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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生涯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1976年。年初，1月8号，周总理去世。不久，出了天安门“四·五”运动。后来是朱德委员长去世。紧接着是唐山大地震。9月9号，毛主席逝世。又加上粉碎“四人帮”。这个1976年我过得可真不轻松。
送总理——揪心的日子
1976年1月8号晚上，我正在广播剧场看电影。大概是7点多一点儿，中央台政治处的一位同志气喘吁吁地跑到剧场找我，小声告诉我一句：“有急事，要你马上回办公室！”我看他那么紧张，自己心里也有点急，所以一走到剧场前厅就问：“什么事？这么急。”
他一句话使我的心猛地一紧——“周总理去世了！”再没有别的话，我赶紧跑向办公室。
当中央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得知了这一消息后，我们就焦急地等待着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
不久，宣传安排传达下来。根据上级精神，整个治丧活动报道，讣告“比康生、董老逝世时多播一些”；文艺节目不停播，而是要少播一些，只在开追悼会那天停止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的纪念文章。
一连串的“不”！听了这样的安排，当时我和其他同志的心中都很不解，一位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总理的治丧报道，规格为什么定得如此之低？！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要求停播文艺节目，要求派记者采访并播出群众的吊唁和纪念活动，等等。种种要求，都没有被采纳。
1976年1月9号凌晨4点12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向世界首次播出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这次治丧活动宣传中，最让我感到痛苦和无奈的是文艺广播的安排。
按照有关规定，治丧期间“文艺节目减少，不是没有”，只通知我们在1月15号举行追悼会的这一天才“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也就是说，治丧期间文艺节目不能停。这让我觉得很为难，这不等于在摧残全国人民的感情嘛！我觉得当时我真是最痛苦的人，一方面为失去总理而难过，另一方面又要强压住心中的悲痛去执行上边的要求。
不过，我们还是一直在做最大的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过多次提出停播文艺节目无效之后，自行决定在9号、10号和11号不安排文艺节目，一次又一次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压力。
挺到11号下午，上级领导直接出马选定和审定文艺节目，并从下午开始编排播出了三组歌曲。而这一天正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而恰恰有一组歌曲正好是在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时播出的。这下子，引起了群众强烈的不满。
我现在还记得一位听众来信中的一段话，大意是：“我终生难忘的不可饶恕的一件事是1月11日，正当周总理的灵车到达八宝山时，为什么电台突然播放歌曲和音乐？当时我没想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以为是敌台呢！我忍着愤怒一直听完，最后一听，果然就是中央台！”一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特别难过，深感愧对周总理，也愧对我的听众。
别主席——最紧张的日子
1976年的9月9日，凌晨5点多钟，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我心里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得到了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
经过紧张、保密、严谨的准备，9月9号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告各族人民书》等内容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事先的安排有序地进行着。可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在第三遍播出时发生了。
谁也没想到，在播出第三遍时出现了严重的播出差错——在哀乐之后应该播出毛主席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但当时广播中播出的却是“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刚一听到这句话，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现在说起来，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很简单。当天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局总编室接到姚文元电话，他说“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要求我们将哀乐由6分钟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
由于时间紧迫，拿哀乐的人情急之中阴差阳错从用过的哀乐中拿了一盘，而这盘录音带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
巧中巧，这盘录音带上只写了“哀乐3分35秒”，给人造成这盘带子“只有哀乐”的错觉。因为当时我正在主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为这件事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在毛主席逝世的宣传报道工作中，转播追悼大会是中央交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项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我当时很悲痛、很紧张、很担心，压力大得快让人透不过气来了！
9月18日，追悼大会举行的日子到了。
上午9点，我和时政记者及播音员就到了天安门做准备工作。
下午两点半，有关方面的领导人陆续登上平台。我在现场忙着试话筒、试线路，同各方联系。我们在现场设有两组话筒，当时两位播音员早就站在话筒前，我站在他们两位的中间，面对广场，面对着100万群众。我的心情极其沉痛，也异常紧张，眼睛紧紧盯着手表。我觉得喘不过气来，腿也在发抖。其实我也多次指挥过实况转播，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气氛和场面。
我这正紧张着呢，忽然听见稿纸的响声，一看，发现播音员方明的手也在抖动。我心里很慌。我不是指挥若定的将军，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必须镇静。我轻声地对播音员说：“不要紧张，沉住气，看我的手势。”其实我心里慌极了！
捱到两点五十分，我打手势示意方明“开始”。我紧张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打开话筒开关，停了一会儿，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播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播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后，我的心才一下落了地，也才发现自己的手里都是汗。
