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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在清党屠杀、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的挑衅威胁下，中华民国迎来了第十七个年头。“面黄肌瘦，弱不胜衣，虽是一个小小孩子，竟好似变做了个痨病鬼。”在作家周瘦鹃的寓言体小说《十七岁了》中，中华民国的形象如同一个体弱多灾的少年。
然而上海是个例外。在这里，一边是流光溢彩的夜总会与跑马场，一边却是号饥呼寒的城市贫民与无产者。成群结队的知识分子也汇聚于此，论辩、争吵、写诗、卖文、办刊，热闹非常。
就在这一年的早春，一轮《新月》在上海滩升起。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女子高举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似乎在向读者宣示：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
1924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了新月社，汇聚了诗人、学者、政客各色人物。圈中人多为欧美留学生，言必谈修养，行必讲姿态，钟情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带着绅士的遗风与学院派的冷静。
4年后创办的《新月》，正是这群人思想的注释。它的主力作者包括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等。他们个性、背景不一，但都有意识地远离狂风暴雨、血色杀声，一边悲叹社会的混乱、文化的荒歉，一边在象牙塔中耕耘自己的园地。
但在日后，战乱与巨变迭至，新月那“纤弱的一弯”终究无法承担现实的苦难。新月诸子或走向雅舍与书斋，或走向民间与街头，在民族的起落沉浮中，书写出个人与时代的悲欢离合。
“绅士”梁实秋
1928年的梁实秋，终于在上海立住了脚跟。一年前，为避战祸，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赤手空拳来到上海，一边在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做着教书匠，一边当着《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主编，每天要坐野鸡汽车和四等火车，连赶真茹、徐家汇、吴淞3个地方。
虽为生计奔忙不止，但正当青年的梁实秋可谓意气风发。这期间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潘光旦、罗隆基等人都在沪上，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期然地凑在一起，“无不风骨凛然”。
身处这群“特立独行之士”中，梁实秋说自己“忝附骥尾，最少建树”，但实际上，他是这个团体的“首席批评家”。“在哈佛读书时，梁实秋自称新人文主义批评家白璧德的信徒，强调情感的理性节制，主张宽容而非暴力，个性的独思而非庸众的盲从。”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1928年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已经高唱入云，梁实秋却借着《新月》的阵地，反复重申“文学的纪律”在于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以节制含蓄为美，举出的反面典型就是“煽惑罢工的领袖的演说”：讲者叫嚣暴躁，听者为之摩拳擦掌，结果往往是一个暴动，失去了理性的驾驭。
“他是比较雅正的一类知识分子，是书斋里的学者，象牙塔里的绅士，对普罗大众的不幸与底层的反抗，是冷漠而隔膜的。”孙郁说。正是这一点引起了鲁迅的不满。从1928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二人之间你来我往笔仗不断，为文坛留下了一篇篇“奇文”。
文艺交锋的背后，是思想的对垒。鲁迅平素厌恶绅士的做派——穿着西服长衫，渴望以自己的耕耘，种出剑桥与哈佛的绿地，却忽视了脚下的大地与民众。他嘲讽新月诗人是“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的小雀儿，自己却对猫头鹰情有独钟：一生就爱作“恶声”，把人从舒服的甜梦里唤醒，让他们知道眼前世界的黑暗与血腥。
与鲁迅相反，梁实秋恰恰是能“苦中作乐”的人。抗战时期，他住在重庆北碚的一间瓦屋，陋室寒酸清苦，硕鼠横行，聚蚊成雷，但他却自得其乐，美其名曰“雅舍”，依然写下一系列小品文，文中无战火硝烟，无民生疾苦，只是一俯一仰、一啄一饮的生活点滴。
1948年冬天，梁实秋乘火车离开了北平，几经辗转，终于到达台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继续写着“雅舍”系列。从“满汉细点”、虾蟹鱼翅、佛跳墙、咖喱鸡到油条、豆汁儿、烙饼、锅巴，洋洋大观的食谱让人舌根生香。闲适一如往昔，却多了几分客寓他乡的怅惘。
“如今，人们喜欢看梁实秋，喜欢他的温和、暖意、小趣味和小机智。然而，在剑拔弩张的乱世中，他追求缥缈的文学之梦，却没有贡献出一种面对苦难的人生哲學，那副雅致的笔墨，独独对当下问题交了白卷。”孙郁说。
“斗士”闻一多
1928年的闻一多，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他亲自为诗集设计了封面，通盘的黑纸，只在上方贴着小小的金色签条。
