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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尹向东、尹玲的短篇小说《空隙》讲述了中原汉人杨木匠藏在空隙中的“私钱”从丢失到寻回的来龙去脉，其中不同文化的差异以不同的语言隐喻表达出来：如异语下藏语与河南话的方言差异，失语背后的语言磨蚀现象，以及乡语中的文化差异等。同时通过这种特定的语言形式表达了其所蕴含的文化鸿沟与人物回归故土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 尹向东;尹玲;《空隙》;文化寄托;语言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19-03
尹向东、尹玲的《空隙》一文以藏族香巴拉式的理想世界夺翁玛贡玛草原以及在此地上出现的人事关系为背景，采用典型的“误会式”情节，通过杨木匠和妻子曲珍在物质、精神上的沟通，反映了一种人情中共有的性情：安土重迁。在平淡而略带愁情的叙事笔调下，杨木匠的形象通过文中不同地方出现的有关语言的情节以及“河南话”和“藏语”这二种特殊的语言载体得到展现，同时在这两种方言的背后也蘊含了不同的意蕴。
一、异语：语言空隙下的心灵隔阂
（一）异语背后个体之间的阻拒性
方言差异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空隙。语言是沟通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反映。方言是特定区域内的语言变体，一般有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之分，文中出现的“藏语”和“河南话”均属于地域方言，留存了一个地方的语言演变及其文化发展的印记。
而作为中原人的杨木匠初来乍到至藏民的草原地域谋求生路，见到“陌生的语言甚至陌生的人种”，为了能够在这陌生的环境维持生计、寻求出路，他不得不学习藏语，接受藏文化：
他就给自己憋足了劲，为生存无论什么苦他都要吃，怎样的艰辛他也得适应……糌粑放入碗里，乡长甲玛打算替他挼，他坚定地摇头，学乡长的样子，慢慢挼成块，并接过乡长递来的生肉，学他蘸豆瓣合着吃……两人在简易的板房里安定地生活，曲珍教他藏语。只用了半年时间，他已能用藏语与牧民交流。[1]
杨木匠为了生计已经走投无路，这是一种在生存压力下的被动融入。而语言的转变成为其脱离熟悉的文化环境，踏入异族地域的一道门槛。在作者创造的夺翁玛贡玛草原这一特定藏文化视域下，“藏语”和“河南话”的关系可以被看作优势语言和劣势语言之间的容纳与再生，杨木匠学习藏语的行为并不是一种自然演变，而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压迫而产生。这种方言人为转变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非完满的文化精神演变状态。
具体来说，杨木匠尽管从表面上已经融入藏族生活，但是他面对河南话依然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执著：
他也教她汉语，不过说的是河南话，有人讲汉话，曲珍就用夹带着藏语发音的河南腔与别人对话。[2]
客观地讲，杨木匠教曲珍说河南话并不利于她与本地汉人交流，但是杨木匠依旧坚持做了，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是夫妻二人为了共同生活做出的语言妥协，但是语言妥协乃至文化妥协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熟悉生活环境的依赖，以及脱离原有文化环境的恐惧以及回归的期盼，二人之间的心灵隔阂就来源于此。
可以看出，在“河南话”与“藏话”的穿插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鸿沟，而鸿沟背后揭示的是杨木匠和曲珍夫妻两人之间的心灵和思维空隙。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同时也暗示了小说主线钱包丢失与失而复得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由于文化不同所产生的隔膜与分歧——一个想回到河南，另一个想要留在西藏。
（二）异语背后群体之间的心灵距离
当然，语言障碍而产生的心灵隔阂不仅出现在杨木匠与曲珍之间，也出现在杨木匠与生活在夺翁玛贡玛草原的其他牧民之间：
只有杨木匠没法平静，他的心空得难受，阴沉着脸，打量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里边会不会有偷钱的人呢？……牧民们唏嘘感慨，说：“谁拿了钱啊，快还回去吧。”[3]
可以看出，在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而产生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同样在杨木匠身上出现，“异语”现状这时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符号，它同样包含着杨木匠这一类异乡人形象的自我封闭性。这种自发的防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不失为是一种在异族文化下的保护机制。
