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9岁的王东灵已经在三门峡市的一家医院里当了十年化验员。工作按部就班，生活平平淡淡。有一天，她从电视上看到贵州省西南部深山里的一个名为“中洞”的“穴居”山洞的村落，那里有一个“山洞小学”和一群缺少师资、生活艰苦的孩子的镜头。从看到这些镜头以后，她就萌生了到那里去当老师和义务“支教”的念头。这念头很快就付诸的实施——考虑到父母的担心和阻拦，她并没有向父母打招呼，只是向她的所在单位请了一个长假。临行时，她只给家里留下了一封说明去向的信，让父母放心。
　　从三门峡到贵州省的省会贵阳，然后辗转长途汽车，王东灵终于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贵州西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她找到了当地的教育局，出示了身份证之后，说明了自己要去“中洞”支教的心愿。教育局的干部惊讶地看着这个不远千里而来的女孩，说那里条件太艰苦，建议她去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王东灵执意到“中洞”去。教育局的干部见劝说不动，只好答应了。见她衣装单薄，教育局的干部要她一定要多带上一床被子。炎夏虽然并未完全过去，但山里的夜晚还是很冷的。
　　“中洞”，在远离县城的水塘镇深山里。那座山的山脚下有一个水库，从水库沿着陡峭的山坡攀走，王东灵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这一天，是2003年9月2日，距她离家已有整整一个星期。
　　好大的一个洞，足有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王东灵虽然在电视里见过，但眼前的景象依然让她感到十分新奇。山洞的各个高低不一的角落里，散建着“中洞村”村民居住的“房子”。这房子是用竹、木围成的，没有屋顶，就像四周围了篱笆墙的院子一样。初来乍到，王东灵并没有受到洞中人的欢迎，她见到的只是远处投来的打量着的疑问目光。甚至有一个小孩子，见了王东灵竟然哇地一下哭了，让她好生尴尬。
　　王东灵的住处被安排在一位大婶家的旁边，自然也是一个没有屋顶的“房子”。饭也是需要自己做的，锅灶都是借用大婶家的。大婶把一家的饭做完以后，就轮到王东灵做饭了。她自小在城里长大，用灶火还是第一次。山洞里湿漉漉的，柴草也是湿漉漉的，用火柴一点只是冒烟，熏得她两眼流泪。点了好半天，冒烟的柴草就是着不起火苗来。她赌气不做了，愣是饿了一顿。洞里没有通电，太阳还没落山就黑糊糊的了。摸着黑什么也干不了，只好睡觉。但这时候，她才感觉到洞中的潮湿和阴冷。县教育局的干部为她置办的那条被子派上了用场，但她还是睡不着，不仅是因为寒冷，还有跳蚤，整个晚上，王东灵都是在饥饿、瘙痒和轰赶跳蚤中度过的。
　　这一带的山区只出产玉米、红薯和土豆，山民们吃的多是“苞谷饭”，玉米晒干，磨碎，蒸熟，就成了“苞谷饭”。对于从吃惯了大米白面的王东灵来说，苞谷饭有点难以下咽。中洞人在山洞外边的地里种了一些小白菜，几乎是这里唯一的蔬菜。邻居大婶在锅里滴上几滴油，先把小白菜炒一下，再放半锅水去煮。煮菜连汤就包谷饭吃，基本是顿顿如此，偶尔换一个花样，也只是一个炒土豆。如果遇上家务繁忙，大婶就连青菜都不做了，一家人只是干吃苞谷饭。这样不仅省油，还可以把小白菜留下来喂猪吃。王东灵刚进洞的前几天没吃上几顿饱饭。点不好火灶也就做不成苞谷饭；邻居冷眼旁观，她也不愿去求助于人。
　　洞里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王东灵这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原本以为“义务支教”只是教孩子们读书，现在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度过这“生活关”。后来她才知道，中洞的人都属于苗族，大多不会说汉语。解放前，他们生活在山上，因为有土匪出没，扰得他们不得安生，于是躲进洞里。长时间住在山洞里，也就习惯了。又因是偏僻的深山，很少有外人进来，洞里的人大多是文盲，不懂普通话。封闭的生活环境，使这里的人很少外出打工；交通不便，他们连走出山都很困难，基本上与世隔绝。山里有“下蛊”的传说，所以苗族人说笑话时总会说：“小心人家给你下蛊。” 所谓的“蛊”是一种毒虫，传说取百虫于皿中，使之互相蚕食，最后所剩的一虫则为“蛊”。在吃饭或饮酒里被下了蛊，就会中毒，甚至不治而亡。解了这些，王东灵也就理解了他们对陌生人的冷漠和远离了。