闻一多对黑色有种特殊的偏爱。在北平时，他就把画室四壁涂成一体墨黑，还镶上细细的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他本来是学习美术的，在纽约留学时，蓄长发，作艺术家状，常常睡到日上三竿，入夜就到附近一家广东餐馆喝五加皮（民间传统药酒），吃馄饨，过着波西米亚的生活。
当时，闻一多这间不寻常的“黑屋”里聚集了一群青年诗人，他们找到徐志摩，希望能借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开辟一个诗刊。双方一拍即合，闻一多从此也成了新月派的一员大将。
年轻时的闻一多专注于美的营造，依偎在艺术的信条之下。这一点使他和新月派的书生们气味相投。他和梁实秋是莫逆之交，少年时就一起在清华读书，之后又同在美国留学，在宿舍里偷偷地用酒精炉炒鸡蛋、白菜、木须肉，度过了一段“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同窗生涯。
回国后，二人又同在青岛大学任教。每天闻一多去上班，路过梁实秋门口，轻轻招呼一声，梁应声而出，二人各策一杖，行走于崎岖小路。在学校里，他们常与杨振声、方令孺等人饮酒作乐，戏称为“酒中八仙”，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30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不喝完不散。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看到他们豁拳豪饮，吓得赶紧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闻一多早期的言论、诗文，是读书人的优雅、鲜活的乐章，他和新月派有共振、有交叉，但基调又不完全一样。他很敏锐，有一种对社会、对底层的悲悯和热情，有强烈的生命的痛感，这一点和梁实秋很不同。”孙郁说。
1928年之后的闻一多，开始与上海的伙伴们渐行渐远。在对满目疮痍的破败祖国发出“死水式”的诅咒之后，他从诗人转为学者，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说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只等着炸开禁锢身躯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 终于，抗战的烽火使这座寂灭已久的火山复苏。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贵州到达昆明，一路上很少有旅馆，只能在农舍地上铺稻草，与鸡鸭猪狗同堂而卧。在昆明，他住在北郊的村子里，与村姑一条河里洗衣，与车夫一个铺子里买米；听到农民的痛苦，会气得说不出来话；讲到军队拉壮丁的场景，悲愤之下竟失声痛哭……
在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真正地接上了中国的地气，对当时的国事有了强烈的憎恶。这一切都酝酿了之后的爆发。1943年，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军警的枪口下大声疾呼，以至被人大骂“闻疯子”。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他痛骂国民党特务，指着他们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并握拳宣誓：“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散会后，他突遭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由象牙塔中走向十字街头，将民众的合唱加入个人的低吟，闻一多的道路，也是郭沫若、郁达夫、何其芳等诗人们选择的方向。
“乡下人”沈从文
1928年的沈从文，离开北平来到上海。他只有一个普通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文学工人”。在上海，他流着鼻血，像机器一样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小说、诗歌、戏剧、随笔等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以每本100元的价格尽快地卖给上海街头新兴的小书店。
当上海的书店纷纷慷慨地把“天才”“名家”等称号奉赠给他时，沈从文却对这个城市充满了蔑视和憎恶。他厌恶这里的商业气息，为了迎合大众，专门写作低级趣味的文章；也厌恶这里的名士才情，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纷争不断。
1923年，沈从文怀着对新文化运动的强烈憧憬，从僻远的湘西来到北平，报考各个学校都不被录取，在湖南会馆里过着食不果腹、无衣御寒、四处投稿却不被采用的艰难日子。
走投无路时，郁达夫第一个向他伸出了援手。之后，在徐志摩的举荐下，他开始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在上海时，他又得到胡适的帮助，只有小学文凭，却被聘请到中国公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因为过度紧张，10多分钟便把一个小时要讲的内容都说完了，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上海的3年，让沈从文最终明确了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在他笔下，一边是《边城》里优美、健康、淳朴的湘西少女，一边则是《八骏图》里病态、虚伪、堕落的大学教授。虽然托身新月派这个欧美留学生的阵营，但他始终坚守着源于乡土的人生立场，从不被城市的文人圈子同化。