面对牧民的关心，杨木匠一边用藏语解释自己的遭遇，一边怀疑是否有熟人作案的可能。此时的杨木匠与其周围亲近的草原牧民之间就存在心灵上的隔阂，而这种矛盾最终则通过最能体现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方言表现出来。
二、失语：地域空隙下的符号象征
（一）失语现象象征着文化的消融与重构
失语现象是指原有语言的丧失和以之为代替的新语言的习得，即“缺失母语的表达能力，在精神、语言方面完全为一种特定社会环境所同化的现象”[4]。这种母语交流能力的丧失实际上是一种在特定语言环境下产生的语言磨蚀，也就是所谓的语言的流损与替换，语言的流损一般分为四种类别，《空隙》中赤称老人的失语则属于第2类别，即“二语环境下一语的流失情况”[5]。
小说中有意插入了杨木匠去寻访被认为是河南老乡的赤称老人的情节，实际上是为了叙述赤称老人失语一事：
杨木匠只好用藏语与他交流。谈到久的传闻，赤称连连摇头，说过去的事全忘掉了。杨木匠仔细打量他，这个老头无论是说话的语气、神态、表情，已没半点汉人的习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藏族老牧民。[6]
赤称的失语是文化转变的缩影，而母语的弥散实际上表征着血亲文化个人影响的消退，而消退的根源来自于地域的转换：时空距离阻碍了中原文化的持续浸润，加之藏文化的耳濡目染使得赤称原有的民族意识淡化，从而接受了作为草原人的新身份，这样的转变均从杨木匠用不同的方言问候赤称老人的细节体现出来。这并非是一种非逻辑性叙事，“当前，我国边境地区有着大量民族聚居区，以某种民族语言作为日常交际的通用语言，居住在其中的汉族居民属于少数群体，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其母语会逐渐发生磨蚀。”[7]而赤称的失语则是散居在藏族聚居区汉文化被替代式消失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失语现象隐含民族意识消退所带来的恐惧
地域造成会民族意识的消退，是作者描绘“失语”情节的动机之一。“民族意识又是一种自觉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作为民族自我认同的心理活动，抑或是作为民族存续的情感符号，都是民族存在的反映。”[8]
赤称的失语为杨木匠提供了前车之鉴，杨木匠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
走出赤称的家，他给自己暗下决心，不能像赤称那样在草原上长久呆下去，尽快挣到足够的钱，立即返回家乡，去他牵挂肚的地方。[9]
赤称的失语加剧了杨木匠心中对即将要失去民族与地域归属感的恐惧，同时也强化了杨木匠心中急切想要回归母语和故乡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族意识的消退仅仅是针对杨木匠个体而言的，并非关系到整个中原民族，但就是这种个体意识中存在的规避语言磨蚀的自觉成为杨木匠迫切想要寻回石砖空隙中那一笔存款的内在动力，而这种对外族语言文化的排斥则通过发现赤称的失语及其身世的相关情节表现出来。
（三）失语现象反衬出安土重迁的情愫
类似于“失忆”的失语现象被作者以一种模糊的情节展开，赤称记不起汉语，也不记得之前的事情，牧民们的回忆就如同传说一样令人捉摸不透、无从证实，因而也更加加深了杨木匠心中失落与孤独的情感，从赤称的失语中同样也能够看出地域空隙背后所蕴含的浓浓的乡愁和乡土情节。
当杨木匠听到赤称老人可能是自己的河南老乡时，如初见情人般欣喜若狂地去拜访，自此以后他就经常用河南话与老人讲自己的家乡：
讲家乡的时候杨木匠不用藏语，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赤称虽然听不懂，却非常专注，眼神中总有一些捉摸不透的东西，杨木匠注意到这微妙的变化有异于夺翁玛贡玛的任何牧民。从此，他习惯了对他倾述，讲对故乡的思念。[10]
在这里，“河南话”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异乡旅人漂泊在外的孤独以及急切与人交谈的心情，而且是成了一个代表着自己家乡的独特标识，即一种文化符号、一个和自己遥远故土联系的唯一凭借。讲“河南话”的杨木匠与失语的赤称就形成了一个特定文化情境下的承接关系：杨木匠通过用河南话讲述中原故事来保持自己的民族意识，而赤称则通过杨木匠的讲述或多或少地唤起自己昔日的文化记忆。
然而这样的承接关系又是不完整的：从文中可以得知，对于杨木匠的倾诉，赤称老人的回应是模糊的和具有臆想性的，此时这样的倾诉对于一个已经失忆且只听得懂藏语的八旬老人来说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思乡情切的杨木匠来说，这几乎是唯一可以讲述自己家乡甚至是心安理得地在陌生的地域寻求故乡一隅温存之处的机会，是杨木匠在这“满是空隙”之地的最后乐园与精神净土。
可以看出，这里的“河南话”连带着杨木匠对赤称老人所讲述的“遥远的家乡”“漯河旁边的莲花镇”一样一起构成了杨木匠心中的故乡形象，这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意象集群，而这些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依恋与牵挂都是通过“河南话”这一媒介抒发出来的。“河南话”既是他故乡记忆的一部分，又是一把开启他乡土情节的钥匙，同时也成了杨木匠避免失语的手段。
