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务实与抗争: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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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现代国家艰难转型的历史困境赋予中国现代政治学“务实”的特质。急于摆脱这样的历史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人陷入持续批判、对抗与斗争的困局,始终无法积极应对本土的、主流的政治观念与外来政治观念的交锋碰撞。这也制约了中国政治学知识话语体系的现代建构。走出这一困局,实现中国政治学自我启蒙的关键在于,扭转人们把历史困境看作急需打破的“桎梏”(chain)的惯常心态,而是将这些困境理解为“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中体现为重要历史时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历史困境的承认与接受,为政治学的批判精神加入了理智的因素,给予人们反思改善政治生活根本问题的缓冲期,而不是急于针对现实提供短期性的对策。告别持续批判与抗争的心态,克服过于务实的弊端,方可凸显中国政治学知识话语体系的现代特质。
其他文献
公共阐释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既有讨论所达成的主要是关于阐释对象特别是阐释规范方面的理解,相对而言,关于阐释主体的讨论似乎尚待提出。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关于人的一些基本思想值得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按马克思的见解,公共阐释之主体方面的历史性前提,乃是现代的独立个人。这种个人并非天然的个体,而是由人类社会辩证的、历史的规定所构成的主体。阐释之公共性,即成立于这种历史性的主体前提条件之下。
“阐释”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本、历史和时代精神的真理性表达。对阐释的起源、历史、概念进行澄明和深入剖析,提出具有时代特征、推动社会进步的标识性概念和命题,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阐释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复杂竞争与发展语境下,日益需要自觉营建核心价值观。传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历史磨砺中形成、选择的“群主体性”。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共同知识、共同情感,是形成共同行动的重要基础。传统与核心价值观相互生成、相互确认。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传统现象,对所有的社会与共同体而言,传统都是营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重要资源;另一方面,不同的区域会形成、遭遇不同的传统,传统的多样性是不同社会具有不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原因。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具有丰富而多样的传统,同时又处于多元开放国际格局中的发展中
“多元性”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在对纳粹极权主义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反思中,阿伦特将人之生存的基本处境揭示为多元性;而平等、差异、言说、行动以及公共领域等概念则构成了理解多元性概念的关键性维度;并且阿伦特通过对宽恕和承诺这两种政治能力的探讨,试图去克服由人类的多元性境况所引发的诸多困境。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方融资历程,央地间权力调整是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在“财政权上收一金融权上收”时期,地方缺乏举债的动机和能力;在“财政权下放一金融权下放”时期,国有银行沦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在“财政权下放一金融权上收”时期,乱收费、卖地等制度外或预算外行为大行其道;在“财政权下放一金融权显性上收、隐性下放”时期,地方融资平台的角色举足轻重。简言之:财政权下放激发了地方的举债愿望,而金融权下放则使地方举债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是地方债务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根源。因此,要彻底堵上地方举债融资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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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实现发展动力的转变:从权力主导走向公民经济权利驱动。之所以要实现这种动力转变,一是因为权力的直接干预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二是因为市场运作的基本制度要素是公民权利,成熟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公民权利驱动的,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都是尊重与实现公民经济权利的结果。从动力转变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转轨与体制改革不能仅局限于资源配置方式变革的层面来理解,其实质是国家经济权力与公民经济权利关系的重大调整。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现状,在公民的各项经济权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