抗战时期，沈从文和闻一多一样，在西南联大执教。他在昆明的寓所，竟成了文艺圈子的一个沙龙。施蛰存、杨振声总来聊天，傅斯年、罗常培常来蹭饭；林徽因也经常光顾，坐在稻草墩上海阔天空地谈人生，谈时事；再加上金岳霖寄养在院里的大公鸡，沈家的住宅常常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昆明，沈从文一边同这些教授们逛夜市，在电石灯下的地摊上翻捡瓷器、旧书、玉器；一边继续写着他的“乡下人”故事。在《长河》里，他写到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给湘西带来的混乱动荡，写到了现代工厂对手工作坊的挤压，写到了保安队长对农家少女的觊觎，也写到了农民、水手等无数底层民众卑微而庄严的生活。
走出了象牙塔，却止步于十字街头，沈从文站在民间乡野的土壤上，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现代中国巨变中的阵痛，以笔下的小人物来重新唤起朴质、刚强、优美而富于人性的民族精神。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他们远离政治纷争，不在社会敏感的神经中心呐喊，而是注重歷史的厚度，民俗的趣味，讲究学理和厚重。”孙郁说。
1948年，沈从文没有选择南下，追随国民党的“沉舟”而去，而是选择留在北平。在人生的后40年里，他割舍了文学转而从事文物研究，拓开了另一块安身立命的领域。绸子缎子，坛子罐子，他投身于历史的长河，做了另一种“水边的抒情诗人”。
1928年的徐志摩，一边兴奋于《新月》的事业，一边深陷于婚姻的泥沼。当时文坛纷乱嘈杂，左右之间的唇枪舌剑，总会捎带着几句冷嘲热讽的言语落在他身上。然而他既不辩驳，也不回骂。“他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不党同伐异，不咄咄逼人。1930年，他发起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部分都是自由主义者，比如胡适、蔡元培，他还希望左翼作家和旧派作家也参与其中。虽然这个努力在当时没有成功，但他有这样的气度和追求。个人的主张和信仰可以不一样，但可以组织起来，共同为文化的发展而努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说。
在徐志摩的发掘和扶持下，《新月》走出了很多文学青年。“有的成为左倾的革命者，有的坚持自由主义的信仰。有的走纯学术道路，有的从事出版事业，每个人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1年，徐志摩生前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出版。在自序中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他仍是一个敏感的诗人，窗外的风雨仍会震颤他的心弦。如果没有英年早逝，他的人生或许也会像新月诸子一样，在抗战烽烟中，走出另一条不同的轨迹。
然而上海是个例外。在这里，一边是流光溢彩的夜总会与跑马场，一边却是号饥呼寒的城市贫民与无产者。成群结队的知识分子也汇聚于此，论辩、争吵、写诗、卖文、办刊，热闹非常。
就在这一年的早春，一轮《新月》在上海滩升起。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女子高举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似乎在向读者宣示：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
1924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了新月社，汇聚了诗人、学者、政客各色人物。圈中人多为欧美留学生，言必谈修养，行必讲姿态，钟情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带着绅士的遗风与学院派的冷静。
4年后创办的《新月》，正是这群人思想的注释。它的主力作者包括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等。他们个性、背景不一，但都有意识地远离狂风暴雨、血色杀声，一边悲叹社会的混乱、文化的荒歉，一边在象牙塔中耕耘自己的园地。
但在日后，战乱与巨变迭至，新月那“纤弱的一弯”终究无法承担现实的苦难。新月诸子或走向雅舍与书斋，或走向民间与街头，在民族的起落沉浮中，书写出个人与时代的悲欢离合。
“绅士”梁实秋
1928年的梁实秋，终于在上海立住了脚跟。一年前，为避战祸，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赤手空拳来到上海，一边在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做着教书匠，一边当着《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主编，每天要坐野鸡汽车和四等火车，连赶真茹、徐家汇、吴淞3个地方。
虽为生计奔忙不止，但正当青年的梁实秋可谓意气风发。这期间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潘光旦、罗隆基等人都在沪上，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期然地凑在一起，“无不风骨凛然”。
