）;培养数字素养技能（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职业和生活技能（灵活性与适应能力、主动性与自我引导能力、社交与跨文化交流能力、高效的生产力、责任感、领导力等）。
信息技术对于培养创新人才的作用，其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只有摆脱原来“分数至上”的思想桎梏，才能真正释放技术变革教育的潜力。
翻转学习与教育的“结构性变革”
前不久，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陶西平在《当代世界教育教学改革六大新动向》一文中谈到，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可能产生的教学模式甚至学校形态的改变，将会成为21世纪教育的最大变革。
这一动向已为许多国家所关注，而最早预见这一动向的是美国2010年制定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在该计划中，美国政府指出，“如果想要看到教育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就需要进行由技术支持的重要结构性变革，而不是进化式的修修补补”。而要实现这种“结构性变革”，破题之举是“重新设计教育系统的工作流程和体系结构，以便在此基础上运用技术来提高学习成果，使时间、金钱和人力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从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平板电脑教学、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等应用中，我们或许已能窥见“教育结构性变革”的端倪。
理论与实践毕竟是有距离的。因为实践过程的每个环节总会受到干扰或影响，从而生成许多新的问题。不少人发现，实践翻转课堂似乎并不像预想中那么顺畅。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⑨——翻转课堂真的“落地难”吗》中，我们聚焦了翻转课堂本土化的问题与困惑，并给出了一些理性的分析与建议。其实，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②——中小学，慕课来了》中就已经提到，翻转课堂的先锋——林地公园高中的两位教师贝格曼和萨姆斯意识到大家对翻转课堂的一些误解并作了澄清。他们指出，“课前看教学视频，课堂上完成练习作业”是翻转课堂1.0版本，教学视频并不是翻转课堂的全部。进而，他们将翻转课堂重新定义为翻转学习：“翻转学习是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将直接教学的行为从小组学习空间转移到了私人学习空间，而小组讨论空间变成为一个动态的、互动的学习场所。在这个场所，学员们将概念应用于实践，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主题，而教师的角色是指导者。”
这个定义更加明确地阐明，翻转课堂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翻转了教学的流程这么简单，它让学生更有效率地完成知识的简单传递这个过程，而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以让师生有效地运用课堂互动时间开展深度学习，发展学生的高层次认知能力。
当然，翻转学习的实施一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试想，既然学生在接受知识传递之外的时间增加了，那接下来，原本不受重视的音乐、美术、体育、综合实践等课程，是不是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学校可不可以多开几门校本课程，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一节课必须40分钟吗，可不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变得更有弹性？师生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必须得到教室里进行吗，可不可以到实验室或者博物馆，甚至是咖啡馆？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度是不是也该相应地做出调整了？翻转学习对教育的“结构性变革”还刚刚开始，它将成为一个有力的支点，撬动起来的可能是未来学校课程的变革、学校管理的变革，甚至于整个学校形态的改变。
未来的教育是线上线下的融合
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接下来的“双11”，天猫商城更是创下571亿元的交易天量。马云在电子商务上的成功，吸引了人们对互联网变革教育关注的目光。
来势汹汹的慕课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显而易见。随着2013年C20慕课联盟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其对基础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教育系统内外都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在线教育。那么，未来的教育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走势如何？在线教育对学生的培养将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
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⑩——在线教育：学校“围墙”内外的突围》中，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教授指出，线上线下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线教育在知识的获取、简单技能的训练上对学校教育有很好的补充作用，但是学校教育除了教学，还有育人功能、人的社会能力的提升、思维的深化以及其他能力的成长，不太可能被在线教育替代。
这一观点已逐渐成为教育体制内外所有人士的共识。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②——中小学，慕课来了》中，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授同样指出，翻转课堂这种线上线下混合的学习模式将成为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在2014年10月举办的“解放教育——互联网教育国际高峰论坛”上，新东方总裁俞敏洪也在大谈教育之“道”，即“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国民”。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给出了对教育之“道”的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国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明示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不仅中国，近年来新加坡、法国、新西兰等国家也纷纷关注和强调价值观的教育，将价值观教育作为教育的首要功能已成为各国发展教育的共同之举。这也是本刊策划《来自实践的报告⑥——家校合力构筑健康网络生态 培养未来数字公民》和《来自实践的报告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塑中小学网络德育生态》的初衷。
计算思维：信息技术课程的变革方向
在翻转学习中，教师们发现，如果能将讲授的内容录下来，他就不必在不同的班级重复讲授同一内容，从而将自己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主要精力用于设计精彩的课堂活动，让学生更多地参与交流互动、深入思考和深度体验。这种“把计算机能做的事情交给计算机来做，而计算机不能做的事情必须由人来做”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明智而高效的。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⑤——走向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课程再出发》中，华东师范大学王荣良教授在分析计算机科学课程的指导性理论——计算思维时，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当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瓶颈，更多的是因为教育教学过程涉及人的学习机理等心理、教育学科，还不能被抽象为可计算的模型。 王荣良指出，目前的机器计算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基于一种构造性的可计算模型。如果学生通过受教育能够知道什么是可计算的，什么是不可计算的，那么在未来的工作中他就可以清楚什么工作是可以由计算机自动完成的，什么工作必须由人完成。因此，在中小学开展计算机科学教育，不仅有利于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也对未来的每一位社会公民有所助益。
