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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爱情故事是《聊斋志异》中一个重要的题材。《聊斋志异》的爱情可以用尚才德轻才貌、以情为上、重信三个关键词进行归纳。结合作者与晚明社会思潮，可以更深入了解其思想以及该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 《聊斋》;爱情观;进步性与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06-02
爱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创作主题。在《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的爱情百花园中，其中男女各形各色，故事各有不同。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可初步窥探爱情这一谜题，与晚明社会思潮、作者个人因素等相结合，能更好地了解其中蕴含的爱情观，发现其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一、爱情故事中蕴含的理想爱情观
（一）以才德为择偶标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早在《诗经》中就已清楚阐明男女双方的择偶标准——君子“好”窈窕淑女。这无疑默认了择偶中以貌取人的合理性。自此在文学的长河中，才子配佳人的模式屡见不鲜。固然，《聊斋》也有像婴宁、青凤等外貌美艳的形象，但《聊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反对“以貌取人”为单一的择偶标准，而展现了另一种多元标准——德才兼备。在《王桂庵》篇中，王桂庵对船家少女芸娘掷金子与金镯，芸娘皆不为所动。但当芸娘知道他“是个风雅文士”时，才答应嫁给他;《聂小倩》篇中，聂小倩看中了宁采臣美好善良的品质才决定追随;《嘉平公子》中的温姬因了解嘉平公子只是一个空有皮囊而无才学的花架子后愤然离去……种种故事都可以看出，女子对才情、道德的重视，对貌、才的轻视。
（二）以至情为核心
爱情，在今日往往被人们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而在中国古代，爱情却没有像今天一样被足够重视。朱光潜曾在《诗论》中说道：“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的确，在中国古代，婚姻大都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的情感需求往往是被忽视的那一个。“老妻居异县”更是常态。而在《聊斋》中，作者则通过情与理、欲、生死三个层面进行比较，将爱情置于一个极高的地位。
首先，情可胜理。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齐风》）在《诗经》时代，便流露出礼教压迫男女爱情的苗头，认为男女双方的行为应和乎礼法。但在《聊斋》中，勇于冲破封建藩篱束缚的爱情故事却常受到称颂。如《青凤》篇中，当耿生和青凤这对有情人就要被作为封建家长的狐叟而拆散时，作者却笔锋一转，让耿生救助变成狐狸的狐叟，由此化解了两家的矛盾，迎来了团圆的大结局。通过对该篇故事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在情与理的比较中，作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情胜于理，并借用以德报怨的巧合化解了有情人与封建势力矛盾，这样的处理方式既为故事增加了神秘性的色彩，又以四两拨千斤的消解了如泰山压顶一般的封建力量，让读者认清了封建力量外强中干的本质，更加强化了歌颂爱情的主题。
其次，情可胜欲。
《礼记·礼运》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古代先賢认为对食物、性爱的欲求是先天的本性，“颠倒衣裳”正是满足这一欲求的途径之一。而蒲松龄却认为男女之间亲密的情感不一定必须走向性的形式，“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在《娇娜》篇中，娇娜两救孔生，孔生更是在恶鬼抓住娇娜时舍身相救。郎情妾意，加上娇娜的丈夫吴生已死，娇娜完全可以跟松娘共侍一夫，可蒲松龄偏偏另辟蹊径，让二人成为“腻友”，可见其独具匠心之处。无独有偶，《宦娘》篇中，女鬼宦娘始终温生始终是以琴声相交的精神之恋。在《连城》篇作者则直接借乔生之口高喊：“连城我知己也。”在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中，二人相知相恋，随时可为对方献身，没有性爱却高于性爱，体现出情之纯。