身处这群“特立独行之士”中，梁实秋说自己“忝附骥尾，最少建树”，但实际上，他是这个团体的“首席批评家”。“在哈佛读书时，梁实秋自称新人文主义批评家白璧德的信徒，强调情感的理性节制，主张宽容而非暴力，个性的独思而非庸众的盲从。”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1928年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已经高唱入云，梁实秋却借着《新月》的阵地，反复重申“文学的纪律”在于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以节制含蓄为美，举出的反面典型就是“煽惑罢工的领袖的演说”：讲者叫嚣暴躁，听者为之摩拳擦掌，结果往往是一个暴动，失去了理性的驾驭。
“他是比较雅正的一类知识分子，是书斋里的学者，象牙塔里的绅士，对普罗大众的不幸与底层的反抗，是冷漠而隔膜的。”孙郁说。正是这一点引起了鲁迅的不满。从1928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二人之间你来我往笔仗不断，为文坛留下了一篇篇“奇文”。
文艺交锋的背后，是思想的对垒。鲁迅平素厌恶绅士的做派——穿着西服长衫，渴望以自己的耕耘，种出剑桥与哈佛的绿地，却忽视了脚下的大地与民众。他嘲讽新月诗人是“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的小雀儿，自己却对猫头鹰情有独钟：一生就爱作“恶声”，把人从舒服的甜梦里唤醒，让他们知道眼前世界的黑暗与血腥。
与鲁迅相反，梁实秋恰恰是能“苦中作乐”的人。抗战时期，他住在重庆北碚的一间瓦屋，陋室寒酸清苦，硕鼠横行，聚蚊成雷，但他却自得其乐，美其名曰“雅舍”，依然写下一系列小品文，文中无战火硝烟，无民生疾苦，只是一俯一仰、一啄一饮的生活点滴。
1948年冬天，梁实秋乘火车离开了北平，几经辗转，终于到达台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继续写着“雅舍”系列。从“满汉细点”、虾蟹鱼翅、佛跳墙、咖喱鸡到油条、豆汁儿、烙饼、锅巴，洋洋大观的食谱让人舌根生香。闲适一如往昔，却多了几分客寓他乡的怅惘。
“如今，人们喜欢看梁实秋，喜欢他的温和、暖意、小趣味和小机智。然而，在剑拔弩张的乱世中，他追求缥缈的文学之梦，却没有贡献出一种面对苦难的人生哲學，那副雅致的笔墨，独独对当下问题交了白卷。”孙郁说。
“斗士”闻一多
1928年的闻一多，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他亲自为诗集设计了封面，通盘的黑纸，只在上方贴着小小的金色签条。
闻一多对黑色有种特殊的偏爱。在北平时，他就把画室四壁涂成一体墨黑，还镶上细细的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他本来是学习美术的，在纽约留学时，蓄长发，作艺术家状，常常睡到日上三竿，入夜就到附近一家广东餐馆喝五加皮（民间传统药酒），吃馄饨，过着波西米亚的生活。
当时，闻一多这间不寻常的“黑屋”里聚集了一群青年诗人，他们找到徐志摩，希望能借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开辟一个诗刊。双方一拍即合，闻一多从此也成了新月派的一员大将。
年轻时的闻一多专注于美的营造，依偎在艺术的信条之下。这一点使他和新月派的书生们气味相投。他和梁实秋是莫逆之交，少年时就一起在清华读书，之后又同在美国留学，在宿舍里偷偷地用酒精炉炒鸡蛋、白菜、木须肉，度过了一段“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同窗生涯。
回国后，二人又同在青岛大学任教。每天闻一多去上班，路过梁实秋门口，轻轻招呼一声，梁应声而出，二人各策一杖，行走于崎岖小路。在学校里，他们常与杨振声、方令孺等人饮酒作乐，戏称为“酒中八仙”，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30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不喝完不散。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看到他们豁拳豪饮，吓得赶紧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闻一多早期的言论、诗文，是读书人的优雅、鲜活的乐章，他和新月派有共振、有交叉，但基调又不完全一样。他很敏锐，有一种对社会、对底层的悲悯和热情，有强烈的生命的痛感，这一点和梁实秋很不同。”孙郁说。
1928年之后的闻一多，开始与上海的伙伴们渐行渐远。在对满目疮痍的破败祖国发出“死水式”的诅咒之后，他从诗人转为学者，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说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只等着炸开禁锢身躯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 终于，抗战的烽火使这座寂灭已久的火山复苏。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贵州到达昆明，一路上很少有旅馆，只能在农舍地上铺稻草，与鸡鸭猪狗同堂而卧。在昆明，他住在北郊的村子里，与村姑一条河里洗衣，与车夫一个铺子里买米；听到农民的痛苦，会气得说不出来话；讲到军队拉壮丁的场景，悲愤之下竟失声痛哭……