他还认为，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向人靠拢，使用门槛越来越低，基于操作技能教学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少，因而在中小学开展计算机科学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信息技术课程变革，是课程发展的需要，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当然，引入计算机科学教育，不是简单地引入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引进学科思想，需要依据计算机学科的层次结构以及学生心理特征对学科核心概念、学习要求做出慎重的研究，从而通过使用和解剖计算机来掌握计算机科学的学科思维和方法，满足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特级教师吴向东在本期也撰文指出，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是紧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应用而改变的，来源于图书馆系统的信息素养难以承载信息技术教育的核心价值，要重视计算思维的培养和学生的数字文化生活。江南大学刘向永博士则在综述了国际上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给出了“在信息技术课程中重新确立计算机科学课程独立的地位与体系”的建议。
信息技术从促进机会公平到结果公平与质量提升
公平与质量是全球教育的永恒主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也提出了“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的新要求。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勾勒出智慧城市的发展蓝图，也推动着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进一步发展演化。当多样化智能学习终端日益普及、可租用的网络环境能够轻易获得、师生在网络互动中生成的各种资源已逐渐成为师生外化知识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数字校园的内涵与任务将发生哪些变化？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①——寻找“北京经验”》中，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李奕委员从公平与质量的角度阐述了他对数字校园发展内涵与趋势的思考。他认为，随着国家“三通两平台”的实施，高水平的教育机会均等将由社会性公共服务平台来提供，而在学校层面，数字校园建设的焦点应从提供教育机会均等向“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教学的变革”转变。
李奕认为，数字校园的终极目的是促进师生的和谐发展。因而，数字校园建设需要深入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的主旨，回归到教育实践中，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上来。“直面用户的需求，用为优先，建为选择，实实在在地提升教育质量，为学校师生的和谐发展服务”应成为下一阶段数字校园建设的核心特征。其中，应关注三种理念：一是新型的环境观。数字校园的硬件环境可以通过租赁服务的方式建设。二是新型的资源观。资源是生成性的、个性化的，资源汇聚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个体面临的实际困难，生成性的资源成为支持个性化学习需求的重要手段。三是新型的应用观。应用是一种高水平的服务的实现，应用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个培养21世纪所需人才的过程。
最好的公平是教育结果的公平，即让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华东师范大学陈玉琨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因材施教始终是教育者的梦想。班级授课制度解决了让大部分人接受教育的问题，但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慕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为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发展学生个体的兴趣爱好等提供了可能。这实际上是更大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之举。
面向21世纪，培养数字时代的创造者
对于物联网推动的智慧城市建设，经常会听到“环境越智能，人越傻瓜”的质疑声。数字校园的建设也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蒋鸣和教授曾指出：智慧教育不仅关乎技术的智能化，也包括学生和教师的主动参与。他认为，如果学生没有智慧起来，教育也不可能智慧。
首都师范大学孙众老师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②——中小学，慕课来了》中也发出过同样的感喟。她认为，技术的本质是要为教育服务的，创新人才的培养，其关键在于让学生成为创造者，而不是消费者。在传统教育环境下，创新人才的培养难以落到实处，而技术的恰当运用可以为教育带来新的达成方式。如学生可以更方便地获得多种数字故事创造工具、音视频创意工具、思维表达工具、合作交流工具，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创造者，而非消费者。她指出，教育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且人的发展是从知识的积累到情感的参与到价值观的养成的一个长期的、累积性的过程。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技术的应用真的是在帮助学生考试升学，还是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全球化视野和领导能力？她希冀人们将信息技术不仅用于变革教学模式，还应有力地触动教育模式。
无独有偶。北京景山学校的吴俊杰老师在《来自实践的报告⑤——走向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课程再出发》中提到，学生由于“被推送”而使用越来越方便的信息技术产品时，会丧失选用者的主体地位。基础教育应该让学生不只是获得方便层次上的满足感，成为“被推送”的人，而是要让他们学会去选择、去驾驭，从而获得个人实现层面的满足感。他倡导并践行创客教育，在中小学掀起了一股“创客热”。
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时，我们国家是否也为未来做好了人才的准备？难道我们国家就只能培养低劳动价值的劳动力吗？为此，《来自实践的报告③——探索课程改革之道》《来自实践的报告④——创客教育与教育创新》这两期专题，就是抓住培养“21世纪技能”这个核心，探讨面向21世纪，学与教应如何变革，以使学生为我们所生存的时代而学习，在整合多个学科的项目学习中掌握学习与创新技能（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创造与革新能力）;培养数字素养技能（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职业和生活技能（灵活性与适应能力、主动性与自我引导能力、社交与跨文化交流能力、高效的生产力、责任感、领导力等）。
信息技术对于培养创新人才的作用，其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只有摆脱原来“分数至上”的思想桎梏，才能真正释放技术变革教育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