当意识到这次重要的转播已经顺利结束时，我们现场的几个人开始默默地紧紧地握手，大家什么话也没说。哎，一切尽在不言中呵！ 粉碎“四人帮”——敏感的日子
1976年10月6号晚上7点左右，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飚和另外几个人来到了广播大楼。我当时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对他们到来的目的无从知晓。但那天晚上中央台的气氛异常紧张，大家是都能感觉得到的。
自从这几个人进入局里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还有人搬来了被褥，似乎要在这里“安营扎寨”。然后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等等。局里、台里不少人都在议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干新闻的人好奇心强，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的驱使，我赶紧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节目的前哨阵地。
路上我就发现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站在两边，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下特别耀眼。
不一会儿，中联部的两位领导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叫我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
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也不知道在谁手里，我费了半天劲儿，前前后后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的时候，我留意到他们长长地舒了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绝不是一般的大事，肯定和国家的政局有关。当晚11点零5分，邓岗局长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和有关部门领导人的会议。他的发言很简单：“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出现了。一定要把住！”听了这句话，我和在场的人心中一下就有了数。
到了10月7号我们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好播出的准备。
这个时候，敏感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有人打电话到中央台，拐弯抹角地想套点什么消息，但中央台守口如瓶。
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
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不过，这一阶段我的精神是紧张和兴奋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我们组织记者到全国各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我也才真正心情开朗、愉悦了起来。
杨正泉：1940年生于山东肥城。1964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担任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室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等职。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我的1976》；杨正泉口述，铱桤采访）
送总理——揪心的日子
1976年1月8号晚上，我正在广播剧场看电影。大概是7点多一点儿，中央台政治处的一位同志气喘吁吁地跑到剧场找我，小声告诉我一句：“有急事，要你马上回办公室！”我看他那么紧张，自己心里也有点急，所以一走到剧场前厅就问：“什么事？这么急。”
他一句话使我的心猛地一紧——“周总理去世了！”再没有别的话，我赶紧跑向办公室。
当中央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得知了这一消息后，我们就焦急地等待着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
不久，宣传安排传达下来。根据上级精神，整个治丧活动报道，讣告“比康生、董老逝世时多播一些”；文艺节目不停播，而是要少播一些，只在开追悼会那天停止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的纪念文章。
一连串的“不”！听了这样的安排，当时我和其他同志的心中都很不解，一位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总理的治丧报道，规格为什么定得如此之低？！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要求停播文艺节目，要求派记者采访并播出群众的吊唁和纪念活动，等等。种种要求，都没有被采纳。
1976年1月9号凌晨4点12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向世界首次播出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这次治丧活动宣传中，最让我感到痛苦和无奈的是文艺广播的安排。
按照有关规定，治丧期间“文艺节目减少，不是没有”，只通知我们在1月15号举行追悼会的这一天才“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也就是说，治丧期间文艺节目不能停。这让我觉得很为难，这不等于在摧残全国人民的感情嘛！我觉得当时我真是最痛苦的人，一方面为失去总理而难过，另一方面又要强压住心中的悲痛去执行上边的要求。
不过，我们还是一直在做最大的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过多次提出停播文艺节目无效之后，自行决定在9号、10号和11号不安排文艺节目，一次又一次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压力。
挺到11号下午，上级领导直接出马选定和审定文艺节目，并从下午开始编排播出了三组歌曲。而这一天正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而恰恰有一组歌曲正好是在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时播出的。这下子，引起了群众强烈的不满。
我现在还记得一位听众来信中的一段话，大意是：“我终生难忘的不可饶恕的一件事是1月11日，正当周总理的灵车到达八宝山时，为什么电台突然播放歌曲和音乐？当时我没想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以为是敌台呢！我忍着愤怒一直听完，最后一听，果然就是中央台！”一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特别难过，深感愧对周总理，也愧对我的听众。
别主席——最紧张的日子
1976年的9月9日，凌晨5点多钟，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我心里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得到了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
