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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语境下,艺术批评的独立性显得特别重要。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艺术批评的水平就很可疑。而艺术批评若是总处于劣质状态的话,艺术本身就难免会陷入一种盲目的、混乱的和靠偶然性来取得成就的窘境。从艺术史上看,也是这样的。伟大的艺术时代总是有一批伟大的艺术批评家。比如狄德罗,他是哲学家也是作家,同时又是艺术批评家。波德莱尔,既是诗人也是艺术批评家。他们一直在艺术展览的现场,并在艺术领域有着很高的地位。他们本就拥有独立思想,独立的艺术观念和写作立场。但是这种独立的艺术批评在当代中国艺术批评领域还很缺乏。艺术批评家的地位和影响力还远不够。我们需要“爱放毒箭”的批评家,才可以构成“艺术与时代的对抗”。
以往艺术批判和文学批评往往是依附于作品的,批判的使命好像只是为作品作注解。但一个好的批评家必然具有完全独立的自我意识和美学立场,他对艺术的评价、时代的评价包括自己的评价,都在批评中表达出来。像朗西埃、阿甘本这些哲学家并不是职业艺术批评家,但是艺术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和世界关系很重要的路径。艺术家当然更敏感,他首先以创造表达他跟世界的关系。其实批评家是一样的,都是以一样的方式去表达和寻找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批评不仅要对作品,同时也要对自己,以及对整个时代有一种审视。因为艺术本身也是面对自己的时代的表达。批评既是对这个时代的批判,同时又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征候。批评实际上构成一种对抗性的世界关系。这是艺术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批评不仅仅是围绕艺术作品做一些说明性的东西。批评是无所不在的。即便不以批评家的身份出现,但批判性却是需要在每一个艺术家和写作者身上彰显出来。
当代艺术批评很重要的变化,它不再依附于艺术作品的解释,或者说艺术作品的解释只是当代艺术批评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核心部分。艺术批评的关键在于,批评家需要找到一种模式,通过一套话语来为艺术作品提供解释,并赋予它意义。即便那些看上去似乎没有意义的东西,在批评话语赋予它意义之后,它就跟世界发生关联。当批评家尚未谈论作品的意义的时候,这种关联就没有被建立,或者说,这种关联是无关紧要的。当批评关于意义的言说一旦被建立,意义就是开始形成了。批评话语的力量就在于,批评的话语行为在批评家所设定的语义场域中的表达的有效性。从这个层面上说,批评参与了作品的意义建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批评是作品意义生成的重要驱动力和激活剂。最著名的例子是福柯对马格利特作品《这不是烟斗》的批评。他们两个人都各自表达了不同的意义。福柯通过马格利特的作品,形成了“福柯式的”意义生产。但马格丽特却对福柯说:你说的很好、很对,可是你根本不懂艺术。但是没有关系,福柯只需要写出他跟马格利特作品之间理解性的关系,并且建立起他对艺术和世界的一整套观念。福柯的这种表达是强有力的,而且超出了作品本身。对于批评家来说,让批评写作产生这样一种力量,哪怕在艺术家看来是错误的、无关的,依然会产生一种话语的力量。这就是当代艺术批评写作和传统古典艺术批评写作的重大差别,也是艺术批评独立性的一个范例。
近年来,艺术批评界充斥了现代西方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声音,各种术语、概念和观念泛滥。然而,作为批评家,我们所用的词、句子、思维,是否能够抵达像萨特对贾科梅蒂,或者是像福柯对玛格丽特那样,我们的语言是否能有力的有效的,穿透艺术作品的表面,进入到精神的深处,仅靠翻译过来的术语和句式(无论它是朗西埃式的、海德格尔式的,还是福柯式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转化为母语的表达,那么,这些翻译的词汇依然还是浮于表面,不能进入到意义的深处。那些思想家们的词汇,并不是为我们所准备的,而是为他所看到的东西所准备的。他们有时为了有效地刺透作品,会根据自己的思想体系和逻辑而制造的一些词,而在我们的母语中,这些词汇并不能自动彰显出其原先语境中的意义来,因而,我们的借用,其效果也就大为削弱。从另一方面说,他们的这种表达同时又是为我们所准备的,因为一个好的表达,一种伟大的思想,总是为全人类所准备的。只不过,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通过翻译,尚未能成为我们的“称手的”工具。这种术语工具乃是需要在我们母语环境中反复使用,反复操练,重新建立起词与母语语境、与其所谈论的对象、与写作者个体的生存经验等之间的意义关联。缺乏与母语关联的思想,终究不过是人云亦云。
另一方面的问题同样令人困惑。当我们用母语来表达每个人独特经验的时候,常常被一种习以为常的语言惯性所困扰。我们以为说出了独特的东西,但话语所呈现出来的,不过是些庸常之见,一些陈词滥调。这是一种陈腐的日渐麻木和萎缩的意识,必须要通过新词和新的语言来激活。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有时必须要去寻找一种不同于惯常的语言来表达某种不同于惯常的意义,就好像习得一门外语一样,哪怕这种语词乍看上去似乎并不那么顺眼,甚至不那么贴切。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所说的:“所有美的书都是用某种类似于外语的语言写成。在每个词下面,我们每个人都加上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是一种曲解。但是,在美的书中,人们作出的所有曲解都是美的。”(《驳圣伯夫》)真正的写作者永远处于“突围”状态,突破日常思维惯性的包围,突破庸常语义的包围。不这样的话,无法扭转日常思维的强大惯性。这不仅仅是批评写作,同时也是艺术生产本身的根本要求。