在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真正地接上了中国的地气，对当时的国事有了强烈的憎恶。这一切都酝酿了之后的爆发。1943年，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军警的枪口下大声疾呼，以至被人大骂“闻疯子”。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他痛骂国民党特务，指着他们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并握拳宣誓：“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散会后，他突遭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由象牙塔中走向十字街头，将民众的合唱加入个人的低吟，闻一多的道路，也是郭沫若、郁达夫、何其芳等诗人们选择的方向。
“乡下人”沈从文
1928年的沈从文，离开北平来到上海。他只有一个普通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文学工人”。在上海，他流着鼻血，像机器一样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小说、诗歌、戏剧、随笔等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以每本100元的价格尽快地卖给上海街头新兴的小书店。
当上海的书店纷纷慷慨地把“天才”“名家”等称号奉赠给他时，沈从文却对这个城市充满了蔑视和憎恶。他厌恶这里的商业气息，为了迎合大众，专门写作低级趣味的文章；也厌恶这里的名士才情，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纷争不断。
1923年，沈从文怀着对新文化运动的强烈憧憬，从僻远的湘西来到北平，报考各个学校都不被录取，在湖南会馆里过着食不果腹、无衣御寒、四处投稿却不被采用的艰难日子。
走投无路时，郁达夫第一个向他伸出了援手。之后，在徐志摩的举荐下，他开始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在上海时，他又得到胡适的帮助，只有小学文凭，却被聘请到中国公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因为过度紧张，10多分钟便把一个小时要讲的内容都说完了，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上海的3年，让沈从文最终明确了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在他笔下，一边是《边城》里优美、健康、淳朴的湘西少女，一边则是《八骏图》里病态、虚伪、堕落的大学教授。虽然托身新月派这个欧美留学生的阵营，但他始终坚守着源于乡土的人生立场，从不被城市的文人圈子同化。
抗战时期，沈从文和闻一多一样，在西南联大执教。他在昆明的寓所，竟成了文艺圈子的一个沙龙。施蛰存、杨振声总来聊天，傅斯年、罗常培常来蹭饭；林徽因也经常光顾，坐在稻草墩上海阔天空地谈人生，谈时事；再加上金岳霖寄养在院里的大公鸡，沈家的住宅常常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昆明，沈从文一边同这些教授们逛夜市，在电石灯下的地摊上翻捡瓷器、旧书、玉器；一边继续写着他的“乡下人”故事。在《长河》里，他写到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给湘西带来的混乱动荡，写到了现代工厂对手工作坊的挤压，写到了保安队长对农家少女的觊觎，也写到了农民、水手等无数底层民众卑微而庄严的生活。
走出了象牙塔，却止步于十字街头，沈从文站在民间乡野的土壤上，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现代中国巨变中的阵痛，以笔下的小人物来重新唤起朴质、刚强、优美而富于人性的民族精神。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他们远离政治纷争，不在社会敏感的神经中心呐喊，而是注重歷史的厚度，民俗的趣味，讲究学理和厚重。”孙郁说。
1948年，沈从文没有选择南下，追随国民党的“沉舟”而去，而是选择留在北平。在人生的后40年里，他割舍了文学转而从事文物研究，拓开了另一块安身立命的领域。绸子缎子，坛子罐子，他投身于历史的长河，做了另一种“水边的抒情诗人”。
1928年的徐志摩，一边兴奋于《新月》的事业，一边深陷于婚姻的泥沼。当时文坛纷乱嘈杂，左右之间的唇枪舌剑，总会捎带着几句冷嘲热讽的言语落在他身上。然而他既不辩驳，也不回骂。“他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不党同伐异，不咄咄逼人。1930年，他发起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部分都是自由主义者，比如胡适、蔡元培，他还希望左翼作家和旧派作家也参与其中。虽然这个努力在当时没有成功，但他有这样的气度和追求。个人的主张和信仰可以不一样，但可以组织起来，共同为文化的发展而努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说。
在徐志摩的发掘和扶持下，《新月》走出了很多文学青年。“有的成为左倾的革命者，有的坚持自由主义的信仰。有的走纯学术道路，有的从事出版事业，每个人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1年，徐志摩生前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出版。在自序中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他仍是一个敏感的诗人，窗外的风雨仍会震颤他的心弦。如果没有英年早逝，他的人生或许也会像新月诸子一样，在抗战烽烟中，走出另一条不同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