最后，情可越生死之限。
现实中的腻侣终难跨过生死的界限。而在《聊斋》中，有情人跨越突破人鬼界限，执着追求爱情的故事却屡见不鲜。《阿宝》篇便是如此。孙子楚深爱着阿宝，甚至离魂也要与阿宝相见，经历几番验证后，二人终得心心相通。可不幸的是，孙子楚意外病逝，痛苦的阿宝茶不思饭不想，直至死亡也要与孙子楚在一起的决心打动了阎王，二人这才拥有了美满的结局。从离魂到阴间相会再到双双还魂。作者利用奇幻的想象，让生死相隔的情侣终成眷属，肯定了双方都以爱情为唯一，都以对方的爱为唯一的信念，将爱情推到了更深的层次。
《聊斋》中的角色对爱情婚姻的追求都表现得大胆热烈， 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 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 义无反顾地去追求，甚至认为爱情可以胜过肉体之欲，越过生死之限，由此突出至情的核心。
（三）以婚姻为爱情的理想结局，以信任为感情延续的基础
在《聊斋》中，一对对有情人总能越过种种障碍终成眷属。可见美好婚姻是作者认可的爱情的理想结局。但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任是一个人生存的基础，在爱情上这点同样适用。《葛巾》篇中常大用与葛巾不欢而散的结局正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在故事中，葛巾与常大用本是一对幸福夫妻，就是因为大用的不信任，葛巾掷子离去，二人不欢而散。从中看出爱情中双方互相信任的重要性。《莲香》篇中同样如此，桑生因不信任莲香，继续与鬼相会，结果自己真如莲香所说病入膏肓，差点死去的结局同样印证了信任在感情中的重要性。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留别诗》）蒲松龄认为，在爱情中，双方不仅要共同走向婚姻这一美好结局，而且应该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倘若双方有一点不信任，便不可能做到永结同心。这一观点对现今社会的情侣们仍具有警示意义，所以，该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二、《聊斋》爱情观形成原因
“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聊斋》所记录的鬼怪故事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层面的理解，笔者认为《聊斋》屡屡歌颂美好爱情故事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落魄书生多凉悲——作者层面
在《聊斋》中，男主角通常是穷困潦倒的落魄书生，而女主角多是及时主动出现在男子身边，给予他们心灵与肉体慰藉的温柔女子。落魄书生与温柔女子的搭配，似乎是《聊斋》的写作定式。而笔者认为，这与作者蒲松龄“幼有秩才，老而不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生平经历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欲望往往在文学中得到补偿与满足。于是，各形各色的爱情故事便得以产生。
（二）压迫下的防抗——社会原因
如果说唐末宋末仍可使封建统治“起毛羽，穿鲁槁”，那么社会内部不断出现异化因素的明末便可称得上封建统治真正的强弩之末。这一时期，皇帝不理政，封建政治伦理出现缺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小农经济进一步解体;“异端邪说”群起，冲击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一切社会浪潮，都激起人们对压迫人欲的程朱理学进行反抗，而满足人欲、放浪形骸成为这一时期普遍认同的思想，爱情自然也就成为重要主题。因此，《聊斋》爱情故事中所表现出的对情的肯定，对封建力量的超越是有迹可循的。
三、《聊斋》中所体现的爱情观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在《聊斋》中，表现了一种进步性的爱情观，笔者认为，他的进步性有三：
其一，打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思想初露端倪。在《聊斋》中，有许多恋人不顾父母的反对，勇于追求爱情。这些故事中都凝聚着作者进步的爱情观。与传统婚姻爱情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鲜明的自主意识，体现出其进步性。