失语的赤称同样成了杨木匠规划归乡之途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杨木匠在这偌大的草原和喧嚣嘈杂的藏语交谈声中，从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在“河南话”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并且从未离开。
三、乡语：文化空隙下的乡土情怀
（一）乡语中蕴含的文化眷恋与文化归宿
在寺院前，杨木匠为了寻回丢失的钱包不得已采取了“求仙问道”的方法，这其中隐含了不同文化的文化因素。在这段情节中，河南方言和藏语的交错出现，使得杨木匠的一席乡音包含着原始而强大的文化空间建构以及不同文化元素的碰撞而带来的巨大张力。
他从怀里取出那叠黄草纸条，闭上眼睛，用地道的河南话开始念叨……想着，又用藏语复述了三遍。这些话，都是他声嘶力竭喊出来的。[11]
从乡语的产生背景来看，这段文字体现了乡语背后巨大的文化差异：藏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在作者紧密凝练的叙事之下迸发出叙事能量。而作者这种文化叙事与方言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小说叙事中地域文化之間的对比感更加强烈，差异与冲突更加激烈紧张。
语言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其本身就代表了某种文化形态，在小说当中则表现为不同的语言民俗。洛特曼认为，“文化多语性决定了语言意识的动态多样生成机制;文本是语言意识的生成器;符号域的界限构成语言意识的民族性特征并使跨文化交际成为语言意识研究的本体”。[12]
因此，“河南话”已经包含的不仅是一个地域的山水人情，它同时还代表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映象和最初也是最为深刻的文化信仰和民族情愫。杨木匠采用河南话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民族集体文化传统的眷恋与不舍，他用河南话“声嘶力竭地喊出来”，既是丢失钱包焦虑情绪的一种释放，更深层面来看也包含了由思念产生出急于回到故乡的欲望发泄与压抑释放，更有期望回归他所熟悉的文化集群而不得的失落与孤独。
（二）乡语中隐含的文化疏离与文化鸿沟
杨木匠说“地道的河南话”之后又用藏语复述的行为来使递出另一个层次的声音，实际上体现了他在面对危机之时所体现出来的对原有语言民俗的信任和对当下文化环境的被迫服从。
可以说，“河南话”对于杨木匠来说，不仅只是家乡的记忆与温存这么简单，它更加成了自己逃脱藏民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突破口。即使杨木匠用藏语复述了内容，文化与习俗的差异也并不能通过简单的语言转换而获得相互商洽的可能，而杨木匠就如同他用藏语呼喊出的河南话一样，成了夺翁玛贡玛草原上的“文化异类”和“文化迷失者”，语言的巨大阻隔背后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文化空隙，而站在广阔草原上用地道的河南话声嘶力竭大喊咒语的杨木匠，对夺翁玛贡玛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来说，永远都是那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人”。
四、结语
康巴作家尹向东是少数民族地域，尤其是藏族地域的主要书写人之一，他与尹玲的中篇小说《空隙》中“异语”“失语”“乡语”这三个与语言紧密相关却又层次不同的情节，实际上隐含了语言这一特殊文化符号在文化差异的碰撞下产生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文化之间的巨大空隙。
作者通过主人公杨木匠所经历的这三个事件体现出其眷恋家乡以及身为异乡人的孤独与无助，在作者创造的巨大叙事空间夺翁玛贡玛草原下，作者巧妙地运用语言这一文化的直接载体将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直观地呈现出来。尽管杨木匠和曲珍之间是由于钱包而产生的误会，但从语言背后可以看出表面分歧的共同原因——对故乡的留恋和归属感以及其包含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2][3][6][9][10][11]尹玲，尹向东.空隙[J].西藏文学，2013，（06）：4-9.
[4]魏春春.望乡——康巴作家尹向东小说论[J].当代文坛，2017，（03）：124-128.
[5]钟书能.语言流损研究对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启示[J].外语教学，2003，（1）：66—70.
[7]张善富，代江丽.国内母语磨蚀研究现状及展望[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8，20（06）：783-786+805.
