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流动性过剩”，这个问题说到底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更多的是国际政治问题，并不全是金融问题
　　
　　2007年8月6日，国家统计局告诉我们说：7月的通货膨胀达到了5.6％，创出10年新高；其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涨幅更是惊人。让我感到吃惊的并不仅仅是物价上涨幅度，而是到7月份为止，央行新发行的货币也同时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数据发布之前，我刚刚到过河北、山西和内蒙古。此行的唯一收获，就是我发现北京的物价，虽然在有些人的眼中，是已经到顶了，但仍然低于以上三地。
　　越穷的地方，物价涨得越凶，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比如，在山西一个穷山沟里，鸡蛋30元一公斤，猪肉40元一公斤，这是裸价，也就是没有任何补贴的价格。
　　这说明，价格的递补区间，已经被截断。
　　自猪肉涨价以来，关于人民币是否存在流动过剩的争议，渐渐地淡出了理论界。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事实上，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其实也不了解此问题的由来。
　　马克思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货币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延伸到今天，似乎也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所谓“流动性过剩”，这个问题说到底，它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更多的是国际政治问题，并不全是金融问题。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一切经济资源的争夺，都不能脱离对于货币资源（资本）的争夺。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金融理论的研究阶段，我们对金融制度非常重视，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理论的研究。19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货币的问题，特别是资产的定价、风险的评估，以及高度市场化状态中的货币体系与结构。199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这与当时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以及金融领域大规模创新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否则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强盛。
　　在这里，理论和实践是高度相关的。从实体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外汇由此进入国家储备，中国也由一个不承认“外币”流通权力的国家，进而发展到现在坐拥1.4万亿美元外储的投资大国。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经济运行规律比较清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稳定，一切都是在国门内进行计划。开放以后，特别是当国际贸易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之后，很多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改变，它们之间需要有转换的变量，我们不但需要内部货币，也需要外部通用货币了。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沿着“商品价格-资金价格（即利率）-资产价格（汇率）”这样的轴心前进的。
　　绝大部分人在谈论通胀的时候，并没有思考通胀的本质是什么。他们议论CPI，更多的是因为它是听起来蛮“酷”的一个“语词”。可是，他们对于CPI递增速率过于迅猛的后果，比如投资增长、房地产价格的增长、股票指数的增长，直到连猪肉的价格也在增长，缺乏深入的理解。
　　真正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原始成因，是我们在几年前试图抑制过快的投资增长时产生的副产品: 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巨大失衡，以及投资与外贸顺差之间的巨大失衡。
　　换句话说，通胀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储蓄增加过快，而在于增加的民间财富不能及时转化为民间投资，推动就业，进而推动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的富人们也不可能感觉不到，现在投资渠道确实过于狭窄。
　　前一段，原江苏常州民营企业“铁本”的业主戴国芳在当地受审，检察院的公诉书只字未提当初所罗列过的那些吓人的“罪状”。戴被指控的罪名只有收废铁时“虚开发票，抵扣税款发票”，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的证据，就是戴国芳当年主动上交的那份“企业自查报告”。
　　对此，业界的评论是，查处铁本以“扰乱经济秩序罪”开始，却以“虚开发票”这样细节化的罪行而告终，这说明了无数戴国芳式的投资困境——铁本钢铁王国的梦想戛然终止，倒在了一个根本不能服众的罪名之下。
　　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GDP保持着年均10%的增速，而就业增加率只有不到1%，失业率保持5%以上。由于民间的财富无法转化为投资，使无数戴国芳们手里的钱走投无路，要不留在银行里“发霉”；要不胡乱挥霍，污染社会风气，并导致一系列的商品价格发生紊乱。
　　其实自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与企业储蓄增加了18万亿元，但产业投资的增加值只有6万亿元，过剩的民间资本的投资欠债至少12万亿元。
　　无论这些投资欠债的成因是什么，每年它的贬值损益就有一万多亿元。为了表达它们曾经的“存在”与曾经的“愤怒”，于是，我们看到了房地产价格“涨无可涨，仍然要涨”，股票市场“一路狂飙，大起大落”，直至近期的猪肉价格也如同脱缰的野马，中国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存款开始大量逃逸银行体系。
　　奥运在即，时日无几。如果中央仍然不能通过强力手段“释放投资”以“抑制流动性的超常增长”，进而改善国民福利，恐怕就不仅仅是金融决策体制的失败，而且是政治决策体制的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