其二，歌颂女性的美好品质，对女性的关注大大提升。在《聊斋》中，女性的形象往往是积极正面的，她们不光外表美艳，内心更是善良。在《侠女》中能干英武的侠女，《娇娜》篇中能与男性成为知己的娇娜……种种故事都显示出蒲松龄已经关注到女性的力量，对女性表现出了赞美和尊重。这样的观点在男尊女卑、物化女性的封建时代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其三，从肉体到精神，对情的深度有了进一步探索。在蒲松龄以前，小说家们创作的爱情往往“基于色，堕于淫”，而在《聊斋》中看到了超越肉体的知己之恋，二人成为腻友，而不是颠倒衣裳的夫妻。从肉体到精神的跨越，将情的深度进一步提高，可见蒲松龄对情思考的透彻性。
《聊斋》中也有糟粕的部分。虽然作品中有些故事已经有初步的民主色彩，但不少故事中仍受带有明显的男性视野，如他坚决反对寡妇改嫁，而相反对女子守贞的行为大加赞赏。如在《乔女》篇中，乔女坚决不事二夫，死后仍坚守不与孟生同葬的行为让乔女成了一个典型的正面人物。而对于曾有因贞洁立碑却做鬼后失贞的梅姑，作者却大骂道：抑何其无耻也？再如爱情故事中，女子大多数扮演的都是男子失意时的慰藉者形象，是附属在男性意识形态下的衍生物，而不是真正自我意识地呈现者。
四、结语
自古以来，以情爱为主题的作品屡见不鲜，《聊斋》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它上承唐传奇《西厢记》对张生莺莺美好爱情的描绘，下对《红楼梦》宝黛的精神之恋提出指导，而它自己本身所蕴含的爱情婚姻观也让它成了文学史中不可取代的那一个。在今时今日，尽管聊斋中的爱情观中有现在看来为“糟粕”的部分，但仍应该肯定其爱情观中至情、勇于冲破束缚、注重双方的信任等观点所表现出的进步意义，这些值得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刘志琴.晚明史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3]马瑞芳.马瑞芳说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赵美科.略论蒲松龄的情爱观——《聊斋志异》爱情小说管窥[J].蒲松龄研究，1989，（01）：44-57.
[5]王会敏.重情爱尚才德與“妾为君贞，君为妾义”——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爱情婚姻观[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02）：19-26+38.
[6]姚芳.以《聊斋志异》婚恋故事分析蒲松龄的爱情观[J].山西能源学院学报，2017，30（03）：184-185+191.
作者简介：
王海婷，女，汉族，山西闻喜人，本科，五邑大学，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关键词】 《聊斋》;爱情观;进步性与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06-02
爱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创作主题。在《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的爱情百花园中，其中男女各形各色，故事各有不同。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可初步窥探爱情这一谜题，与晚明社会思潮、作者个人因素等相结合，能更好地了解其中蕴含的爱情观，发现其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一、爱情故事中蕴含的理想爱情观
（一）以才德为择偶标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早在《诗经》中就已清楚阐明男女双方的择偶标准——君子“好”窈窕淑女。这无疑默认了择偶中以貌取人的合理性。自此在文学的长河中，才子配佳人的模式屡见不鲜。固然，《聊斋》也有像婴宁、青凤等外貌美艳的形象，但《聊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反对“以貌取人”为单一的择偶标准，而展现了另一种多元标准——德才兼备。在《王桂庵》篇中，王桂庵对船家少女芸娘掷金子与金镯，芸娘皆不为所动。但当芸娘知道他“是个风雅文士”时，才答应嫁给他;《聂小倩》篇中，聂小倩看中了宁采臣美好善良的品质才决定追随;《嘉平公子》中的温姬因了解嘉平公子只是一个空有皮囊而无才学的花架子后愤然离去……种种故事都可以看出，女子对才情、道德的重视，对貌、才的轻视。
（二）以至情为核心
爱情，在今日往往被人们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而在中国古代，爱情却没有像今天一样被足够重视。朱光潜曾在《诗论》中说道：“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的确，在中国古代，婚姻大都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的情感需求往往是被忽视的那一个。“老妻居异县”更是常态。而在《聊斋》中，作者则通过情与理、欲、生死三个层面进行比较，将爱情置于一个极高的地位。