[8]刘倩.新时期“康巴作家群”小说研究[D].西南大学，2016：49.
[12]刘宏.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语言意识研究[J].俄罗斯文艺，2015，（01）：140-146.
【关键词】 尹向东;尹玲;《空隙》;文化寄托;语言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19-03
尹向东、尹玲的《空隙》一文以藏族香巴拉式的理想世界夺翁玛贡玛草原以及在此地上出现的人事关系为背景，采用典型的“误会式”情节，通过杨木匠和妻子曲珍在物质、精神上的沟通，反映了一种人情中共有的性情：安土重迁。在平淡而略带愁情的叙事笔调下，杨木匠的形象通过文中不同地方出现的有关语言的情节以及“河南话”和“藏语”这二种特殊的语言载体得到展现，同时在这两种方言的背后也蘊含了不同的意蕴。
一、异语：语言空隙下的心灵隔阂
（一）异语背后个体之间的阻拒性
方言差异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空隙。语言是沟通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反映。方言是特定区域内的语言变体，一般有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之分，文中出现的“藏语”和“河南话”均属于地域方言，留存了一个地方的语言演变及其文化发展的印记。
而作为中原人的杨木匠初来乍到至藏民的草原地域谋求生路，见到“陌生的语言甚至陌生的人种”，为了能够在这陌生的环境维持生计、寻求出路，他不得不学习藏语，接受藏文化：
他就给自己憋足了劲，为生存无论什么苦他都要吃，怎样的艰辛他也得适应……糌粑放入碗里，乡长甲玛打算替他挼，他坚定地摇头，学乡长的样子，慢慢挼成块，并接过乡长递来的生肉，学他蘸豆瓣合着吃……两人在简易的板房里安定地生活，曲珍教他藏语。只用了半年时间，他已能用藏语与牧民交流。[1]
杨木匠为了生计已经走投无路，这是一种在生存压力下的被动融入。而语言的转变成为其脱离熟悉的文化环境，踏入异族地域的一道门槛。在作者创造的夺翁玛贡玛草原这一特定藏文化视域下，“藏语”和“河南话”的关系可以被看作优势语言和劣势语言之间的容纳与再生，杨木匠学习藏语的行为并不是一种自然演变，而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压迫而产生。这种方言人为转变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非完满的文化精神演变状态。
具体来说，杨木匠尽管从表面上已经融入藏族生活，但是他面对河南话依然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执著：
他也教她汉语，不过说的是河南话，有人讲汉话，曲珍就用夹带着藏语发音的河南腔与别人对话。[2]
客观地讲，杨木匠教曲珍说河南话并不利于她与本地汉人交流，但是杨木匠依旧坚持做了，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是夫妻二人为了共同生活做出的语言妥协，但是语言妥协乃至文化妥协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熟悉生活环境的依赖，以及脱离原有文化环境的恐惧以及回归的期盼，二人之间的心灵隔阂就来源于此。
可以看出，在“河南话”与“藏话”的穿插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鸿沟，而鸿沟背后揭示的是杨木匠和曲珍夫妻两人之间的心灵和思维空隙。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同时也暗示了小说主线钱包丢失与失而复得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由于文化不同所产生的隔膜与分歧——一个想回到河南，另一个想要留在西藏。
（二）异语背后群体之间的心灵距离
当然，语言障碍而产生的心灵隔阂不仅出现在杨木匠与曲珍之间，也出现在杨木匠与生活在夺翁玛贡玛草原的其他牧民之间：
只有杨木匠没法平静，他的心空得难受，阴沉着脸，打量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里边会不会有偷钱的人呢？……牧民们唏嘘感慨，说：“谁拿了钱啊，快还回去吧。”[3]
可以看出，在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而产生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同样在杨木匠身上出现，“异语”现状这时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符号，它同样包含着杨木匠这一类异乡人形象的自我封闭性。这种自发的防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不失为是一种在异族文化下的保护机制。
面对牧民的关心，杨木匠一边用藏语解释自己的遭遇，一边怀疑是否有熟人作案的可能。此时的杨木匠与其周围亲近的草原牧民之间就存在心灵上的隔阂，而这种矛盾最终则通过最能体现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方言表现出来。