　　这个海拨1800米的“中洞”，洞深215米，宽115米，高50米，洞内居住有吴、王、罗、梁四个姓氏的苗族，共有19户人家，50多口人。中洞小学校就设在洞里。学生有的家在洞里，有的家在洞外的山上。学校的教师原本有四名，除了校长和一位男教师外，还有两个女老师。老师的月薪是400元，条件艰苦，工薪低少，后来那位男老师外出去打工了。王东灵属于“义务支教”，不领工资，一切费用自理。中洞人说苗语，初入学的孩子根本听不懂普通话了。还好校长的普通话还算流利，是“中洞”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因为低年级的孩子们根本不懂普通话，王东灵被分配到四年级任教，同时，王东灵也开始学习苗语。
　　那个一见王东灵就哭的5岁孩子叫罗海忠，在此之前，罗海忠从没有见过外面的人。王东灵见到他就笑着招招手，用刚学的苗语和罗海忠打招呼。时间长了，罗海忠见到王东灵不哭了，而是悄悄地跑到王东灵的住处外面偷偷地好奇地看她。王东灵还是向他招招手，小孩子不好意思地走进来，看了看这个外面来的人似乎与自己也没啥两样，又跑走了，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跑回来。王东灵发现罗海忠的眼睛在盯着她从城里带来的皮球，便示意他可以拿走去玩。罗海忠高兴地把球拿走了。从那以后，好像每天报到一样，罗海忠都要到王东灵的住处来看看。
　　王东灵慢慢地融入“中洞”的生活，洞里的乡亲们也接受了王东灵。房东大婶不再把她当外人，于是王东灵开始在大婶家“入伙”，大婶做什么她就吃什么。
　　中洞小学的孩子们，没有写作业的习惯，因为放学后他们要帮助家里放牛、捡柴禾、割猪草。干完这些活，天也就黑了。住在洞外山上的孩子，更是辛苦，有的学生每天都要赶两个小时的山路来学校上学。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王东灵觉得自己不能去责备孩子们不完成作业，只能用理解和耐心辅导去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有时候，她也会随孩子们去山上放牛，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
　　山里土质贫瘠，中洞人依靠种植苞谷和土豆很难改变贫穷的生活。于是王东灵利用休假日跑县城，找到了县“扶贫办”。几次奔波没有白费，“扶贫办”决定为扶助中洞人养牛。但资金有限，第一批资助款只能扶助四户人家。扶贫办的干部来到中洞，找王东灵商量发放资金的人选。王东灵根据自己了解的各家情况，一连提了三户，就在这时候，她发现房东大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她这才想到，房东家也是洞里的困难户之一。帮助“扶贫办”选择资助对象，竟成了王东灵疼头的一件事！
　　2005年至2007年的三年间，王东灵在贵州西部乌营蒙山脉腹地的高原威宁自治县山顶苗寨、广西省河池市东兰县切学乡、贵州省紫云县板当镇帮助修建了三所小学。
　　2007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见到了王东灵。当时，我并不知道她荣获了团中央颁发的2004年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召开过事迹报告大会，是感动中原十大人物之一。
　　我面前的王东灵斯文、礼貌，不善言谈。她的所作所为，多数都是由她的朋友和那位引荐我们相识的朋友代劳讲述和介绍的。她的话语中，几乎没有“我”这个字，说的最多的词是“他们”，那些远方的孩子。在“中洞”支教的时候，王东灵的哥哥曾经爬到洞里来看她。哥哥看到妹妹工作和生活在一个如此艰苦的地方，七尺男儿忍不住落下了眼泪。儿行千里母担忧，王东灵一个弱女子，怎么不让远在河南的父母亲人担心？异乡的王东灵遇到的艰难险阻让人替她揪着心，但是王东灵只有淡淡地一句话：“不能有挨（在）家待着的孩子。”
　　万丈红尘，名牌林立，物欲横流的大都市里，许多人一张嘴就“我、我、我”地说个不停。王东灵的言语中没有多少“我”，只有“他们”。与东灵交谈后，我反思着自己的生活，不能再去问，这个把如花美眷的青春奉献到偏僻山村的姑娘，为什么？她本身告诉了我，什么叫做“人类的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