首先，情可胜理。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齐风》）在《诗经》时代，便流露出礼教压迫男女爱情的苗头，认为男女双方的行为应和乎礼法。但在《聊斋》中，勇于冲破封建藩篱束缚的爱情故事却常受到称颂。如《青凤》篇中，当耿生和青凤这对有情人就要被作为封建家长的狐叟而拆散时，作者却笔锋一转，让耿生救助变成狐狸的狐叟，由此化解了两家的矛盾，迎来了团圆的大结局。通过对该篇故事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在情与理的比较中，作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情胜于理，并借用以德报怨的巧合化解了有情人与封建势力矛盾，这样的处理方式既为故事增加了神秘性的色彩，又以四两拨千斤的消解了如泰山压顶一般的封建力量，让读者认清了封建力量外强中干的本质，更加强化了歌颂爱情的主题。
其次，情可胜欲。
《礼记·礼运》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古代先賢认为对食物、性爱的欲求是先天的本性，“颠倒衣裳”正是满足这一欲求的途径之一。而蒲松龄却认为男女之间亲密的情感不一定必须走向性的形式，“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在《娇娜》篇中，娇娜两救孔生，孔生更是在恶鬼抓住娇娜时舍身相救。郎情妾意，加上娇娜的丈夫吴生已死，娇娜完全可以跟松娘共侍一夫，可蒲松龄偏偏另辟蹊径，让二人成为“腻友”，可见其独具匠心之处。无独有偶，《宦娘》篇中，女鬼宦娘始终温生始终是以琴声相交的精神之恋。在《连城》篇作者则直接借乔生之口高喊：“连城我知己也。”在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中，二人相知相恋，随时可为对方献身，没有性爱却高于性爱，体现出情之纯。
最后，情可越生死之限。
现实中的腻侣终难跨过生死的界限。而在《聊斋》中，有情人跨越突破人鬼界限，执着追求爱情的故事却屡见不鲜。《阿宝》篇便是如此。孙子楚深爱着阿宝，甚至离魂也要与阿宝相见，经历几番验证后，二人终得心心相通。可不幸的是，孙子楚意外病逝，痛苦的阿宝茶不思饭不想，直至死亡也要与孙子楚在一起的决心打动了阎王，二人这才拥有了美满的结局。从离魂到阴间相会再到双双还魂。作者利用奇幻的想象，让生死相隔的情侣终成眷属，肯定了双方都以爱情为唯一，都以对方的爱为唯一的信念，将爱情推到了更深的层次。
《聊斋》中的角色对爱情婚姻的追求都表现得大胆热烈， 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 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 义无反顾地去追求，甚至认为爱情可以胜过肉体之欲，越过生死之限，由此突出至情的核心。
（三）以婚姻为爱情的理想结局，以信任为感情延续的基础
在《聊斋》中，一对对有情人总能越过种种障碍终成眷属。可见美好婚姻是作者认可的爱情的理想结局。但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任是一个人生存的基础，在爱情上这点同样适用。《葛巾》篇中常大用与葛巾不欢而散的结局正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在故事中，葛巾与常大用本是一对幸福夫妻，就是因为大用的不信任，葛巾掷子离去，二人不欢而散。从中看出爱情中双方互相信任的重要性。《莲香》篇中同样如此，桑生因不信任莲香，继续与鬼相会，结果自己真如莲香所说病入膏肓，差点死去的结局同样印证了信任在感情中的重要性。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留别诗》）蒲松龄认为，在爱情中，双方不仅要共同走向婚姻这一美好结局，而且应该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倘若双方有一点不信任，便不可能做到永结同心。这一观点对现今社会的情侣们仍具有警示意义，所以，该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二、《聊斋》爱情观形成原因
“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聊斋》所记录的鬼怪故事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层面的理解，笔者认为《聊斋》屡屡歌颂美好爱情故事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落魄书生多凉悲——作者层面