二、失语：地域空隙下的符号象征
（一）失语现象象征着文化的消融与重构
失语现象是指原有语言的丧失和以之为代替的新语言的习得，即“缺失母语的表达能力，在精神、语言方面完全为一种特定社会环境所同化的现象”[4]。这种母语交流能力的丧失实际上是一种在特定语言环境下产生的语言磨蚀，也就是所谓的语言的流损与替换，语言的流损一般分为四种类别，《空隙》中赤称老人的失语则属于第2类别，即“二语环境下一语的流失情况”[5]。
小说中有意插入了杨木匠去寻访被认为是河南老乡的赤称老人的情节，实际上是为了叙述赤称老人失语一事：
杨木匠只好用藏语与他交流。谈到久的传闻，赤称连连摇头，说过去的事全忘掉了。杨木匠仔细打量他，这个老头无论是说话的语气、神态、表情，已没半点汉人的习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藏族老牧民。[6]
赤称的失语是文化转变的缩影，而母语的弥散实际上表征着血亲文化个人影响的消退，而消退的根源来自于地域的转换：时空距离阻碍了中原文化的持续浸润，加之藏文化的耳濡目染使得赤称原有的民族意识淡化，从而接受了作为草原人的新身份，这样的转变均从杨木匠用不同的方言问候赤称老人的细节体现出来。这并非是一种非逻辑性叙事，“当前，我国边境地区有着大量民族聚居区，以某种民族语言作为日常交际的通用语言，居住在其中的汉族居民属于少数群体，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其母语会逐渐发生磨蚀。”[7]而赤称的失语则是散居在藏族聚居区汉文化被替代式消失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失语现象隐含民族意识消退所带来的恐惧
地域造成会民族意识的消退，是作者描绘“失语”情节的动机之一。“民族意识又是一种自觉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作为民族自我认同的心理活动，抑或是作为民族存续的情感符号，都是民族存在的反映。”[8]
赤称的失语为杨木匠提供了前车之鉴，杨木匠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
走出赤称的家，他给自己暗下决心，不能像赤称那样在草原上长久呆下去，尽快挣到足够的钱，立即返回家乡，去他牵挂肚的地方。[9]
赤称的失语加剧了杨木匠心中对即将要失去民族与地域归属感的恐惧，同时也强化了杨木匠心中急切想要回归母语和故乡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族意识的消退仅仅是针对杨木匠个体而言的，并非关系到整个中原民族，但就是这种个体意识中存在的规避语言磨蚀的自觉成为杨木匠迫切想要寻回石砖空隙中那一笔存款的内在动力，而这种对外族语言文化的排斥则通过发现赤称的失语及其身世的相关情节表现出来。
（三）失语现象反衬出安土重迁的情愫
类似于“失忆”的失语现象被作者以一种模糊的情节展开，赤称记不起汉语，也不记得之前的事情，牧民们的回忆就如同传说一样令人捉摸不透、无从证实，因而也更加加深了杨木匠心中失落与孤独的情感，从赤称的失语中同样也能够看出地域空隙背后所蕴含的浓浓的乡愁和乡土情节。
当杨木匠听到赤称老人可能是自己的河南老乡时，如初见情人般欣喜若狂地去拜访，自此以后他就经常用河南话与老人讲自己的家乡：
讲家乡的时候杨木匠不用藏语，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赤称虽然听不懂，却非常专注，眼神中总有一些捉摸不透的东西，杨木匠注意到这微妙的变化有异于夺翁玛贡玛的任何牧民。从此，他习惯了对他倾述，讲对故乡的思念。[10]
在这里，“河南话”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异乡旅人漂泊在外的孤独以及急切与人交谈的心情，而且是成了一个代表着自己家乡的独特标识，即一种文化符号、一个和自己遥远故土联系的唯一凭借。讲“河南话”的杨木匠与失语的赤称就形成了一个特定文化情境下的承接关系：杨木匠通过用河南话讲述中原故事来保持自己的民族意识，而赤称则通过杨木匠的讲述或多或少地唤起自己昔日的文化记忆。
然而这样的承接关系又是不完整的：从文中可以得知，对于杨木匠的倾诉，赤称老人的回应是模糊的和具有臆想性的，此时这样的倾诉对于一个已经失忆且只听得懂藏语的八旬老人来说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思乡情切的杨木匠来说，这几乎是唯一可以讲述自己家乡甚至是心安理得地在陌生的地域寻求故乡一隅温存之处的机会，是杨木匠在这“满是空隙”之地的最后乐园与精神净土。
可以看出，这里的“河南话”连带着杨木匠对赤称老人所讲述的“遥远的家乡”“漯河旁边的莲花镇”一样一起构成了杨木匠心中的故乡形象，这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意象集群，而这些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依恋与牵挂都是通过“河南话”这一媒介抒发出来的。“河南话”既是他故乡记忆的一部分，又是一把开启他乡土情节的钥匙，同时也成了杨木匠避免失语的手段。