经过紧张、保密、严谨的准备，9月9号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告各族人民书》等内容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事先的安排有序地进行着。可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在第三遍播出时发生了。
谁也没想到，在播出第三遍时出现了严重的播出差错——在哀乐之后应该播出毛主席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但当时广播中播出的却是“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刚一听到这句话，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现在说起来，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很简单。当天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局总编室接到姚文元电话，他说“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要求我们将哀乐由6分钟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
由于时间紧迫，拿哀乐的人情急之中阴差阳错从用过的哀乐中拿了一盘，而这盘录音带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
巧中巧，这盘录音带上只写了“哀乐3分35秒”，给人造成这盘带子“只有哀乐”的错觉。因为当时我正在主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为这件事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在毛主席逝世的宣传报道工作中，转播追悼大会是中央交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项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我当时很悲痛、很紧张、很担心，压力大得快让人透不过气来了！
9月18日，追悼大会举行的日子到了。
上午9点，我和时政记者及播音员就到了天安门做准备工作。
下午两点半，有关方面的领导人陆续登上平台。我在现场忙着试话筒、试线路，同各方联系。我们在现场设有两组话筒，当时两位播音员早就站在话筒前，我站在他们两位的中间，面对广场，面对着100万群众。我的心情极其沉痛，也异常紧张，眼睛紧紧盯着手表。我觉得喘不过气来，腿也在发抖。其实我也多次指挥过实况转播，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气氛和场面。
我这正紧张着呢，忽然听见稿纸的响声，一看，发现播音员方明的手也在抖动。我心里很慌。我不是指挥若定的将军，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必须镇静。我轻声地对播音员说：“不要紧张，沉住气，看我的手势。”其实我心里慌极了！
捱到两点五十分，我打手势示意方明“开始”。我紧张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打开话筒开关，停了一会儿，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播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播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后，我的心才一下落了地，也才发现自己的手里都是汗。
当意识到这次重要的转播已经顺利结束时，我们现场的几个人开始默默地紧紧地握手，大家什么话也没说。哎，一切尽在不言中呵！ 粉碎“四人帮”——敏感的日子
1976年10月6号晚上7点左右，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飚和另外几个人来到了广播大楼。我当时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对他们到来的目的无从知晓。但那天晚上中央台的气氛异常紧张，大家是都能感觉得到的。
自从这几个人进入局里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还有人搬来了被褥，似乎要在这里“安营扎寨”。然后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等等。局里、台里不少人都在议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干新闻的人好奇心强，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的驱使，我赶紧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节目的前哨阵地。
路上我就发现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站在两边，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下特别耀眼。
不一会儿，中联部的两位领导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叫我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
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也不知道在谁手里，我费了半天劲儿，前前后后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的时候，我留意到他们长长地舒了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绝不是一般的大事，肯定和国家的政局有关。当晚11点零5分，邓岗局长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和有关部门领导人的会议。他的发言很简单：“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出现了。一定要把住！”听了这句话，我和在场的人心中一下就有了数。
到了10月7号我们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好播出的准备。
这个时候，敏感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有人打电话到中央台，拐弯抹角地想套点什么消息，但中央台守口如瓶。
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
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不过，这一阶段我的精神是紧张和兴奋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我们组织记者到全国各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我也才真正心情开朗、愉悦了起来。
杨正泉：1940年生于山东肥城。1964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担任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室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等职。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我的1976》；杨正泉口述，铱桤采访）