今天的艺术批评呼唤独立的批判立场,独立的批判美学判断,同时也呼唤独立的批判话语和文体,甚至,呼唤独立的批判性写作的传播媒介。惟其如此,艺术批评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同时,艺术生态才有更好的生长环境,并得到恰当的呵护或矫正。
以往艺术批判和文学批评往往是依附于作品的,批判的使命好像只是为作品作注解。但一个好的批评家必然具有完全独立的自我意识和美学立场,他对艺术的评价、时代的评价包括自己的评价,都在批评中表达出来。像朗西埃、阿甘本这些哲学家并不是职业艺术批评家,但是艺术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和世界关系很重要的路径。艺术家当然更敏感,他首先以创造表达他跟世界的关系。其实批评家是一样的,都是以一样的方式去表达和寻找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批评不仅要对作品,同时也要对自己,以及对整个时代有一种审视。因为艺术本身也是面对自己的时代的表达。批评既是对这个时代的批判,同时又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征候。批评实际上构成一种对抗性的世界关系。这是艺术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批评不仅仅是围绕艺术作品做一些说明性的东西。批评是无所不在的。即便不以批评家的身份出现,但批判性却是需要在每一个艺术家和写作者身上彰显出来。
当代艺术批评很重要的变化,它不再依附于艺术作品的解释,或者说艺术作品的解释只是当代艺术批评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核心部分。艺术批评的关键在于,批评家需要找到一种模式,通过一套话语来为艺术作品提供解释,并赋予它意义。即便那些看上去似乎没有意义的东西,在批评话语赋予它意义之后,它就跟世界发生关联。当批评家尚未谈论作品的意义的时候,这种关联就没有被建立,或者说,这种关联是无关紧要的。当批评关于意义的言说一旦被建立,意义就是开始形成了。批评话语的力量就在于,批评的话语行为在批评家所设定的语义场域中的表达的有效性。从这个层面上说,批评参与了作品的意义建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批评是作品意义生成的重要驱动力和激活剂。最著名的例子是福柯对马格利特作品《这不是烟斗》的批评。他们两个人都各自表达了不同的意义。福柯通过马格利特的作品,形成了“福柯式的”意义生产。但马格丽特却对福柯说:你说的很好、很对,可是你根本不懂艺术。但是没有关系,福柯只需要写出他跟马格利特作品之间理解性的关系,并且建立起他对艺术和世界的一整套观念。福柯的这种表达是强有力的,而且超出了作品本身。对于批评家来说,让批评写作产生这样一种力量,哪怕在艺术家看来是错误的、无关的,依然会产生一种话语的力量。这就是当代艺术批评写作和传统古典艺术批评写作的重大差别,也是艺术批评独立性的一个范例。
近年来,艺术批评界充斥了现代西方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声音,各种术语、概念和观念泛滥。然而,作为批评家,我们所用的词、句子、思维,是否能够抵达像萨特对贾科梅蒂,或者是像福柯对玛格丽特那样,我们的语言是否能有力的有效的,穿透艺术作品的表面,进入到精神的深处,仅靠翻译过来的术语和句式(无论它是朗西埃式的、海德格尔式的,还是福柯式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转化为母语的表达,那么,这些翻译的词汇依然还是浮于表面,不能进入到意义的深处。那些思想家们的词汇,并不是为我们所准备的,而是为他所看到的东西所准备的。他们有时为了有效地刺透作品,会根据自己的思想体系和逻辑而制造的一些词,而在我们的母语中,这些词汇并不能自动彰显出其原先语境中的意义来,因而,我们的借用,其效果也就大为削弱。从另一方面说,他们的这种表达同时又是为我们所准备的,因为一个好的表达,一种伟大的思想,总是为全人类所准备的。只不过,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通过翻译,尚未能成为我们的“称手的”工具。这种术语工具乃是需要在我们母语环境中反复使用,反复操练,重新建立起词与母语语境、与其所谈论的对象、与写作者个体的生存经验等之间的意义关联。缺乏与母语关联的思想,终究不过是人云亦云。
另一方面的问题同样令人困惑。当我们用母语来表达每个人独特经验的时候,常常被一种习以为常的语言惯性所困扰。我们以为说出了独特的东西,但话语所呈现出来的,不过是些庸常之见,一些陈词滥调。这是一种陈腐的日渐麻木和萎缩的意识,必须要通过新词和新的语言来激活。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有时必须要去寻找一种不同于惯常的语言来表达某种不同于惯常的意义,就好像习得一门外语一样,哪怕这种语词乍看上去似乎并不那么顺眼,甚至不那么贴切。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所说的:“所有美的书都是用某种类似于外语的语言写成。在每个词下面,我们每个人都加上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是一种曲解。但是,在美的书中,人们作出的所有曲解都是美的。”(《驳圣伯夫》)真正的写作者永远处于“突围”状态,突破日常思维惯性的包围,突破庸常语义的包围。不这样的话,无法扭转日常思维的强大惯性。这不仅仅是批评写作,同时也是艺术生产本身的根本要求。
今天的艺术批评呼唤独立的批判立场,独立的批判美学判断,同时也呼唤独立的批判话语和文体,甚至,呼唤独立的批判性写作的传播媒介。惟其如此,艺术批评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同时,艺术生态才有更好的生长环境,并得到恰当的呵护或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