在《聊斋》中，男主角通常是穷困潦倒的落魄书生，而女主角多是及时主动出现在男子身边，给予他们心灵与肉体慰藉的温柔女子。落魄书生与温柔女子的搭配，似乎是《聊斋》的写作定式。而笔者认为，这与作者蒲松龄“幼有秩才，老而不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生平经历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欲望往往在文学中得到补偿与满足。于是，各形各色的爱情故事便得以产生。
（二）压迫下的防抗——社会原因
如果说唐末宋末仍可使封建统治“起毛羽，穿鲁槁”，那么社会内部不断出现异化因素的明末便可称得上封建统治真正的强弩之末。这一时期，皇帝不理政，封建政治伦理出现缺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小农经济进一步解体;“异端邪说”群起，冲击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一切社会浪潮，都激起人们对压迫人欲的程朱理学进行反抗，而满足人欲、放浪形骸成为这一时期普遍认同的思想，爱情自然也就成为重要主题。因此，《聊斋》爱情故事中所表现出的对情的肯定，对封建力量的超越是有迹可循的。
三、《聊斋》中所体现的爱情观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在《聊斋》中，表现了一种进步性的爱情观，笔者认为，他的进步性有三：
其一，打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思想初露端倪。在《聊斋》中，有许多恋人不顾父母的反对，勇于追求爱情。这些故事中都凝聚着作者进步的爱情观。与传统婚姻爱情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鲜明的自主意识，体现出其进步性。
其二，歌颂女性的美好品质，对女性的关注大大提升。在《聊斋》中，女性的形象往往是积极正面的，她们不光外表美艳，内心更是善良。在《侠女》中能干英武的侠女，《娇娜》篇中能与男性成为知己的娇娜……种种故事都显示出蒲松龄已经关注到女性的力量，对女性表现出了赞美和尊重。这样的观点在男尊女卑、物化女性的封建时代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其三，从肉体到精神，对情的深度有了进一步探索。在蒲松龄以前，小说家们创作的爱情往往“基于色，堕于淫”，而在《聊斋》中看到了超越肉体的知己之恋，二人成为腻友，而不是颠倒衣裳的夫妻。从肉体到精神的跨越，将情的深度进一步提高，可见蒲松龄对情思考的透彻性。
《聊斋》中也有糟粕的部分。虽然作品中有些故事已经有初步的民主色彩，但不少故事中仍受带有明显的男性视野，如他坚决反对寡妇改嫁，而相反对女子守贞的行为大加赞赏。如在《乔女》篇中，乔女坚决不事二夫，死后仍坚守不与孟生同葬的行为让乔女成了一个典型的正面人物。而对于曾有因贞洁立碑却做鬼后失贞的梅姑，作者却大骂道：抑何其无耻也？再如爱情故事中，女子大多数扮演的都是男子失意时的慰藉者形象，是附属在男性意识形态下的衍生物，而不是真正自我意识地呈现者。
四、结语
自古以来，以情爱为主题的作品屡见不鲜，《聊斋》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它上承唐传奇《西厢记》对张生莺莺美好爱情的描绘，下对《红楼梦》宝黛的精神之恋提出指导，而它自己本身所蕴含的爱情婚姻观也让它成了文学史中不可取代的那一个。在今时今日，尽管聊斋中的爱情观中有现在看来为“糟粕”的部分，但仍应该肯定其爱情观中至情、勇于冲破束缚、注重双方的信任等观点所表现出的进步意义，这些值得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刘志琴.晚明史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3]马瑞芳.马瑞芳说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赵美科.略论蒲松龄的情爱观——《聊斋志异》爱情小说管窥[J].蒲松龄研究，1989，（01）：44-57.
[5]王会敏.重情爱尚才德與“妾为君贞，君为妾义”——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爱情婚姻观[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02）：19-26+38.
[6]姚芳.以《聊斋志异》婚恋故事分析蒲松龄的爱情观[J].山西能源学院学报，2017，30（03）：184-185+191.
作者简介：
王海婷，女，汉族，山西闻喜人，本科，五邑大学，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