失语的赤称同样成了杨木匠规划归乡之途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杨木匠在这偌大的草原和喧嚣嘈杂的藏语交谈声中，从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在“河南话”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并且从未离开。
三、乡语：文化空隙下的乡土情怀
（一）乡语中蕴含的文化眷恋与文化归宿
在寺院前，杨木匠为了寻回丢失的钱包不得已采取了“求仙问道”的方法，这其中隐含了不同文化的文化因素。在这段情节中，河南方言和藏语的交错出现，使得杨木匠的一席乡音包含着原始而强大的文化空间建构以及不同文化元素的碰撞而带来的巨大张力。
他从怀里取出那叠黄草纸条，闭上眼睛，用地道的河南话开始念叨……想着，又用藏语复述了三遍。这些话，都是他声嘶力竭喊出来的。[11]
从乡语的产生背景来看，这段文字体现了乡语背后巨大的文化差异：藏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在作者紧密凝练的叙事之下迸发出叙事能量。而作者这种文化叙事与方言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小说叙事中地域文化之間的对比感更加强烈，差异与冲突更加激烈紧张。
语言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其本身就代表了某种文化形态，在小说当中则表现为不同的语言民俗。洛特曼认为，“文化多语性决定了语言意识的动态多样生成机制;文本是语言意识的生成器;符号域的界限构成语言意识的民族性特征并使跨文化交际成为语言意识研究的本体”。[12]
因此，“河南话”已经包含的不仅是一个地域的山水人情，它同时还代表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映象和最初也是最为深刻的文化信仰和民族情愫。杨木匠采用河南话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民族集体文化传统的眷恋与不舍，他用河南话“声嘶力竭地喊出来”，既是丢失钱包焦虑情绪的一种释放，更深层面来看也包含了由思念产生出急于回到故乡的欲望发泄与压抑释放，更有期望回归他所熟悉的文化集群而不得的失落与孤独。
（二）乡语中隐含的文化疏离与文化鸿沟
杨木匠说“地道的河南话”之后又用藏语复述的行为来使递出另一个层次的声音，实际上体现了他在面对危机之时所体现出来的对原有语言民俗的信任和对当下文化环境的被迫服从。
可以说，“河南话”对于杨木匠来说，不仅只是家乡的记忆与温存这么简单，它更加成了自己逃脱藏民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突破口。即使杨木匠用藏语复述了内容，文化与习俗的差异也并不能通过简单的语言转换而获得相互商洽的可能，而杨木匠就如同他用藏语呼喊出的河南话一样，成了夺翁玛贡玛草原上的“文化异类”和“文化迷失者”，语言的巨大阻隔背后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文化空隙，而站在广阔草原上用地道的河南话声嘶力竭大喊咒语的杨木匠，对夺翁玛贡玛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来说，永远都是那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人”。
四、结语
康巴作家尹向东是少数民族地域，尤其是藏族地域的主要书写人之一，他与尹玲的中篇小说《空隙》中“异语”“失语”“乡语”这三个与语言紧密相关却又层次不同的情节，实际上隐含了语言这一特殊文化符号在文化差异的碰撞下产生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文化之间的巨大空隙。
作者通过主人公杨木匠所经历的这三个事件体现出其眷恋家乡以及身为异乡人的孤独与无助，在作者创造的巨大叙事空间夺翁玛贡玛草原下，作者巧妙地运用语言这一文化的直接载体将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直观地呈现出来。尽管杨木匠和曲珍之间是由于钱包而产生的误会，但从语言背后可以看出表面分歧的共同原因——对故乡的留恋和归属感以及其包含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2][3][6][9][10][11]尹玲，尹向东.空隙[J].西藏文学，2013，（06）：4-9.
[4]魏春春.望乡——康巴作家尹向东小说论[J].当代文坛，2017，（03）：124-128.
[5]钟书能.语言流损研究对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启示[J].外语教学，2003，（1）：66—70.
[7]张善富，代江丽.国内母语磨蚀研究现状及展望[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8，20（06）：783-786+805.
[8]刘倩.新时期“康巴作家群”小说研究[D].西南大学，2016：49.
[12]刘宏.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语言意识研究[J].俄罗斯文艺，2015，（01）：14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